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鏑：義和團和愛國主義不應該被“劫持”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項鏑】

在蘇州日本人被刺傷事件發生後，關於此事的討論熱度不斷。不過這次我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重新審視一下此事，即“話語劫持”。互聯網上，話語權往往以概念、標籤的模樣在流行，如果概念被“混用”、話語被“劫持”，只會不斷加劇公共話語的混亂和撕裂。

“義和團”和“愛國主義”就是一個例子。

一、警惕“義和團”被“劫持”

網上關於“義和團”的討論非常多，不過這裏面“裹挾”的諸多問題更應當引發我們的關注。

一個事件基於各自的立場，會有不同的面向和表述，這是我們在討論一件事情前首先應該明白的基本規律。“義和團”本身是充滿着各類標籤的，一方面是農民羣眾、扶清滅洋、反抗精神；另一面是迷信、暴力、落後、非理性、不文明。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它的確兼具着兩種面向，這是客觀的。但如果單獨找出他們的落後面並且標籤化和擴大化，以此來攻擊他人的話，那麼義和團的抗爭面向就會被遮蔽，“話語劫持”也悄悄完成了，自此“義和團”將會徹底負面化，人人避之不及。

同樣地，“八國聯軍”這個詞條在東西方歷史中也有不同的敍述。在中國，這就是“庚子年事變”“八國聯軍侵華”，但在西方語境下，他們稱其為“Sie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tions”（國際使館圍城戰）。中國語境下側重於歷史的苦難，西方語境下側重於他們介入中國保護其使館的“正當性”。如果是西方人，當認識到“派兵去東方古國保護自己的大使館”是不是就顯得正義多了？但在中國人看來，這種解釋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不同主體有各自立場，也會有不同敍述。

同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我在海外經常需要花很久的時間給外國人科普“解放戰爭”的“解放”為何意，為什麼不是他們簡單粗暴所理解的“內戰”。

因此，用“義和團”的一個面向去遮蔽它的另一個面向，本身就不客觀，也是對歷史的不客觀。同樣，我們的先輩有多少不是農民？為什麼如此着急去否認自己的先輩呢？

二、警惕“愛國主義”被“劫持”

前些日子，看到人民大學劉海龍教授與其博士研究生於瀛的一篇關於“概念”的論文，論文的主旨是在釐清謠言、傳言、誤導信息、虛假信息和假新聞的概念。坦白説，如果不是專業領域的研究人員，上述概念的確不太容易分得清。概念出現混亂必然導致關係的混亂，關係的混亂也會增加危機時期公共話語混亂的可能性。

這裏舉這個例子並非科普傳播學知識，而是指“粗暴摘取”其中的共性，無視其“差異性”最後導致的後果是混亂。我們不能説一切“未經證實的消息”是上述概念中的任何一種，同樣的，攜帶國家和民族色彩的事件被“粗暴歸類”也是不可取的。

例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敵對主義”和“仇外主義”，我們是不是也需要釐清這幾個概念？更準確地講，蘇州刺人事件的嫌疑人行為更符合上述四個概念之中的哪一個？當然，我們絕非是為了將其歸類，因為對嫌疑人的判決屬於法律層面，事情本身如何我們並不掌握，是否有其他隱情我們當下也並不充分了解，所以不應線上判案。這裏只單單聚焦對“愛國主義”的“劫持”。

無論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還是極端民族主義，從學理上劃分，其內核都是以國家認同為基礎的個體身份意識。基於國族身份認同的意識形態其實有很多種，最常見的就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愛國主義通常指的是能夠代表一個人對自己國家（多為民族國家）的熱愛和奉獻等積極情感的意識形態（如 Schatz 等人，1999），而民族主義則強調共同的民族情緒、歷史和文化的重要性，但往往宣揚本民族的利益與地位，高於其他民族（Kohn，2005）。

敏鋭的讀者已經能夠體會到兩者間的細微差別了：前者只管愛自己的母國，後者則重在與別國的比較和“拉踩”。從學理上説，它們本質上雖然相似，但在“排他性”和“極端性”上卻存在差別：民族主義比愛國主義更為“極端”、且更加“排他”。

那麼，比民族主義更為極端且排他的理念該叫什麼呢？籠統地講一句“極端民族主義”肯定沒錯，但還有更為細緻的分類方法——仇外主義和敵對主義。仇外主義通常被定義為對所有外來文明及其人員的無差別的恐懼或厭惡，通常表現為對所有外族或外國人的偏見、歧視或敵意（McLaren，2003）。敵對主義指的是對某一特定羣體、國家或其人民根深蒂固的負面情緒，通常是由歷史、政治或社會衝突造成的（J. G. Klein 等人，1998）。相形之下，民族主義都顯得沒那麼“壞”了，愛國主義則成了徹底的“小可愛”。

從義和團“扶清滅洋”的口號來看，該組織對“洋”的敵視與排他，大抵多於其對“清”的厭惡。比起“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説法，義和團似乎更接近敵對主義而非仇外主義。畢竟德國侵佔膠東在前，八國聯軍侵華在後，義和團有着明確的鬥爭對象。這麼看來，仇外主義卻是最為惡劣的一種。

在當今互聯網空間，公共輿論對於各類基於國族身份認同的意識形態，應秉持基本的引導方向。個人認為那塊更高的道德之地上至少插着四面旗幟，分別寫着：永遠支持愛國主義，適度警惕民族主義，堅決打擊仇外主義，鮮明反對敵對主義。這一理念，不僅適用於中國，它就像意識形態治理領域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具有全球普世性的原則。畢竟誰都有祖國，誰的祖國沒有一兩個外鄉人，又有哪個國家能與其他所有國家交好，誰又沒有一兩個世仇或敵手呢？

今天講愛國，要更加理性。將“義和團”和“愛國主義”的概念劫持而不加以細分，無論是否有意為之，勢必會帶來混亂。特別是在自媒體時代，不少公眾號的引導也應當關注，發動一批人去批判另一批人，充斥着對某一羣體的鄙夷、充斥着對某一羣體扣帽子的趨勢、充斥着要求擴大化的做法。而其背後的遮蔽行為才真的應當重視。

因此，我們要理性，理性的前提是清醒認識和區分。以日本為例，對於其極右翼分子、軍國主義暴行、拒不道歉的行為，我們要堅決批駁和反對，沒有任何餘地！九世之仇不可忘，如同網友所言“我們憑什麼替先輩原諒這羣日本侵略者？”同樣的，我們更要清醒地認識到，普通日本民眾並不是我們仇恨的對象，尤其是針對婦女兒童的暴行，我們要堅決反對，否則又和當年蹂躪中國的日本軍國主義有什麼區別呢？

最後，讓我們向胡友平女士致敬！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