趙若溪：印度離莫迪想要的“領導型大國”，還差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趙若溪】

五年一度的印度人民院選舉結果將於6月4日公佈，外界普遍認為，莫迪連任幾乎毫無懸念。

如果莫迪順利開啓第三個任期，印度想要成為世界領導者的大國夢想能在這一任期內實現嗎？

莫迪政府的路徑規劃：由經濟強國走向領導型大國

自1947年建國以來，印度始終追求成為“有聲有色的大國”，這一目標自尼赫魯時代起，持續至今。

自2014年莫迪執政以來，印度明確將其國際角色定位由平衡力量（Balancing power）轉變為領導力量（Leading power），並主動創設議程，力求增加國際話語權。與此同時，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 Nationalism）的推行，為印度的大國夢想奠定了極富進取精神的意識形態基礎。印度的外交政策與其推行的世界觀緊密耦合，印度的大國夢想似乎前景光明。

出於地緣經濟的考慮，莫迪政府將強勁的國家經濟力量視為外交政策有效推行的保障。莫迪認為，印度只有成為經濟強國，才能實現由地區強國到領導型大國的蜕變。由此，莫迪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務實的經濟外交政策。

2014年莫迪上台後，宣佈了“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戰略，力求以工業強國，在電子製造、汽車、光伏、製藥等領域實施激勵計劃，啓動了階段性製造業促進計劃、生產掛鈎激勵計劃、和國家基建總體規劃等配套項目。該戰略以擴大對外開放、吸引外資為重點，力圖改變“印度製造”業不振境況，政府為此傾注大量精力。

4月14日，印人黨在發佈的名為《2024年保證書》（Sankalp Patra 2024）的“施政綱領”中繼續提出了一系列提振經濟的舉措，反映了莫迪政府加速製造業增長和創造就業崗位的執政訴求。

但目前看來，“印度製造”的效果不盡如人意。

圖片來源：印媒

以打壓“中國製造”遏制中國註定徒勞

印度對“中國製造”持極大牴觸態度。自2020年起，印度通過提高關税、限制投資和進行税收審查等手段，尋求單方面對華“經濟脱鈎”。

首先，印度不斷提高自華進口玩具關税，導致印度玩具進口量降至原來的四分之一。其次，印度加強了對中國國產手機品牌的税收審查。再者，印度在限制中國投資的同時，推行生產掛鈎激勵計劃，試圖取代中國在印度各細分市場的主導地位。最後，印度大規模禁封中國公司開發或運營的APP，兩年內禁封範圍不斷擴大，被禁APP數量已超400個。

近日，印度外長蘇傑生（S. Jaishankar）更是表示，為了在“經濟戰線上對抗中國”，印度應當不惜一切代價全力發展製造業。

對於印度而言，“印度製造”是無法與“中國製造”完全脱鈎的，因為印度對中國的貿易依賴度很高。印度在供應鏈方面依賴中國產品，如在電子、化工、醫藥等領域中，印度製造業需要中國的原材料和中間產品，在短期內，完全擺脱這種依賴並不現實。此外，印度選擇進口的中國商品具有價格、數量以及貿易效率上的顯著優勢。

因此，雖然印度大力推進對華“經濟脱鈎”，但事實證明成效不佳——2023年，印度對華貿易逆差高達852億美元。鑑於印度經濟對中國的依賴遠大於中國對印度的依賴這一現實，印度在經濟戰線上對抗中國的努力註定收效甚微。

實際上，中印貿易增加才是“印度製造”的必由之路。“工業強國”一直是莫迪政府長期堅持的發展路徑，由此可以預見，印度在發展自身國產能力的過程中，能做的是增加與世界經濟（包括中國）的相互依存度，而不是相反。

“印度製造”的內外困局和民生問題

以吸引外資和提升大國地位為目標的印度經濟外交政策——包括“印度製造”在內，面臨着諸多實施障礙。

首先，儘管印度擁有十億級別的人口，但這一巨大人口規模並未轉化為發展的紅利。社會層面上，勞動力素質與產業需求不匹配、勞工保護制度嚴苛、基礎設施建設落後、工業化進程起步太晚等現狀，折射出政府的國家治理能力、經濟調控能力和社會整合能力的欠缺，由此極大限制了印度現代化發展的能力，導致印度在工業轉型中面臨嚴峻挑戰。

不僅如此，國際市場需求疲軟、全球製造業供給過剩導致的供需失衡，以及逆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使印度製造業的發展進程更加艱難。莫迪想要通過“印度製造”增加就業崗位，但智能時代的到來意味着製造業的就業創造能力降低。

另一方面，印度既想發展本國製造業、釋放本土市場的巨大潛能，又想擴大開放、吸引外資，這是存在矛盾的。印度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平衡好對外開放與本土企業保護的關係，同時，這也考驗着印度的國家治理能力和國內營商環境。因此，莫迪在其第三任期內想要完全解決以上問題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

“印度製造”的國內困局與民生問題密切相關。2024年大選期間，印度人民黨在其公開講話（包括演講和競選宣言）中非常謹慎地迴避了一些核心的民生問題，如失業、物價上漲、羣體極化、少數民族問題等等。其中，失業和物價上漲是選民最為關注的兩大議題。在無法交上滿意答卷的情況下，印人黨選擇了“避免正面承認”策略。

就業是印度選民關注的首要議題。自2014年莫迪就任以來，印度失業率呈現總體上升趨勢，截至2023年，總體失業率達到了8.7%，較莫迪上台前的統計數據幾乎翻了一番。其次，受氣候變化影響，印度農作物產量遭受衝擊，印度“食品籃子”（the Food Basket）中關鍵商品的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糧食價格問題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失業和物價問題既影響了民眾對莫迪政府的信心，也阻礙了經濟社會的發展。

印度社會極化問題同樣嚴峻。由於莫迪對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推行和印人黨的“多數主義”政策，印度少數羣體的生存環境不斷惡化，其中印度穆斯林面臨的困境尤甚。印度少數族裔面臨的社會資源不公、被邊緣化和歧視問題為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

穆斯林與印度教徒對峙，儘管警察在維持秩序，但雙方依舊劍拔弩張，甚至互相扔擲石塊

美國影響下的中印關係

印度在第三方因素的影響下，難以妥善處理對華關係，這也成為莫迪實現大國夢的一大障礙。

美國和巴基斯坦作為重要第三方，影響着印度對華外交。當前，制衡中國是印度外交戰略的主要目標之一，在中美競爭態勢強化的背景下，印美關係持續深入發展。印度龐大的經濟體量、人口體量和發展潛力使其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制衡中國影響力的基石，印度不斷配合美國的“印太”外交，意在獲取美國的軍事、情報和外交支持，在提升自身實力和國際地位的同時，實現遏制中國的戰略目標。

印美主要在兩個共同參與的多邊機制中聯合制華。首先，作為印美防務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和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實踐機制，美日印澳“四邊機制”（QUAD）持續加強其在海上安全領域的協調合作，使南海地區安全環境愈發複雜，增加了中國解決南海爭端的難度。其次，“I2U2”（印度、以色列、美國和阿聯酋）這一區域組織的成立與美日印澳“四邊機制”在中國的東部和西部相互呼應，相互加強，為美國在中東制衡中國影響力提供了新的外交工具。

印度在美國的影響下對中國周邊地區安全不斷髮起挑戰。自莫迪執政以來，印度在南海、中印邊界問題配合美國為中國製造麻煩。美國致力提升其在中印邊界爭端中的影響力，支持印度制約中國。不僅如此，近年來，美日印澳四國在南海多次開展軍演，並夥同英、法、加等國共同參與，致力於擴大戰略合作對象範圍。

此外，印美還在高技術領域擴大合作，意圖抗衡中國的影響力。2023年1月，兩國達成了“美印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iCET），強調在人工智能、通信和半導體等關鍵領域開展政、企、學界的廣泛合作。就此，美國一高官直言不諱地表示，這項倡議的動機之一就是與中國進行地緣政治競爭。

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合作被視為對印度南亞霸權的威脅。因此，印度選擇在軍事、經濟、外交等多方面對沖中巴帶來的戰略壓力。

莫迪上台後，將“鄰國優先”（Neighbour First）作為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長期以來將南亞地區視為其傳統勢力範圍，在該地區展示出強烈的大國沙文主義。中巴經濟走廊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標誌性項目，着力於能源、交通和基礎設施建設，而印度則從地緣政治的視角出發，將該項目視為對其國家安全的挑戰。印度國內媒體夥同許多西方媒體對中巴經濟走廊進行抹黑宣傳，造謠中國製造了“債務陷阱”，並反覆通過官方渠道重申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抵制。

中巴友好被印度視為中印關係的消極因素，由此，印度選擇多種對沖策略進行應對。莫迪政府的對沖戰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參與美日印澳“四邊機制”，推行“印度製造”政策，以及實施“東向行動”政策。

“印度製造”的另一種可能

中印是搬不離的近鄰。兩國同為發展中的大國，同屬南方國家一員，中印本應努力迴歸正常關係，創造雙贏局面，這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同樣也符合印度的利益。

“印度製造”和中國改革開放有着協同共生的條件，兩國製造業的交流和經貿關係的發展有利於雙邊關係的緩和和地區局勢的穩定。然而，受到本國製造業競爭力不足、激進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以及遏制中國的外交戰略等因素影響，莫迪政府難以正確處理開放和保護的關係，也無法以健康的心態看待與中國的經貿往來。

首先，“印度製造”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內涵有着共同點。中國在製造業的豐富經驗可以為印度提供借鑑。中國當前正在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內需和發展服務業，這與印度的經濟優勢互補，兩國可以通過“印度製造”深化交流和合作。

圖為印度海爾浦那工業園廠房（資料圖/新華絲路）

其次，中印經貿依存度的提高將使邊界爭端和地緣政治博弈的影響減弱。在經貿關係領域，雙邊關係趨向“低政治化”，有利於改善中國的周邊政治和外交環境。在區域層面，如果“印度製造”成功，印度製造業的壯大將有利於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的製造業區域集羣。作為亞太地區的重要經濟體和全球化的支持者，中國也將從中受益，共享更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

然而，在與中國對比之下，印度在對外開放的態度上顯得較為矛盾，其開放程度也相對保守。印度於2020年退出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並在“印度製造”政策的框架下對打壓中國產品對印出口，為中國在印企業和對印投資增設壁壘。

這些現象的深層原因在於，莫迪受到國內選票政治和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影響，傾向於貿易保護主義，並且，中印經貿關係的不對等依賴，加入RCEP後可能帶來的對本國製造業發展的衝擊和貿易赤字擴大，使莫迪政府感到擔憂。針對這些問題，莫迪政府需要在提升國家能力的同時，以長遠的戰略眼光處理開放與保護的關係，而不是採取短視和僵硬的策略。

客觀上講，中印在經貿領域的相互依存度呈上升趨勢，印度打壓中國製造和對華“經濟脱鈎”不是長久之計。中印應當共同做大“蛋糕”，而非以零和心態看待兩國製造業的關係。  

總體而言，在國內國外的重重挑戰下，印度由經濟強國到領導型大國的路還很漫長，大國夢難以在短期內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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