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毓堃:雙雙“左轉”?英法左翼勝選背後的細節
guancha
【文/胡毓堃】
7月4日,英國工黨在議會下院選舉中贏得近三分之二的議席(412席),複製了布萊爾時代(1997、2001)的歷史最佳紀錄;7月5日,工黨黨首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國首相,工黨時隔14年重返執政。

7月7日,法國泛左翼聯盟“新人民陣線”(NFP)在國民議會選舉第二輪投票中力壓執政聯盟”在一起“和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成為議會第一大黨。

在歐洲極右翼持續崛起的大背景下,歐洲兩個大國的(中)左翼政黨在三天之內先後勝選,是否代表了某種不同的風向趨勢?更直接説,英法社會是否真的雙雙“左轉”?
要理解這個問題,顯然需要了解選票、議席等統計數據背後的故事。
“得”不配“位”?
對比2019年上一次災難性的選舉結果,此次工黨議席數量翻倍(從201席到412席),可謂壓倒性勝利(landslide victory)。相比之下,此前執政的保守黨暴跌超過67%的議席,直接創造歷史最差記錄。
就選區版圖來看,工黨在英格蘭收復了五年前失守的“紅牆”地帶(勞工階層聚居的北英格蘭和中英格蘭選區),鞏固並擴大了老工業區威爾士的優勢,更時隔十多年收復蘇格蘭失地、將蘇格蘭民族黨邊緣化。

然而再看得票情況,工黨的支持度並沒有議席看起來的那麼廣泛:
此次英國大選投票率不到60%,2880萬選民中只有973萬人票投工黨,工黨的得票率只比2019年提升了1.7%,得票絕對數量甚至少於五年前(1026萬)。
一個只獲得三分之一選民支持的政黨,卻囊括三分之二的議會席次,很難説工黨獲得了選民的普遍支持,明顯“得(票率)”不配“(席)位”。
縱觀工黨和保守黨這兩大黨的歷次選舉得票情況,最巔峯時期得票率也不過45%,得票率不到四成便執政、得票率不到三成便是“國王陛下最忠誠的反對黨”(最大反對黨)實屬常態。
得票率配不上議席數量,原因在於英國的選舉制度“單一選區簡單多數制”(FPTP):在單一選區中選民只投票一次,所有候選人中得票數第一者當選(無論其得票率和領先優勢多寡)。

這種制度不需要當選者獲得絕對多數選票,只需要爭取一部分鐵票核心選民支持即可,因此對於擁有鐵桿支持羣體的大黨有利,即便政黨格局多元、選民支持碎片化,仍容易形成“兩黨制”和穩定的政治運作生態。
至於缺點,那就是議會席次版圖不能體現政黨的真實得票率,甚至出現了票數不如對手、議席卻最多的極端情況(例如2019年加拿大大選特魯多領導的自由黨),尤其不利於小黨的生存和議會的政黨多元化。
除了失利最慘痛的保守黨,極右翼和地方民族主義政黨也在今年成為這一制度的受害者:
得票率14.3%(全英第三)的英國改革黨只獲得5個議席,遠不如得票率少於自己的第三大黨自民黨(72席);蘇格蘭民族黨在蘇格蘭地區的得票率(30%)並不比工黨(35.3%)少太多,但議席只是後者的零頭。
2011年,聯合執政的保守黨和自民黨推出了英國選舉制度改革公投,結果在投票率只有42%的情況下,約68%的民眾反對用“排序複選制”取代現行的簡單多數制,現行選舉制度和“得不配位”的兩黨格局仍將繼續。
至於法國,眾所周知今年大選是三強競爭的局面:來勢洶洶的(極)右翼(國民聯盟)、基礎穩健的左翼(新人民陣線)、疲軟低迷的中間派(執政聯盟“在一起”)。
在兩輪投票中,得票率最高的都是選前呼聲最高的國民聯盟,之後是新人民陣線和“在一起”,可最後的議會席次排名卻截然不同:新人民陣線(182席)最多,“在一起”(168席)其次,國民聯盟(143席)得票最多卻議席最少。

同樣的“得不配位”,選舉制度自然又是一個重要原因。
和英國相似,法國政壇同樣多黨林立,國民議會577個議席也實行單一選區制度,不同之處在於法國採取的是兩輪投票制:
如果候選人在其選區獲得絕對多數票,且得票數佔選區註冊選民人數25%以上,則第一輪直接當選;
如果無人能達到上述條件,那麼該選區得票率最高的兩位候選人,以及得票數佔註冊選民人數超過12.5%的選民將進入第二輪投票——到了二輪投票,則採用“簡單多數制”。
顯然,這一制度設計的目的是“揚長避短”:既要避免純粹簡單多數製造成的“少數當選”缺乏代表性及“大黨壟斷”的問題,又要維繫議會格局和運作的穩定、避免複製當年第四共和國的動盪。
可以想象的是,由於法國政黨支持率分散,一輪多數當選是少數情況,多數選區都不可避免面臨兩人甚至多人的“簡單多數”競爭。如此一來,出現類似英國的“得不配位”並不奇怪。
第一輪投票結果的確如此:由於今年選舉投票率極高(兩輪投票率都超過66%),只有76名候選人一輪直接當選;第二輪選舉中有306個選區將是三人競爭(其中250個是“左中右”對決),還有5個選區是四人競爭。

然而第二輪投票起到作用的不只是“簡單多數制”本身,背後更有左翼與中間派合作“棄保”的效果:
為了組成“共和國陣線”,以阻止國民聯盟贏得議會多數、組建政府,224名候選人在進入第二輪投票後宣佈退選,導致最終只有89個選區出現三人對決、2個選區四人對決。
尤其是本該國民聯盟、新人民陣線、“在一起”三方對決的眾多選區中,新人民陣線在99個選區退選,“在一起”在79個選區退選,從而集中選票支持彼此的候選人。
此外,在新人民陣線、共和黨(老牌中右翼)、國民聯盟三方對決的40個選區中,新人民陣線在27個選區退出第二輪選舉。
如此便造成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國民聯盟在第二輪贏得的1011萬選票(得票率超過37%,高於英國工黨)分散在全法444個選區;新人民陣線和“在一起”雖然得票更少,但各自集中在特定選區,反而比國民聯盟贏得多。
這類似於英國自民黨的策略——儘管在630個選區提名候選人,但實際操作中有的放矢,重點放在了中南部的選區,結果創造歷史最佳成績。
左翼崛起?
就廣義的(中)左翼而言,其勢力、影響力和支持者在英法兩國始終穩定存在,主要的區別在於歷次選舉的選票支持得失。
英國工黨成立於1900年,1922年大選進入政壇主流、至此成為兩大黨之一。二戰以後,尤其是新自由主義興起、“去國有化”的1980年代之後,工黨在布萊爾時代修改了黨章第四條(工黨的價值觀與目標),取消了創黨時提出的“生產資料共同擁有(common ownership)”,並明確定位為“民主社會(主義)黨”(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
至此,“新工黨”徹底鞏固了其中左翼的光譜,而“中”是優於“左”的。至於現任黨首斯塔默,他雖然強調自己“工人階級”出身,大學畢業後還在託派雜誌工作了一年,但自領導工黨後,便採取系列行動,將工黨從科爾賓時代“偏左”的位置往回拉。
因此在斯塔默掌舵的時代,工黨因為清除左翼勢力,實際上削弱了自己的隊伍,從黨籍議員到普通黨員,年年都有退黨潮。即便在氣勢正盛今年春季,仍有2.3萬名成員不滿斯塔默在巴以問題上的態度(與執政黨保持一致、“挺巴”不絕對),憤而退黨。
所謂“中左”,其內在便是彼此矛盾:中間派不忍左派之激進而驅逐之,左派不容於中間派之“妥協”而將其開除左籍。斯塔默領導的工黨,自然不可能二者兼得,明確在路線上選擇了前者,必然要承受黨員和支持者流失的結果。
一方面,布萊爾-布朗-斯塔默時代一脈相承的工黨已然不被貼上“左翼政黨”的標籤。另一方面,工黨的勝利也不是因為自身的“壯大”或崛起,而是保守黨太拉跨、徹底透支了選民的信任。
對此,英國民調機構輿觀調查公司(YouGov)在選前最後時刻的調查解釋得很清楚:

票投工黨的選民,幾乎半數(48%)都只是為了下架保守黨,13%是認為英國需要改變;基於對工黨忠誠的佔2%,認為工黨關心普通民眾、相信斯塔默領導力、認同工黨理念的只佔1%。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調查結果顯示,只有1%的工黨選民認為該黨“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
此外,那些被視為真正左翼的政黨——強調綠色環保的綠黨、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威爾士黨”(Plaid Cymru)反而將自己的席次翻倍,尤其是前者拿下184萬選票和6.4%的得票率。
不少年輕的左派選民正在把票投給工黨之外的左翼政黨。

左翼政治勢力分裂、無法團結是普遍現象,在法國尤為明顯。自社會黨衰落、梅朗雄和“不屈法國”崛起之前,法國的左翼別説團結,甚至找不到一個實力突出的領銜政黨。
梅朗雄在2022年成立的“生態和社會人民新聯盟”(NUPES)只持續了一年多便分崩離析。而新人民陣線陣營的四大政黨聯盟——不屈法國、“生態主義者”(綠黨)、社會黨、法共——本就互不對付,若不是為了共同對抗勒龐的極右翼陣營,幾乎沒有合作共事的可能。
此次選舉前,左翼陣營內部圍繞梅朗雄“出任總理”之爭,又鬧出了不大不小的內訌。為了維繫左翼各黨派及其選民的團結,安撫不屈法國內部反對梅朗雄的聲音,梅朗雄收回了“我應該當總理”的説法,還在競選後期低調了不少。
如果把法國左翼看做一個團結的競選整體,那麼其全國得票率並沒有明顯增長,議席的顯著增長基本上是中間派迅速萎縮(以及“禮讓”)、失去選民信任的結果。

同時,民調機構益普索(Ipsos France)選後分析發現,四大左翼政黨的“選民粘性”(政黨忠誠度)較高,接近80%的左翼傳統支持者把票投給了左翼(不屈法國更是達到96%,比國民聯盟高出一個百分點)。
反過來這也説明一個問題:在法國社會,左翼和極右翼一樣,都只能在自己的“價值同温層”吸引選票,無法像馬克龍的中間派那般能在黨外拓展四分之一票源。
這個角度也能側面體現法國左翼和英國工黨這種“中左翼”的本質不同:後者的選民只有8%是基於“政黨忠誠”而票投工黨,如今該黨的基本盤主力變成了大城市、高學歷羣體(包括大學生)。
就支持羣體年齡段來説,法國左翼一如既往在年輕人中支持率最高(18-24歲的48%,25-34歲的38%),此外在公營部門員工、自僱者、高學歷、中上層、滿意現狀、無宗教信仰者中支持率略微領先,而其他羣體最支持的幾乎都是國民聯盟。
與其説法國左翼“崛起”,倒不如説在三大條件——老牌和新興左翼政黨的盡力合作、馬克龍執政乏力、極右翼壯大令人更加警惕——全部滿足的情況下,它終於勉強回到了社會黨一黨曾經擁有的位置。
然而,左翼各黨派從選後慶祝勝利的時刻,便各幹各的。
英法“左轉”?
這是比“左翼崛起”更不可能的命題。
英國工黨今年推出的競選宣言,重點落在“親商業、要創造更多國家財富”。在此之前,去年10月的工黨年會上,200多家工商界企業代表雲集、創該黨歷史記錄——這些人大都跳過了此前一週的保守黨年會。
與會人員中,包括英國英力士集團的代表。這家化工行業巨頭的創始人、英國首富、曼聯新股東拉特克利夫爵士,此前是鐵桿脱歐派+保守黨支持者。
這份多次修改、妥協、調和,幾乎刪掉所有激進內容的宣言,其政綱還包括給私立學校加收20%增值税以補貼公立教育,成立國營的“英國能源公司”、設定節能減排目標,改善工人福利,加大住房建設——典型的中左穩健措施。
至於強調邊境安全、擁有核武、堅定支持北約,這些都跟保守黨政府一脈相承。
雖然號稱兩大黨之一,但工黨勝選記錄遠遠少於敗選(2010-2019年更是遭遇四連敗),從保守黨手上奪走江山的記錄,在該黨歷史上只有六次。
從本質上説,英國向來被視為一個保守主義(保守黨)的國家,1900年才成立的工黨不過是“冒名頂替者”,實際上並非政壇主流——要沒有布萊爾-布朗時代的13年執政,很多年輕人還有工黨作為“泱泱大黨”的認知嗎?
正因為如此,斯塔默的策略很明確:別惹麻煩。不要挑戰英國的政治經濟根基,而是在邊緣地帶做工黨能做的事情——如有必要,悄悄地做。
法國的左翼聯盟,只是穩健地保持了其基本盤,並在選舉規則和選舉策略的共同作用下成為國民議會第一大聯盟(但最大的單一政黨是國民聯盟)。
在考慮國家能否“左轉”之前,左翼各政黨要先後解決兩個問題:1)如何達成一致,共同推出潛在的總理候選人?2)懸浮議會之中,如何説服中間派“在一起”支持自己的主張?
最新消息:馬克龍沒有批准法國總理阿塔爾的辭呈,後者將繼續擔任總理。
即便能成功組閣,左翼聯盟也不得不為了選票而從其固有理念中退縮,這一點在競選期間已經體現出來,比如梅朗雄公開宣佈(軍事)支持烏克蘭。
至於總額高達2330億歐元的減税和財政新開支措施,以及對養老金改革的反對,都不是左翼一己之力能做到的。
法國的選舉之夜屬於左翼支持者,但“向左走”的改變遠沒有到來。
歸根結底,英法兩國政壇三日內的先後變天,不過是執政黨治國不力、選民審美疲勞且失去耐心的產物。(中)左翼的勝利,便是兩國選舉週期正常波動中的一個節點。
如果英國工黨和法國左翼聯盟在未來拿不出令選民信服的表現,也難免今日對手的失敗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