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科爾圖諾夫：無論經濟發展還是和平建設，亞洲都可以給歐洲上一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安德烈·科爾圖諾夫，翻譯/馬力】

上世紀90年代初，我第一次來到了哈爾濱，這座掩映在丁香樹林中的城市給我留下的印象是，這座城市正致力於消除俄羅斯殘餘痕跡，這是歐洲殖民主義最後一點影響的象徵。

事實上，這座始建於1898年的城市最初是由中東鐵路線上的一個車站逐漸發展而來的，在其建成後的頭20年裏，哈爾濱具有特殊的治外法權地位，而且實際上已經脱離了首都北京的管轄。長期以來，當地中國人對這段國家主權受到損害的歷史有着痛苦的回憶，而且對這段歷史非常敏感，對此我們俄羅斯人必須接受並給予理解。

然而，在過去的30多年裏，人們的態度似乎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如今，這座城市的俄羅斯歷史遺產獲得了高度重視並受到了精心保護。我在30年前看到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幾乎完全處於被遺棄和荒廢的狀態，而如今已完全修復，聖索菲亞大教堂甚至已經成為這座城市的標誌性建築之一。值得稱讚的是，哈爾濱市政府甚至拆掉了教堂周圍的建築，重現了大教堂廣場當初的盛況。

哈爾濱索菲亞大教堂 圖自IC photo

還有哈爾濱火車站，1909年10月，朝鮮人安重根在此刺殺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如今新落成的哈爾濱火車站新站房汲取了1899年沙俄時代老站房的一些元素，展現出了宏偉的歐洲新藝術風格。

看到這些改變，我可以説：哈爾濱完全有理由把自己定位為中國與北方鄰國進行經濟、文化、教育和人文交流的國家級樞紐城市。

在亞洲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

而對於俄羅斯人來説，哈爾濱也在歷史上牽連着悠久而複雜的中俄關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約一萬兩千名蘇聯官兵為將中國東北從日本佔領下解放出來而犧牲，前些日子俄羅斯總統普京來哈爾濱時，還向紀念這些蘇聯官兵的紀念碑獻花。這位俄羅斯領導人特別注意到了中國為紀念兩國共同的軍事榮耀和兄弟情誼所表現出來的重視態度。這種對歷史妥帖而及時的紀念，不僅適用於中國人，同樣也適用於俄羅斯人。

不可否認，與許多其他國家一樣，俄羅斯人通常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是一場“發生在歐洲的戰爭”。如果你問一個普通俄羅斯人，20世紀最致命和最具破壞性的衝突是何時開始的，他很可能會回答説，應該是希特勒進攻蘇聯的1941年6月22日。知識更淵博或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俄羅斯人可能會回答，第二次世界大戰實際上是在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時爆發的。當然，如果從亞洲的角度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線就大不相同了：日本於1937年7月7日發動了大規模侵華戰爭，而日本對因長期內戰而四分五裂的中國發動的首次進攻，甚至可以追溯到1931年。

同樣，我們通常強調戰爭造成的死亡規模，特別是在歐洲的死亡規模。然而，就總體數字而言，中國（多達2000萬人死亡）僅次於蘇聯（多達2700萬人死亡），遠遠高於所有其他歐洲國家，包括德國（840萬人死亡）、波蘭（600萬人死亡）以及日本（300萬人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和中國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死亡數字，主要是因為侵略者在我們兩國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殘忍，造成了大量的平民死亡。日本人在中國犯下了大規模戰爭罪行，其殘暴程度絲毫不亞於納粹在蘇聯犯下的罪行。我們歐洲人對奧斯威辛集中營或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知道得很多，但對南京大屠殺或日本皇軍航空隊對中國平民實施的化學戰和生物戰卻知之甚少。其中，人們對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隊”的瞭解就更少，這支駐紮在哈爾濱郊區的日本部隊在二戰期間曾殘忍地殺害了數以千計的平民，其中還有約30%是居住在哈爾濱的俄羅斯人。

位於哈爾濱市平房區的侵華日軍第七三一（731）部隊罪證陳列館 圖自IC photo

然而歸根結底，問題的重點並不在於俄羅斯或其他國家的公眾對二戰所產生的誤解。更重要的是，人們應該意識到，二戰在歐洲和亞洲是以不同的方式結束的。在歐洲，德國不僅被迫投降，而且還經歷了非常徹底甚至是痛苦的去納粹化過程。此外，在二戰結束後，德國還不得不經歷了持續40多年的國家分裂。

但在亞洲，日本並沒有受到這種待遇——日本沒有被分裂，戰後日本政府人員的換血與德國相比，可以説實施得更加不徹底而且是有選擇性的。儘管日本政府高級官員曾就戰爭罪行作出了多次道歉，但日本對二戰的整體態度仍然比德國更具爭議性。至少仍然有一些日本人似乎在非常強烈地主張，他們的國家在這場戰爭中與其説是侵略者，不如説是受害者。

然而，當日本政府高級官員參拜祭祀所有日本戰死者（包括已被定罪的戰爭罪犯）的靖國神社時，人們不僅感到擔憂：如今日本人對二戰中自己國家所犯下的戰爭罪行的悔恨，到底有多深呢？

岸田文雄政府在2022年底很容易地推動了日本國防政策的重大轉變，目標是到2027年讓日本成為全球第三大軍費開支國，這顯然表明日本社會現在已經準備好要改變該國二戰後所遵循一系列基本的外交政策原則了。

亞洲的冷戰

可以説，發生在亞洲的冷戰要比發生在歐洲的更加激烈、更加殘酷。是的，在歐洲，蘇聯對匈牙利（1956）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實施了軍事幹預，但就衝突規模、持續時間和傷亡數量而言，這兩場戰爭都無法與朝鮮戰爭（1950-1953）或越南戰爭（1965-1974）相提並論。

在這兩場發生在亞洲的衝突中，都有數百萬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流離失所的人更是不計其數。國家在冷戰中遭到分裂的三個案例（中國、朝鮮和越南）中，只有越南實現了國家統一。中國恢復了對香港行使主權，但仍在努力解決台灣問題；而朝鮮半島的統一看起來仍是一個遙遠的夢。

1961至1975年，美國對越南發動侵略戰爭，是冷戰背景下發生的一場大規模局部戰爭，最終以美國的失敗告終。圖自網絡

歐洲冷戰與亞洲冷戰的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歐洲的冷戰是“經典”的兩極格局——美國和蘇聯分別領導着各自等級森嚴、紀律嚴明、結構完整的軍事聯盟彼此對立。當然，這兩個陣營中都有持不同政見者甚至是背叛者。然而，這些都是極個別的例外，不是普遍情況。

在亞洲，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平衡變得更加複雜，它不僅受到美蘇對抗的影響，而且還受到蘇聯、中國和印度等主要大陸行為體之間非常複雜的關係的影響。這些國家之間曾發生過幾次直接的軍事衝突，如1962年的中印戰爭和1969年的蘇中邊境衝突。

亞洲政治和軍事平衡的複雜性，也為主要行為體與較小的自治權力中心之間的衝突打開了大門，這些衝突並不符合標準的“歐洲”兩極模式——印巴之間在1947年、1965年、1971年和1999年爆發的戰爭，1979年的對越自衞反擊戰，以及1979年-1989年期間蘇聯對阿富汗的軍事介入（在此期間，中國與美國站在一起，支持聖戰抵抗運動）。除此之外，亞洲還發生了許多血腥的內戰，甚至還發生了20世紀下半葉歐洲從未發生過的大規模屠殺平民事件——1965年-1966年在印度尼西亞發生的大屠殺和1976年-1978年在柬埔寨發生的種族滅絕事件，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嚴格來説，冷戰在亞洲至今仍未結束，這種情況正如1989年身陷冷戰的歐洲。造成歐亞這一差異的主要原因是顯而易見的——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從未像包括蘇聯在內的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崩潰、內爆或擁抱西方資本主義。

此外，在亞洲，人們歷來不願意簽署複雜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帶有強制性核查機制的協議，也不願意加入對國家主權有嚴重限制的多邊聯盟。

這就是為什麼儘管東南亞經濟一體化的啓動時間並沒有比西歐晚很多（歐洲經濟共同體可追溯到1957年，而東南亞國家聯盟則於1967年宣佈成立），但歐洲到1992年就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制度化程度較高的經濟和政治聯盟（即歐盟），而東盟至今仍然是一個相當鬆散的、制度化程度相對較低的主權國家共同體。

正因為這一點，儘管不斷努力，但美國仍未能在亞洲建立一個像位於歐洲的北約那樣強大的多邊聯盟。在亞洲南部，為了對抗亞洲的共產主義，華盛頓於1954年成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該倡議從一開始就遇到了許多問題，並在美國戰敗於越南後分崩離析。在亞洲北部，由於首爾和東京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美國試圖將日本和韓國團結在一個共同的安全保護傘下的所有努力都失敗了。

1966年，東南亞條約組織成員國元首在菲律賓馬尼拉國會大廈前合影。圖自網絡

毫不意外，在亞洲，沒有人試圖簽署類似1990年《新歐洲巴黎憲章》的任何冷戰最終解決文件（《新歐洲巴黎憲章》又稱《巴黎憲章》，該文件獲得簽署的基礎是自由民主的價值觀以及在歐洲未來將選擇怎樣的道路問題上各方所達成的共識）。同樣，在亞洲，從來沒有人認真地試圖建立一個像歐洲合作與安全組織（OSCE）那樣的包容性的多邊機構。亞洲各國也沒有致力於進行類似1990年簽署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CFE）或1999年簽署的該條約的修訂版那樣的常規軍控談判，也沒有致力於進行類似於1987年締結的《美蘇中程核力量條約》（INF）以及後來的《美俄中程核力量條約》（INF）那樣的核軍備控制。在亞洲，即便是萬眾矚目的多邊倡議，如2003年-2007年期間進行的關於朝鮮核問題的六方會談，也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果，而且會談很快就終止了。

在泛歐合作的鼎盛時期，許多政治家、學者和記者試圖比較歐洲和亞洲在20世紀下半葉的歷史時，通常會將前者的表現置於後者之上，認為亞洲在二戰後出現了“制度赤字”，即便在1989年冷戰宣佈結束後，亞洲國家也未能消除這一赤字。

然而，在今天看來，如果説歐洲最終在處理其冷戰歷史問題方面比亞洲更成功，那麼這種説法即便不是荒謬的，也是不恰當的。冷戰後歐洲的所有機構——不僅是歐安組織，還有歐洲委員會、北約-俄羅斯理事會、波羅的海國家理事會、黑海經濟合作組織等等——都未能阻止歐洲大陸新一輪的劇烈分裂，而且這種分裂可能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如今，這些機構中的大多數要麼完全停止運轉，要麼失去了泛歐身份。歐洲的核軍控和常規軍控已經幾乎不復存在，《開放天空條約》或2011年《維也納文件》等建立信任的協議也不再發揮效力。更重要的是，兩年多來，在歐洲大陸的中心地帶爆發了大規模軍事衝突，而幸運的是，亞洲的情況要好得多。

歐洲能夠從亞洲學到什麼？

歐洲的確失敗了，然而這一不可否認的事實並不意味着亞洲就一定能成功。今天亞洲的局勢並不穩定——大陸軍備競賽正在加劇，北約正在積極增加其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活動，美英澳三邊集團（AUKUS）正在考慮接納新的成員，而美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建立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也有擴員的趨勢。

大規模衝突可能會在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南海、中印邊境或亞洲其他地方爆發。這些衝突中有許多的確是由外部因素煽動的，但不可否認的是，亞洲大陸內部的問題也是促成此類衝突的因素之一。很不幸的是，即便各國之間經濟高度相互依存，也無法成為保護亞洲各國免於陷入直接軍事對抗的可靠護欄。

這對亞洲安全的未來意味着什麼？首先，最重要的一點是，這意味着認為亞洲將很快構建一個強大而全面的安全體系是不現實的。這種做法在20世紀90年代歐洲最有利的環境下都未能取得成功，在21世紀20年代甚至30年代的亞洲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因為亞洲此時的環境可能更不利於這種雄心勃勃的規劃成為現實。亞洲的大國競爭格局將持續很長時間，這種競爭將對多邊機構的建設造成嚴重的制約。

此外，亞洲太大，同時又太小，根本無法建立一個覆蓋整個大陸的安全體系。説亞洲太大，是因為東北亞、東南亞、南亞和中亞所面臨的安全挑戰並不相同；很難想象用“一刀切”的方式為整個亞洲做出全面的安全安排。

説亞洲太小，是因為亞洲的許多安全問題都與中美關係或俄美關係等全球安全問題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如果不與亞洲域外大國達成全球層面的協議（如在戰略穩定方面），就無法解決亞洲自身的安全問題。在相互依存的現代世界裏，“用亞洲辦法解決亞洲問題”的舊有原則不可能在所有情況下都適用。

現在就為亞洲大陸制定一個長期解決方案可能為時尚早。亞洲的戰略動盪局勢可能還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將使任何試圖在穩定的力量平衡基礎上制定雙方都能接受的遊戲規則的努力變得更加複雜，對不穩定的預期可能會增加軍事衝突意外爆發的風險。

5月27日，第九屆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上在首爾舉行。圖源：法新社

不過，好消息是，與一個世紀前日本致力於通過軍事手段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不同，如今在亞洲沒有人有興趣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今天，在中印之間、印巴之間、朝韓之間的確不時發生衝突或一些危險事件，但這些衝突和危險事件還從未升級到大規模軍事對抗的程度。最近在歐洲發生的戰爭也是一個明確警示，它提醒亞洲國家不要魯莽地出手，否則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

冷戰經驗告訴我們，即使大國關係走上錯誤的道路，保持大國之間溝通渠道的暢通也是非常重要的。保持中美、中印以及亞洲其他大國之間的溝通尤為重要。在潛在敵對國家的雙邊關係中增加透明度、可預測性和相互理解，在這方面做好哪怕是非常小的、漸進的工作，也將是一個重大的成就。在許多情況下，可以在第二軌道層面朝着建立信任的方向邁出第一步，這將為雙方官員富有成效的接觸鋪平道路。

最重要的是，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仍然是亞洲大陸乃至全球戰略穩定的基石。普京總統最近的中國之行以及他與習近平主席的會談，將為進一步推進這一夥伴關係提供新的動力。在上海合作組織（SCO）、金磚國家機制（BRICS）、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多邊框架內加強以安全為重點的合作，將是對這一夥伴關係的有益補充。雖然這些角色互相疊加的機構並不是解決亞洲所有安全挑戰的靈丹妙藥，但只要它們能共同發揮作用，就可以確保亞洲不會陷入歐洲的困境。

2022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上發表講話，提出“全球安全倡議”（GSI）以應對世界上日益加劇的衝突和安全挑戰。中國領導人的這一提議為中國外交部於2023年2月21日正式發佈的《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奠定了基礎。儘管“全球安全倡議”所闡述的原則具有普遍性，可以適用於世界上任何地區，但在亞洲對這些原則進行檢驗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亞洲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區，也是最有活力、最有朝氣的一片大陸。

如今，已經到了不僅在經濟發展方面而且在和平建設方面亞洲給歐洲上一課的時候了。也許，今天的亞洲領導人能夠以非常務實、堅持不懈和負責任的方式共同努力，比他們的歐洲同行或一個世紀或半個世紀前的政治家們做得更好。

亞洲的機會之窗尚未關閉，歷史的終局尚未到來。現在是結束亞洲冷戰的時候了——不是像1989年在歐洲那樣轟轟烈烈地結束冷戰，而是像習近平主席所説的那樣，通過一系列經過精心安排的漸進和謹慎的步驟，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所有人對這一偉大事業負有共同的責任。正如人們常説的一句俗語，勝利不需解釋，失敗不容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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