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顯：“台獨”照搬“港獨”路線，我們要靠“武器的批判”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顯】

近期看到台灣當局“去中國化”的新聞，都説很多台灣人都在看着香港，想知道香港迴歸後的這條道路是否走得通，這倒是勾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1967年，由親中愛國人士發動的“反英抗暴”遭港英政府暴力鎮壓，事件平息後，由於同情親中人士的市民佔了大多數，紛紛把子女送進愛國學校，香港稱為“左派學校”就讀。

當時的愛國學校大約有七、八間，其中最有名的五間，分別是旺角勞工子弟學校、香島中學、漢華中學、福建中學、培僑中學，被戲稱為“佐治五世”，也即是1910年至1936年統治大英帝國的皇帝。

旺角勞工子弟學校 圖片來源：資料圖

對此，港英政府“高明”地在1971年推出了六年免費教育，1978年更提供9年免費教育，一下子扭轉了劣勢。要知道，愛國學校雖然撙節，但畢竟也要收取幾元學費，就勞苦大眾而言，六年免費教育是無法抗拒的吸引力。一次聊天中，前香島中學校長、現立法會議員鄧飛扼腕三嘆地對我説﹕“愛國學校就是在這一節點，被擊敗了。”

香港市民的主要構成是中國人，港英政府聰明地知道，在當時，要香港人在意識形態上脱離中國，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在殖民地時代的小學和初中，中國歷史仍然是必修科，我念的是政府小學、教會中學，也是直念高中，中國歷史才變成了選修科目。

下層建築是影響上層建築的客觀因素：到了七十年代，中國內地的經濟實力已明顯遠比不上香港，因此部分對內地存有偏見的香港人，也難免會害怕貧窮，甚至嘲笑貧窮，自以為比內地人高上一等，這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港產片中，已灌輸了大量這種觀念。

正是藝術源於生活，最有代表性的個案，就是張堅庭導演、鄭裕玲主演的《表姐你好嘢》系列，一共拍了4部。值得注意的是，在這4部電影，由香港人扮演的內地角色，雖然被醜化，但只是作為小丑式的搞笑，始終是正面人物。然而，這種小丑式的醜化，卻造成了一個不可避免的效果，就是潛移默化地令很多香港人自認為自己不同於在內地人，是高人一等。

以上説明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及之前，香港人和內地人的分別，只是在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上有所不同。但到了八九十年代，那一代的學生中大部分經歷過六年免費教育、九年免費教育的學校系統“洗腦”。他們雖然也學中國歷史，但英語是必修課，甚至是考試語言。通過這套教育教導出的一整個世代雖然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也認為自己（因為懂得英文和更認識西方文化）相比於內地人是高出一個檔次的“高級中國人”，也即他們口中所謂的“香港人”。

到了九七回歸之後，這一羣第一代的“香港人”長大了，成為了社會上的中堅分子，以至於他們將負責教化下一代的“香港人”。

1997年6月30日，準備撤離的英軍軍艦。軍艦後是“熱烈慶祝香港迴歸”的霓虹燈和標語 圖片來源：澎湃影像

説到這裏，不得不岔開一筆，講講司徒華。

司徒華是個權力慾極強的教師，但他並非殖民地教育下的精英，註定他不能在港英政府的建制下取得權力，因此，他只能與左派聯合，對抗港英政府，以取得建制以外的權力。他所仗恃的，是由大部分老師俱為其會員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他是會長。

七十年代，司徒華企圖加入共產黨，也許是共產黨早已悉穿此人不可靠吧，拒絕了他的入黨申請。於是，到了九十年代，他轉而和英國人合作，開始“反中”。

當然，在迴歸前後的香港，不論是“反共”或是“反中”，都不可能公開宣言，因此這些本質上的“反中”者，搖身成為了民主派。這推理是：他們要的是西方的民主選舉制度，但這並非中國的政治制度；所以，他們説自己不是“反中”，而只是要求民主。

但這又生出了一個不可解釋的矛盾，就是他們的終極目的究竟是香港有西方的民主制度，還是要求改變整個中國？很明顯，後者是不切實際，並不可能，因此這推理就順理成章的轉為要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與中國切割開來。不消説，要想達到這目的，就必須得到美國人和英國人的支持。

司徒華畢竟矢言熱愛中國，不宜自打嘴巴，大搞“港獨”；但他交棒給張文光，張文光交棒給馮偉華，就越趨“港獨”，不能自拔了。司徒華2011年去世後，教協更加肆無忌憚，明目張膽地向下一代“洗腦”，製造出大量娃娃兵，其遺禍之大，不言而喻。

以張秀賢為例子，他在14歲已被老師譚凱邦招攬，後來加入了“學民思潮”，2014年與黃之鋒並肩“非法佔中”，是泛民主派赫赫有名的人物。至於譚凱邦，則由於觸犯《國安法》，現時仍在還押中。

2020年12月2日，香港，黃之鋒和林朗彥前往法院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再説回來，“港獨”思想之所以蔓延，香港特區政府也責無旁貸。5年前，我在《環球時報》寫了一篇長文，指出在迴歸之後，假如特區政府支持興建愛國學校，從1997年至2019年的22年間，不難打造出二、三十間愛國學校，遂可培養出一股強大的愛國勢力，黑暴時與教協的娃娃兵分庭抗禮，那就不致於在當時般孤單無援了。

遺憾的是，2000年香港大幅削減了中國歷史的課程，大大減少了下一代對中國的認同感。更有甚者，2009年起香港設立了“通識教育科”，卻又不設指定教材，任由教師自由選定內容。不消説，“反中”思想已入骨的教師們，遂可乘機加油添醬地把“反中”信息灌進學生的腦袋，形成了“港獨思想”，而“香港民族”這種荒謬的想法，也就被髮明出來了。2014年，香港大學學生會甚至堂而皇之地出版了《香港民族論》。

《國安法》通過後，大批暴徒被捕，教協被解散了，西方勢力被連根拔起，教育當局重新加強了中國歷史教育，“通識教育科”被“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所取代。然而，二十多年的惡劣教育，要想根治，恐怕至少也要十年八載，方能去清惡毒，絕對是任重道遠。

現在説到台灣，“台獨”的行走路線，和“港獨”完全相同。

1949年，國民黨在蔣介石的率領下，轉進台灣，這些人的口號是“反攻大陸”，當然是只能“反共”，不能“反中”。不過別忘記，當時台灣的主要居民是日殖時期的“皇民”，這些人好比香港殖民地時代出生、長大的“香港人”，是本土化的基本盤。

蔣介石去世後，經由其兒子蔣經國以及被謔稱為“李等會”等領導人，完成了中國台灣地區的民主化。正如前文講過，民主化是“反中”的等同操作，再加上美國力量在這裏可以全無制衡地肆意操弄，很容易把整個島的意識形態從“反共”變成“反中”。

2018年6月22日，李登輝抵達日本，準備出席所謂的1945年沖繩戰時“台灣人戰亡者慰靈碑”揭碑儀式。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至於由“反中”到“台獨”的路程，基本盤當然是日殖時代的“皇民”及其後代，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賴清德等人都是。他們所用的手法，説穿了，也和這二十多年來香港的情況大同小異，都是通過修改教科書，培養教職人員，從娃娃的“洗腦”抓起，經過了二三十年的操作，一步一步的深入，將“台獨”的意識形態植根於全島2300萬人口的內心。

香港有着中央政府的制衡，尚且猶抱琵琶半遮面地出版了《香港民族論》。台灣地區則是北京政府暫時無法管治，兼有美國撐腰，根本不用掩飾，閉門造車地發明了“台灣人”，從“李等會”時代的“河洛文明”，到蔡英文時代的“南島民族”，統統寫進教科書，直接“洗腦”了。

再對比香港的經驗，從2014年，《香港民族論》的出版，政府要想用“批判的武器”來抺去“港獨”思想，反而越抺越黑，到最後只能用上“武器的批判”，《國安法》立了，“港獨”思想就完蛋了。同樣原理，只要美國、民進黨、賴清德這組“三位一體”一天尚握有控制枱灣的“武器”，我們就不能幻想他們會自我放棄“台獨”。“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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