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碧玲：“新高考”越這樣改，縣中出“尖子生”越難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鄧碧玲】

一、在縣中，教學和考試成了兩回事

2022年高考全國I卷的數學試卷中出現了二級結論相關的題目，湖南省Y縣一中在暑期專門組織教師培訓20天關於二級結論的解題技巧，這在之後的數學課堂中也成為了重點內容。但遺憾的是，2023年的數學試卷中，一個題目也沒有出現。

張老師對此感慨：“現在的高考不可控了，以前還可以用前幾年的試卷和考試大綱推斷出大致考試範圍，現在完全沒辦法，縱深性的知識，老師都不一定掌握得了，不僅學生需要拔尖，教師也要拔尖。”

不僅是數學，其他學科同樣也面臨着教學困境。教化學的成老師也談到，“現在化學試卷注重考查知識的應用能力，這需要學生有日常的實驗積累，但是學校的實驗設施等都嚴重不足，很難真正讓學生觀察到位，要出高分很難。”

推測重點考點、純知識記憶失靈的背後，是題海戰術的失靈，縣中的學生們不再能夠憑藉時間和努力在高考中殺出重圍，而需要學習更多的拓展性知識。

這對教師的教學理念和方法提出了很大的挑戰，不少縣中的教師表示，雖然考試大綱沒有多大變化，但是重知識縱深性和拓展性，而課堂容量有限，教學就只能偏重於鞏固基礎知識，縣中學生要突出重圍變得難上加難。

資料圖來源：新華社

二、高分難，出特尖生更難

新高考改革取消傳統文理分科後，實施“3+1+2”模式。具體説來，語文、數學、英語為統考科目，滿分150分，以原始成績計入總成績；物理和歷史必選一科，滿分為100分，以原始成績計入總成績；思想政治、地理、化學、生物4個科目可以任選兩門，滿分為100分，成績按考生在各省的排名進行等級賦分後再計入總成績，以名次為標準，讓不同科目具有可比性。

在此模式下，學生可根據個人愛好、特長、興趣、擬報考學校和專業的招生要求以及高中學校的辦學條件，在12種選科組合中自主選擇。其中，賦分製成了最難懂但也是最重要的政策，影響考生高考成績的因素包括學生排名、選考學生層次、學科及試卷的難易程度、選考人數等。在此情況下，選科也就成為了一項不僅要看個人成績，還要洞悉全省整體情況的技術活。

高考試卷難度越大，名校就會佔據更多優勢，學校之間的差距就會越來越大。而賦分制度帶來的結果之一，就是整體的試卷難度偏難。

正如Y縣一中張老師所言：“賦分只能往高分賦，是不可能往低分賦值的，否則家長肯定有意見，所以試卷只會越來越難。對於我們落後地區而言，大多數人能夠考到60分，但是要超過70分就很難很難，在尖子生培養方面的劣勢更加明顯。”

高分難，要出特尖生就更難。

湖南省禁止公辦高中跨區域招生等政策使得縣中的優質生源得以保留，升學數據好轉，也偶爾出現一兩個清北生。但是整體來看，縣中要培養出尖子生卻越來越難，清北生的目標需要學校通過各種組織化的方式才能實現。

尤其是新實行的賦分制度按照排名來計分，這與選科人數高度相關，科目的選擇人數越多，賦分結果就越趨於合理，反之則偶然性就會越大。在此模式下，學生選科不僅是學生面臨的選擇，也是擺在家長和學校老師面前的一道選擇題。對於縣中而言，賦分制度使得縣中在物理類學科的弱勢進一步被凸顯。

不少縣中為了衝刺清北，不僅對學生進行一對一拔尖輔導，還出現了特尖生轉“物化生”為“歷化生”的現象，繞開學霸雲集的物理賽道，曲線實現清北目標。這種策略是不當的，但更加是被逼無奈的。

Y縣一中分管教學的邵校長無奈道：“在我們學校，物理學得好的學生在高考裏面肯定比不過名校，但是將‘物化生’轉為‘歷化生’就具有相對優勢，因為名校的尖子生大部分還是集中在理科類，所以這幾年H市的清北生都是理轉文的，我們就是學的他們。但是這個策略可能再過一兩年就不行了，還是得迴歸到傳統的大文大理。”

在廣東省的D縣一中，分管教學的謝校長也一再提到學校要出名校生越來越難，“代培生”成為了學校培養清北生的重要途徑，廣東其他考生不太願意報考的浙江大學則成為其專項計劃的主要目標名校。而為了提高學校的辦學成績，下一步的計劃是進行全封閉式管理。

三、雙重信息真空下的縣中

為何在新高考之下，縣中會陷入危機之中？

深入分析其緣由，可以發現其中的關鍵在於：新高考改革導致縣中及其學生家庭處於信息真空之中。

必須認識到，在我國當下的社會環境中，高考依舊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關鍵手段，但不斷推進的高考改革帶來的複雜制度實際上造成了新的信息壁壘。在複雜的制度下，縣中與超級中學、名校相比，必然會由於資源和關鍵信息的差異而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

縣中面臨的第一個現實問題，就是學校師資和硬件難以適配新高考要求的選科模式。

在選科組合模式下，可以產生12種科目組合，而且每年各個類別的班級數目都會有差異，這既需要學校有機動的教師資源，又對教室等硬件設施提出了要求。

在經濟發達地區的學校或私立學校，學校可以投入資金進行教師和硬件的配套，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是否實施走班制。而在財力有限的縣中，師資和硬件都難以與自由選科相適配，只能通過以下方式進行解決：

一是通過對學生選科進行引導，鼓勵大部分學生選擇傳統科目組合，允許少數其他組合存在，在學校的有意控制下所產生的教師需求與原本教師的結構基本匹配，教學依舊採取原有的固定班級上課方式。

二是部分教師進行轉科調整。D縣縣中的副校長就説：“每年都會出現一些科目教師不足、一些科目教師過剩的情況，有條件的話就到下面學校去借調，但要找到合適的也比較難。只能採取內部教師調整，比如學化學的轉到生物，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大學的時候化學生物都是一起學的。”

資料圖來源：新華社

其次是學校教研和教學的信息真空。

新高考要求學生掌握更加深入的學科知識，培養學生的思維和創新能力，提高其應用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是簡單的記憶和應試。這要求教師轉變教學理念和教學方式，以情景化、場景化教學取代灌輸式的教學。

而在大多數縣中，教師結構老齡化嚴重，且由於學校擴招帶來的擴招教師、“超級中學”虹吸等原因，教師的學歷水平較低，其既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扭轉多年以來的教學理念和習慣以應對新的挑戰。

以D縣一中為例，教師平均年齡達到了48歲以上，大部分教師是函授本科甚至是函授專科的學歷。該學校的郭老師就説了，“現在的教材變化太大了，我們自己都很難理解現在教材裏面提到的莊子、墨子的思想，只能照本宣科地教學生。”

尤其是高考考察知識的縱深性和應用性，考試內容更加靈活，這對教師的教學和教研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對學生的家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超級中學”往往有專門的教研團隊對高考改革和教學內容進行專門的研究，能夠靈活地應對各種改革，其學生家庭也能夠為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提供助力。但縣中在教研方面往往處於單打獨鬥的狀態，一線教師難以真正兼顧教學和教研，且面對的大多是來自農村學生，新教學模式的應用難度大，教師因此缺乏主動教研的積極性，處於被動應考的狀態。

最後是選科時家庭和學校共同面臨的信息壁壘。

自由選科制度下，選科成為了關乎考生學業和職業規劃的重要選擇，高校的專業對於考生的選考科目也有要求。但實際上，縣中在職業生涯教育、專業介紹等方面都存在嚴重的不足，即使尖子生可以獲得學校老師針對化的選科指導，但其最終的錄取也是名校導向，比如進入清華學心理學或者到北大學護理。

正如Y縣一中成老師所認為的，這恰恰增強了學生的功利性，以分數決定科目組合，違背了新高考選科制度的原初意圖。而對於絕大部分農村家長和學生而言，既不瞭解選科組合與專業的強綁定性，也不瞭解省域範圍內的選科總體趨勢，更遑論在志願填報時為其提供參考，大多數學生主要根據自己日常擅長的科目進行選科組合。

正如21世紀初有農村學生不知道什麼是985高校，現在有更多的農村學生不知道什麼專業與什麼科目適配，更不知道什麼專業好就業。正是在這此情況下，“張雪峯現象”成為了時代的必然。

四、討論

新高考的改革固然有其現實依據和必要性，但是實踐中卻發現其意外後果是導致了縣中與名校之間的差距持續擴大。教學目標的轉向和複雜的制度設計缺乏相應的配套政策，使得縣中學生在與名校學生的競爭中處於教師教研、選科組合、考試信息獲取等多方面的不利地位。

固然政策帶來的生源迴流和縣中自主探索的拔尖、選科等策略使得縣中有了喘息之機，但這不是長遠之計，既犧牲了部分學生未來發展的更多可能性，也使得尖子生培養佔據了學校更多的精力。

在此意義上，縣中出清北生已經不再是概率問題，而成為了組織問題。而對於縣中的絕大部分學生而言，新高考在其面前樹立了一面無法僅憑時間和努力，而需要學校和家庭共同託舉才能翻過的信息高牆，而這份託舉恰恰是現實所無法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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