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薩里&韋倫菲爾斯：阿拉伯世界中的西方諮詢公司-達烏德·安薩里、伊莎貝爾·韋倫菲爾斯
guancha
【文/達烏德·安薩里（Dawud Ansari） & 伊莎貝爾·韋倫菲爾斯（Isabelle Werenfels），翻譯/慧諾】
充滿活力的社會、蓬勃發展的經濟和雄心勃勃的國家——這是沙特阿拉伯2016年通過的整體轉型計劃“2030願景”的三大核心主題。然而，與巴林的“2030經濟願景”和摩洛哥的“綠色摩洛哥計劃”一樣，沙特的計劃並非完全由本國設計，而是與國際諮詢巨頭麥肯錫共同制定的。
這些諮詢公司，如麥肯錫、博思艾倫和波士頓諮詢等，都是起源於西方的全球性營利性諮詢機構。它們被公共決策者聘請來設計、實施和評估改革項目。此外，“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德勤、安永、畢馬威和普華永道——也涉足了公共諮詢領域。
沙特新未來城（NEOM）概念圖 圖源：互聯網
在阿拉伯世界，這些諮詢公司發揮着獨特的作用。首先，項目規模龐大。例如，沙特是波士頓諮詢集團的最大客户，其諮詢服務支出在2022年大幅增長了17.5%，達到近20億歐元。其次，儘管摩洛哥、約旦和埃及等較不富裕的國家不像富裕的海灣國家那樣頻繁聘請諮詢公司，但阿拉伯政府對諮詢公司的授權範圍和制度化程度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通過這些國家願景，顧問們掌握了方向盤，引領着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
諮詢公司的參與不僅限於戰略制定。例如，波士頓諮詢集團是埃及第27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獨家顧問，正在協助調整摩洛哥的社會保障體系，並在沙特阿拉伯7000億歐元的公共投資基金管理中發揮着重要作用。
然而，讓諮詢公司如此深度參與是有代價的，不僅在經濟上，還在政策實施的合法性和質量上。此外，這可能會在許多方面阻礙當地的發展。同時，諮詢公司的活動也對歐洲產生了影響。這些公司在透明度和問責能力方面存在侷限，但它們已滲透進入外交和發展政策，甚至進入了國防領域。例如，20多家西方諮詢公司，包括普華永道、安永和麥肯錫，是阿拉伯海灣國家網絡安全領域的主要參與者。博思艾倫的中東分部（現已出售給競爭對手）為沙特皇家海軍提供支持。
總之，雖然諮詢公司在阿拉伯世界發揮着重要作用，但它們的深度參與也帶來了一系列挑戰和問題，需要在經濟、政策實施、當地發展以及國際影響等多個方面進行權衡和考量。
諮詢公司：阿拉伯世界的“影子統治者”
在中東地區，外國主導的政策制定有着悠久的歷史，其根源可追溯到殖民時代。1926年，英國王室作為間接統治策略的一部分，為巴林政府指定了一名“顧問”。這位顧問實際上擁有統治者的權力，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願塑造這個國家的未來。
這種顧問制度後來也被引入到鄰近國家，儘管其範圍和成效各有差異。1957年，儘管沙特阿拉伯從未正式成為殖民地，但該國卻迎來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授權的外國顧問。這標誌着沙特開始接受外部專業意見，以推動國家發展。僅僅十多年後，即20世紀60年代末，沙特王國的首個發展計劃由一支美國專家團隊制定。這支團隊中包括了來自斯坦福大學的專家，他們為沙特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寶貴的知識和經驗。隨着時間的推移，現代諮詢公司也開始在該地區活躍起來。例如，普華永道宣稱自己在中東地區已經活躍了40多年，為各國政府和企業提供戰略諮詢和管理服務。
如今，諮詢公司、當地精英、統治者以及西方國家的行為者都在一個流動而動態的利益和相互依賴的網絡中互動。
（一）諮詢公司的動機
諮詢公司的動機始終是盈利。他們策略性地瞄準那些願意接受外部建議的政府官員，以獲取合同。例如，麥肯錫公司，除了在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的業務外，在21世紀初還向也門和利比亞統治者的兒子們示好。這些未來的權力繼承人將麥肯錫的改革議程視為在正式掌權前塑造自己作為進步領導人形象的機會。在摩洛哥，諮詢公司的參與不僅限於政策制定。它們還參與了“綠色摩洛哥計劃”，以及由現任總理和前農業部長——該國最富有的商人之一，與國王關係密切——領導的社會保障戰略。
然而，諮詢公司的作用遠不止於制定概念、戰略和立法。通過監督項目的實施、監測和評估，它們積累了足夠的影響力，使自己成為準國家行為者。事實上，沙特官員非正式地將經濟和計劃部稱為“麥肯錫部”，這反映了諮詢公司在政策制定中的深遠影響。在某些情況下，諮詢公司甚至會創建新的國家機構或取代現有的機構。美國最大的建築和工程公司之一，柏克德工程公司（Bechtel Corporation），與沙特王室關係密切。該公司受命建立並運營沙特的國家項目管理組織（Mashroat）。該組織的任務是監督國家轉型計劃下的基礎設施項目的跨部門資本支出，這進一步凸顯了諮詢公司在國家發展中的關鍵作用。
沙特國家項目管理組織（Mashroat）同沙特環境、水資源與農業部簽訂合約 圖自：沙特通訊社
（二）當地利益相關者的動機
在中東地區，諮詢公司的運作方式往往伴隨着權力的集中和重新分配，這經常引發中層管理人員和其他感到被繞過或被忽視的當地參與者的抵制。
然而，諮詢公司的參與也為新興的當地利益相關者提供了機會。這些新興力量通常更年輕、受過西方教育，並傾向於經濟自由主義。他們往往積極推廣諮詢公司的理念，不僅為了推動自己的經濟和社會文化改革議程，也是為了獲得影響力和認可。
據諮詢公司稱，他們在該地區的客户和聯繫人通常本身就是跨國公司的前僱員或西方著名MBA項目的校友。這種背景使得諮詢公司在推動其政策和項目時，得到了當地精英的支持和認可。這些新興利益相關者通過與諮詢公司的合作，不僅能夠獲得經濟上的利益，還能夠在社會文化領域推動改革，從而在國家的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譯者注：這種模式表明，諮詢公司在中東地區的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不僅僅是“西方”勢力單向的強加，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與當地精英和新興利益相關者形成了互動和合作的關係。）
（三）統治者的動機
阿拉伯世界的統治者出於多種原因聘請諮詢公司。他們對“進口知識”的偏好，往往超過了對本地專業知識的重視。這種傾向可以追溯到殖民時期，當時阿拉伯決策者將進步和現代化與外部知識緊密聯繫在一起。
聘請顧問通常被解釋為缺乏人力資源或專業知識的一種補救措施，但這種説法與該地區的實際情況並不完全吻合。事實上，阿拉伯世界正面臨高失業率的問題，包括高技能工人。與此同時，阿拉伯海灣國家正在推動勞動力國有化。從阿曼到摩洛哥，越來越多的優秀地方機構和專業人士正在崛起，他們具備制定公共部門戰略的能力。然而，即便存在這些本土的專業知識和能力，政府往往不會給予足夠的重視，除非這些知識或建議得到了諮詢公司的認可。這種現象導致了一個矛盾的局面：即使是來自該地區並居住在國外的專家，也經常抱怨他們被要求無償貢獻自己的專業知識，而且他們的影響力非常有限。這與諮詢公司在政策制定中所扮演的角色形成了鮮明對比。
諮詢公司通常被視為現代化和改革的象徵，他們的建議往往被認為具有更高的權威性。這種權威性部分來自於他們的國際聲譽和專業形象，也部分來自於他們與國際金融機構和多邊組織的關係。這些諮詢公司能夠為政府提供一種看似客觀和科學的視角，幫助政府制定政策和戰略。
在阿拉伯世界，統治者們通常認為西方的諮詢機構具有“中立性”，而對當地的企業和專家則持有懷疑態度。這種懷疑源於該地區普遍存在的商業和科學政治化現象，即便是學者和私營企業家也難以擺脱國家議程的陰影，常常被視為其國家的政治代言人。
統治者們引入外部諮詢力量，按照經典的商業邏輯，首先是作為克服內部阻力的手段，以推動具有爭議性的全面經濟和社會轉型或行政改革等舉措。（譯者注：這種做法在歷史上有其先例，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的壓力下，引入了結構調整計劃，這些計劃往往由國際諮詢公司設計和監督。）
諮詢公司對統治者的主要吸引力之一在於它們能夠以較低的公眾關注度行事。項目的規模、成本和本地信息來源往往不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這種低調的做法使得客户能夠隱藏決策過程和相關數據，有時甚至對本國政府的其他成員保密；它還允許統治者將公眾參與限制在最小程度，避免對其“內政”的外部干涉。正是這種不透明性，使得諮詢公司在阿拉伯領導人眼中比國家資助的西方發展機構更具吸引力。這些發展機構，如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以及西方其他政治基金會，其援助目標通常與諮詢公司的服務重疊，但它們更傾向於促進民主和西方價值觀。與這些機構相比，諮詢公司更容易在不受規範議程或政治條件限制的情況下，根據統治者的意願安排項目和活動。
（四）國際機構和西方政府的動機
國際機構和西方政府通過各種方式直接或間接地為中東地區更多地使用諮詢公司提供激勵。他們視這些公司為中立的，甚至與自己志同道合的參與者，認為它們能夠按照西方規範運作，避免地方裙帶關係和政治議程的干擾。這種看法部分源自對客觀性的重視，捐助機構往往強調計量經濟學等量化方法，以確保政策和項目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儘管對國際發展的“衡量”存在重大缺陷，特別是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推動下，但這種做法確實為國際諮詢公司帶來了優勢。與國家資助的發展機構相比，這些諮詢公司通常更有能力滿足國際捐助者對量化評估和項目管理的要求。
2024年4月28日，世界經濟論壇全球合作、增長和能源促進發展特別會議在利雅得舉行 圖自：視覺中國
諮詢公司制定的計劃通常享有較高的國際信譽，這使得與它們簽約的國家更有可能獲得外部改革資金。此外，與知名諮詢公司合作還可以提高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和信譽，從而降低公共債務成本，為財政激勵措施提供了操作空間。
西方發展機構和國際組織本身也經常承包諮詢服務。例如，在突尼斯，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與德勤合作，旨在將女性納入勞動力市場；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則資助普華永道開展財政改革項目。在約旦，西方發展機構也經常向諮詢公司提供合同，以支持各種發展項目。此外，捐助國經常聘請諮詢公司評估國家資助的發展項目。在也門，自衝突爆發以來，外部參與者的職責範圍已從財務審計擴大到項目監督。
西方諮詢公司造成的實際後果
聘請國際顧問在某些情況下是有其合理性的——例如，當某地專業知識不足、需要解決系統性問題或發展機構缺乏靈活性且無法採用現代方法時。然而，將顧問納入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也伴隨着顯著風險。這一點在世界其他地區和不同政策領域的研究和審查中日益受到關注，如最近在非洲氣候峯會背景下的討論所顯示的（譯者注：非洲首屆氣候峯會主辦國肯尼亞受美國諮詢公司麥肯錫影響，提出將非洲定位為氣候危機解決方案的提供者而非受害者，反對者認為這種敍事反映的是西方而不是非洲的立場和利益）。阿拉伯世界的情況尤其複雜，部分原因在於獲取相關信息的渠道受限。
通過對學者、政府官員以及前任和現任顧問的採訪，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瞭解阿拉伯世界公共部門使用顧問服務所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政策合法性的缺失、服務質量的不足以及可能阻礙發展的障礙。
（一）缺乏合法性
缺乏合法性是國際諮詢團隊在阿拉伯世界工作時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為了迅速而靈活地取得成果，諮詢團隊通常以小規模、高效的團隊形式開展工作，這些團隊能夠優先接觸到關鍵的利益相關者。這些顧問往往是從國外飛來，在公眾視線之外進行工作，這種做法雖然可以加快進程，但也可能導致與當地社區的脱節。
在某些情況下，顧問可能會根據自己的意願諮詢當地的政治、行政、學術和民間社會的參與者，但這種情況並不常見。通常，公眾被排除在這一過程之外，這導致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和民主參與，進而引發合法性和主人翁意識的缺失。
在整個阿拉伯地區，對政治進程和公共倡議的參與已經受到嚴重限制，而諮詢機構往往回避現有機構，這種做法破壞了國家合法性。這一點在獨裁政權中尤為重要，因為在這些國家，政策的成功往往比誰制定了它更為重要。缺乏主人翁意識會使政策實施變得複雜，尤其是在更廣泛的轉型過程中。當政府和公民不認同正在採取的行動時，就會出現合規問題。
蘭德公司試圖改革卡塔爾的K-12教育系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是諮詢干預失敗的典型案例之一。改革開始實施十年後，由於持續的批評和缺乏足夠的成果，改革不得不部分撤銷，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教師在改革過程中的參與不足。（譯者注：2003年，美國蘭德公司受卡塔爾委託，對卡塔爾公共教育體系進行全面改革。蘭德最終撰寫的報告《新時代的教育：卡塔爾K-12教育改革的設計和實施》提出了全面的建議。對改革的批評包括未能吸引更多卡塔爾國民從事教師行業、缺乏對校長的支持、未能提高公立學校的成績等。2013年，卡塔爾宣佈結束與蘭德的合作。）
蘭德公司為卡塔爾撰寫的公共教育體系改革報告 圖自：互聯網
（二）糟糕的服務質量
諮詢服務的質量是評估其對阿拉伯世界影響的關鍵因素。諮詢公司在運營中面臨一個根本性的制約因素：為了獲得新合同，他們需要確保客户滿意。而客户通常尋求的是那些能夠肯定其既定方針的結果，而不是那些從根本上挑戰現有政策或做法的建議。
在阿拉伯世界，當地官員和學者經常批評諮詢服務的質量。他們指出的問題包括：提出的建議缺乏可信度、最終產品中的PPT內容過於膚淺、報告內容前後不一致，甚至在數據和事實處理方面存在嚴重錯誤。
2011年，摩洛哥經濟學家對主要由麥肯錫起草的“綠色摩洛哥計劃”提出了嚴厲批評。該計劃被認為缺乏對摩洛哥具體社會經濟環境的深入理解和適應。自那以後，儘管諮詢合同仍然廣泛存在，但政府幾乎沒有就公開授予諮詢合同一事發表任何聲明。
在阿拉伯海灣國家，官員們注意到，一些諮詢報告存在問題，如部分或全部內容是為其他國家提供的可交付成果的逐字複製，有時甚至沒有刪除原始接收國的名稱。這種情況不僅暴露了諮詢公司在定製化服務方面的不足，也反映了對當地特定需求和條件缺乏足夠考慮的問題。
複製粘貼式的諮詢方式在阿拉伯世界產生了一些不利的後果。這種諮詢模式往往導致建議缺乏創新，很少偏離熟悉的主題。部分原因在於諮詢行業的高度同質性，它傾向於集體思維，缺乏多樣性和創造性。議程和改革通常集中在私有化、自由化以及模仿“迪拜模式”的基礎設施驅動型增長上，儘管學術文獻已經指出了這些模式存在的重大缺陷。
產業政策建議，如向阿拉伯國家提出的擴大旅遊業或信息技術領域的建議，往往千篇一律，沒有考慮到各國的比較優勢和獨特性。這導致了新領域的激烈競爭，而非基於各國實際條件的專業化發展。這種毀滅性的競爭不僅代價高昂，而且可能破壞旨在減少對石油依賴的關鍵多元化努力。
總體而言，諮詢公司的建議往往反映出對背景的缺乏瞭解，對社會、文化和政治現實的不敏感。解決方案通常基於假定的“最佳實踐”，並在整個地區重複使用，而沒有考慮到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和需求。
以卡塔爾的教育改革為例，該改革試圖引入部分私有化的美國特許學校概念，但這一概念與該地區的文化和社會環境並不兼容。改革忽視了一個事實，即許多女教師只願意在性別隔離的公立學校工作，這反映了對當地社會規範的忽視。另一個例子是一些顧問向巴林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提出的能源效率建議。他們建議降低空調温度，並建議如果人們覺得太熱，就應該穿得不那麼保守——這種建議則完全無視了當地的宗教和社會規範。
直到當前，顧問們幾乎都來自國外，他們可能缺乏對區域專業知識的深刻理解，對當地社會的興趣也相對有限。然而，近年來，諮詢公司開始逐漸轉變策略，越來越多地從阿拉伯地區招募人才，以服務於當地辦事處——這通常是應客户的要求。這種轉變促成了諮詢公司在表面上的“阿拉伯化”。
儘管如此，這些公司在社會多樣性方面仍然存在侷限，並且有時被認為帶有隱蔽的殖民主義色彩。顧問們通常被期望擁有西方精英大學的學位，並且他們往往來自享有特權的城市背景。這種傾向意味着社會中那些較為不享有特權或較為保守的階層的觀點和需求，往往未能得到充分的考慮和反映。
因此，儘管表面上有所“阿拉伯化”，諮詢公司仍有可能延續現代全球化中的一種趨勢，即加深了核心區域與邊緣地區之間的鴻溝，這種鴻溝在某些人看來是“先進”與“落後”之間的差異。這種趨勢不僅忽略了社會經濟多樣性，也可能加劇了社會分層，使得改革和發展計劃不能全面代表和服務於所有社會成員。
（三）阻礙當地發展
諮詢服務的質量直接關係到一個國家的發展進程。當產業政策偏離正軌或改革措施與當地的工作文化相沖突時，其負面影響尤其顯著，這不僅可能阻礙當前的進步，更可能對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造成長期的影響。阿拉伯國家在聘請諮詢公司時，除了面臨諮詢服務質量的問題，還必須應對其他風險。
高昂的顧問費用可能成為發展的絆腳石，特別是在財政資源受限的國家。目前，關於諮詢公司是否對其在當地產生的利潤繳納税款，公眾知之甚少。例如，2022年摩洛哥媒體報道稱，麥肯錫的當地辦事處在創造了約2700萬歐元的收入後，卻沒有繳納任何税款。此外，一些海灣地區的客户懷疑諮詢公司之間可能存在價格串通的情況。
為了獲得價值不菲的長期合同，諮詢公司必須與客户建立緊密的聯繫。然而，這種密切的關係可能使得諮詢公司在保持誠信方面面臨更大的挑戰——也就是説，避免無意中捲入不正當的利益交換和腐敗行為。例如，麥肯錫在南非的業務醜聞就揭示了這種風險。（譯者注：2022年，麥肯錫南非分公司因向南非國有貨運鐵路和港口運營商提供諮詢服務而捲入腐敗醜聞，此前，麥肯錫與南非國有航空公司和國家電力公司的合同也被南非司法部門展開調查。）
另一個發展的障礙是諮詢公司傾向於排除那些對客户而言具有挑戰性或不那麼重要的利益相關者。這種做法不僅破壞了西方發展機構在發展過程中擴大包容性的努力，而且還助長了中央集權和權力集中的現象。結果，當地的觀點和潛在的重要反對意見被邊緣化，這可能導致政策制定過程中缺乏多樣性和平衡性。
人才流失和本土能力提升的難題在阿拉伯世界尤為突出。當“本土知識”被系統性地忽視和低估時，學術界和民間社會與行政及政治領域之間的隔閡會不斷加深。知識的進口、壟斷和私有化是造成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專家們紛紛選擇移民到那些能夠充分重視和利用他們技能的國家，而不是留在國內，僅僅充當數據提供者或諮詢建議的輔助者。同時，對外部專業知識的過度依賴阻礙了本土技能的發展，形成了對諮詢的依賴惡性循環，因為缺乏本土能力建設使得決策者不斷尋求外部資源。
儘管如此，阿拉伯世界不同地區的情況存在顯著差異。在摩洛哥，諮詢公司在公共部門的活躍度相對較低，這不僅因為財政資源有限，也因為王室有意建設國家自身的能力。摩洛哥於2021年推出的"新發展模式"就是有意由當地參與者獨立制定的。在沙特，當局於2019年被指示越來越多地與國內諮詢公司合作，這表明政府正努力減少對外部諮詢的依賴，同時培養本土的諮詢能力。而在阿爾及利亞，西方諮詢公司由於被視為新自由主義的代表，加之該國強烈的國家主義經濟思維和反殖民主義情緒，發現在該國立足尤其困難。2022年，阿爾及利亞政府暫停了“四大”諮詢公司中的三家在當地的活動，並對其進行調查，這一舉措被視為保護本土諮詢市場的政治行為。
結論：認識提升與參與方式再評估
諮詢公司在得到善意決策者的授權下，確實能夠發揮積極作用，比如傳播新知識或幫助規避腐敗行為。歸根結底，委託管理機構對其國家的發展負有最終責任。諮詢公司更多是對其所處的政治生態系統做出反應，而非單方面施加影響。同時，上文提到的諸多問題不僅限於諮詢公司，也適用於其他西方的發展機構和國際組織，因為它們同樣可能無意中培養依賴性或提供考慮不周的建議。
關鍵的區別在於，阿拉伯世界的諮詢公司往往在公眾視線之外運作，並且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實體。此外，他們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正在不斷增強，尤其是在能源和氣候變化等關鍵領域。例如，波士頓諮詢集團正在與多國政府合作，制定國家碳中和戰略，而其他諮詢公司則涉足氫能源戰略的規劃。
諮詢行業固有的結構性問題在全球範圍內普遍存在。然而，在阿拉伯世界等地區，這些問題表現得尤為嚴重，部分原因在於這些地區缺乏獨立的市場監管和對議會或審計機構的有效問責制度——這些因素在其他地區能夠起到減輕風險的作用。面對這些複雜性，決策者應該考慮採取更加積極主動的策略來管理與諮詢公司的關係，儘管這並非易事且存在潛在的陷阱。
（一）避免明確的風險
官方需要認識到，諮詢公司所掌握的“內部信息”對某些政府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這些信息不僅可能被用於提升外國工業的競爭力，還可能涉及到泄露國家機密，包括涉及能源、水資源和網絡安全等關鍵基礎設施的敏感知識。為了降低這些風險，諮詢公司通常會在存在利益衝突的情況下，採取措施隔離內部信息流動。但這些隔離措施是否得到嚴格執行和遵守，往往難以監督。
儘管國家安全利益的保護永遠不可能做到萬無一失，但決策者可以在與諮詢公司簽訂合同時設定明確的條件，以降低潛在風險。這可能包括對諮詢公司的背景進行深入調查，確保它們沒有利益衝突；要求諮詢公司遵守嚴格的數據保護和保密協議；以及在合同中明確規定違約責任。
（二）要求更高的透明度
透明度的要求是至關重要的。鑑於諮詢活動可能對西方國家的利益產生影響，有充分的理由主張對這些活動進行監管，這可能包括限制諮詢公司的業務範圍和地理範圍。當然，這樣的做法可能會被視為對經濟自由的嚴重干預，並可能遭到諮詢公司的強烈反對。特別是，公司可能會採取更難以監管的規避策略，比如將業務外包給地區子公司。
（三）賦能阿拉伯世界的本土機構
賦予當地諮詢機構權力是克服阿拉伯世界挑戰的關鍵。為了與跨國諮詢機構競爭，需要建立和利用當地的能力。歐洲參與者可以通過政府間的合作或通過其發展機構來支持這一進程。然而，這種支持需要謹慎進行，因為它本質上可能帶有家長式的色彩，有可能引發新殖民主義的批評，甚至可能導致新的依賴性。此外，如果這些努力不能滿足當地的期望，它們可能會白費，因此決策者可能會拒絕使用這些組織提供的服務。因此，我們應該致力於促進現有機構的發展，而不是建立全新的機構。
（四）委託更多本地參與者
通過更加審慎地選擇承包商，甚至轉變傳統的思維模式，優先考慮當地組織而非跨國實體，可以有效地緩解一些發展中的問題。對於透明度、質量和反腐敗措施的需要，並不必然要求國際服務提供商的參與，這一點已由一些事件所證明。即使是全球性的組織，也無法完全免疫於腐敗風險，也門的援助醜聞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無論委託給何種實體，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以防止瀆職和不當行為都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授權當地組織實施項目，不僅有助於能力建設和機構發展，還能促進當地社區的參與和自主性。事實上，該地區已經湧現出許多不僅獨立於西方影響，而且運作有效且在當地享有盛譽的組織。例如，泛阿拉伯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區域中心就是一個政府間的組織，致力於推動阿拉伯地區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的合作與發展。另一個例子是KAPSARC，即沙特政府下屬的智庫，專注於能源領域的政策研究和分析，為該地區乃至全球的能源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五）謹慎地委託西方諮詢公司
誠如前述，聘請諮詢公司確實能帶來諸多益處。然而，這些優勢高度依賴於具體情境，需要經過細緻的審查，而這首先要求提高相關公司的透明度。決策者在這一過程中扮演着關鍵角色，他們需要對諮詢公司的背景、業績記錄以及操作方式有更深入的瞭解。同時，決策者應當重新審視近幾十年來日益流行的“量化”項目評估趨勢。雖然定量方法在某些情況下能提供明確和可衡量的結果，但它們並不總是優於定性方法。
（六）提高對阿拉伯世界的認知
決策者和政府部門往往對諮詢公司在整個阿拉伯世界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認識不足。為了改善這一狀況，首先需要加強理論知識的構建。由於諮詢公司並非傳統政治科學領域的參與者，它們很少成為學術研究的焦點。然而，鑑於諮詢行業對政策制定和實施的深遠影響，對這一領域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的需求日益迫切，應當受到鼓勵和支持。另一方面，公共參與者，包括政策制定者和政府部門，應該更加關注諮詢公司的活動及其如何影響現有政策和決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