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尼爾森：糧食即權力，美國的巨大權力來源於……-斯科特·雷諾茲·尼爾森

上週，烏克蘭糧食貿易商聯盟UGA將其對烏克蘭2024年糧食和油籽總產量的預測，從之前的7610萬噸下調至7460萬噸。作為全球主要的糧食和油籽種植國和出口國，自俄烏衝突以來以來，烏克蘭收成有所下降，失去了該國農業部門總潛力的約30%，近20%的農業用地被佔用。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2023年年底發佈報告稱，2019年以來，受疫情、氣候衝擊與戰爭影響，全球新增飢餓人口超過1.22億。俄烏衝突雙方圍繞事關烏克蘭小麥出口安排的《黑海谷物倡議》持續博弈，再度驗證了那句經典的判斷：糧食即權力。戰爭從來與糧食息息相關。

在中譯出版社的新書《小麥戰爭：穀物如何重塑世界霸權》中，美國曆史學家、作者斯科特·雷諾茲·尼爾森以歐洲的小麥貿易興衰為線索，探索了穀物重塑世界霸權的歷程，並揭示了：通過努力控制這些貿易路線，可改變世界強國之間的力量均勢。

觀察者網就《小麥戰爭》一書及相關話題與尼爾森教授對話，以下為對話內容整理。

【文/觀察者網 郭涵】

觀察者網：首先，能否同我們的讀者簡單分享一下，為什麼選擇小麥作為本書的研究主題？是什麼讓您決定從敖德薩這座城市開啓研究之旅？

**尼爾森：**這説來話長，大約是在1986年吧，當時我在寫一篇榮譽論文，主題是1873年的金融危機。那場危機波及全球，美國曆史學家從鐵路大亨的興衰來解讀，德國曆史學家從房地產泡沫的角度進行解讀，奧地利歷史學家則從銀行倒閉潮的角度解讀，而俄羅斯歷史學家也有不同的角度。當我閲讀第一手信源資料，也就是那些鐵路大亨的信件往來時，我發現這場危機與小麥有很大的關係。來自美國的廉價小麥擾亂了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引發許多金融問題，比如匯票無法兑現，人們無法完成交易等等。

於是我對小麥的話題產生了興趣。許多年以後，當我已經寫過不少這方面的文章後，我突然發現自己無意中“剽竊”了一位1880年代共產主義作家的觀點，他基本上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認為影響那場危機的核心因素是小麥。美國當時已經成為一個小麥出口大國，這對歐洲乃至全世界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的名字叫帕爾烏斯（Parvus），來自敖德薩。他基於對敖德薩的觀察得出了這個結論。

帕爾烏斯影響了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更廣義地説，我之前主要是從研究金融危機的角度入手，認為這是一次較小的衝突、試圖探討一場金融危機的起源。我並沒有從帝國的興衰與擴張路徑的視角研究這個問題，但帕爾烏斯的作品幫助我從宏觀的地緣政治框架進行思考。

同尼爾森教授交流 視頻截圖

觀察者網：部分中外研究者會從制度比較的視角論證，相比東亞地區，工業革命註定會先在歐洲開花結果，比如他們強調關於民主體制的敍事。但您在書中第四章與第七章拋出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強調了致病疫黴（Phytophthora infestans）、美國對歐洲的廉價小麥出口與信貸體制創新等影響因素的作用。這能否對“西方民主帶來工業革命”的觀點構成替代性解釋？

**尼爾森：**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主要考慮的是更宏觀層面的地緣政治視角，主要考察對象是各國經濟，包括歐洲與大西洋的貿易路線網。

我同意書中給出了另一種解釋，認為民主是解釋歷史發展的核心因素的觀點非常地以自我為中心。歐洲學者，但尤其是美國的學者斷言，一切美國發生的事情才是推動歷史向前進的原因。我不確定1870年代的美國民主是否如其他人説宣稱的那樣完善，他們堅信文化或政治的因素才能對歷史提供解釋。

我並不同意這一點。我認為當時開放國際糧食交易市場的因素非常關鍵，最重要的是各國能夠在交易中發揮比較優勢——這是我從經濟學家的角度會提出的觀點。與此同時，諷刺的是，令這一切成為現實的契機是美國面對的一場大麻煩——美國內戰中，北方軍為了滿足後勤需求，在國內開闢了四個相互競爭的鐵路走廊，為軍隊運糧。

許多英國與歐洲學者也會吹噓自由貿易的因素，他們堅持自由貿易一定會帶來經濟增長之類的觀點。但我認為，如你在書中讀到的，西歐的自由貿易實際上是一次馬鈴薯黴菌（事實上應該叫水黴菌）導致的疫病的結果。這讓當時窮人賴以為生的馬鈴薯產量大受打擊，引發了1846年至1847年的嚴重饑荒，以及稍早一點爆發的愛爾蘭大饑荒。正是這些因素迫使西歐國家決定開放經濟，追求自由貿易。正如當時一位英國政治家的名言，我們開放貿易邊境是為了避免爆發革命。

在19世紀的西歐，致病疫黴導致的饑荒間接推動各國開放貿易與引進小麥。圖自：《美國馬鈴薯研究雜誌》

在我看來，那些國家決定開放貿易，允許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生產與交換對他們來説最容易產出、利潤最高的產品是正確的做法。但這一切都源於一場意外，其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已經在地球上存在了3300萬年的生物，一種寄生在馬鈴薯上的水黴菌。

觀察者網：除了疫病與黴菌，書中也詳細記述瞭如帕爾烏斯、彼得 H.沃森等“小人物”對歷史走向所產生的影響……

**尼爾森：**確實如此，有時候不一定是偉大的領導者，而是普通人也能推動歷史的進程，比如理解軍隊如何贏得戰爭的前律師，或者是利用手上資源試圖推翻沙皇統治的共產主義商人等等。這兩位歷史人物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理解物流與貿易網絡對國家和帝國在國際經濟中崛起的重要性。

觀察者網：您書中的一條敍事主線是沙俄與美國先後崛起、圍繞成為“歐洲糧倉”開展的競爭。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説，這種競爭存在必然性嗎？

**尼爾森：**確實有一些更深層的東西將世界聯繫起來。比如説，公元700年左右，拜占庭帝國穩居君士坦丁堡，控制了從黑海到地中海和歐洲其它地方的貿易通道，這對帝國的延續至關重要。沙俄的凱瑟琳大帝十分清楚這個貿易咽喉對俄羅斯崛起的重要性，當她思考這個問題時，古道已經存在了超過1000年了。她理解地緣政治，思考着要如何為俄羅斯打通這條貿易通道。凱瑟琳會説希臘語，把自己的孫子取名為君士坦丁，就是期待有一天能佔領那座城市。可惜她早早去世，未能盼到那一天。

所以，這裏面絕對存在着基於對悠久歷史、甚至自上古時期存在的貿易路線的深刻洞察，以及地緣政治層面的思考與戰略規劃框架。通過佔領黑海北岸、在敖德薩建立港口並對外出口小麥，凱瑟琳大帝讓俄羅斯從1780年她治下的一個相對落後的歐洲勢力，發展到她去世後，到1820年代已經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大國之一。

觀察者網：19世紀中期在芝加哥建立的小麥“期貨合約”機制，推動了歐洲城市人口的增長與工業革命發展。直到今天，全球大宗商品期貨市場依然深刻地影響着許多國家的國計民生。結合歷史來觀察現實，比如俄烏衝突對全球南方國家糧價的衝擊，我們可以對大宗商品期貨市場的重要性得出哪些結論？

**尼爾森：**這是個好問題，也不容易回答。我認為從20世紀90年代直到今天，俄羅斯都渴望在本國建立一個糧食期貨市場，但沒有成功。目前有一個全球期貨市場，絕大部分的交易都是在芝加哥、中國香港或日本等其它地方進行，我們並沒有看見一個聖彼得堡期貨市場的存在。

一旦美國率先在芝加哥建立起完善且高效的期貨市場，那麼其它國家就會紛紛效仿，否則他們就會面臨被別國利用那個期貨市場的風險。如果一個國家因為期貨市場的原因而無法掌握國內的價格變動，這會對市場穩定產生消極影響。

我認為，某種程度上來説，俄羅斯正面臨這樣的問題，他們決定中斷與ADM、嘉吉（Cargill）等參與糧食期貨市場的大公司的業務往來。他們想要在控制與塑造糧食期貨市場的同時，確保自己在高價位賣出糧食。對俄羅斯政府來説，要接管一個相當成熟的糧食期貨市場、獨自處理全部的交易是非常複雜的一件事。但眼下，俄羅斯政府正在派出交易員參與到各地的交易中。

這是一項複雜的工作。如果讓我來給巴西、阿根廷或者澳大利亞等其它主要的小麥出口國提建議，我會説，如果有一個健康、活躍的期貨市場，就應該參與其中，同時要建立自己的市場機制，而不是放任別的地方的市場影響本國的糧價。

通過拆分匯票、買斷市場，聯邦軍簽訂的期貨合約打破了少數商人對軍糧供應的壟斷，對贏得美國內戰起到重要作用

價格發現（price discovery）的過程會出現在最接近全球期貨市場的地方。比如，目前至少在小麥領域，價格發現的過程首先是在美國決定，然後傳導向全世界各地，每個市場參與者都試圖儘快獲得關於價格的信息。

然而，如果打算從期貨市場退出，完全不參與交易，實際上又會造成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價格協調、交易進行到一半出現保險問題等等。當然，我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期貨市場交易機制也不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但我確實能意識到，這個期貨交易體系掌握了巨大的權力。

對於其它國家來説，最好的方式是某種市場的組合。比如歐盟開創了允許較小的成員國相互協調價格的機制，這非常有效。中國至少從1978年開始就致力於完善國內與國際糧食市場的接軌。這裏不必多談論政治，以我個人的學術經歷與背景而言，我可以算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但我同樣相信市場對於價格發現的過程非常重要，這有利於政府的規劃，我認為市場和政府的作用是可以被結合起來的。

觀察者網：您的書中主要討論了敖德薩與歐洲、跨大西洋地區的糧食貿易體系。結合當前的俄烏衝突以及世界主要產糧國的多元化發展趨勢，您認為敖德薩對俄羅斯乃至全世界糧食市場的重要性會出現變化嗎？

**尼爾森：**我認為巴西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案例。這個國家可能擁有最接近敖德薩的地理條件，那裏同樣有一個毗鄰着廣闊平原的深水港。冬天，山上的積雪融化後流到平原，提供了獨立的水源，令當地非常適合種植小麥。由於小麥的每磅價格十分便宜，你可以將它們傾倒至運糧船上，駛向全世界。敖德薩處在一個非常有利的區位，而巴西近年來對其港口的擴建，在我看來令這個國家幾乎具備了堪比敖德薩糧港的獨特優勢。

我並不知道烏克蘭戰爭會是什麼走向，但在寫書的過程中，我確實某種程度上預測了這場戰爭將會爆發。我在書中寫道，除非控制烏克蘭，否則俄羅斯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超級大國。我當時並不是在做預測，但我確實認為，為了出口它所生產的大量小麥，俄羅斯只有一個優良的深水港可供選擇，那就是敖德薩。

俄羅斯是全世界第一大小麥出口國。新羅西斯克也是一處優良的港口兼軍港，但那裏距離俄羅斯在該國北部的小麥產地太遠了。而且，新羅西斯克所在的亞述海水域太淺，不適合重型運輸船。事實上，當俄羅斯在2014年併入克里米亞後，它從過去僅擁有1座深水港口一下子變成擁有5座。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克里米亞對俄羅斯如此重要，那裏的深水港能幫助俄羅斯出口小麥和其它大宗商品，包括原油、菜籽油、化肥等等，但小麥是最依賴深水港的貨物。

19世紀的敖德薩港口

所以，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地區為俄羅斯提供了更多深水港。我印象中烏克蘭大約有27個這樣的深水港口，因為它就在黑海邊上，有非常寬且深的河流，這些港口的條件十分優良。在我看來，就算烏克蘭失去了這些地區，它依然可以是一個重要的產糧大國，因為烏克蘭的產糧區距離港口更近。我們看到，自1999年以來，俄羅斯的小麥出口快速增長，但是從2010年左右開始，烏克蘭的小麥出口增速更快。如果這場戰爭沒有爆發，烏克蘭的小麥出口有可能在2030年之前趕上俄羅斯。

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非常重要的小麥出口大國。烏克蘭對小麥生產的基礎設施做出了明智的投資，所以他們的出口價格有可能比俄羅斯更便宜，至少運輸成本會更低。從這個意義上説，烏克蘭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小麥大國。有人曾經讓我預測未來的長期發展趨勢，我説，要預測500年後誰是歐洲最重要的國家，如果那時烏克蘭的重要性超過法國、德國等國家，這一點都不會讓我感到驚訝。只要人類依然需要依靠穀物生存，也就是小麥，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人類對石油的依賴程度可能會下降，但糧食的重要性會越來越高。

觀察者網：您關於“糧食就是權力”的論述讓許多中國讀者深有共鳴。當然，書中也提到了這些論述受到中國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觀點的啓發。如何評價這種影響？

**尼爾森：**某種程度來説，我借鑑了1760年代到1779年代歐洲重農主義者（physiocrts）的論述，他們從中國孟子的思想中尋找靈感，思考應如何建設一個理想中的國家。

這帶有非常鮮明的中國式色彩，也就是輕徭薄賦，應該對地主、工商業者徵税，而不應該對農民徵税，這樣才能維持一個穩定與幸福的社會。《孟子》一書在混亂多災的戰國時期寫就，孟子認識到擺脱亂世的方向，那就是把農民放在最需要重視的地位，儘量不要去折騰他們。

所以，諷刺的是，法國人從孟子的思想中提煉出了一種獨立經濟模式，許多我們在經濟學中用到的術語，其實都同法國的重農主義者有關，而它們實際上是來自中國的思想體系，我想這真的體現了中國人對農業重要性的認識。

以深受重農主義思想影響的法國為例，他們覺得國內有太多拒絕納税的領主，他們想要改變糧食價格機制，停止限價，允許價格波動，據説這是在中國通行了數千年的做法。諷刺的是，他們變得更像（他們眼中的）中國，改革給法蘭西帝國帶去了一定的成功，但卻引發了政治動盪。糧食價格的劇烈波動間接引發了法國大革命，事實上，這樣的事情在歐洲經常發生，我想在沙俄、清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美洲也經常發生這樣的事。

我的編輯對我説，你會説德語、俄語和英語，能閲讀這些語言寫下的資料，但你不會説中文，也許先不要從研究中國開始？但我想，某種程度上説，用沙俄與美國作比較是更合理的，因為它們大約在同時代先後成為了全球糧食出口的帝國。從中國的角度來説，它當然比美國、歐洲處在更長時期的穩定中，也更加強調農民對帝國延續的重要性。而我認為，當西方人意識到這個來自中國的主張時，它意外地解鎖了歐洲、美國與俄羅斯的一些實力。

觀察者網：您在《小麥戰爭》一書中文版的序言中提到了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性和歷史性，結合您的研究視角，能否展開聊聊這方面的看法？

**尼爾森：**我最早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聽説了關於“一帶一路”的概念。基於過去的預測，也就是對19世紀危機的研究，我意識到金融危機正在爆發。在19世紀，美國是給全世界平減物價的國家，美國生產的廉價商品出口到全球各地。

而在21世紀，中國是那個給全世界平減物價的國家，中國生產的商品讓其它地方的商品都面臨降價壓力。短期來看，我認為這種拉低物價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為它總是會讓人更難償還債務。但從長期來看，這對所有人都有利。因為彼此之間的依賴性越來越高，大家日漸融入一個聯繫密切的全球市場。我曾預測，考慮到中國對美元的擔心，他們會在國際貿易中逐漸降低使用美元的比重，增加人民幣的比重。

然後我發現，中國開始創建某種類似美聯儲的機制，放出去的貸款建立在後來被稱為“一帶一路”的倡議上。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戰略，創造了一個與全世界相聯繫的全球金融體制，就像美國的美聯儲、英國的英格蘭銀行，這對於加深中國與全世界的聯繫、發展中國實力非常重要。何況，如果你能壓低商品價格，每個消費者都會開心，對吧？

這裏我想説説帕爾烏斯，他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但他認為，全世界並不是只有一家工廠，而是有一系列的工廠。並不是一定要靠壓榨工人來獲得比較優勢，也可以通過降低物流成本來實現。如果能做到後一點，那麼對每個人都是有利的。這方面的發展潛力非常大，他甚至認為可以實現普遍的每天8小時工作制。

亞歷山大·帕爾烏斯（1867—1924），曾資助青年土耳其黨人革命與俄國革命，他的部分經濟觀點對羅莎·盧森堡、列寧與托洛茨基產生了很大影響

我知道美國和歐洲有些人非常恐懼“一帶一路”倡議，但我覺得這是件非常好的事。“一帶一路”倡議打通了與中國的連接，能夠降低物流運輸成本，後者正是帕爾烏斯主張的，進而實現更高層面的勞動分工，並且降低糧食等大宗商品的運費。

而我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看法比帕爾烏斯更進一步，我認為這是新時代的“黑色之路”（沿着因古爾河出發，連接黑海各港口至基輔與茲巴拉日的烏克蘭貿易古道，觀察者網譯註），讓中國連接到越南、亞洲和全世界那些被過去的國際經濟排除在外的地方。這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值得稱讚的一次壯舉，就算我的美國朋友會抱有懷疑的看法，我也要這麼説。

觀察者網：很高興與您交流。不知是否願意分享您下一部作品的大致研究方向？

**尼爾森：**我每學期都在佐治亞大學教授美國曆史調研這門課，研究從1492年到1865年的美國（美洲）。我總是會關注廣義上的成癮物（drugs）的全球遷移歷史。我打算按照《小麥戰爭》（Ocean of Grains）英文標題的模式，暫時將下一本書命名為“成癮物之海”(Ocean of Drugs）。這並不是指鴉片、大麻那種東西。我感興趣的是那些穿過血腦屏障，改變人的行為並帶有成癮特徵的分子。

咖啡、糖、可可豆與煙草有着相似的需求曲線，一旦需求開始激增，就停不下來了。如果你停止攝入這些東西，你會立刻感覺到不同。我認為歐洲人最早開始研究這些成癮物，從可可豆開始。他們在美洲的阿茲特克帝國發現了可可豆，試圖找到具有類似效果的東西，後來是茶葉與咖啡。這些東西會刺激大腦中的同一個地方，帶來血壓升高之類的影響。

我感興趣的研究主題是，人們如何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那些與蔗糖、尼古丁和咖啡因相關的分子帶向世界各地，比如跨越大西洋。從美國向歐洲輸送商品的過程實際上更為複雜。歐洲人從也門的摩卡港偷走咖啡豆、從印度偷走茶葉，通過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將其移植到歐洲，並在温室中培養。等他們弄明白作物的習性後，又把這些東西運到加勒比海沿岸大規模種植，還把黑奴強徵去加勒比海諸島。

我感興趣的是1492年到1790年之間的歷史，即這些成癮物的跨洋運輸如何令在美洲的海外殖民與擴張成為可能。當然，這個過程也伴隨着黑奴貿易等等各種可怕的歷史。這就是我下一本書的研究主題。人們可以攜帶分子，將其傳播到很遙遠的地方。但是在1800年之前，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無法做到遠距離運輸糧食。

《小麥戰爭：穀物如何重塑世界霸權》/（美）斯科特·雷諾茲·尼爾森著；黃芳萍譯。北京：中譯出版社，20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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