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豐澤：清潔能源給“看不見的50億人”帶來了什麼？是公平！

當我們討論新質生產力給人類帶來的影響時，不應忘記世界上那40多億“徒手吃飯”的人。

6月15日，由中國美術學院、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文化縱橫》雜誌社共同主辦的的“生態文明與新質生產力”研討會上，畢業於清華大學後前往非洲參與水電站建設的工程師曹豐澤談到了他在非洲工作時的所見所聞。

他指出，凡是親眼所見全球貧困人口真實生活的人，都會覺得所謂“原始貧困的生活就能降低污染”這種幼稚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相反，非洲這樣相對落後的地區適合發展清潔能源，因為陽光、水這樣的資源不會像石化資源那樣輕易被掠奪和壟斷，如果這些能源能夠得到充分開發，發展中國家就可以避免與發達國家進行能源零和博弈。從這個角度講，能源轉型不僅僅有助於保護生態環境，而且有助於促成各國發展機會的公平。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曹豐澤】

我有一個問題，經常喜歡拿出來考我的朋友們：在這個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吃飯方式是什麼？是刀叉？筷子？還是別的什麼？

答案是徒手。這個世界上有超過80億的人口，其中慣用刀叉和筷子的總人數加起來只有30多億。其餘的40多億人，都是慣用手抓食物的。

這看上去好像有些反常識。在我們很多人的潛意識中，世界籠統地分為“東方”和“西方”，二者的重要分野之一就是使用筷子還是刀叉。至於用手抓飯吃的那個世界，則僅僅是世界被東西方填充之後剩餘的細小邊角料，在很多人看來，這個“世界”唯一的功能或許就是為短視頻平台提供一些獵奇素材。

可是現實果真如此嗎？用手抓飯的整個中東、非洲、南亞次大陸以及大半個東南亞，當真可以被這樣輕易地開除出我們的認知，變成這個世界上“可有可無的邊角料”嗎？

當然不可以。我們的地球上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80多億人口。終年佔據國際舞台中央、享受着聚光燈照耀的國家和人口只是少數。那些聚光燈外的人口，他們或許發展得比我們晚，物質財富積累得比我們少，在國際上也很難説得出話，但是在智識層面，他們同我們一樣，都是人。但凡是人，他就有主觀能動性，就有發展的渴望，並且要做出相應的舉動。而且，這部分生活在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超過50億，在數量上是人類的多數。

如果我們想要在全球的範圍內去探討“新質生產力”的問題，那就不能拋下他們。沒有了他們的參與，所謂的“新質生產力”其實是建構不起來的。

我是一箇中國建築企業派駐非洲的水電工程師，此前一直在坦桑尼亞的水電項目上工作。一箇中位數的非洲人，他每天過的是怎樣的生活呢？從我們的視角來看，這是一種極度貧困的生活：因為沒有什麼系統的有組織的農業，沒有田間管理和耕地維護，所以耕種基本就是隨手一灑然後聽天由命，基本上收不上來多少，青黃不接的時候就吃水果；住的就是土坯房，茅草屋頂，條件比較好的村子會有磚房，鐵皮屋頂，屋裏就一張毯子，沒有別的傢俱，孩子就躺在毯子上睡覺；大多數的村子基本上沒有什麼出行可言，就是步行，多數村子裏沒有井，婦女每天就頂着一個桶去最近的河邊取水，每天這麼一趟一趟，大多數的時間都耗費在取水上；穿的很多都是國外淘汰下來的舊衣服，超過半數的人用不上電，很多家庭唯一的電器是手機，他們把手機拿到沿着公路的中心村鎮的商店裏充電……再有就是缺醫少藥，大部分非洲國家都是免費醫療，免費同時也意味着沒有醫療，醫院連個生理鹽水都開不出來是常態，生了病就是聽天由命。

被塑料袋、垃圾和輪胎包圍的非洲貧民窟（圖片來源：網絡）

現在西方總有一種觀點，喜歡把發展和環保對立起來，大意就是説環境污染都是發展帶來的，只要過原始的生活就不會造成污染，進而他們就有一個推論，就是讓過落後生活的人一直過這樣的生活，那就不會加劇環境污染。這種觀點在國內好像也有很多擁簇。我們暫且不説這種放任半數以上的人類停留在這種貧窮困苦的生活是不是一個現代社會該有的道德，只説這個邏輯能不能成立——現實跟這個邏輯其實往往是相反的，環境保護和社會發展，它們非但不是拮抗的關係，反而是一種互相促進的關係。

人們的生活越原始，越貧困，對環境造成的破壞往往越大，因為人是要生存的。比如耕種，沒有現代化田間管理的刀耕火種產量極低，使用幾十畝的耕地也只有現代農業一畝的產出，這也就意味着要多破壞幾十畝的森林。人的生活還需要燃料，沒有電力天然氣那大家就會燒柴燒炭，直接砍樹在窯裏燒成木炭相比於發電是極其浪費的。我們如果看清末的老照片，其實就會發現那時的山川野外都是光禿禿的一片，因為樹都被百姓砍光當柴燒了。

清末荒山照片，樹木已被砍伐殆盡（圖片來源：網絡）

另外一個重要的燃料來源就是燒廢舊輪胎，城裏的貧民窟獲取木炭不方便，而輪胎的熱值高，一小塊就能煮一鍋飯。燒輪胎的味道不知大家有沒有聞過，那是一種極強的致癌物。在非洲，每到傍晚城市裏就飄蕩着那種燒輪胎的的氣味。甚至同樣燒煤，在具有完善環保設施的火電站裏燒煤，不僅熱效率高，而且污染物能夠得到妥善處理，基本上可以做到只排二氧化碳，粉塵、氮硫這些污染物一概沒有，但是散煤燃燒的污染就非常大，這些污染物就會直接排到空氣中，煙霧籠罩。烏蘭巴托的重度污染就是這個原理。

以上種種貧困地區的現狀都説明，所謂原始貧困的生活就能降低污染，這種幼稚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反而是我們的生產力得到了提高，人類生存所需的各種資源可以通過現代化的方式集約高效地生產出來，我們的環境才可以得到保護。通過集中的發電站獲取能源，不需要焚燒樹木，空氣污染才能得到治理。現代化的農業和養殖業使得單產提高了，人們才會減少對森林的佔用，減少對野生動物的獵捕，生態環境才能得到保護。

另外，貧困還有一個直接的後果，就是高生育率。貧困意味着很低的受教育水平和很高的失業率，這些都會推高生育。根據聯合國的數據，2015-2020年，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經濟體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7，1.9，2.7和4.5，生育率隨收入的降低逐次上升。發達經濟體的生育率基本上都在1.6以下，平均一對夫婦生育不到2個孩子，但是在不發達經濟體中，贊比亞的生育率是4.3，剛果金則是6.1。這就意味着剛果金每20年人口就能翻一番。2023年剛果金的總人口超過了1億，2003年它的人口只有5100萬，1979年只有2500萬。要不到2040年，剛果金的人口就能突破2億——原始的生產方式，配合着爆炸式增長的人口，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程度是指數暴增的。

貧窮帶來的人口問題始終困擾着非洲發展。圖片來源：網絡

還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就是暴增的人口造成生存資源的緊缺，進而帶來戰爭。戰爭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碳排放源，許多非洲國家都是常年處於軍閥混戰的狀態，這種軍閥混戰每天造成大量的污染，同時卻並不影響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因為戰爭雖然會死很多人，但是對社會秩序的破壞更大。缺乏教育和工作崗位的人口生育率會更高，然後生存資源更緊缺，戰爭更激烈，以此形成惡性循環。同時這些人口還會溢出，造成愈演愈烈的難民潮，造成更廣闊範圍內的動盪和更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你説靠着那幾個發達經濟體去獨善其身，去節能減排，就能降低地球的總排放，這個邏輯能成立嗎？顯然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我們如果想要構建新質生產力，真正為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負起責任，那就不能抱有這種關起小樓成一統的幻想。要做，就必須全球一起做，不然就做不成。

從這個角度講，我認為發達經濟體是有義務協助欠發達國家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效率去搞現代化建設的，把原始生產方式轉變過來。電力等基礎設施建好了，得到了教育和就業的人民生活富裕起來，生育率也會下降，失業率缺口會減小，環境容納量壓力會減輕，進而形成比較良性的經濟循環，讓社會逐漸納入現代化的管理框架當中。這對發達經濟體而言，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救。

其實就技術層面而言，在非洲搞現代化建設，尤其是清潔能源建設是可行的，並沒有太高的難度。我偏巧是一個水電工程師，可以給大家算一筆賬。我們知道，相比起其他能源形式，水電是有不少優點的，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優點就是它除了早期投入比較大之外，後期的發電邊際成本非常低，它需要的其實就是上游來的水，這個是大自然的饋贈，水電的邊際成本甚至可以低到每度電一美分，可以説就是一個全自動印鈔機，經濟回報非常好。

而且我們知道，電是很難儲存的，但是水可以，所以水電的供能相對靈活，用電高峯就多開幾個機組，低谷就少開，相比其他發電方式，它更靈活。再有就是除了發電之外，它還兼具防洪灌溉等功能，尤其是對流域內的民生幫助巨大。當然，現實中水電也並非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白蓮花。它也有缺點，但是總賬算下來，科學建設的水電站是遠遠利大於弊的清潔能源。

非洲的水能資源極為豐富，資源藴藏量達115.5萬兆瓦，是當前全非洲水電總裝機容量3.4萬兆瓦的34倍。光是一條剛果河上的水能資源如果得到充分的利用，就可以滿足整個非洲的用電需求。因為起點低，所以我們可以先不去啃那些難啃的骨頭，先吃好吃的肉，在投資收益率最高的地方先建。

按照每千瓦時水電站的平均建設和運營成本來算，再算上一些不可控的外部變量，一座標準的水電站回本週期也不過就是十年，遠遠低於一座水電站的壽命。而且水電站的建設沒有什麼卡脖子技術可言，主要的技術幾十年前就已經成熟，也不涉及到國家安全機密，都是開放的。

水電站的規模一般都比較大。非洲國家的能源建設處於起步階段，所以一座單一的水電站往往就能讓整個國家的電力供應有顯著的增加。以我們在坦桑尼亞的水電站項目為例，它一旦建成，可以讓整個坦桑的電力供應翻一番，坦桑尼亞國內的嚴重的電力短缺情況可以得到根治，各項工業設施的運轉會更加順暢，因停電造成的損失會大幅減小。電力富餘可以帶來新的工業投資窗口，在未來的五年內，坦桑尼亞可以在不缺電的情況下從容不迫地發展用電工業，同時新建其他的發電站。新的工業投資將為坦桑尼亞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並帶來更多的税收，此外水電站本身也會帶來高額的收入。這樣一來，良性的經濟循環就能逐步建立起來。

位於坦桑尼亞的朱利葉斯·尼雷爾水電站（圖片來源：網絡）

可以説，在非洲進行清潔能源建設，技術層面的難題是沒有的，所有的阻礙都在技術之外。目前，大多數非洲國家並沒有我剛剛提到的坦桑尼亞在能源建設上這麼順利，投資者總體而言對非洲未來發展的前景還沒有足夠的信心。我們知道，非洲國家的工業底子太薄弱，開發建設非常困難，也不容易獲得足夠的具備素質的勞動力，本國缺少資金，再加上社會形態比較原始，政府的腐敗不易控制，這些因素進一步拉低經濟效率，制約了投資。許多非洲國家往往政局不穩，投資的安全性不好保障，進行大規模的電力建設需要的資金和時間投入都很大，中間變數太多。這些確實都是比較現實的問題。

我一直以非洲作為例子，是因為我個人對非洲相對比較瞭解。事實上，整個第三世界國家所面臨的困境，是與非洲比較類似的，都是受制於種種社會矛盾等非技術問題而阻礙發展，使得社會無法進入良性循環，社會長期陷於貧困，相應的，新質生產力自然也就無從發展。

很多人可能據此會有一種悲觀的推斷，那就是所謂新質生產力應該是比生產力還要更高一個層級的概念，這些陷入惡性循環的欠發達經濟體連發展生產力尚且困難，談論新質生產力是不是太奢侈了？其實現實沒有那麼悲觀。之所以會抱有這種觀念，本質上還是在潛意識裏把生態保護和發展這兩個概念對立起來了。

其實，按照我們現在的生產力水平，讓新質生產力和落後生產力放在一起同台競爭，即使不考慮環保這些外部性，咱們就只看經濟效率，很多時候也未必會輸，而是能打個有來有回。

我還是以我比較熟悉的能源問題舉例子。比如太陽能光伏發電，現在隨着技術的快速迭代，光伏發電的成本也在急劇降低，尤其是在非洲這種熱帶地區，光照強，光伏發電的成本已經不比傳統的火電站高很多了，而且性能也越來越穩定。相對於傳統能源，光伏有一個重要的優點，就是它的佈置相當靈活，只要生產出來，安裝的難度很低，而且根據電力需求不同可以輕易調整，多裝幾塊少裝幾塊而已。這就使得光伏電站有一個特別適用的場景，就是分佈式電網。

非洲原始民居上的光伏設備（圖片來源：網絡）

比如一個交通不便的偏僻村落，如果把它接入全國性的電網，成本非常高，這個賬算下來短期沒法回本，這個時候就可以做一個小型光伏電站，搭配一些風電和儲能設施，這一個小電站就供應這一個村子。我們先解決有無問題，先讓大家把電用上，將來有錢了再去逐步解決好壞問題。這種小型分佈式電網現在發展很快，在非洲的很多偏僻地區相當實用。

通過太陽能獲得電力的非洲村民（圖片來源：ICphoto）

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説得再深一點。當今世界能源供應的不公平，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本就不均衡，另一方面則是由化石能源本身的性質決定的。化石能源是一種不可再生資源，而且它的地理分佈極不均勻，這東西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羨慕不來。而且化石能源的使用具有排他性，你用了我就沒有，而發達國家通過經濟和武力手段，總是可以先於發展中國家獲取——現在的這些發達經濟體，要麼自己就是化石能源生產國，要麼就是有能力控制環球化石能源的開採，或者至少可以依附於這個體系賺取超額利潤。

而清潔能源的一大特點就是它的開採有很大的本地性。比如陽光，哪裏都有，開採出來變成電能直接接入電網，它相對來説就不太涉及到掠奪的問題。據估算，全球清潔能源儲量超過45萬億噸標準煤，是化石能源儲量的38倍。如果這些能源能夠得到充分開發，發展中國家就可以避免與發達國家進行於我們不利的能源零和博弈。

你通過堅船利炮獲得的發展機會，我種田開工廠也能獲得。從這個角度講，能源轉型不僅僅有助於保護生態環境，而且有助於促成各國發展機會的公平。

當然，如我之前所説，在以非洲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國家，在發展上客觀而言確實存在許多阻礙，這些阻礙都不是一時半刻能夠解決的，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那麼相應的，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全人類尺度上的新質生產力建設，那就意味着我們不能幻想去畢其功於一役，只能尊重客觀規律，做漸進式的改革。如果我們能夠與第三世界建立起緊密的聯繫，幫助第三世界逐步建立起新的、生態友好的發展模式，那麼不僅對於人類的長久生存是功德一件，中國本身也能從這件事上受益，這是必定的。

在這一點上，相比起西方發達國家而言，中國有優勢也有劣勢。

優勢在於，當今的中國在物質層面確實直接掌握着先進生產力。還是以新能源為例，目前中國企業幾乎掌握着新能源從研發到生產再到銷售運輸的全部產業鏈，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給你拿出整套的解決方案。

從2010年到2020年，中國企業在非洲參與了約150個電廠和輸配電項目的建設。非洲有1億多人通過電網用上了電，其中中國企業的貢獻率達到30%，也就是3000萬人。到2024年年底，中國將在非洲完成49個發電項目，其中大部分是可再生能源項目，相當於同期該地區總裝機容量的20%。應該承認，中國在全球能源公平，或者説得更大一點，生產力公平這件事上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離了西方國家，不太妨礙我們拉着第三世界國家搞新質生產力建設。但是離了中國，想要做成點事，恐怕有些難度。

中國的劣勢在於，我們的話語權實在太弱了。在多數情況下，我們在海外都是處在一種吃力不討好的狀態。企業乾的是最累的活，但是利潤率是最低的，還沒有建立起品牌和當地市場的認可。實際的工作是我們在做，但是人家認可的話語體系，還是西方的話語體系。這也就使得一些勢力如果想要抹黑我們相當容易，稍微顛倒黑白，我們完全被動，連辯解的能力都沒有，更不可能打出反擊。

這個劣勢，同樣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問題，因為文化的霸權遠比實力層面的霸權更加深遠。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應當有一個長遠的思路，一個具體的規劃。比如在合作國家的選擇上，應該選擇哪幾個國家，進行比較深度的投資和合作。

新能源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週期往往很長，必須提前規劃。制定明確的時間表可以未雨綢繆，給新能源人才的培養和工程的建設留出時間，不然等到已經發現基礎設施短缺的時候再開始籌劃建設，那就晚了。同時我們也要耐下性子在當地培養自己的屬地化人才班底，逐步在投資對象國紮下根，逐步獲得當地社會和市場的認可，慢慢建立我們的話語權。這個過程，可能需要我們接下來一兩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實現。

我始終相信，新質生產力的建設是當今的欠發達國家實現發展，步入良性循環的一次重大機會。在新質生產力的時代，享受現代生活不再是富人和富國的特權，而應當成為所有人類與生俱來就理應享有的基本人權。從倫理上講，我們的地球，本來也應當是屬於全體80億人類的，而不是屬於30億人的。從理性上講，有80億人共同貢獻智慧的人類社會，也必定要比只有30億人發揮作用的人類社會能夠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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