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第一學習｜“兩個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

◇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彼此契合”，是立足中國共產黨百餘年奮鬥實踐，對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相遇相識、交織激盪、相融相通關係演變的高度總結。

◇要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如何相互契合的，就必須深入到二者契合的內容本身，即找準基本契合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着眼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化學反應”，把中華文化傳承發展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聯繫起來，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形成新的文化生命體，讓經由“兩個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文 | 王夢昕

坐落於鳳凰山麓的中國國家版本館廣州分館（2023 年攝） 攝影 / 本刊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入闡釋了“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強調“‘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這深刻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邏輯起點，應高度關注、深入領會。

深刻認識歷史淵源

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彼此契合”，是立足中國共產黨百餘年奮鬥實踐，對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相遇相識、交織激盪、相融相通關係演變的高度總結。

近代以來，學術界、思想界從救亡圖存的角度對我國傳統文化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但也有學者敏鋭意識到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一致性。

隨着黨的事業不斷發展，我們黨在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上逐步走向成熟。

進入新時代，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關係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斷深化對“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規律性認識，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契合。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並最終紮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藴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這是我們黨立足百餘年經驗對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關係認識的極大深化，講清楚二者的融通和契合，從根本上解決了二者“能不能結合”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為“魂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脈”的生動表述，強調了“第二個結合”的重要地位，為新徵程上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

遊客參觀位於福建武夷山朱熹園的武夷精舍（2022 年 6 月 6 日攝）姜克紅攝 / 本刊

準確把握基本契合點

要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如何相互契合的，就必須深入到二者契合的內容本身，即找準基本契合點。可從五個方面進行把握。

第一，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追求相契合。

作為馬克思主義永恆的價值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本質是努力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最終實現全人類的解放和幸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倡導的是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從春秋時代孔子主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再到近代康有為提出“大同之世，天下為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均藴含有實現“大同社會”的深沉追求。

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強調的是沒有剝削和壓迫，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大同之世理想，強調的是人人友愛互助、家家安居樂業，最終世界和平、天下大同。二者本質上都是對未來理想社會的設計和描繪，在價值目標、個體追求上存在高度契合之處。

第二，馬克思主義羣眾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民本思想相契合。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人民羣眾從來是歷史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跨越國度、跨越時代的影響力，就是因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瞭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的人間正道。

中華民族一向有着深厚的民本思想，既有強調“以民為本”的政治理念，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又有強化德行修養、完善社會治理的政治智慧，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等，充分彰顯出民心至上的價值取向。

馬克思主義羣眾觀和中國古代民本思想都強調了人民的主體地位，在重視羣眾的決定性作用、以人民利益分析和解決問題等角度上是高度一致的。

第三，馬克思主義革命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革故鼎新、自強不息的革命精神相契合。

馬克思主義認為，針對不可避免的社會矛盾，革命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回顧中華民族的歷史，革故鼎新、自強不息的革命精神始終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理念。“革故鼎新”追求的是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為代表的除舊佈新、與時俱進精神；“自強不息”則強調天道運行不息，君子應效法天道、自立自強、始終奮進。

將馬克思主義革命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革命精神相互比較，不難發現：二者為追求“新”事物或制度，必然要革除“舊”事物或制度的辯證、發展思維是相通的，在“求新”“革命”的過程中所展現出的奮鬥不止、昂揚進取的鬥爭精神也是高度一致的。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革命觀念上的相融相通，為它們的有機結合提供了又一內在可能性。

第四，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歷史的思想，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相契合。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資本主義大生產帶來的生產力快速增長，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個人的、民族的歷史逐漸轉變為普遍的世界歷史，世界逐漸形成一個整體，呈現出開放化、全球化的發展態勢。

在對外關係上，中華民族講求的是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講信修睦”，出自《禮記》關於“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論述，講信是修睦的前提，修睦是講信的結果，講信修睦是實現社會安定和諧、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前提。“親仁善鄰”，出自《左傳》記載的“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意指國家應該親近仁義，與鄰國友好相處。中華民族對待鄰里關係的態度是“遠親不如近鄰”，素有“親望親好，鄰望鄰好”“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美好期望。

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集中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歷史的思想是內在契合的。

第五，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萬物並育的生態理念相契合。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類必須尊重、順應和保護自然。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生態理念是天人合一、萬物並育。“天人合一”出自莊子提出的“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意指天、地和人通過物質與能量的交換構成一個有機整體，人類不可能獨存，必須遵循宇宙自然的總體法則，實現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萬物並育”源於《禮記》中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意為人與萬物共同存在、和諧統一於大自然之中。

在人與自然關係的認識上，天人合一、萬物並育的生態理念與馬克思主義生態觀是本質一致的，都強調了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並共同追求一種人類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境界，展現出高度契合性。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契合，二者才能夠產生強烈的“化學反應”。

歷史證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實現內在有機的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真正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中，我們黨既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滋養、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鮮明的中國特色，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寶庫進行全面發掘，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產生了累累碩果。

在宏觀層面，我們黨創立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在具體層面，毛澤東創造性地吸收和改造了“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的思想，對“實事求是”作出新的闡釋，推動形成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鄧小平創造性引用“小康”概念描繪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性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深化對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把握，面對“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的世紀之問，繼承發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結合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歷史的思想，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議”，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化學反應”絕非脱離實際產生的，而是我們黨深深紮根於實踐推動實現的。離開了實踐，馬克思主義不可能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不可能成為現代的。同時，“化學反應”產生的理論成果又反過來指導了實踐，對今天的實踐產生了切實的文化滋養。

因此，必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着眼解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不斷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作出符合中國實際和時代要求的正確回答，得出符合客觀規律的科學認識，形成與時俱進的理論成果，更好指導中國實踐。

向更深層次看，“化學反應”的最高境界是造就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着眼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化學反應”，把中華文化傳承發展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聯繫起來，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形成新的文化生命體，讓經由“兩個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這一文化形態不但順應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新要求，滿足了廣大人民羣眾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對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揮着關鍵作用，同時也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邁向現代化樹立了典範、提供了全新選擇。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瞭望》2024年第2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