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超越文明衝突論，文明對話是對西方與世界的道德救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6月10日是全球第一個“文明對話國際日”。這個日子，由第78屆聯合國大會在2024年6月7日協商一致通過決議設定，這一決議由中國倡議。

如何實現“永久和平”是康德的最終哲學理想和政治期望，也是聯合國體制的本質追求。但人類從康德《永久和平論》之道德倡議以來，並未尋找到永久和平之切實制度和方法，無論是歐洲19世紀的列強協調秩序，還是20世紀經由一戰而催生的國際聯盟體制，抑或經由二戰所催生的聯合國體制，都沒有能夠將全體人類團結一致起來，沒有能夠實現全體人類的和平發展。

因此，“文明對話國際日”的設立，有着深刻的時代背景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探索意義。

文明，是一種較為高級且發達的集體生活方式，其載體通常為民族或其他族羣。文明首先具有民族性，世界上不同文明是藉助不同民族的自主實踐與繁衍生息而產生的。文明其次具有內在普遍性，即只要是具有一定規模且持久的文明，一定既可以解決民族內部的分歧與鬥爭，也可以尋找到適當方法與其他民族和平相處。

所謂文明對話，就是基於文明之民族性和普遍性的結合，採取一種文明平等與文明多樣性的哲學，對不同文明、民族之間的分歧甚至鬥爭採取一種和平倫理和溝通方法，其本質屬於人類的同胞之愛和人類自治的積極道德實踐。文明對話代表了一種文明生態觀和文明民主觀，是真正符合人類社會整體利益和存在形態的文明哲學，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哲學視野和溝通方法。

文明對話的對立面是文明衝突。從現實主義角度看，文明衝突似乎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和影響力。西方文明以自我為中心，以異教意識為基礎，以文明與野蠻的二分法為視野，在近代殖民化與全球化過程中，構建了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文明觀和制度觀。

這種西方式中心觀念是殖民主義的精神基礎，是維持西方精神霸權與制度霸權的深層文化心理，但並不符合全人類的根本利益，不可能建成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單一文明中心主義，無論其自我標榜的文明性如何，最終只能陷入霸權與征服的循環遊戲，帶來一個普遍動盪與對抗的世界。

在西方文明理論中，亨廷頓總結提煉的“文明衝突論”代表了西方文明的本質視野和實踐方法，所以西方有相當發達的地緣政治學和霸權制度方法。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宣告了西方中心主義的目的論和歷史必勝論。這些有關人類宏觀歷史進程與道德目的之“大理論”，並非建立在事實和邏輯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主觀和偏執的基礎上，是人類道德心智不成熟的體現。

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西方的“霸力”疊加“蠻心”，造就了一個到處“起火”的世界。看看烏克蘭的戰火，看看加沙地帶的人道災難，看看中國周邊的對抗態勢，看看“顏色革命”所到之處的政治社會衰敗，看看西方社會的政治極化、種族歧視、權利氾濫與道德碎片化，這些都表明西方自我滿足的“文明衝突論”和“歷史終結論”不可能帶來可持續的世界和平，也不可能帶來西方世界的普遍安全。

6月8日，以色列為解救四名被扣押人員，造成上百人傷亡，被批是“野蠻的侵略行徑”

以文明對話超越文明衝突，是中國關於聯合國體制與人類文明互動方式的一貫主張與行動邏輯。文明對話，具有文明的和平善意與理性取向，摒棄了單一文明過強的主體性和凌駕性。文明對話論由中國首倡，既反映了中國和平發展主義的國際觀和文明觀，也反映了中華文明的特性。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了中華文明五大特性，即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縱觀中國歷史，從來都是對內團結凝聚與對外包容和平的有機結合。中華文明理解和追求的天下，不是西方式的霸道秩序，而是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和諧秩序。中華文明孕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並以此為根據不斷尋求與不同文明、民族之間交流互鑑，共同構建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華民族共同體基礎上的中國以國家形態延綿數千年，不是西方的帝國或民族國家，而是文明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與人為善，與族和諧，與他國和平共處。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當代構想與實踐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具有深刻文明論和國際秩序論意義的“三大倡議”，即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安全是和平的實質內涵，是全人類追求的首要價值；發展是人類文明的自我完善方法，也是解決一切矛盾衝突的辯證過程；文明是安全與發展的總體性，是一種統籌與綜合的形態。

中國對內追求民族復興，對外倡導“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的中國是文明一以貫之的，是知行合一的。西方將中國民族復興視為霸權崛起，將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視為新中華帝國主義，完全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是對中華文明與人類根本利益的誤解誤判，更是對自身文明中心論與霸權秩序的過度迷戀。

西方的“中國威脅論”，本質是“西方威脅論”的想象與投射，是西方對另一個他們認為的同質於“西方權力”的恐懼。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由此帶來的美國對華新冷戰的密集甚至非理性化的行動，都根源於這種恐懼。而這種恐懼的根源，是西方文明的自我中心化以及對文明平等對話的道德排斥。

因此，中國倡議並得到聯合國認可的“文明對話”，就不僅是為世界和平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亟需，也是對西方文明的道德救贖。事實上，西方有識之士日益認識到東方文化與中國道路對西方與世界的道德和制度意義，但西方整體性的自我反思和道德救贖過程並未取得實質性突破，所謂西方中心論之道德迷思與霸權實踐仍佔據主流。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在聯大全會介紹決議草案時表示，中方倡議聯大設立文明對話國際日，旨在充分發揮文明對話對於消除歧視偏見、增進理解信任、促進民心相通、加強團結合作的重要作用

西方文明在現代世界最偉大的成就是解放了“個人”，激活並煥發了個性解放與資本創造性的巨大生產力，以及以個體自由與人權為內核的巨大價值穿透力，由此帶來西方凌駕全球的道德和制度權威。但西方濫用了這一權威，暴露出其文明和政治的自我中心主義與等級制弊端，暴露出西方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規範性對立。

西方不能帶來真正的人類道德自治和國際法治，救贖的希望只能另尋他處。著名科幻哲學家劉慈欣先生在《三體》系列作品中，藉助葉文潔之口道出了對人類道德自治能力的根本質疑，從而尋求地外文明“三體人”的道德拯救。這是一種關於人類永久和平的根本諷刺和預言，其意在倒逼人類思考整體存續的道德基礎與互動法則。

文明衝突疊加歷史終結絕對不是人類永久和平的理想解，康德提出了這一根本性問題，西方努力進行了求解，其結果是在西方文明範疇內無解。以文明對話超越文明衝突，堅持文明多樣性和文明互動民主化，堅持民族性與人類性的和諧統一，堅持和平發展的核心價值地位，堅持統籌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諧共生，來自中國文化與中國實踐的系統方案，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激盪起全人類的強烈共鳴與迴響。

我們期待“文明對話國際日”的設立及其廣泛的對話與實踐，能夠為人類永久和平與人類文明新形態帶來真正的希望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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