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哀嘆：既軟弱又專橫，美國已淪為“幫派頭目”

【文/觀察者網 劉程輝】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在觀望，搞不懂為何美國人還自以為是世界老大。”美國《紐約時報》6月13日刊發了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斯蒂芬·韋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撰寫的評論文章。韋特海姆在文中形容，美國在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中的表現削弱了自身聲望，從未像現在這樣不像一個世界領袖，更像是一個拉幫結派的幫派頭目，淪落到一邊倒地支持自己偏愛的一方，去對抗日益團結起來的對手，而且糟糕的是，其他國家們並沒有紛紛站到美國一邊。

他認為，為了重新獲得全球領導力，美國更應當向世界展示解決問題和實現和平的意願，而非執着於打擊敵人或支持盟友。

6月13日，意大利G7峯會首場會議。媒體指出，在美國的攛掇下，“中國成了首要議題”（視覺中國）

在這篇題為“美國已不是世界老大”的文章中，韋特海姆開門見山地提到，在前總統特朗普執政四年後，拜登本應幫助美國恢復全球的領導地位。如果從華盛頓的諸多傳統標準來看，“拜登做到了”。“然而，全球領導力不僅僅在於支持朋友和擊退敵人。真正的領導者不僅能保持領先地位，還能解決問題、激發信心。”韋特海姆説，特朗普在這個問題上甚至連裝都不想裝，但正是因為大多數美國官員也是這麼做的，所以今天美國的國力處境才會格外令人震驚。

在冷戰結束的數十年來，美國從未如今天這般不像一個世界領袖，而更像是一個派系頭目——淪落到捍衞自己偏愛的一方，對抗日益團結起來的對手。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在觀望，搞不懂為何美國人還自以為是世界老大。

韋特海姆回顧，當俄烏衝突爆發後，一種熟悉的興奮感傳遍了華盛頓，好像經歷了數十年來引發質疑的戰爭行為後，美國將再次成為全球好人，團結世界抵制克里姆林宮對法律和秩序的公然冒犯。

文章稱，在最初的幾個月裏，白宮在戰術上取得了成功，使烏克蘭得以防禦，組織了盟友的援助，併為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鋪平了道路。然而，如果説俄羅斯這場衝突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那麼這場衝突也給美國造成了戰略挫折。

在韋特海姆看來，美國的舉動不僅讓對手團結起來，也沒能完全獲得世界其他國家的支持。

文章聲稱，美國現在必須與“憤憤不平、不可預測”的核對手俄羅斯進行抗衡，更糟糕的是，中國、伊朗和朝鮮已經開始聯手共同抵制美國的全球霸權。

對於美方屢屢惡意炒作所謂“中方援俄”話題，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14日表示，美方不斷地在各種場合指責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正常貿易，完全是在製造話題，轉移矛盾，推卸責任。中方敦促美方停止以烏克蘭問題為由，對中方進行攻擊抹黑，停止對中國企業實施單邊制裁和無理打壓。中方也敦促美方能夠真正為早日結束戰爭、恢復和平作出積極努力。

當地時間5月10日，烏克蘭哈爾科夫遭到俄軍導彈攻擊（視覺中國）

事實證明，這種“反美同盟”已經強大到足以減緩西方對烏克蘭援助的效果，而且也正在增加美國維持軍事主導地位的成本。俄羅斯直接與六個美國有條約保衞義務的國家接壤。文章稱，與此同時，五角大樓正在準備應對所謂“中國大陸攻台”。雖然還不至於説美國已經處於劣勢，但的確是捉襟見肘了。

在這種情況下，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也沒有紛紛湧向美國一邊。大多數國家可謂各打五十大板：對俄羅斯的行動和西方的反應都提出了批評。拜登也沒發揮出任何積極的作用，他將這場衝突稱作“民主與專制之間的戰爭”，幾乎看不到他努力通過外交手段尋求和平。

拜登似乎是在要求其他國家加入一場沒完沒了的鬥爭。除了美國的盟友之外，幾乎沒有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如果台海爆發衝突，孤立中國大陸將是一項更加艱鉅的任務。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自2022年以來，對俄羅斯和中國的看法實際上有所改善。

文章認為，對拜登政府而言，本輪巴以衝突來得非常不是時候。拜登對這場災難的回應是全力投入，他選擇立即承諾支持以色列無情的軍事行動，而不是向以色列提出獲得美國援助的條件——找到一個保護平民的戰略。拜登選擇跟隨而不是引領，他只能在自我強加的旁觀者位置上對以色列的行為表達不滿。在一場決定性的衝突中，美國居然做到了既軟弱又專橫。美國在聲譽和安全方面付出的代價才剛剛開始顯現。

5月9日，上萬人在瑞典馬爾默抗議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支持巴勒斯坦（澎湃影像）

不久前，美國還曾試圖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進行斡旋，提出雙方都可能接受的條件。美國利用外交手段阻止伊朗發展核武器，並用奧巴馬的話鼓勵沙特人與伊朗對手“比鄰而居”。現在，拜登政府顯然只想鞏固一個反伊朗集團。作為沙特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回報，拜登政府試圖通過條約承諾用美國的軍事力量保衞沙特王國。如果這項協議得以實現，給中東帶來和平與穩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使美國進一步捲入地區暴力的可能性卻大增。

“一部分問題在於，拜登總統傾向於過度認同美國的合作伙伴。”韋特海姆説，在是否尋求和平談判的問題上，拜登聽從了烏克蘭的意見，並避免與烏克蘭不可妥協的戰爭目標相牴觸。他在公開懷疑以色列的戰爭計劃的同時，又加快對以色列的援助。拜登還四次放話稱要“保衞台灣”，超過了美國官方為提供武器支持但不一定為其而戰的政策。拜登的前任們並非總是如此一邊倒，在美國是否會為台灣而戰問題上一直奉行“戰略模糊”政策。

拜登的直覺反映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已經醖釀了幾十年的錯誤。冷戰結束後，美國決策者將全球領導地位與軍事優勢混為一談。美國當時確實牢牢掌握這兩個方面的優勢。它可以放心地擴大軍事影響力，而不會遭到主要國家的致命反擊。“世界不再分為兩個敵對的陣營，”克林頓在1997年宣稱，那一年他在大張旗鼓地支持北約東擴。“相反，現在我們正在與曾經的對手國家建立聯繫。”

但建立關係從未消除對彼此的懷疑，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美國繼續高度重視自己的全球主導地位。歷屆政府擴大了美國的聯盟，頻繁發動戰爭，旨在傳播所謂“自由民主”，希望潛在的競爭對手能夠接受他們在美國秩序中的命運。如今，這種天真的期待已經不復存在，但主導地位的條件反射依然存在。美國繼續擴張到更遠的地方，卻遇到了強大的阻力——這反過來又引誘華盛頓加倍努力，而世界許多國家都在後退。這是一場失敗的遊戲，美國人將不得不冒更大的風險，花更多的錢來繼續玩下去。

文章稱，為了重新獲得全球領導地位，美國應向一個疑慮重重的世界表明，它希望實現和平，建立復原力，而不僅僅是讓敵人失血或支持盟友。當然，這一切都不會容易。但比較一下其他的選項。只領導世界的一個派系會讓美國成為一個焦慮的跟隨者。這讓美國人在中東、歐洲和亞洲永遠處於戰爭的邊緣，擔心任何一個地方的失利都將在所有地方引發連鎖反應。

“然而，把如此多的全球安全押在一個國家過度承諾的意願上，才是真正危險的事情。真正的領導者知道何時為他人騰出空間。”韋特海姆最後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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