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達爾·阿姆列巴耶夫：“為什麼我們成了後蘇聯範圍內最吸引中國的國家”

編者按：

全球目光正聚焦於上海合作組織峯會。

過去21年間，上合組織取得長足發展，已從最初的邊界問題解決機制，轉向涉及更廣泛問題、輻射更大範圍的權威多邊組織——此次峯會將再次擴員。新變局下，上合組織將在國際上扮演什麼角色？又將如何發展與轉型？

本文從哈薩克斯坦視角出發，指出上合組織不僅成功解決各國之間的邊界問題，實際上也為後蘇聯空間國家的國際定位，提供新的“非西方模式”的戰略路線；與此同時，上合組織也面臨一系列挑戰。

本文原載於《俄羅斯研究》，原標題為《當代國際局勢與上合組織的角色變化——哈薩克斯坦的視角》，篇幅所限，有刪減，僅代表作者觀點。

【文/艾達爾·阿姆列巴耶夫，譯/倪文卿】

一、上合組織建立之初哈薩克斯坦的外交選擇

在當代語境中探討哈薩克斯坦國家主權的建立，有必要指出，在為我國爭取實際的國際主體性方面，上海合作組織持續發揮了重要作用，切實為哈薩克斯坦提供了安全保障，承認其領土邊界，並提供經濟支持，為哈國人民營造了非衝突的、和諧的社會發展環境。

習近平主席抵達時，哈方多架戰機在總統府上空拉出中國國旗色彩煙歡迎中國貴賓。新華社

哈薩克斯坦獨立以來的30年，有20年的發展離不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合作。對於我國而言，這一時期可以稱為外部環境助益期——得到了協調、均衡的國際、地區環境“保護傘”。上合組織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哈薩克斯坦是上合組織的創始國之一，也是該組織的積極參與者。

這充分説明了為什麼哈薩克斯坦在自身的發展中極為需要上合組織，而且現在也依靠着這一組織，因為它是我國主權獨立的外部依託，是未來社會經濟一往無前地、安全地、蓬勃發展的條件。

1991年正式獨立成為主權國家之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面臨着在世界範圍內協調外交事務、確定自身定位的相當複雜的兩難困境。特別是蘇聯解體後，原加盟共和國在獨立後紛紛呈離心態勢。

為了擺脱前宗主國俄羅斯的影響，一些國家試圖轉向以美國和歐盟國家為首的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主導的陣營。部分後蘇聯國家的精英階層認為，全球發展呈現出一種線性發展前景，即向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西方民主主義發展。由此，精英階層認為，最有前景的國家發展計劃，是優先與當時的全球霸主，即美國，建立合作關係。

20世紀90年代初的國際現實印證了這一觀點。然而從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僅以一國為依託的外交政策存在很大風險，哪怕這個國家的實力是最雄厚的。

獨立後的哈薩克斯坦能源發展仍高度依賴位於俄羅斯歐洲部分的加工企業。與此同時，因為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而受到西方及其跨國集團的密切關注，他們試圖將我國納入美國和西歐國家的影響範圍。而這些國家有着對於年輕國家來説十分重要的投資機遇，以及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技術和有吸引力的社會生活模式。更加緊密合作並加入“親西方聯盟”（прозападныйальянс）的前景，對於發展中的新興獨立國家來説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和誘惑力。

不僅如此，美國是一個能夠與俄羅斯進行核對抗的重要國家，它堅持讓哈薩克斯坦放棄核武器，並按照“西方規範”實現國家轉型和現代化，為其提供安全、領土完整、經濟投資保障，接納其進入當代自由主義國際“俱樂部”。這些“政治利益”在哈薩克斯坦的發展戰略文件和一些國家項目中均有體現，例如，哈薩克斯坦在擔任2010年歐安組織（ОБСЕ）輪值國前通過的《2009-2011年“通往歐洲之路”國家計劃》。

然而，哈薩克斯坦當局非常清醒而有遠見地意識到，國家發展演變的道路需要傳統外交政策的支撐，需要務實地承認鄰國的利益，首先就是俄羅斯，一個擁有強大軍事政治影響力的威權大國；還有經濟蓬勃發展的中國，具有經濟現代化的重要動能和伴隨市場不斷開放、擴容的新型互聯基礎設施。

此外，由於年輕的哈薩克斯坦與大鄰國——俄羅斯是其中國土面積最大的，共同邊界線達7598.8公里；中國是其中人口規模最大的，共同邊界達1782.75公里——之間的關係存在不確定性，若要在戰術和戰略上同時滿足相關國家的核心利益，就需要國家領導層面對局勢進行周密權衡，只有研判地區多邊互動機制的前景，才有可能真正解決緊迫的問題。

具體包括：蘇聯遺留的與中國接壤地區的非軍事化問題；與所有鄰國的劃界與勘界問題；防範社會政治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民族分離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所引發的不穩定局勢的威脅；以及我們這個年輕國家所要面臨的、蘇聯解體背景下日益活躍的、從阿富汗向後蘇聯國家販運毒品所帶來的嚴峻挑戰。

剛剛實現國家主權合法化的哈薩克斯坦在歷史意識中，對於和中國、俄羅斯這兩大鄰國的關係，仍有所擔憂。兩國在各自的帝國時期，都曾因領土需求發展過擴張主義政治。對於哈薩克斯坦來説，解決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互動這一綜合問題的關鍵在於與地區當中這些國家之間的互動，這也是哈外交政策中的優先事項。

需要指出的是，得益於與上述國家的雙邊會談，這些問題得到了順利解決，並在2001年建立了務實的國際對話平台——上海合作組織。

二、邊界問題的解決

哈薩克斯坦作為上海合作組織的發起國之一，不僅解決了本國的邊界問題，而且實際上為後蘇聯空間國家的國際定位提供了新的戰略路線，着眼於與陸地大國、中亞鄰國，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重要夥伴之間達成對外利益平衡。該戰略是我們維護獨立的重要基礎。

並且，當代國際關係實踐證明，與重要的大國進行利益的相互協調非常有前景。對於哈薩克斯坦和有核武器、一定人口規模的“重量級”鄰國印度、巴基斯坦來説，加入上合組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該組織的非集團狀態對哈薩克斯坦而言非常重要，能夠避免自身與其他國家的對峙和外交政策衝突。

有一些説法，例如，該組織是“非西方”性質的，該組織總體上或部分成員國有着反西方的戰略定位……這些説法在我們看來是短視的，脱離了上合組織及其成員國的現實和戰略目標。

哈薩克斯坦將上合組織視為該組織成員國之間按照“上海精神”協調利益、協同努力、協商解決方案的重要地區平台，以中亞地區和諧為宗旨，併為其發展提供有利條件。在我們看來，該組織的國際前景首先在於構建中亞的地區和平、利益和諧和共同繁榮，為全球性、建設性的發展做出貢獻。將該組織拖入國家之間的集團對抗、對峙，拖入各種貿易、技術領域的“冷戰”，將個別成員國自己的、地區外的“議程”強加於其他成員國，這些企圖都不符合哈薩克斯坦的國家利益和加入上合組織的目的。

雖然就官方積極性的表現來説，上合組織的目標似乎顯得有些“淡化”，彷彿表現出轉化為另一個全球性官僚組織的趨勢。然而，實際上，該組織所關注的中亞地區國家利益的協調與平衡，才是上合組織的重要優先事項和中心思想。

哈薩克斯坦與上合組織以及與單個成員國的合作，堅持關係的務實化，克服國家間地緣政治差異造成的分歧。因此，哈薩克斯坦希望阿富汗及其周邊地區局勢問題能夠得到建設性地解決，這是大中亞地區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該地區全面無核化和去軍事化是一組大問題，這關係到中亞地區人民能否過上和平的、創造性的生活。

哈薩克斯坦加入了中國發起的積極倡議，推動上合成員國經濟、基礎設施現代化，打造現代、高效的交通-物流互動走廊，在中亞各次區域之間發揮經濟協同效應，促進國家間的合理分工和投資開放，推動繁榮的地區市場的形成。

哈薩克斯坦將與上合組織成員國一道，積極組織召開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簡稱亞信峯會）。亞信峯會是探索和構建合作信任機制的開放平台，而上合組織也是這樣的機制平台，提出了促進國家間對話並達成共識的“上海精神”。其背景是國際秩序正在經歷一個相當艱難的解構時期：國際關係的一些基礎和協議出現了破裂，國際上精英階層之間相互不認同，甚至衝突，當代全球挑戰正在加劇與複雜化……

一些專家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經歷一個“新常態”階段，其特徵是，原有的系統性關聯——這種世界秩序有着明確的關係體系、基本結構、制度基礎以及調節國際關係的法律規範——正在發生無法預測的解體。傳統的全球和地區國際組織的作用也在經受修正和重新理解。那麼很顯然，對我們來説，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就是確定上海合作組織的意義，它的組織內涵、使命以及潛在的當代影響。

上合組織秘書處上合組織官網

我認為，進入第三個十年的上合組織，就其最初的使命而言，已經取得了相當成功的結果——致力於解決中國和在解體的蘇聯領土上建立起來的後蘇聯國家之間的邊界協調問題。這也説明，早在“上海五國”時期就提出的這個關鍵任務——歐亞大陸中部國家的邊界問題，已經得到了成功解決。“五國”成員能夠真正根據國際法基本原則，劃定並勘定那些在蘇聯時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引起過摩擦的邊界問題。

1996年，哈薩克斯坦與中國簽署了第一份國界協定，又於2002年簽署了勘界協議。於2002年在北京舉行的《哈中國界線勘界議定書》簽約儀式上，時任哈薩克斯坦國務秘書兼外長的卡瑟姆-若馬爾特·託卡耶夫聲明：“我們認為，哈中國界線勘界的法律程序已經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因此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説，兩國之間不會再有領土和邊界爭端問題……沒有任何遺漏地完全劃定和勘定國界線，符合我國的戰略利益。這是我們歷史上首次與中國通過法律途徑全面實現了國界線的勘界。”

而這一協定後來成為哈中合作蓬勃發展的基石。《哈中國界線勘界議定書》簽署後，哈中關係實際上獲得了特別的動力和意義。2013年9月，中國領導人選擇在哈薩克斯坦首都宣佈“一帶一路”倡議也並非偶然，這意味着，在中國致力於達到世界領先地位的經濟發展規劃中，已經將我國視為重要夥伴。

我認為，當時哈中兩國領導人的倡議取得了良好的協同效應。中國在哈薩克斯坦投資的爆炸性增長是真實可見的——我們成了整個後蘇聯空間當中最吸引中國的國家。雙邊經貿、人文等各領域合作都蓬勃發展。目前，哈中關係已經達到了永久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水平——哈薩克斯坦和中國能夠在所有重要的國際多邊平台上就一切國際和雙邊議程問題相互支持。

哈薩克斯坦和中國參與整個中亞地區的多邊外交，對兩國關係的迅速發展有着重要意義。

五國（哈薩克斯坦、中國、吉爾吉斯斯坦、俄羅斯和塔吉克斯坦）於1996年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雙邊協定），於1997年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多邊協定），向新的組織——中亞新興獨立國家參與的“上海五國”——的建立邁出了關鍵一步。

烏茲別克斯坦也很快加入了“五國”行列。2001年6月15日，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吉爾吉斯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國和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於中國上海共同宣佈成立上海合作組織。

2002年6月通過的組織憲章成為該組織內涵豐富的平台基礎，旨在重點解決邊界問題，並集中力量打擊“三股勢力”——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此後，該組織發揮作用的領域因經濟、人文方面的相互作用顯著擴大。

隨着時間的推移，上合組織逐漸由邊界問題解決機制向涉及更廣泛問題的權威多邊組織轉變。目前，該組織框架內有一系列協調與合作機制在運行，包括地區反恐機構、銀行合作聯合體、上合組織實業家委員會、上合組織大學。

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該組織，成為正式成員國，一些國家以觀察員國和對話夥伴國身份參與該組織工作。

對於哈薩克斯坦來説，加入上合組織之初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藉助自己盟國的影響，以及與中國之間開放、友好的關係，成功解決了雙方邊界這一敏感問題。不僅如此，在上合組織成立初期，中國引領的“開放友好”使得中亞地區年輕的後蘇聯國家獲得了登上國際舞台的主體性，這得益於俄羅斯、中國這樣有話語權的世界大國對於該新興組織的參與和聯合。哈薩克斯坦和其他“小”鄰國們也因為上合組織被世界認識並認可。

三、上合組織對當代國際秩序的影響

21世紀第一個十年，美國單邊主義引起了新的“世界分裂”，哈薩克斯坦在這樣的背景下加入上海合作組織，意味着在實際上為自身選擇了“非西方模式”的國際定位。尤其是2001年美國“9·11事件”之後，開始了以打擊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為藉口、針對伊斯蘭世界的某種新的“十字軍東征”，使我們感覺自己的國家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脅。

現在，在那些令人難忘的事件已經過去了20年之後，可以得出的初步結論是，美國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的“新挑戰”在於試圖以自身實力為基礎建立新的美國式的國際秩序。

美國外交戰略的“靶標”之一就是阿富汗，一個緊鄰蘇聯解體後中亞地區的國家，該地區在美國地緣政治版圖中被界定為“大中亞”（弗雷德裏克·斯塔爾的概念）。在華盛頓戰略家們的構想當中，我們這一地區應該成為從軍事政治上遏制俄羅斯並限制中國經濟發展的某種戰略基地。與此同時，在中亞的“棋局”（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的表達）上，應當要展開一場新的“大博弈”，目的是在這一地區建立美國獨大的世界影響力。

各國不滿於美國獨霸的西方化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在這樣的反美消極態勢下，從世界各地某些敵視美國的穆斯林激進團體的恐怖襲擊當中表現出來的極端主義和激進主義，到關於確立平等互動的和諧模式的建設性嘗試，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那些奉行另外一種多中心世界秩序的國家的建設，以俄羅斯、中國以及其他一些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國家為代表。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西方正在失去主宰世界和控制國際關係的壟斷地位。1997年，中俄發表聯合聲明，“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和國際新秩序的建立”。此後，國際關係體系逐漸發生了重大轉變，即構建另一種世界秩序體系。

事實上，美國試圖在中亞地區行使壟斷的權力，建立自己的“遊戲規則”，甚至有些冥頑不化，並帶有侵略性特徵。對此，上合組織方面自然不能接受，尤其是兩個作為世界大國的成員國——俄羅斯和中國，他們對該地區的發展有着另外的期待，並正在實現它——將其視為一個有效的大陸經濟中心，一個傳統文明的十字路口，一個和平、合作、穩定的地區。

2023年5月12日，在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附近，貨運列車馳騁於阿拉木圖與中國霍爾果斯間（無人機照片）。新華社發（奧斯帕諾夫攝）

值得注意的是，上合組織成員國聯合和獨立開展的多種形式的綜合互動，拓寬了上海合作組織“傘狀”輻射面的外延。我認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仔細研究該組織和地區整體長遠發展的前景。

可以看到一些擴大和深化該組織作用的“項目”實例，例如中國提出的在物流運輸互聯互通和經濟基礎設施現代化方面建立共同合作，符合“一帶一路”倡議，也為俄羅斯的“大歐亞”一體化構想提供了支持；烏茲別克斯坦在哈薩克斯坦亞信峯會——建立亞洲自己的安全組織——基礎上提出了建立“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更緊密合作關係的計劃；中國和塔吉克斯坦在“四方合作與協調機制”框架下為加強邊境合作積極努力，除中國外，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國也參與其中。

上合組織成員國在國際關係實踐中建立起的互動模式，不僅可以在美國採取僵化的單邊主義做法時保留迴旋餘地，也可以顯示整個中亞地區作為國際社會中獨立的、“非邊緣的”參與者的真正潛力。

應該特別強調的是，上述“對話平台”和倡議成為可能，得益於該地區國家在上海合作組織模式中的相互接近，上合成了某種“母組織”，它擁有包含該地區國家間各種合作方向的內涵基礎。上合組織已經成為“傘狀”組織的典範，在這種形式之下，多邊和雙邊基礎上的新的互動項目已經“展露出來”，並正在落實。

我認為，上合20年發展的意義還在於，它使得中亞地區正逐步擺脱邊緣地位，獲得更大的國際主體性。相比之下，在缺乏國家間互動平台的近東，就沒有中亞地區這種以一體化來彙集、表達共同利益的方式來促進地區保持整體性的機制優勢。因此，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加強國家之間的聯繫，並將一些新的國家引入這一機制，有助於相關國家合作解決發展過程中的敏感問題。雖然，上合也面臨着一些涉及利益協調和尋求國家間相互妥協的組織意識形態問題。

我們認為，就上合組織的長遠發展方案而言，應當就組織成員國在中亞地區發展問題上的利益“捆綁”達成共識，即該地區不僅具有地區戰略意義，而且，未來對於在世界範圍內形成穩定和平發展有着全球性意義。

例如，當前一個潛在的國際爭端就是伊朗核問題。這一問題就目前而言其實是“單個國家”的孤立問題，也就是與西方立場相對立，實際上處於孤立狀態。然而，伊朗在地理和政治文化上與上合組織的中亞地區成員國接近，上合組織應當持續關注這一國家，也需要儘可能將該國吸引到上合組織框架下通過積極談判解決地區問題的軌道上來，並將伊朗從觀察員國發展為組織成員國。這將使伊朗在上合組織成員國的集體支持下，提升自身的政治資源水平，依託新的組織平台實現與西方的談判。我認為，伊朗核危機的和平妥善解決，只會是一件有利於中亞地區乃至世界積極穩定發展的事情。

對於哈薩克斯坦來説，當前的另一個現實問題，是該地區國家與土耳其的密切互動。這一互動並不侷限於突厥語族的合作，更着眼於中亞地區新地緣政治現實的構建。而且，土耳其與上海合作組織的積極互動，將使土耳其有可能從對話夥伴國提升為觀察員國。

可以想象，上合的組織結構變化，以及吸納那些對於未來國際秩序尤其是中亞地區秩序持有相似積極看法的國家，將會鞏固組織在這些國家所在地區的影響潛力，尤其是那些擁有充滿活力的經濟發展資源的國家，有着地緣戰略雄心和機遇的國家，儘管他們對上合職能空間的發展有着不同看法。

對於當前的哈薩克斯坦來説，以下是國際關係領域的三個優先發展事項：第一，突破自身的“邊緣地位”；第二，為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能夠得到更多更穩定的支持提供保障；第三，擴大自身的地區影響力和高效經濟合作。

要達成第一個目標，需要在國際社會中進行國家“認證”——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參與者。

在這一方面，哈薩克斯坦已經實現了幾個決定性的“標誌”步驟。特別是，哈薩克斯坦自願放棄核武器，拒絕在境內開展核試驗，獲得了一些領先世界的大國對其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支持。此外，哈薩克斯坦發起了上合組織、亞信峯會等調解平台，推動了敍利亞問題的對話。

哈薩克斯坦的經濟基礎使其克服了內陸國家的劣勢，參與了歐亞經濟一體化，以俄羅斯的波羅的海和黑海港口為出海口，並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積極開展合作，以中國連雲港為太平洋出海口。上述項目，包括上合組織國家的參與，極大地促進了我國成為物流運輸基礎設施較為發達、地緣戰略地位優越的國家。目前，有6條公路、9條鐵路、4條空中走廊和總長20238公里的管道經過哈薩克斯坦，其中天然氣管道12318公里，石油管道7920公里。一些專家認為，哈薩克斯坦8.1%的GDP來自物流運輸，運輸量增長趨勢相當穩定。我們的邊緣地位也因此成為過去。

中哈連雲港物流合作基地（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季春鵬 攝

在安全方面，哈薩克斯坦自獨立以來就獲得了一些重要國際行為體——美國、俄羅斯、中國等安全保障國——的支持，包括通過加入集體安全條約組織（ОДКБ），與俄羅斯進行機制化的合作；通過“和平夥伴關係計劃”，與西方軍事聯盟（北約）互動，並支持美國和聯軍在阿富汗的活動。中亞國家與俄、中、美等重要國家“5+1”機制的外長定期會晤，有利於及時提出和解決“地區外”問題，從而平衡干涉國家內政和地區事務的潛在風險。

目前，儘管中亞處在俄羅斯、中國和美國的利益交匯的“前線”，但該地區國家也設法遏制了那些超級大國的野心可能帶來的衝突，併為外部參與者創造了進行建設性對話的機會，協調利益，靈活應對發展過程中的敏感問題。重要的是，中亞沒有成為大國間激烈衝突的地帶。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上合組織及其分支機構，如地區反恐機構，在“緩解”和預警該地區一些地帶可能發生衝突和一些國家可能發生破壞性行動時，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關於開闢新的發展機遇，尤其是在經濟關係領域，就哈薩克斯坦而言，通過一些項目發揮協同作用，剋制主要國際競爭主體之間的對抗關係，將利益競爭引導到務實的軌道上來，並遵守開放的“遊戲規則”，遵循國際法和勞動分工。

總的來説，過去的中亞地區在全球經濟共同體當中處於邊緣地位，就像從“一張白紙”開始，開闢新機遇，並挖掘該地區的潛能，使各國得以打造一個交流開放的、基礎設施發達的、新型的後工業經濟。構成其經濟動態發展的基本因素包括：足夠發達和穩定的社會資本、地區資源潛力、快速發展的交通基礎設施、積極自主加入國際經濟關係的機遇。就這些方面而言，中亞國家各有優勢。

然而也有一系列尚待解決的實際問題，這促使中亞各國就國家利益和潛力進行內部的整合與協調，形成無國界的共同市場和空間，使勞動力、商品、服務和資本自由流通——這不僅是這些國家，也是上合組織成員國在開闢實現新發展機遇時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中俄兩國倡議的經濟項目在地區繁榮過程中發揮了特別作用。上合組織應果斷採取措施，將歐亞經濟一體化和“一帶一路”倡議等已經實施的經濟項目納入組織的長期經濟發展戰略，進而有可能與一些感興趣的國家建立自貿區。

眾所周知，中俄兩國發起建立的一系列新的國際機構和地區論壇，完全沒有美國及西方國家參與。例如其中最著名的金磚國家機制，成員國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2006年以來，這些國家為國際秩序和全球領導問題的探討提供了充滿活力的平台，包括在互聯網治理、國際支付體系、提供發展援助等領域創造了西方機制的替代方案。2016年，金磚國家提出建立新開發銀行的倡議，為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資金。

中國和俄羅斯還推動、提出了許多新的地區安全組織的倡議，包括哈薩克斯坦發起的亞信峯會。哈薩克斯坦是幾乎所有此類“非西方倡議”的實際參與者，包括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歐亞經濟聯盟，以及一些經濟機構，包括中國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帶一路”倡議。

上合組織是替代性世界秩序的一種關鍵支撐結構。最初，該組織旨在加強地區安全，目前已經吸納了一系列反西方立場的國家，或是曾經從屬於西方的國家，越來越向替代性方向“偏航”，例如上合組織成員國巴基斯坦和印度，組織的觀察員國伊朗，對話夥伴國土耳其。這些進程的最終結果是出現了平行的全球治理結構，與老牌的、自由主義的結構競爭。

總之，2001年以來，多數中亞國家加入了上合組織、俄羅斯主導的集安組織，加入了歐亞經濟聯盟、亞投行和中國“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這些是契合本地區和我們這些國家實際利益需要的。

事實上，現在的上合組織在中亞地區的協同戰略任務是遏制美國和西方建立自由主義的“遊戲規則”，而實際上卻出現了一種“管理混亂”的局勢。

上合組織將中亞安全視為重中之重，不僅是為了打擊恐怖主義、伊斯蘭宗教極端主義，更是為了限制西方在國家邊界和政治方向等方面按照自己的方式推進其模式或“改制”。藉助上合組織的權威和軍事、經濟的整體實力，才有可能預防我們國家某些地區的分裂，預防“推特”和其他形式的“顏色革命”，防止通過這些方式取代正在形成的主權政體，破壞局勢的穩定。

這項戰略任務對於中亞國家和中國西部地區來説具有現實意義，同時也是組織關注的重點，上合組織地區反恐機構的情報部門也在做集體協調的努力。加入組織的一些民族國家，都有個別地區面臨恐怖主義的挑戰和分裂主義的威脅，甚至引起了上合組織新成員國的興趣，例如，都有“不安省份”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直接遭受過恐怖襲擊的觀察員國阿富汗，不久前遭受恐怖襲擊的對話夥伴國斯里蘭卡。

2022年，阿富汗喀布爾一酒店遭爆炸襲擊，3名襲擊者當場死亡，另有2名外國人受傷。央視新聞

中亞地區後蘇聯國家之間尚未解決的領土邊界問題和跨境水資源爭端極為令人關切。例如，近來我們看到的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邊境緊張局勢升級，就是由該地區國家之間聯合水資源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引起。

因此，上合組織不僅沒有喪失維護地區安全的作用，還在吸引那些受到國內外恐怖主義和其他破壞勢力威脅的國家關注並加入。

國際局勢動盪，“西方樣板”的傳統全球性國際組織影響力下降，在這樣的背景下，上合組織的另一個現實任務是鞏固自身的國際影響力。

某種意義上，印度和巴基斯坦與中俄兩國一道，都屬於世界秩序當中“非西方陣營”的部分，他們與西方不同，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另外，上文提到過的一些對世界秩序有影響的“參與者”也屬於這一行列——在中東和南高加索地區有國際政治抱負的上合組織觀察員國伊朗和上合對話夥伴國土耳其。而有趣的是，土耳其參與上合組織也並未妨礙該國出現在北約組織當中。

這些“非西方國家”加入上合組織的共同動機是，不滿於西方拒絕承認他們在世界體系當中的政治經濟影響，以及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中不平等的“遊戲規則”。而應當承認，當今幾乎所有“非西方世界”的國家都在崛起，甚至還在世界“排名表”上佔據着耀眼的地位。

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在地區有政治抱負的國家，也是上合組織發展所面臨的問題。雖然這些國家為組織“增加權重”，但也為“上海精神”框架內各方利益的妥協增加了難度。有部分專家認為，上合組織已成為典型的官僚主義國際組織，決策力較弱。

此外，印度在經濟領域非常積極地與中國競爭，阻礙了中國對“大歐亞”物流運輸走廊的互通和現代化舉措的推進。尤其是印度奉行“東進西聯”（Look East,Link West Policy）的對外戰略，又是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組建的印度太平洋地區戰略聯盟成員，有可能分化“一帶一路”倡議，特別是其重要組成部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眾所周知，中國領導人希望印度參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活動，以共同投資亞洲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另外，在印巴邊界和中印邊界問題上，擁有核武器的印度與鄰國的關係相當緊張。印度的新冠大流行表明，該國在應對全球挑戰方面非常脆弱。整個社會，尤其是醫療衞生、基礎設施等方面迫切需要現代化。缺乏合適的統計報告體系、人口計數、實際發達的道路交通和舒適生活的保障體系，這些問題都使得印度加入上合組織具有現實意義。

雖然，俄羅斯領導人曾保證，因為自己曾遊説印度加入該組織，所以要為該國的加入承擔連帶責任，但上述這些情況還是給上合組織的活動增添了破壞性衝擊。

四、上合組織面臨的挑戰

上合組織在積極向前發展的過程中面臨着一系列現實的挑戰，當前，組織自身發展和外部破壞性風險方面的一些問題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在今天看來，不相融的兩國（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組織所帶來的規模擴大，對組織平衡、妥善、漸進發展構成一定風險。

印巴兩個有核國家邊界關係相當複雜，地緣戰略和經濟利益也不相調和。雖然，上合組織章程希望組織成員國之間是沒有“利益衝突”的，但印度和巴基斯坦不僅存在此類問題，還由於兩國自身的獨特性以及不妥協的立場，嚴重阻礙了在組織框架內尋求並採取相互有利的解決措施。

此外，在上合組織主導者（例如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利益關係中，與上述國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利害”關係。如果説印度是俄羅斯在上合組織中的“保護對象”，那麼眾所周知，巴基斯坦和中國的政治經濟聯繫也是非常緊密的。因此，在上合組織內部，可以看到國家之間的某種“集團對立”，不利於制定共同而妥善的解決方案。

第二，印度新冠大流行，國家醫療體系實際上已經崩潰，在這一背景下，上合組織成員國的危機應對管理與互助具有現實意義。

目前，印度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西方國家給印度提供的抗擊疫情的人道主義援助，實際上僅僅是印度從西方國家那裏得到的零星支持，與此同時，又使該國越來越深地陷入西方的影響。在個別成員國身處這種危機的情況下，各種消極作風和官僚主義阻礙了上海合作組織的協調與決策，製造了不可信的氛圍，塑造了無能的組織形象。2020年秋天，吉爾吉斯斯坦選舉帶來的嚴重社會經濟危機，就連這種危機情況，上海合作組織也未能在該國促成共同協調的立場和提出使其穩定的措施。

因此，在組織責任範圍內，成員國發生危機時，上合組織缺少迅速有效應對的工具，這是該組織亟待努力解決的一個問題。

在印度新德里一家醫院，因感染新冠去世病患的家屬悲痛不已。新華社

第三，還有一點要超出上合組織所關注的中亞地區的範圍。

無論是從發展前景還是從現實方面來説，上合組織都正在成為“非西方類型”的全球組織，旨在促進某種全球性政治經濟選擇的形成。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上合組織是一種有着自身獨特性的“機制”，也是一種“非西方世界秩序”的模式。

這對於中亞地區的“年輕國家”（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來説，是相當“冒險的事業”，因為這項事業幾乎在“逼迫”這些國家在當代世界大國的對抗中加入某個全球性的“集團陣營”，明顯縮小了他們的外交政策空間，消解了其可持續發展的多維構建。

這樣就出現了矛盾的局面，上合這類權威國際組織的組建帶來了地區制度的成熟，卻降低了個別國家乃至中亞地區的國際主體性，不符合各國的根本利益和構建安全、穩定、可持續發展空間的任務。中亞地區正逐漸成為對抗的對象、當代世界主要大國利益和野心碰撞的“試驗場”。例如，在“5+1”這樣的機制當中，與美國的關係，與中國的關係和與俄羅斯的關係，在平行的磋商機制中處在對立面。

中亞國家作為被影響的目標被捲入了“大博弈”，而加入上合組織不僅沒能“阻止這些國家”參與“博弈”的任何一方，反而還將他們積極拖入一些大國的對外項目和地緣政治盤算當中。

第四，在組織內部，一些國家自己狹義上的國家利益無法得到滿足，使這些國家之間有着各種各樣的“斷層線”，這些不平衡因素對上合組織效率帶來不可輕視的影響。

年輕的上合組織國家難以在該組織的規劃議題中堅持自己的“地區議程”，被迫追隨組織當中的大國權威及其地緣戰略的地區改革計劃，而他們自身在中亞的發展議程中被“置身事外”。這些國家在上合組織內的活動僅限於“流於形式”，需要在主要國家之間的博弈當中被動地覺察自己，大大降低了“上合年輕成員國”對組織的興趣。

因為在組織當中“跑龍套”是不符合這些國家的根本利益的。因此，這些國家越來越傾向於建立有相近利益的“相似國傢俱樂部”。於是，就出現了這種協調中亞地區小國立場的機制——中亞地區國家元首協商會議，其中也包括土庫曼斯坦，雖然它不是上合組織的成員，但土庫曼斯坦積極參與同中國、俄羅斯的合作。

此外，在一些相對較大的夥伴國的壓力下，中亞年輕國家之間在利益和潛力方面也存在着內部競爭，在地區內部難以達成協議和相互妥協，極力在組織中的大夥伴國那裏“提高得分”，以便在給這方還是那方投票時，爭取一些紅利。尤其明顯的是，中亞地區正在進行一場別具一格的“吸引中國投資的爭奪”，或者説是爭奪中國優先關注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大家都還記得，上合組織成員國曾在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中國鐵路線的建設上發生過分歧。

第五，甚至，一些國家參與國際關係當中的獨立地緣政治格局，會干擾組織內部的聯合戰略決策。

已有的先例是，印度加入“印太合作”，與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共同制衡的不僅是中國，還有上合組織獨特的地緣戰略選擇，實質上是在亞洲地區推行“西方機制”。在這種西方關係的語境中，中亞地區也有吸引阿富汗這一“地區聯結”載體的任務，例如美國領導下的南部運輸走廊，也被稱為“新絲綢之路”，經由阿富汗到傳統中亞地區，包括該地區的後蘇聯國家。

俄羅斯的立場在後蘇聯的中亞有着某種非建設性的力量，該地區被俄羅斯視為涉及其地緣政治利益的、“自己嚴格控制的地帶”。在上合組織的投票中，親俄羅斯的方向對該地區這些年輕國家來説幾乎都有着重要意義，因為大家還沒能克服那種面對所有緊迫的國際政治問題都“看克里姆林宮”的習慣。

對於俄羅斯和中國來説，有協調雙方利益的“第二條道路”（也包括上合這組關係）是組織內“秘密操控”的獨特工具，然而與公認的章程相比，則更容易引起組織其他成員的不信任和不接受。

第六，上合組織活動的僵化和低效有一定的形式主義原因——組織活動的規制一直沒有變化。

上合組織在20年前就已經成立了，即便最初它在解決中亞國家邊界問題和維護地區安全方面表現出自己的效率，然而到了現階段，我們認為，上合組織需要實質化的轉型和迅速靈活的轉變，才能利用有利的國際形勢，或是應對不斷出現的新的發展“風險”。

例如，通過“觀察員”和“對話夥伴”機制讓其他國家參與組織的“長期模式”並不總是能夠提高組織的效率、權威性、重要性和潛在影響力。有時，在為了地區利益開展的國家間合作道路上，卻會表現為一種“官僚主義的障礙”。

此外，上合組織的全球化（即希望解決我們這個時代共同的全球性問題）和地區化（實際積累資源和潛力）趨勢，越來越降低組織作為有效“參與者”的可能性，把它變成了一個官僚的“利益俱樂部”。從制度的角度來看，在某個成員國的行動不符合組織原則的情況下，會被排除在組織之外，這種多數國家否決一個成員國的機制也並不完善。

第七，上海合作組織也會在自己的活動當中面臨一些來自有競爭關係的國際集團和國家的直接阻礙，他們將上合組織視為對手，極力採取措施來平衡組織成員國和自身之間的利益，制定“軟戰略”進行制度對抗（為一些小國提供好處或優惠來使他們退出或不加入上合組織）。中亞地區的不穩定也會損害上合組織的威信，刺激組織內部國家之間的競爭，造成他們之間的利益矛盾。

當上合組織的活動缺乏組織性，或有時組織活動失去了意義，基本上就陷入了“管理混亂”的境地。例如，吉爾吉斯斯坦曾發生過“三次革命”，這一系列“變革”不僅是對吉爾吉斯斯坦人民的考驗，也是對上合組織這個整體的考驗，組織沒能就該國形勢制定自己的“議程”和政策。

西方也在針對一些國家和整個組織發動隱秘而混雜的信息戰，如在中亞國家的“恐華”“恐俄”現象中“帶節奏”，支持民眾反對各種聯合經濟、文化項目，其中包括上合組織框架內實施的項目。

第八，值得關注的是，當代國際關係的激盪和國家間較大的衝突與對抗，會對“新常態”的形成造成負面影響，從而不利於國際組織框架內國家間合作機制的發展。

例如一些國家在其戰略中引入了民族主義經濟政策、民族特殊性政策、“新不結盟”政策（политики«неоизоляционизма»），並且不再相信任何區域互動模式的有效性。有一種“病毒”正在進入我們這些國家的國民意識之中——互相不信任，並且“草木皆兵”。這些趨勢為上合組織框架內的合作帶來了新的障礙，致使成員們消極看待當今世界的發展情況，在為現實發展問題選擇這樣或那樣的解決方案時“小心翼翼”，其發展理念和座右銘，變成了被動的“不去傷害”，而非積極主動地使中亞地區形勢“變得更好”。

上合組織過去20年的發展經驗不僅證明組織有着自身的發展動力，更反映出我們這些國家社會經濟演變和政治轉型的複雜性，以及各種並不簡單的雙邊、多邊關係。這些最終都會影響上合組織的命運。尤其是，事實上，各國政治經濟體系的根本轉型是這一時期整個上合組織國家空間的特徵。

例如，上合主要國家——中國和俄羅斯——的政治生活變化會刺激組織的發展。兩極體系崩潰後，美國單邊主義主導的世界政治格局，對中俄走出陰影，施展國際抱負，是非常重要的發展契機，對兩國在整個國際關係特徵轉變的過程中加強團結具有重要意義。

在此之前，中國經濟取得了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政治話語體系，國家的領導實際上在改革過程中獲得了長期的全權委託，民眾對國家領導的政治信任，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的保障。

“一帶一路”的全球性倡議由中國提出並非偶然，它旨在更新參與國的經濟基礎設施，其中也包括上合組織國家。現在看來，“一帶一路”倡議是合理的國際項目，有着現實的可能性與推動世界現代化的潛力，有機會成為經濟正向發展的基石，而這一基石會在具體條件下成為上海合作組織國家社會經濟合作戰略的基礎。

俄羅斯總統提出的“大歐亞”構想對上海合作組織的長遠發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潛在影響。這一構想以開放合作為基礎，在經濟戰略中將政治體制不同、文化特徵各異的國家融合在一起，從而豐富國家關係的內涵。這種方式將參與歐亞一體化進程的後蘇聯國家間的互動提高到新的水平，吸引了許多新興國家的加入。上合組織機制是其中十足的“標誌性現象”，在共同原則、價值觀和任務的基礎上將所有新興國家聚集到一起。但擴大組織規模的同時，也應當深化並充實組織的內涵。

俄羅斯總統普京新華社發（葉甫蓋尼·西尼岑攝）

然而，俄羅斯在上合組織中的定位往往影響着該組織的活力與效率。

眾所周知，俄羅斯領導人對於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持保留態度，尤其是在自東向西的實際運輸通道建設、中國在中亞地區的項目推動方面，克里姆林宮總是把這一地區當成俄羅斯的“後院”。通過吸引那些與中國接壤的國家加入關税同盟和歐亞經濟聯盟來限制該地區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貿合作，其中包括阻止中國經濟向該地區擴展，為中國在中亞地區大規模存在、以及通過倡議和自貿區互動開放整個歐亞大陸的貿易空間製造障礙。

2015年簽署的《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説明，一系列國家間的合作項目還僅僅“停留在紙面上”。隨着時間的推移可以看出，這種“停留在紙面上”是上合經濟合作的阻礙因素，並沒有實現它的發展。中國倡議的主要項目已經實施，並且正在實現國家經濟項目的雙邊對接。例如，哈中經濟合作，新經濟政策“光明之路”（哈薩克斯坦）與“一帶一路”倡議（中國）的對接，成果顯著，經濟指標快速增長，對整個中亞地區影響倍增。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俄羅斯對於同中國的全面戰略協作做出了各種承諾聲明，但對於多邊互動的態度仍然十分謹慎，其中就包括上海合作組織。例如，俄羅斯決定加入亞投行比預期要晚得多；與此同時，俄羅斯領導層正在推動自己關於建設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的倡議等等。

對於今天的中亞國家來説，俄羅斯如何理解和接受後蘇聯的新主權國傢俱有重要意義。

現在克里姆林宮的主要觀點是，由於蘇聯的解體，俄羅斯不僅沒能鞏固自身在該地區的地位，反而喪失了“帝國”的地位。對於歐亞大陸上的後蘇聯國家來説，蘇聯解體是通往解放和獲得獨立的一步。這種尚存於政治家、人民情感當中不一致的價值觀，阻礙着歐亞經濟聯盟、集安組織、上合組織等國際組織框架內的力量團結。

總體而言，就重大國際倡議的實施來説，今天的俄羅斯正在成為一個難測的、易發生衝突的夥伴，幾乎所有後蘇聯鄰國都有同感。在國際社會看來，俄羅斯是與西方“對抗軸線”上的一個核心國家，其為了更好地維護本國利益，對後蘇聯國家多維外交政策的向外拓展與迴旋餘地造成了破壞。不僅如此，俄羅斯領導層將上海合作組織視為對抗西方的工具，也將之視為自己得以在中亞安全問題上獨佔主導地位的平台。這種“對抗設置”顯然與一些上合組織成員國的利益相悖。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中的一些中亞小國，因為中美之間的“對抗軸線”，也有着類似的“心理不適”。加上，中國全球治理計劃的前景及其對中亞地區——“上合責任地帶”——的影響並不明朗。此外，白宮新政府將中國和俄羅斯列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將他們視為“世界秩序修正主義國家”，大大擠壓了中亞國家外交政策的範圍。

很明顯，中亞小國不能“與西方爭吵”，西方擁有絕對的技術優勢，並且有能力在那些不中意的國家制造“管理混亂”，造成無法預測的後果。一些國家在權力交接時，都曾遭遇外來勢力帶來的“顏色革命”。

尤其是哈薩克斯坦權力交接的時候，2019年春天起，我們就承受着外部壓力，迫使國家領導層採取非常謹慎的外交方針。比如，與俄羅斯之間有着一系列敏感問題，特別是在一些俄羅斯政治家發表了有爭議的言論之後，其中包括俄羅斯領導人對某些“禮物”的態度——對後蘇聯共和國領土完整性提出了質疑。俄羅斯國家杜馬的一些代表在發言中直接攻擊哈薩克斯坦。

因此，我國需要實行多元外交，加強與中國、土耳其等東方國家的合作，來平衡以美國、俄羅斯為代表的權力中心的影響，降低可能的風險和外部干涉。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很難指望得到包括上合組織在內的任何機構的保障，因為大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在其中發揮着主導作用。

因此，中亞國家對上合組織效率抱有一定程度的不滿。而很明顯，這些地區國家的聲音被忽視了。有這樣的先例，在中亞地區發生不穩定局勢時，上合組織未能採取有效措施平息個別國家之間的局部邊境衝突，例如在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之間，2010年在奧什發生的吉爾吉斯斯坦南部騷亂事件。

類似的情況致使那些對該組織寄予的厚望化為泡影，上海合作組織成了一個只能看清楚共同和協同利益輪廓的“影子劇院”，或者説是一個“表演俱樂部”。對此，哈薩克斯坦建設性地提出，以我國發起的亞信峯會為基礎，在中亞地區建立一個類似歐安組織的權威、高效的地區安全組織。

我認為，在沒有任何集團分裂和多方利益干涉的條件下，兩個地區組織的相互協同是非常有前景的。通過提升為地區安全組織，使亞信峯會制度化，加上上海合作組織所擁有的友好、符合亞洲主要國家利益這些確保亞洲大陸穩定發展的潛在影響力，有助於構建穩固的互動結構。亞洲地區這兩個國際合作機制，有利於在未來形成一個強大的地區組織，符合亞洲大多數國家的利益，不會受到國家政治體制不同或文化-文明身份模式選擇不同的影響。

哈薩克斯坦作為亞信峯會的輪值國（2020-2022年），現任領導人積極推進這一外交軌道的對外政策，旨在使亞信峯會轉變為一個成熟的、致力於解決亞洲地區安全與發展問題的國際組織，藉助有預見性的外交策略，穩固推進包容、相互理解和文化多樣的意識形態。這是有效反對仇恨和不容異見的關鍵。

亞信峯會（資料圖）新華社

亞信峯會未來的命運將有賴於俄羅斯、中國、印度、伊朗、土耳其、哈薩克斯坦等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意願、努力與影響力。亞洲與世界需要的不是新的領導，而是基於開放、平等和整體安全原則的、新的不結盟的國際合作架構。這完全是亞信和上合的共同追求。在哈薩克斯坦領導人看來，這一機制類似於歐安組織（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但有着自己的“亞洲特點”。尤其是在各類地區性論壇上，許多亞洲國家的專家和政治家都堅持這一點。

公正地説，在協調亞洲國家立場時，西方政治傳統所固有的“制度決定論”是很難被接受的。許多中亞的專家學者認為，組織機制的合理化、制度化並不符合亞洲思維，需要制定更為靈活的解決方案，以實現亞洲國家、人民之間的互動。顯然，這是因為長期以來一直在尋找可接受的對話條件、實施舉措和信任原則。

事實上，哈薩克斯坦的立場恰恰體現在承認需要開放和感興趣的互動，需要發展有助於協調各方立場的方法和道德規範。由此，哈薩克斯坦的對外政策創新，就像深諳隱含政治內涵和意圖的“誠實的中間商”，使我國在許多非西方國際平台上扮演“值得信賴的參與者”的角色。不僅對我國，甚至對於後蘇聯的歐洲夥伴來説，也尤其重要。例如俄羅斯，目前正處於國際孤立和對抗的局勢當中，並真正地在其外交戰略中表現出對“轉向東方”的關注。

眾所周知，在當代歐亞大陸，其中包括後蘇聯空間，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曾是兄弟關係的加盟共和國之間因缺少這類協定，而出現的領土爭端，往往還會導致軍事衝突，破壞人民的生存環境，造成人員的大量傷亡。例如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的衝突，格魯吉亞與俄羅斯、俄羅斯與烏克蘭、摩爾多瓦與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與塔吉克斯坦之間的關係和領土爭端。

僵化的結構和形式在我們這些國家的政治中依然佔上風，完全不利於找到妥協和積極解決的方案。在這方面，哈薩克斯坦“對話”外交的倡議創新——其中也包括上合組織機制——可以充分促進大陸國家之間關係的穩定與平衡。

現在，需要發展可以對抗“零和”世界秩序的範式，尤其是國際舞台上正在上演強者們古老的“弱肉強食”，它們不惜一切代價主宰、吞沒小國，不願意承認它們的利益和主權。例如，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聲稱，原加盟共和國獨立後的主權領土是俄羅斯贈送的“禮物”，質疑他們的國家性。這成了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意義上的背景。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對於同俄羅斯之間的平等夥伴關係以及在國際法規範基礎上合作的可能性產生了懷疑。我認為，上海合作組織在組織內部和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上，也面臨着類似的一些來自合作伙伴的“分歧”。

國際組織整合成員國戰略利益的運作實踐表明，組織中相對弱勢的夥伴國經常遭到排擠，利益往往被忽視，在無盡的讓步中耗損資源，最終不僅造成決策失效，更會導致整個系統的退化，組織秩序質量下降。而組織秩序作為一種合理的決策系統，有利於組織目標、世界和諧的發展。

在體系解體背景下，世界被原子化和邊緣化，變成“大亂鬥”的空間，全球性問題與日俱增。“標誌性”問題之一就是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大流行。疫情不挑選感染者，其造成的消耗也不論窮國富國，即便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潛力也會被顯著削弱。生存空間的縮小、人類生命活動面臨的風險、世界上生物多樣性的減少……這些僅僅是人類居住的這個現代世界所面臨的顯性威脅。

儘管全球和地區威脅日益增加，但上合組織目前還未能達到清楚地意識並應對參與國發展所面臨的實際威脅的程度，僅指出了顯性的傳統威脅，而忽視了其普遍的、全球性的背景。在該組織框架內佔上風的往往是成員國自己的國家利益，得到解決的是當下的發展問題。然而即使在這個層面，也出現了潛在的威脅和弱點，無論是對個別國家來説，還是對組織整體而言，這些威脅和弱點都顯著降低了組織的效率。

綜上所述，顯然，上合組織未來發展過程中最關鍵且最複雜的任務之一，是各成員國國家利益的協同及其在國際舞台上的呈現。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將組織活動的重點放在某種從小項目到大項目的“合作軸”的“旋轉”上，限定參與者，比如不是所有組織成員都可以參加，而是僅納入完全認同項目目標的國家。這將顯著改善上合組織在某些領域活動成果的有效性，並在總體上提高其影響潛力。

如果上合組織能夠成功地構建一種新的理念，拉近併兼顧各個成員國的國家利益，在最高的國際層面彙集、分級和呈現，那麼上合組織將會成為權威國際平台，形成一個對組織未來的成員國來説具有現實意義和吸引力的全球議程。

因此，在我們看來，上合組織的目標，就是要作為一個靈活的組織，一個有效代表不斷增長的全球性政治經濟力量利益的組織，這些力量裏往往有出色的“第三世界”國家，全球事務需要它們，它們也應當參與其中。

五、關於上合組織未來發展的建議

就上合組織未來的發展前景而言，它有着顯而易見的在世界上的權威性和影響力，但該組織地位的進一步鞏固則與以下因素有關。

第一，世界局勢發展變幻莫測，動盪不定，前景不明，存在若干風險和薄弱環節。

今天我們不是在談論尋找更有效的全球領導，而是在尋找一種普遍的妥協，平衡世界大國的利益，協同國際組織的關注重點，理解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所以，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家交往理念完全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前景的。

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國來説，與“上海精神”一樣，也要意識到“人類命運”的共同性，以及作為大國對世界未來的責任。當今世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清楚地表明，無論是在國家間的層面，還是在水平、構成、意識形態氛圍和經濟潛力不同的國際組織之間建立建設性的關係，之前的互動結構都顯示出了它的脆弱性。

第二，對於國際組織來説，無論其如何佈局、能否團結一定數量的成員國，最關鍵的並不是解決重要問題時的個別利益，而是要符合對於職責範圍內和平、合作的共同組織原則的理解和期待。

就上合組織工作效率的評價來説，我認為，過去的20年間，沒有發生國家間的流血衝突，並防止了中亞地區出現大規模的局勢動盪，這可以説是該地區國家活動的積極成果，其中也包括上海合作組織機制的成果。儘管各成員國之間在制定計劃和維護國家利益方面存在一定分歧，但上合組織的特色是基於對共同問題和地區命運的理解，彼此合作，這也是其價值內涵。

維護地區和平，保障共同安全，是上合組織的立足根基。新華社

第三，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上合組織的一般原則和價值觀應體現在現階段具體發展問題的解決之中。

上合組織建立之初，旨在協調邊境問題，打擊中亞地區的“三股勢力”。而如今，上合組織需要根據當前世界局勢，更新組織的議題和地區發展優先事項。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更新上合組織的議題範圍，包括就所有成員國面臨的重要問題開展大規模對話。例如，在各國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的情況下，應當考慮將病毒安全和衞生體系現代化合作與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毒品販運一樣，作為成員國之間合作的重要優先事項。就疫情問題共同努力，可以切實拉近各成員國的立場，改善各成員國人民之間的信任氣氛。

第四，數字合作也是上合組織發展的優先議題之一。

上合組織的所有成員國都正在經歷人與人關係的新數字化轉型。目前，所有上合組織國家都在制定並實施數字化計劃。但是，如果各國通力合作，交流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的各領域的先進技術和成果，這項工作會更加有效。

教育、醫療、社會領域、科學交流、旅遊等“非政治領域”的數字化，可以成為在上合組織框架內實行具體合作的對象，從而顯著提升相互之間的“國家開放度和信息透明度”，提高人民之間的信任水平。

第五，我認為，上合組織未來發展的重要任務不僅包括拓寬議題範圍，還包括廣泛吸納非國家行為體的參與，特別是來自信息空間和博客領域的大眾。

通過我們各國積極的社會交流，創建共同的現代化信息-通信基礎設施，來增進“相互識別”，而不僅僅是通過官方和規範的渠道溝通，還可能朝着創造共同價值和文化社會空間的方向推進。這在各國實行封鎖措施並轉向遠程線上交流的當下尤為重要。新現實要求尋找新的社會化和制度化形式，其中也包括在國際組織當中尋找。

第六，形成兼收幷蓄的“上海精神”是上合組織重要的意識形態任務。

在國際對抗、“貿易戰和技術戰”、制裁制度、國家間勢力範圍劃分的背景下，“上海精神”的傳承具有現實而重要的意義。在這方面，我認為，利用上合組織謀求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製造對抗陣營的做法是不應被接受的。

上合組織是秉持不結盟、不針對第三方的國際組織，旨在保障中亞地區的安全和可持續發展。超出組織的既定規則框架，將導致組織失去本色、偏離初衷。我認為，應由各成員國專家組建超國家委員會，負責跟蹤和監督各成員國對組織規則的遵守情況。

第七，應該對上海合作組織的發起國和新加入的國家提出特別要求。發起組織的兩個關鍵國家（中國和俄羅斯）的行動尤為重要。作為上合組織的領導者，他們肩負着維護各國共識，以及使上合組織不與其他國際組織和國家發生對抗的道德義務。

第八，總的來説，我認為，上海合作組織作為當代國際關係中和諧、穩定的力量，在當代國際社會中佔有相當權威而重要的地位。當前國際局勢混亂動盪，替代方案尚不明確，在這種情況下，擁有穩定、可持續的地區制度非常重要。對於中亞而言，保障當今國際和地區秩序穩定、和諧的關鍵角色仍然是上海合作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