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宇：去美國學習人文科學？我有話要説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德宇】

美國人也算是不藏着掖着了，前幾天，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就直説了：美國需要中國留學生學習人文學科，需要印度留學生學習科學。

很多人一聽這話的第一反應是美國就怕中國人學了它的技術“偷回去”，而人文學科都是一些沒有太多用的軟知識，而且還能更好的“洗腦”搞“顏色革命”。作為一個在美國學習了多年的文科生，倒是可以説説自己的感受。

那還是我在美國讀博第一年的時候，上了一門課，名叫“實證研究方法論（Empirical Methods of Research）”。顧名思義，講的是我們怎樣用更加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問題，這些科學方法背後有什麼原理，我們如何避免一些常見的方法論上的謬誤等等……

光聽這個描述你就知道，這課很乾很無聊，雖然講課的老師一直強調，這會是我們博士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堂課，但我們上課的時候完全沒有這個感受。但這課是有樂子的，因為老師會瘋狂吐槽知名學者們如何犯傻。

學者們犯了什麼傻？

比如某芝加哥大學著名教授，還曾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研究恐怖主義的時候犯了經典的邏輯錯誤，認為“因為自殺式恐怖襲擊中都出現了領土爭端問題，所以自殺式恐怖襲擊的原因是領土爭端”。順帶一提，他十幾年前的政策建議是，美國如果想要抵禦恐怖主義威脅，應該學以色列建隔離牆——這一建議在今天看來別有風味。當然，他的推理雖然有問題，但是某些結論其實歪打正着，反而是有些價值的。比如他覺得靠侵略和佔領來反恐是不行的，只會進一步激起反抗——顯然以色列和美國沒有聽他的。

比如某研究婚姻和性生活的學者，説結婚時間越長性生活頻率越高。有的學者覺得這明顯違反自己的真實感受啊，於是檢查那篇論文的原始數據，最後發現數據中“每月性生活次數”這一項有好幾個“88”的值，數個證據顯示這幾個值應當是“99”（表示缺失值）的輸入錯誤，把這些缺失值改了之後馬上結論就正常了。結果原文作者還不承認錯誤，寫文章反駁説你怎麼知道這些數是我筆誤了，有些民族有些文化就是可以這麼豪放的你們都不懂……

再比如某基因政治學研究，發現某兩個基因會導致投票率增高，但完全是把相關性當因果性，對背後的原理一無所知。為了展示這種邏輯的荒謬，有人就把那篇論文裏面的倆基因拎出來，用那篇論文的方法做出了幾百個顯著結果，從自殺到吸煙到癌症到污言穢語綜合徵都跟那倆基因可以建立聯繫……

最有趣的是某個埃默裏大學的教授，聲稱自己掌握了某種稱為“遙視（Remote Viewing）”的技術，可以讓他跟死人和外星人交流，並且讓他成功地發現了耶穌和佛祖都是外星人……更有趣的是，有個人覺得這也太離譜了，寫了篇反串的文章誇這個遙視技術多麼厲害，結果很多學者沒看出陰陽怪氣，還真信了……

比學者犯傻更傻的是什麼？

不過現在回想起來，你會發現最有意思的還不是這些學者犯傻這件事本身，而是他們犯了傻，甚至被人指出來犯了傻，也照樣這麼做學者。犯傻也無所謂，這件事比你光知道聰明人也會犯傻更加的“祛魅”。

比如之前我寫美國學界如何犯傻的文章，有一種很典型的評論長這樣：

每當我在闡述聰明人如何犯傻的時候，總是會見到這類看似很有道理的反駁：你把美國人説得這麼傻，人家不還是世界第一嗎？

但其實這裏沒有什麼矛盾的地方，因為有很多種可以解釋這種矛盾的理由：一、霸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古今中外的帝國和霸權往往都不是糟粕最少的那個，你不需要什麼“國際戰略家”才能稱霸，並不是什麼所謂的“國際戰略家”成就了美國霸權，而是美國霸權成就了那些戰略家；二、人類就是會不停犯傻，聰明人再犯傻，只要他們比上面截圖中的傻子聰明一些，那麼就足夠了，同理，各國都是草台班子，美國只需要沒那麼草台也就夠了；三、有沒有可能，當美國人犯的傻越來越多的時候，美國霸權確實也就在走下坡路呢？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這些年做的很多事情，和當初那堂課也沒有太大區別：都是在給大家展示為什麼聰明人會犯傻，這中間有什麼方法論的問題，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什麼樣的教訓。

當然，這個事情是相互的，我看別人是傻瓜，別人看我應如是。當我在説別人犯傻的時候，別人也永遠可以指出我自己的愚蠢之處。如今回想起當初那堂方法論的課，當年是看樂子，現在是照鏡子。

當年那個老師説的也沒錯，方法論確實是我在博士生涯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雖然也不全是從一堂課裏學到的，主要還是得實踐。

每次寫東西，我都得先自我拷打一番，自己在發言之前，真的完全做過調查了嗎？我的邏輯順不順，論據實不實，有什麼數據被我漏了，有什麼敍事把我誤導了……真去研究問題，所有這些事情都會讓人越想越汗流浹背。稍有不慎，我也要變成自己當年嘲笑過的傻瓜。

克服思維上的懶惰，真的想想就痛苦。

所以我很反感動不動就把“常識”這兩個字扔出來的人，特別是所謂“迴歸常識”。他們不是真的尊重常識，只是想要拿常識（往往還是自己定義的常識）當個萬能的答案，來逃避思考逃避科學論證。

讀書越多，為什麼讀書越少？

其實我很不喜歡那個教方法論的老師，因為他幾乎集合了美國學者的一切刻板印象，自以為是，愛講沒人笑的笑話，而且對待其他國家的人非常傲慢。最典型的是，他多次跟我們聲稱沒有必要研究其他國家的政治，我們系的什麼拉美研究歐洲研究都不需要，只要研究那些普世的理論就可以了——顯然，他自己研究的是美國政治。當然，他這種態度是很多研究美國政治的學者共有的。

因此，當2016年我們系研究美國政治的老師們集體翻車的時候，很多其他領域的老師在震驚之餘，其實也有幸災樂禍的感覺：你們連這麼簡單的本職工作都做不好，還有資格嫌棄我們？這不活該嗎？

所以，整體來説，對於那個方法論課程的老師，一個看不起國別研究卻連美國政治都看不懂的美國學者，我沒有什麼好感。

不過呢，複雜的地方在於，當他批改我的論文時，他確實是認真的。我論文中的邏輯問題，缺少的論據，甚至於我的用詞包含了怎樣的假設，我的研究問題預設了什麼立場，他都看得非常清楚。他是懂得如何科學研究問題的，並且也幫助了我在這方面有所提升。

但是在2016年大選之前，我聽過他以及其他美國政治老師如何評論特朗普，如何預測大選。就和當時美國的大多數精英一樣，他們對於美國正在發生什麼一無所知，對於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想什麼毫無概念，因此即便特朗普很可能贏得大選的證據就擺在他們面前，他們也不知道怎麼串聯起來，而是選擇了無視那些證據。

仔細想想，這樣一個精通科學方法論的學者，卻完全不懂得如何將這種方法論運用到研究美國政治上，就這樣在自己的本行上翻了車，這既可笑，又可悲。

正如我反覆強調的，這不是他個人的原因，是美國政治學界的系統性問題。一個能夠説出“我們只需要關注普遍規律就夠了”的學者，他從一開始就不可能真正瞭解美國在發生什麼。所以他們即便在2016年之後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也並沒有修正自己看待問題的方式。

但是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全世界社科學者的一個普遍問題，他們的眼界非常狹隘，並且往往將這種狹隘包裝成專業，甚至以此為榮。

很多我接觸的學者，他們是真的整天埋頭在文獻裏，頂多再看點推送來的主流媒體報道，就是他們對這個世界的全部認知渠道了。有的學者非常自豪，説他要讀多少多少論文，一點娛樂也不需要，就是全身心投入學術……我是有點懷疑這樣產出的學術到底有多高的質量的。當然，學界就是一個需要卷的地方，你確實需要把絕大部分時間用於看論文發論文。但是作為社科學者，作為將複雜的人類社會作為研究對象的學者，只看論文和主流媒體是完全沒法讓你理解你的研究對象的。

比如，你就是每天看一萬篇計量論文，你把你的政治學量化方法磨鍊到天下第一，但是理解不了特朗普背後的社會基礎，看不到美國社會發生的變化，那麼你的計量模型和對數據的解讀還按老一套的來，那必然會出問題。有些老資格的學者，最後跟孔乙己一樣，講起茴字有幾個寫法頭頭是道，但是對這之外的事物就毫無理解。一把年紀了還是困在自己的圈子裏，這樣的人我見得太多了。

當然，這不能全怪他們，這就是體系使然。別説他們了，我都覺得自己隨着年齡增長變得封閉了，可能過幾年我也要變成自己如今嘲笑的對象了，批判總是比建設容易的。前些日子趙鼎新教授的訪談刷屏了，雖然我並不是完全贊同他的研究思路，但是他對學界的看法跟我一直以來吐槽的也沒什麼區別，只是有些話他能説我就不能説。但不管誰説都是一樣的，中外學界的現狀如此，有着更深的原因。

無論如何，如果這個學術體系本身就是僵化的，不能反映社會變化，那麼你越擅長於這個體系，越陷入其中，你對現實的理解反而越少——所謂書讀得越多，書讀得越少，這就是社科相對論。

有些論文讀起來，真不如去網上衝浪。網絡社區當然不代表世界，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但那些社科研究也不過是世界的一小部分，你越是明白其中的片面和偏向，你越能夠從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你不能把網上的東西當做全部，但也不能當不存在。

當然啦，社科學界對於網絡社區也是有研究的，比如流行的“文本分析（content analysis）”方法，就是去用量化方式來統計網絡社區上的關鍵字等信息，並對網絡輿論和信息傳播進行分析。老實説，我覺得這種高高在上的所謂中立客觀，仍然不如親身去所謂的“網絡糞坑”裏高強度衝浪，去真正理解那些被扣上“民粹”“暴民”帽子的人在網上説什麼，為什麼這麼説，背後是什麼樣的心理狀態——人，才是一切的關鍵。

當然，除了網絡社區，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會為你提供論文之外的信息。電影啊文學啊這些就不多説了。2017年初有一款名叫《林中之夜（Night in the Woods）》的遊戲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遊戲看似可愛的畫風之下，講述的是一個憂傷而驚悚的故事，反映了美國鏽帶的很多社會現狀。因為製作者也正是匹茲堡的居民，所以遊戲裏面所表達的那種哀傷與衰敗的氛圍和一種無奈卻積極的情緒，和我在匹茲堡及其周邊地區親身感受到的東西，是完全一致的。而其中一名遊戲製作者在幾年後自殺身亡，這件悲劇本身也是美國近期一些社會思潮的反映。

所以為什麼我會對中美關係有着悲觀的預期，同時對於中國的發展有着樂觀的預期，因為得益於我的多專業背景和信息獲取能力，我看到的東西比絕大多數人多。我能看到，當前我們和平與發展的代價是什麼，中國上下從民眾到政府在背後付出了什麼並且將要付出什麼。我同樣也能看到過去幾十年很多人所熟悉的印象中的世界，並不是歷史的常態，甚至也從來不是我們當前這個世界的現狀。

確實，我反覆強調過，單純地以小見大是不可取的，因為你並不能獲得事物的全貌。但是，如果你將諸多以小見大的碎片拼接和聯繫起來，相互比對，你總能獲得更多的東西，並且逐漸逼近事物的全貌。信息的廣度是非常重要的，對於整日沉浸於自己圈子裏的大多數人，特別是社科學者來説，更是如此。

我這些年學到了什麼？

説到底，懂方法論是一回事，如何運用方法論，又是另一回事。這是我這些年在美國讀博學到的最深刻的東西。我們需要好的工具，但更需要運用這一工具的意識。這種意識怎麼來的？那隻能是每時每刻都得拷打自己，看到任何事情做出任何判斷之前，都要先想清楚其中可能存在什麼邏輯上的、論據上的、思考方向上的謬誤。

所以總有人問我，你天天黑美國，黑美國政治，為什麼還要去美國學政治？這同樣是個沒什麼道理的二極管問題。

一方面，無論其中有多少缺陷，美國政治學裏都是有值得學習的東西的，比如我剛才提到的方法論，雖然這些不一定真的要去美國學。我們沒有必要説一件事物有缺陷就要全盤否定，就找不出可用的地方。

就好像我們説維基百科百度百科並不是可信的信源，你能找出無數問題，但不代表我們不能從這些百科上獲取信息啊。任何信源都不是完美的，不可信的程度也有高下之分，因為一個信源有不可信之處就完全放棄，甚至轉向更加不可信的信源，那就更加得不償失了。

我之前跟一個同樣學美國政治學的同學討論美國民主的運行，我舉出了Gilens和Page那篇著名的論文作為一個論據，裏面説的是普通美國人對於美國政策幾乎沒有影響力。而那個同學對此的反駁竟然是，“你平時經常黑美國政治的實證研究，怎麼現在又拿出來作為證據了？”

只能説二極管思維是真的無處不在。有問題的實證研究我當然要黑，但是這就代表我要全盤否定這所有的實證研究嗎？更合理的反駁應該是指出Gilens和Page的論文裏有什麼方法論的缺陷，或者爭論這篇論文對民主政體該如何運行有誤解。

事實上Gilens和Page這篇論文在2014年確實引起了很多美國人的不安，所以不少學者就是按照我上面的思路來反駁的。很有意思的是，這些反駁集中在了2016年發表，堅稱美國民主沒有Gilens和Page描繪的那麼不堪，隨後發生了什麼我們都知道了。當然，從學術的角度，我認為那些反駁本身也沒有觸及Gilens和Page分析的實質，但這並非本文重點，就不在這裏贅述了。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正是因為來到美國，親身在美國政治學界學習了，我才能夠意識到美國人在想什麼，這裏面又存在什麼問題。我在這些年見證了美國的聰明人們如何犯傻，這也是非常重要的體驗。雖然很多傻是中美共有的，但是也有不少東西是隻有身處美國才能切身感受到的。

所以其實我倒不是完全同意美國人文科學沒什麼可學的説法，在中美不可避免的對抗升級來臨之前，多去了解美國，學習美國的長處避免美國的短處，對於中國人來説顯然是十分必要的。有些人看到我黑美國，就説這是搞什麼民粹支持什麼封閉，這是非常奇怪的指控。你越是知道一件事物的缺陷，你才越能明白一件事物的優勢，你才知道該學什麼不該學什麼。你不知道美國不是什麼，你怎麼能知道美國是什麼呢？

比如你看我説了那麼多美國政治帶來的分裂和極化，你反過來思考，即便如此美國社會仍然這麼照常運轉，這不是更説明美國體制在引導輿論安撫民眾控制社會上面，有很多值得總結的經驗和教訓嗎？覺得説一件事物非得完美無缺才能去研究去學習，那是二極管的神學思維。這個世界是複雜的，你越是將一件事物祛魅，才越能看清楚其本質。

當然，這個世界再怎麼複雜，我們也要做判斷和選擇，無數的利弊對錯善惡相互抵消，最後你往往只能選擇一樣。就好像你在美國大選裏面可以有無數種立場，你可以覺得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有一點道理，但你最後也只能選一方，“不選”到最後也是對一方的選擇。政治到了最後就是一個站隊的故事，不管你願不願意，不管你有沒有意識到。

這個世界留給所謂“世界公民”（一個恐怕從來就不存在的概念）的空間會越來越小的，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説尤其如此，這是逃不掉的。當我們理解中美關係的複雜性，理解我們該如何在美國交流和學習的時候，也時刻要記着，這些複雜性到最後，需要收束為一個簡單的立場之分。或者説，當你考慮完所有這些東西之後，你要意識到，自己是誰，想要做什麼，做這些又是為了什麼。

所以我在美國留學之後還是回到中國工作生活，這是我在考慮了所有複雜性之後做出的簡單判斷，而且與我一直以來所抱有的論點是一致的。從個人利益的角度，作為一名中國人，自己最好的發展前途仍然在中國；而從集體利益上看，正如我前一篇文章所説的，美國及其領導的秩序已經到了落後而野蠻的階段了，“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我當然希望能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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