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楚新：每一起熱點事件，都要警惕“公知體”的“進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黃楚新、張迪】

2004年，《南方人物週刊》推出了一期專題報道——“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以52頁的長篇巨幅，選出了50名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評選的標準是：

一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二是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二十年後，再來回看這份名單，其中確實有一些人在某些方面影響了中國，但不少人最後變得平庸泯然，“美德和貢獻”並沒有“超過大多數人”。

連帶着被簡稱為“公知”的“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也失去了原本的正面意義，成了暗含諷刺意味的詞語。

時代在進步，信息傳播的“液態化”流動極大程度上消弭了社會“精英”與普通公眾之間的信息差。公知們也開始改變“作戰方式”，利用網絡空間碎片化、情緒化的傳播規律和氛圍，用“反裝忠”的手法巧妙設置網絡議題，在情緒先行的後真相時代，通過情感動員擾亂話語空間，讓不明真相的羣眾反感和畏懼被主流話語所認可的議題、對政府治理和社會制度產生質疑，製造新的分裂和對立。

偽裝和變異

正如前文所説，公知體也在不斷“進化”。特別是隨着中國發展的日新月異和國民心態的逐步成熟，傳統以謾罵、人身攻擊等誘發公眾極端情緒的直白“公知體”越來越失靈了。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公知體”通過植入其它社會思潮催生出新形式、新樣態，改變了原來目的清晰、意圖明顯的話語認知戰策略，轉而以“隱藏目的”“淡化目標”作為影響輿論的全新理念。

“公知體”以極強的隱蔽性手段和偽裝的表達方式，參與、攪動着國內“社會認知戰”的形勢，引導和塑造着公眾認知，影響着人們的情感、態度、判斷和行為。

“公知體”變得越來越隱蔽和偽裝，參與、攪動着國內“社會認知戰”的形勢

極端愛國主義就是這類“公知體”的顯著標籤。

就拿最近剛剛發生的蘇州胡友平女士見義勇為事件為例。這件事情很快就在網上激起了一波對義和團和愛國主義的討伐，細想這背後就是“公知體”認知作戰方式的偽裝。

按照正常的邏輯，胡友平女士在挺身而出那一刻，不會還要在心裏權衡一番“日本人該不該救”，但到了一些人嘴裏，這種體現“中國人民善良和勇敢”的行為，卻變成了“抗日鋤奸”，甚至鼓譟成立“當代義和團”，美化暴力行為，這種話語邏輯的表達方式與民族主義話語表達合流，衍生出歷史虛無主義。

事實上，“公知體”所倡導的“人民”概念是基於對某些批判目標和共有的情緒態度的一種虛擬認同，我們姑且稱之為“想象共同體”。

然而，這個“公知體”引領下的“想象共同體”，並沒有真正融入維護社會秩序和共同福祉的道德準則，他們只是沉浸在極端性的抱怨和不滿中，並沒有體現出紀律化的道德行為。

於是我們也就不奇怪，一旦有突發事件和特定議題時，為什麼會突然而又自覺（有組織）地在互聯網上出現情緒發泄浪潮，甚至連話術都能很快統一；也不會奇怪，這些聲音又可以突然而又自覺（有組織）地在製造裂痕之後銷聲匿跡，因為“公知體”本身缺乏持續穩定的情懷交流，因此也很難在集體價值目標指引下擁有持久凝聚力。

這種所謂的“人民集體”，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公知體”通過其言辭與行動構建的產物。他們依靠共享的批評焦點和情緒反應來打造一種表面的同質性，使眾人篤信自己是一個有着共同宗旨和利益的集合體。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身份認同通常僅限於感性的、短暫的層面，並沒有深入的思索和理性的剖析。

看似是互聯網熱點來得快去得也快，然而每一次這樣的操縱之後，共識就在一點點流逝、信任也在一點點崩塌。

塑造和利用

最近幾日，“油罐車混用事件”又引發了一波輿情討論，在這其中，我們也能看到熟悉的“定體問”式表演。

糧食安全重不重要？重要。監管缺失應不應該罰？應該。事件發生後，中儲糧很快表示“開始在全系統深入開展專項大排查”。涉事地方政府廊坊、天津市監部門紛紛回應，國務院食安辦也已經組織成立聯合調查組，徹查此事。

但很快，我們也看到一些言論“用力過猛”，從一個油罐車出發，上升到質疑否定整個國家制度。

這些言論，映照出當前社會中一些民眾在面對複雜社會問題時，一種簡化和情緒化的思維方式。他們往往容易被一些“公知體”的極端言論和觀點所引導，形成一種短暫的、情緒化的集體行動。

這種行動往往缺乏持續性和深入性，無法真正解決社會問題，恰恰可能會加劇社會矛盾和衝突。

不容忽視的是，在當代網絡輿論場中，“公知體”的推動者與互動者之間，已經建立起了一種相互促進的利益共存關係。推動者們通過選取公眾普遍關心的社會網絡話題，從自身利益出發，有意識地引導網絡輿論的方向。這種由“公知體”所推動的議題設置，其內含的利益驅動往往不易察覺，並伴隨着一種互相依附的互惠聯繫。

“公知體”議題最傾心的是那些反映現實社會的問題，特別是針對那些能引發廣泛共鳴的、關於民生疾苦、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主題進行加工和編造。它們巧妙地迎合了公眾對弱者的同理心，激化了人們內心的不滿與仇恨情緒，從而在短時間內引發輿論的集中爆發。

這樣的操作，無非是為了吸引更多的關注、擴大輿論影響力。有時他們會採取極端立場，製造和放大民眾對政策不滿的情緒，通過渲染個別不利案例來挑起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在這種情形下，輿論的煽動並非是為了尋求問題的合理解決，而是為了追求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最大化，如增加網站點擊率、提高自媒體的廣告價值等，當然也不排除背後有別有用心者。

極端的螺旋

“公知體”通過虛擬的身份認定、佔領道德至高點等方式，來證明自身言論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為了強化羣體內部的自我認同，保持隊伍的“戰鬥力”，他們還構建出一個所謂的“中心地帶”，以這種方式暗示成員甄別出所謂的“他者”，任何超出這個“中心地帶”的行為都是值得和應該被抨擊的。

在胡友平事件中，海外華人或者來華的外籍人士就是他們認定的“他者”，可以肆意進行抨擊，看似正義凜然，實則無所顧忌。

“公知體”正是通過歷史、民族、人民、公共利益等這些公眾關注的社會話題，構建共同排外對象，並試圖建立起一個看似團結的“愛國羣體”。他們追求極端的同質化和地域歸屬感，以確證“我們中國人”的集體身份認同，但“他者”環境下的愛國主義則被視為虛偽的道德呈現，進而引發不同羣體間的分歧和恐慌，破壞社會團結穩定。

另一方面，由於“公知體”本身所暗含的特定話語方式和語言結構，其所聚焦和討論的更多是社會負面問題，揪住一個社會負面問題便開始進行大張旗鼓、正義凜然的窮追猛打，選擇性忽視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對中國的經濟和科技發展冷嘲熱諷。這種“批判性”的根源來自“公知體”的本質——基於對中國發展轉型過程中所出現的社會問題，採取一種全盤否定式的情感宣泄。

這種非理性的批判只破不立，通過無端“扣帽子”過激言行，將“人民”和“危險的他者”簡易化成標籤隨意張貼。煽動性的話語和情感裹挾着大量不明真相的“無名氏”和“盲從者”，在網絡空間進行着集體的狂歡。

這種集體道德的無意識，讓非理性的極端主義聲音在網絡空間和現實層面愈演愈烈，劣幣驅逐良幣，理性聲音也越來越趨於沉默，形成極端的螺旋，擾亂了健康的輿論環境。

填補互聯網意義真空，消除“公知體”的生存土壤

填補意義真空

二十年過去了，“公知體”並沒有消亡，反而打響了一場新的“社會認知戰”。但我們在認清了公知體的變異和危害後，也就不難找出應對策略。

在“全員媒體”時代，“認知戰”的勝利和網絡空間的風清氣正，離不開我們每一個網民理性的參與和共治。通過技術賦權提高普通公民參與國家、社會治理的權力，拓寬公眾參與線上線下意見表達的空間和渠道；通過打造主流價值與個人情感共振的交匯點，以個人發展彌補主流宏大敍事下的微觀敍事，以自覺性的全民共治視角有力應對國內“認知戰”。

開展“社會認知戰”，必須豐富國民意義世界的集體性內涵，培育基於意義與經驗的政治國家認同，加強對國民行動目的的社會和集體意義引導，彌補意義真空。

這意味着我們需要深化公眾對於自身所處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的理解，從而形成一種更加深厚和廣泛的共識。這種共識不僅僅是表面的一致，而是一種深層次的認同，它能夠讓人們在面對各種社會現象和問題時，有更加堅定和明確的價值觀念和行動指南。

這不僅涉及到國家層面的意識形態教育，也包括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如教育、媒體、公共討論等，來引導公眾思考何為正義、何為善良、何為責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推動社會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前進。

後真相時代，紛繁複雜的互聯網輿論場域下，主流媒體也要充分發揮輿論引導的權威之力，及時報道事實真相，積極回應輿論關切，最大限度遏制非理性情緒的擴張。

面對網絡輿論場中的眾説紛紜，觀點偏頗現象，主流媒體需要提高輿情研判能力，辨明網絡話語中的“公知體”傾向，以權威觀點、客觀事實及時進行輿論糾偏，從跟隨“節奏”到主動設置議程、“開發”議題，凝聚社會共識。

當這些意義空間被填補之後，“公知體”自然沒有生存的土壤了。

（黃楚新，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張迪，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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