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小星：這次慘劇背後，是韓國內部諸多矛盾的集中爆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權小星】

當地時間6月25日上午，位於韓國京畿道華城的一家電池工廠發生火災，截至目前共造成23人遇難，另有8人受傷，其中絕大多數遇難者為中國公民。這幾乎是韓國曆史上單一事故中造成外籍公民傷亡最大的一次事故。

這場事故引發了中韓社交網站上的哀悼，同時也引發了思考：為何會造成這麼大的人員傷亡？到底是哪個環節釀成了如此悲劇？

同時，對於在異國他鄉工作漂泊的眾多中國同胞，如何避免這樣的悲劇，以及這不幸事故能對中國國內的有關產業帶來什麼樣的啓示，這些問題同樣也值得我們深思。

此次韓國鋰電工廠火災事故現場（圖/韓聯社）

出事公司“資不抵債”

本次出現火災事故的AriCell是一家從事一次鋰電池的工廠，而在社交媒體中，有許多網民將該工廠生產的電池與汽車動力電池等進行關聯，進而對新能源汽車及數碼產品產生恐慌。

首先，我們要明確一個概念：什麼是“一次鋰電池”？

簡單來講，這種電池有點類似於我們在家中使用的乾電池，即僅可以使用一次，不能進行充放電；而與之相對的，就是在手機、新能源汽車所使用的鋰電池，業內稱為“二次鋰電池”。

一般情況下，一次鋰電池由於不支持充電，所以用處主要在需要持久放置、且消耗電流量較小的產品，例如傳呼機、儀表盤、部分需要長期放置的檢測設備，以及智能電水錶等產品。相較於二次鋰電池，一次鋰電池具有比能量高、壽命長、耐漏液等優點，但受限於很難對電池本身採取充分的保護措施，因此穩定性方面較弱，進而導致的問題便是安全性較差。

根據AriCell在韓國官方公示系統的信息，這家公司主要生產的產品供向韓國國內大型企業、行業巨頭、國有資本，甚至是韓國軍方——該企業的電池覆蓋韓國軍方四成左右的相關儀器裝備。根據最新數據，該公司的年產能已達到5GWh，佔韓國年電池總產能的1.25%，佔一次鋰電池產能的比例更是接近35%。

不過，令人費解的是，AriCell看似掌握了韓國市場的不小份額，但這家公司的財務狀況卻是“一團糟”。

此前有韓國媒體爆料，Aricell已於2023年進入完全資不抵債的虧損狀態——以去年第三季度末為準，Aricell的總資產為242億韓元，負債總額卻高達252億韓元。但其母公司S Connect仍然在投入資金，就在今年，還進行了近60億韓元的增資。

有韓國方面的專家質疑，AriCell之所以能夠存活到現在，與公司內部繼承過程中，躲避韓國繼承遺產可能會產生高達45%的高昂税收，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從“小甜甜”淪為“牛夫人”

説到韓國的電池產業，不得不提其發展史。

韓國企業在供應鏈管理方面長期堅持的一種模式是，憑藉着自己完成零部件到消費者產品的成品製造全過程，逐漸完成一系列的供應鏈積累，再通過對本國中小企業的極力把控，將供應鏈全程緊密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這種模式的優勢是，在企業進行海外拓張、出海及研發新產品的過程中，會更有利於把握成本，並維護產品質量和標準的相對穩定，進而將高附加價值的板塊留在自己的子公司，將低附加價值板塊留給合作供應商，而將更低附加價值的板塊送到境外的代工廠。

根據韓國中小企業中央會的一項調研報告，截至2023年底，在韓國境內註冊的企業總量中，中小企業總量佔據93%，生產總值也超過65%，但是在各類工業產品中，中小企業能夠獲得的附加價值比例僅為5~18%，其餘附加價值均掌握在大型企業、巨頭及境外企業的手中。受訪的近八成中小企業認為“自己的位置就是大型企業中的一枚螺絲釘”。

這一供應鏈管理模式在電池領域的具體表現就是，韓國化工企業在進行石油加工的過程及輕電子產品生產中積累了相當一批電子技術，尤其是BB機、手機等產品的面世，使追求供應鏈完整的韓國企業着手去生產更多電池產品。因此，自20世紀90年代，韓國電池企業紛紛嘗試在電池的各個領域進行佈局。

一次鋰電池由於是儀表盤、保健設備及智能電錶的必需裝置，同時在軍用的儀表盤也有一定的需求，導致三星、LG、SK及現代汽車等韓國製造業龍頭，也將目光轉向了這一產品。根據韓國貿易協會的不完全統計，僅2005-2010五年間，韓國企業收購、創辦或投資一次鋰電池行業的數量就達到50餘例。

但是，好景不長，智能電水錶屬於國家採購項目，而韓國國內人口數量有限，因此很快就見底；而隨着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數碼產品耐用性需求的提高，企業的關注點紛紛轉向動力電池、二次鋰電池，還有像AriCell的母公司那樣，聚焦於電池充電站會使用的ESS儲能設備。

這種局面，必然會導致產業鏈的急劇轉移；而這類轉移，也導致韓國中小企業面臨一大困境。

一名要求不具名的韓國電池行業業內人士告訴筆者，大型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會選擇將有限的資金和研發能力投入到“更能夠產出效益的部分”，並傾向於將供應鏈“極度單一化”以實現最大盈利，而疏於對基礎技術和供應鏈內企業創新的培育。因此，各大一次鋰電池企業均出現較嚴重的“現金難”問題，自然難以實現技術的迭代，在安全性能方面的研發投入更是難以想象。

“2018年，當日本對韓國半導體材料斷供的時候，當時依賴於日本材料、因追逐利益而疏於對本國供應鏈內企業的研發的韓國大型企業，就已經遭受過一頓教訓，但過了這麼多年，韓國的產供應鏈難題似乎並沒有因此解決。”

外國勞工成一二產業唯一希望

在韓國，有一個詞語叫做“3D產業”（骯髒、危險、困難），這類工作沒有外國勞工無法支撐，是韓國業界普遍承認的現實。

今年3月，位於京畿道的驪州市，約百名韓國農民放棄繁忙的農活，前往市政府集體遊行，要求市政府允許外國勞工能夠長期在農村工作。這些農民們大喊，“沒有外國人，讓我們怎麼活下去”之類的口號。根據他們的説法，不是不想僱傭本國勞工，而是即便將工錢上漲2-3倍，都招不到幾個韓國本國人願意從事第一產業。

韓國是一個典型的“首都圈集中化”國家，在首爾及郊區僅佔據韓國國土20%的情況下，容納了近50%的人口，以及近70%的青年。即便是被韓國民眾視為“首爾生活圈”內的驪州，尚且因勞工的不足而爆發激烈的遊行；在韓國更廣闊的地方城市，對於外國勞工的依賴程度可見一斑。

公開數據顯示，2023年韓國企業對外籍勞工的需求出現井噴式爆發，全年引進外籍勞工為12萬人。2024年韓國政府繼續擴大引進規模，達到16.5萬人，再創新高。

而根據韓國法務部公佈的統計月報，截至2023年12月底，在韓居留的外國人共有250.8萬人，同比增加11.7%；其中，中國人數量最多，為94.2萬人，佔總外國人的37.6%；其次是越南人，有27.2萬人；再次是泰國人，有20.21萬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韓國外籍勞工中，有33.2%都是臨時工或短工。

從仁川機場入境韓國的外籍勞工（圖/韓國NEWS1）

這次出事工廠位於韓國京畿道華城市，距離首爾約30千米。雖然屬於首爾的衞星城市，但由於地鐵等公共交通體系的不完善，以及在快速城市化過程當中導致的市區分割現象，使得華城的絕大多數地區仍舊以第一、二產業為主。

根據華城市官方網站的相關數據，其境內有12個工業園區，有近千家大大小小不同規模的中小企業及工廠。筆者曾在2019年前往這一地區，看到最多的是紡織廠、電子廠等韓國僅剩不多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羊肉串、麻辣燙及中國小賣鋪的牌匾隨處可見，來自五湖四海的“鄉音”常繞左右。

“冰冷的名字”

中國勞工進入韓國，最早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韓建交後開始，但真正拉開大幕的，是2001年中國與韓國人力保障部門簽署合作備忘錄，開放向韓國派遣勞工，“僱傭許可制”成為向韓國派遣勞工的重要方式。

此外，由於盧武鉉政府時期，韓國憲法法院判定“歧視特定國家同胞為違憲”，韓國向中國朝鮮族先後開放沒有配額限制，且相較於僱傭許可制，可以更換公司的“訪問就業制度”、以及在持有數年後可轉換為永駐權的“在外同胞簽證”。因此相比其他國家勞工，中國勞工在韓國中“黑工”、“非法”的比例較低。

目前中國勞工的主要派遣形式為：在國內的勞務派遣機構簽訂合同，定向向韓國一家企業派遣員工，這類機構主要聚集在東北、山東等地區；而接受勞工的韓方企業，近九成系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近八成為中小企業。

而一名曾在華城工業園區工作的中國朝鮮族“打工者”告訴筆者，一般情況下，在韓國工廠工作的中國同胞，有一部分來自職介所，從國內直接派遣工人；另外也有一部分“臨時工”，從位於首爾九老區等部分華人聚集區“直接拉過來”；此外還有少部分看網絡上的求職廣告應聘的人員。這三類人羣共同組成了在韓務工的中國人，其中前兩部分佔據大多數。

由於對離職的限制較多，外籍勞工與僱主之間不乏矛盾。有調查顯示，一些韓國僱主認為，外籍勞工的生產力不如韓國工人，卻還要給他們提供住宿和餐飲補貼，變向提高了勞務成本，並呼籲對其實行最低工資標準；另一方面，外籍勞工則控訴現行制度下對他們各種形式的歧視。如華城工業區的外籍勞工，多以臨時工的身份工作，時薪基本和韓國最低時薪持平——每小時9860韓元，約合人民幣51.6元。

再聚焦到本次出事的工廠，根據相關資料顯示，這家公司的大多數現場員工來自中國東北地區，且多來自於同一家勞務派遣公司，甚至有部分員工為“當天結算”的日結員工，而這些員工的名字並不存在於任何勞動保障體系，僅有一個冰冷的手寫名字，記錄在一張不起眼的本子裏，而這個本子也隨着火災一同被燒燬。

所有看過火災現場直播的觀眾都不難發現，在廠址AriCell門口，有一塊標牌，上邊寫的是“有害化學品處理工廠”，並寫明該工廠負責人的聯繫方式。

這塊牌匾是根據韓國《環境保全法》的規定，由韓國環境部與地方勞動廳共同管理。該法律還規定，所有操作有害化學物質的工廠及廠房，必須要完成登記與公示，負責人與“所有直接接觸有害化學物質”的工作人員應當每年前往韓國產業安全保健工團接受安全教育，並接受環境部門定期檢查，一般檢查週期為一個季度左右——諷刺的是，據韓國媒體的報道，韓國環境部最後一次對AriCell進行定期安全調查是在上個月17日，當時調查人員給AriCell的評估報告是“合格”，且“不存在需要整改的部分”；而在22日，公司就發生了一起火災，只是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與筆者交流的一些韓國專家認為，通常鋰電池火災是由熱失控（thermal runaway）現象引起的。鋰電池一旦發生火災，就很難滅火，而且內部一直在發熱，因此即使燈看起來熄滅了，也經常不是完全燃燒。起火時會產生大量的氫氟酸氣體，使滅火人員很難進入建築物內部，而這也就對於員工如何在初期應對突發的災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然而，現實是，外籍勞工很多連“名字都無法存在於記錄裏”，遑論安全培訓，部分打工者可能幾乎是在草草介紹了安全須知後就直接進入工作場地。

上述中國朝鮮族“打工者”也向筆者提到，一般情況下，像電子廠、電池廠這種工廠的工作，都是要下定很大決心才能做出選擇。因為相比於便利店、飯店等，這類工廠的工作存在高風險，且工廠距離偏遠，下班經常會面臨危險的處境，而工資也僅勉強達到韓國的最低工資線。

悲劇如何不再發生

2017年至2019年間，韓國共發生過28起電池廠火災，導致該國儲能市場癱瘓。隨後蔚山國立科學技術研究所的研究指出，除了製造過程和保護措施缺陷，火災原因還包括豐厚的補貼激勵、監管不力、股東的不同文化背景、技術標準不一致、溝通不暢、利潤的壓力等。

此次華城市AriCell電池廠事故發生後，韓國當局表示將調查工廠內滅火系統是否正常運作。京畿道知事在現場表示，京畿道將在全域範圍內啓動大規模安全檢查，避免類似慘劇再次發生。

媒體報道截圖

實際上，這場事故仍然存在着眾多疑點，例如：具體的着火原因是什麼，工廠是否存在安全措施不達標，為何環境部門還會開具安全監測合格的報告，是否涉及到韓國政府部門的瀆職，這家工廠的電池是否存在質量問題，員工是否得到了正規的安全培訓，工廠內部的安全門是否打開，以及為何消防人員和救援人員在“有害化學物工廠”內仍未配備防毒面具和口罩，等等。這些問題都亟待調查人員給予正面回應。

而對於遇難者來講，要面對跨國的賠償手續，也將是一場巨大挑戰。根據國際慣例，這類案件一般需要2-3年，甚至更久的時間去走繁雜的手續流程。

我駐韓大使邢海明赴電池廠火災現場，協調遇難中國同胞善後等工作。圖自央視新聞

為了生命安全，為了避免類似的慘劇再次發生，我們同樣可以嘗試做一些事情。

一個最簡單的“他山之石”的例子就是，韓國僱傭勞動部針對出國就業的韓國籍人員，聯合外派境外的韓國貿促機構，向一些具備安全措施，且對境外就業的韓國公民友好的企業提供認證服務，並通過當地機構介紹所在就業國家的安全培訓等項目。這是一個比較好的嘗試。

而從人員信息管理角度來看，我方在外機構可發揮積極作用，在自願原則上，進一步倡導在外勞工的信息註冊制度，並留下派遣機構、家屬的聯繫方式，建成國內派遣機構的聯絡機制，以便在突發情況下，快速識別中國公民身份，便於及時提供領事保護服務，聯繫國內家屬儘快完成相關複雜手續。

此外，對於中國的產供應鏈內企業，如何避免技術研發及投入的困局，如何對供應鏈內低附加價值企業提供可靠的幫助，也成為留給行業思考的一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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