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林:當好萊塢不再是“燈塔”,中國文藝界的使命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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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中國電影市場伴隨着文化產業的崛起而迅速擴張。截止2024年,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電影放映市場和第二大電影票房市場。在這樣的背景下,本土國產電影逐漸取代好萊塢電影在中國市場越來越受歡迎,另一方面,中國的影視消費羣體對於產品內容、明星業態也有很多不滿,期待有更大的上升空間。
6月是上海的“影視之月”,上海國際電影節和上海電視節相繼舉辦。6月30日,觀學院線下專題講座邀請了著名編劇汪海林老師,圍繞當下世界電影市場、中國電影產業的現狀和變革以及面對這樣的變化,中國的文藝工作者需要做出什麼樣的改變。以下為演講視頻和文字整理稿。有部分刪減。
**汪海林:**大家好,又見面了。年初我在觀察者網《答案》年終秀上演講,説到好萊塢電影在中國不受歡迎了,被好多人罵,然而我説的是客觀事實。
很多人不知道,中國內地市場2023年引進片票房佔年度總票房的比例是16%,為10年來最低。《紐約時報》説:“曾經蜂擁觀看好萊塢電影的中國電影觀眾正在逐漸消失。”南加州大學的教授斯坦利羅森説:“一部好萊塢電影能在中國賺到數億美元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紐約時報》不僅報道了事實,還對好萊塢進行了批評,作出反思。我既沒有批評好萊塢電影的內容,也沒有要求好萊塢反思,我沒有談內容問題,我説的是市場問題,結果我被很多人攻擊,卻沒有一個人去攻擊《紐約時報》。
過去幾個月那些破防的朋友們可能逐漸適應了好萊塢電影在中國不受歡迎這個事實了。所以最近我們聽到一個論調是:中國如果不能放映更多的外國電影,那麼我們的文化影響力會下降,説明我們的多元性不夠。
中國觀眾人在家中坐,“反思”從天上來。事實上,中國加入WTO是有電影市場開放條款的,規定每年不以版權買斷的形式進口“分賬大片”。一開始是每年10部,後來逐步增加到40部。中美兩國簽署過電影備忘錄,進口的分賬大片數量是20+17部,其中17部是IMAX和3D的電影。現在情況是美國自己都湊不齊一年17部的IMAX和3D了。
除了分賬大片,中國還開放了批片,如果某部電影即使不在進口分賬大片的配額裏,但如果進口片商看好,可以買斷該電影的中國大陸發行權。比如説泰國電影《天才槍手》、美國電影《敢死隊》、俄羅斯電影《絕殺慕尼黑》、黎巴嫩電影《何以為家》、中國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這些都是批片。只要進口片商看好,就可以自行引進,一片一批。

台灣地區電影《周處除三害》引進大陸,作為低成本電影收穫了很好的口碑和票房成績豆瓣
進口批片的元年是2016年,達到了50部。如果有好的境外電影,而且有商業價值,肯定不會被埋沒。好的實驗電影和紀錄片,我覺得目前的展映交流可以基本滿足特定觀眾的需求,但你要求一個某省某縣城的文藝青年也能輕而易舉地看到最新的歐洲電影,這可能不現實。
美國這個國家在文化上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其中最優秀的地方在於它的反思精神。美國不怕國家出現什麼問題——麥卡錫主義、馬丁·路德·金被暗殺、肯尼迪被暗殺、越戰……每一次危機都能引起美國文化界的反思,產生一批優秀的作品,形成思潮,進而影響整個社會往前走。
這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美國的左翼文化力量,它使得美國充滿了自省的能力,能夠清醒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大家可以去看一部電影,叫《特朗勃》,講的是麥卡錫時期的好萊塢的美國共產黨和左派人士受到迫害,坐牢或者被剝奪了拍電影的權利。出獄以後好萊塢有很多猶太人老闆圖便宜,於是請這些左派人士寫稿,但稿費打折,特朗博就答應了。其他美共出獄後聽説勃朗特這有活幹,就都來找他,於是一羣不能署名的美共寫的劇本被拍成電影,好萊塢的輝煌就到來了。這裏邊有《羅馬假日》《斯巴達克斯》《正午》《桂河大橋》等等,這些了不起的作品托起了好萊塢,支撐起了美國文化。

電影《特朗勃》豆瓣
但是進入新世紀以後,美國文化界的左翼力量分化了,其中一部分變成了LGBT的運動的主力,搞身份政治。原本強大的反帝反戰追求進步的力量消退了,在9·11以後,美國在政治上把世界各地不同形態的反對力量都當作恐怖主義,隨之而來的是文化上原本理性的、進步的、清醒的、具有自我調節能力的文化力量坍塌了,分解了,甚至消失了。美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失去它的反思能力。
今天整個西方文明遇到那麼多問題和危機,卻沒有警醒,沒有反思,反而進入到一種政治上歇斯底里和文化上自我麻醉的狀態。
今天的美國在文化上極為虛弱,你會發現它不再是世界的大眾文化前沿地帶,美國雖然擁有世界上最高市值的流媒體公司和電影製片公司,但美國不再是最先提問,最先思考的那個人,而是渾渾噩噩地排在隊伍的前列,東張西望無所事事的那個人——只顧埋頭數錢,在文化上毫無進取心。
好萊塢為什麼不行?好萊塢在世界上沒有不行,只是在中國不行了,為什麼?因為好萊塢不再給我們提供夢想,它不再是燈塔,這一點很重要。
愛和勇氣是好萊塢永遠的主題。但如今好萊塢的愛體現在哪?勇氣體現在哪?因為支持巴勒斯坦,美國大學的抗議示威浪潮不亞於越戰時期,美國文化界卻沒有出現改變社會的強大導向,儘管有凱特·布蘭切特這樣的明星站出來,但是遠遠不夠——好萊塢不再是一個令人生畏的政治力量,所謂的多元化把正義淹沒,學生們基本是孤立無援,猶太資本和媒體控制了好萊塢。

影星凱特·布蘭切特身着黑、白兩色禮服走在紅毯上,撩起下襬露出綠色,和紅毯一起組成了巴勒斯坦國旗的配色
今天的好萊塢聲音微弱,他們可以為同性戀婚姻合法化輕鬆組織幾十萬人上街,卻無法為加沙的兒童改變任何事情,對現實無能為力,也缺乏直面的勇氣,這是好萊塢最軟弱的時刻,所以還能指望其宣揚的愛和勇氣嗎?
美國對世界的解釋在今天解釋不通了,中國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先意識到這一點的人羣,我們希望有一個新的解釋。關於這個世界應該向何處去,中國人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流浪地球》是這樣一個主題。好萊塢不認同的話,那就需要它拿出自己的新解釋,原來昂撒的、零和博弈、基督教文明的諾亞方舟那一套宣揚幾百年了,你今天有沒有新的?沒有了,還在重複。世界變化很大了,好萊塢卻變化很小。好萊塢總體情況其實看它的財報還可以的,好萊塢在全球的影響力和票房收入並不差,只是中國市場不再買賬。
所以好萊塢沒有不行,只是在中國不行了,在全球第二大市場不行了,好萊塢確實有點不開心。但真正急眼的是一些中國人,痛惜中國觀眾不能跟國際接軌,不能無差別地接受西方的思想傳播,這才是他們痛心疾首的事情。其實沒那麼複雜,對中國觀眾來説就是不好看。我們不喜歡看黑人的美人魚,不喜歡看政治正確的白雪公主,那些奇奇怪怪的審美,千篇一律的英雄敍事,動漫英雄拯救世界看膩了,對照現實看,美國不給世界添亂就不錯了,拯救世界這種事情沒人信了。可能日本、韓國、台灣還有菲律賓,這些有美軍駐紮的地方或者是政府受美國影響的地方,他們必須相信,但中國觀眾不信。
好萊塢的內容為什麼也不行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好萊塢大公司的CEO每年都拿多少錢:最近5年華納兄弟的CEO大衞·扎斯拉夫拿了4.98億美元;奈飛創辦人兼總裁拿了2.09億美元,CEO拿了1.92億美元;迪士尼CEO拿了1.9億美元;新聞集團和福克斯的董事長是1.74億美元,康卡斯特的CEO是1.70億美元,派拉蒙現在是1.52億美元。另一邊,去年演員工會罷工時,這些CEO們一是拒絕保護演員免受AI取代。二是拒絕提高演員工會成員的最低工資,以跟上通貨膨脹。三是拒絕再分享公司收入的2%分給演員。
其實早在20世紀的20年代,好萊塢瘋狂的收購就已經完成,它基本由一些壟斷的大資本控制。阿爾泰斯公司(摩根旗下),通用電氣公司,雷曼兄弟銀行控制了派拉蒙。通用電氣公司與阿爾泰斯公司(摩根旗下),大通銀行(洛克菲勒旗下)控制了20世紀福克斯。通用電氣公司(摩根旗下)控制了華納。帝雄裏特銀行,大通銀行(洛克菲勒旗下)控制了米高梅。
大通銀行(洛克菲勒旗下),基尼尼銀行控制了聯藝。基尼尼銀行,標準投資公司控制了哥倫比亞。標準投資公司控制了哥倫比亞環球。美國廣播公司(洛克菲勒旗下),美國無線電公司,阿爾泰斯公司(摩根旗下)控制了雷電華。
好萊塢最大最有影響力的8大製片公司被資本瓜分,早在上個世紀就完成了。華爾街的資本大鱷們控制這些製片廠的手段,包括但不限於債券融資、股權融資、銀行貸款等,充分利用了那一時期各大製片廠因為自身擴張的慾望,而對大額融資的渴望。
面對今天急劇變化的世界,好萊塢有些茫然無措。相當一部分來自華爾街的CEO們,他們是根據財務報表安排生產計劃。降低風險是財務投資人最關注的問題,拍什麼電影風險最低?那就是經典IP的續集。於是我們看到《復仇者聯盟2》《復仇者聯盟3》《復仇者聯盟4》《速度與激情7》,《速度與激情8》和《速度與激情9》。在拍續集這件事上,好萊塢的CEO們充滿了激情,只有這樣才能維持他們幾千萬的年薪。因此他們自然不會去研發新的內容。沒有創新,沒有突破,電影就必然失去它的吸引力。
真正將好萊塢時期推向輝煌的是20世紀80年代的“新好萊塢”。還有4個代表性的導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拍出了《教父》、馬丁·斯科塞斯拍了《出租車司機》、盧卡斯拍了《星球大戰》,還有拍了《侏羅紀公園》的斯皮爾伯格。這4個人的共同特點是,他們都是20世紀40年代生人,在電視媒體的支撐下成長,通過電視擁有了最初對電影的瞭解和視聽語言的感性認識,又在正規的電影藝術院校接觸到的歐洲新現實主義和新浪潮,並且受到了嚴格的學院派訓練。

四位在80年代及以後的很長時間給好萊塢帶來巨大影響力的大導演
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他們對僵化保守的好萊塢體制不滿,但是他們又能夠辯證地看待美國的電影傳統,勇於借鑑融合創新。他們給好萊塢帶來了一個新的時代,好萊塢的變革必須建立在創新的基礎上,對時代做出強有力的回應。
目前從資本構成到人文環境,好萊塢都缺乏突破的能力,我們也沒有看到會產生新的好萊塢的可能。最近美國兩個總統候選人的辯論讓美國人心都涼了,可能我們要親眼見證美國這樣一個超級大國逐漸衰退的圖景,伴隨的是好萊塢為代表的美國文化正在逐步喪失其統治地位。
再説説內娛。有一次我出差坐飛機,我從廁所出來發現回不去座位,有六個“便衣”站在兩個過道里把住了六個點,他們一臉嚴肅,虎視眈眈地看着每一個乘客。我想:莫非公安部紅色通緝令的罪犯跟我坐同一個航班?我很想舉手提問:請問我可以替你們做什麼嗎?飛機起飛以後發現不是紅色通緝令的罪犯,而是流量明星,那六個人不是便衣警察是保鏢。下飛機的時候保鏢對我格外開恩,説“你可以先走”,於是我就感激涕零地走了。
當然你可以辯解説因為這些流量明星太火了,粉絲買光了他們身邊的座位,為了避免混亂經紀團隊也是沒有辦法,“不是他自己要前呼後擁,是粉絲真往上撲”等等。但這一切難道不是流量明星的模式造成的嗎?這個模式不正是造星者追求的結果嗎?是你們製造了這種關係。

明星在保鏢的簇擁下現身機場,周圍擠滿了接機的粉絲
李雪健、陳道明、葛優出行,他的粉絲為什麼不撲他們?他們的敬業精神,我們的年輕演員為什麼不學?卻互相攀比誰的保鏢多,誰的保姆多——我尋思好萊塢也不這樣啊,大明星很多是沒有助理的。
我入行早,到現在我都很懷念原來全組坐在一個大巴車上,大演員小演員在一起談戲,大家擠在一起吃盒飯。現在呢,搞得跟舊社會一樣——五個演員,五個房車,拍完各回自己的房車上,互相不聊天,每場戲副導演把演員從各個房車叫下來——原來平等的、共同協作的、社會主義的集體創作氛圍已經蕩然無存了,取而代之的是封建等級制和畸形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前幾年流量明星在To B的市場、就是賣給平台的部分是有號召力的,To C的市場不行。一個流量明星可以迅速地吸引幾萬粉絲引爆演唱會,但是電影需要的不是幾萬幾十萬人,是百萬千萬計的,所以流量明星出演的電影的票房天花板基本上是4億。但是現在有新的流量明星改變了這一現狀,一些流量明星開始對高票房有了舉足輕重的影響。目前我無法判斷這些高票房電影與流量明星本身的關係,就是説哪些票房是他們直接帶來的。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流量明星在電影的融資宣發階段已經顯現出了巨大的優勢。雖然我一直在批評流量明星,但是我必須承認他們在改變原來的商業片的構成要素,但他們代表的僅僅是一個個例還是一個新的趨勢,都需要我們進一步的觀察。
之前有個騰訊的男編導採訪我,我説“公雞要有公雞的樣子,母雞要有母雞的樣子”,就被中國互聯網媒體羣起攻擊,把我塑造成保守落後的性別刻板印象者。2021年的時候,鹿晗在一次公開的採訪中説,“化妝不應該分性別”,根據2021年的市場信息,中國在男性化妝品的增長率是世界第一,而最大市場份額都是韓國化妝品牌,天貓上面男性眉筆的銷量,2018年比前一年增長214%。
韓流針對中國的文化輸出屬於“打蛇隨棍上”的一條龍營銷手段——愛豆作為營銷先鋒,大量地代言男性化妝品,在女性化妝品市場飽和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幫韓國商家進一步佔領中國市場,其實就是這麼回事。他們告訴你,你原來認為很傻的樣子其實很酷,因為時代變了。
説到底什麼打破性別刻板印象,什麼審美變化,那為什麼美國和俄羅斯甚至意大利、法國都沒有顯著的男性化妝品增長,在中國卻颳起的男性陰柔風——“閹割”不是目的,“閹割”以後掙錢才是目的。

韓國的男性護膚品和化妝品一度成為消費增長點視覺中國
好消息是因為薩德的原因,韓流在中國被抵制,男性化妝品市場立刻出現肉眼可見的增長減緩,尤其是廣電系統反對“娘炮”的相關文件,蔡徐坤都留起了大鬍子。三年前的相關措施應該説起到了一定的剎車作用。
但另一方面,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為什麼事情變成了本應文化上的問題文化解決,但我們文化界人士不出來,怕現在的網絡、怕粉絲怕輿情,就只有對方在大肆宣揚,最後搞得政府出面解決,一刀切。本來應該是文化上去壓制它,現在只能靠行政上去壓制它,文化界自己幹嗎去了?
政府的管理往往很簡單,出文件“不許”。所以我們文化界、影視界對一些現象要自己形成交鋒爭鳴,我覺得你不對我就批評,我批評錯了你批評我。很多事情是整個社會覺得這個行業自己沒有規範的、沒有規矩、沒有是非觀。“你們自己的行業不管,我們只好呼籲政府來管。”理想的狀態是管文化的人自己要有文化,搞文化的人自己要有責任。
最後我想談一談電影的製作。國內總有人説好萊塢是劇本是流水線,其實那是騙人的。你如果看見流水線了,比如幾個編劇在那畫圖表,還在那講“人物弧光”那是為了告訴投資人,我們這有風險可控的質量保障體系——我就曾經在迎接投資人考察時充當過這種演員。電影創作到目前為止依然是風險巨大的手工勞動,電影是工業,但創作還是手工勞動。AI寫劇本熱過一陣,現在也迴歸正常了。
電影的獨特性在於它是藝術品的特質,但它又是工業產品,這是一個巨大的矛盾。這跟藝術瓷廠特別像,又是搞藝術,又是搞生產——創作部分是手工勞動,生產部分是大機器生產。
對於電影產業的認知,很多人都有個過程,包括我。以前我想當然地認為電影要走人文主義路線,不能依靠工業技術,對電影的工業化不覺得是個緊迫的戰略問題。直到《流浪地球》的出現,我才馬上意識到作為製造業大國,工業大國,要利用我們的產業集羣優勢,進行電影產業的工業化整合升級,形成中國電影在產能基礎上的產業優勢,運用我們不斷提升的科技能力,追趕甚至引領電影的技術革命。
電影技術的發展趨勢一定是大量依靠雲計算、雲儲存技術、虛擬現實、增強現實的技術運用和人工智能在製片過程特效生成中的運用。這在科技落後、工業化程度落後的國家是不可能實現的。中國大有希望在這個過程中成為電影產業大國。當務之急是內容生產需要迎頭趕上,雖然市場、產能、科技均呈現出日益增長的優勢,但精神表達遠遠沒有達到電影強國的基本要求,軟實力是我們最大的短板。
今天面對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我們應該如何通過電影作出反應?有的人説電影會消亡,我一直覺得不會。家庭影院再發達,我們還會在一個規定的時間趕往一個場地去集體觀看電影。因為人類有扎堆的本能,是羣居動物。比如一個地方如果體育運動很發達,就會有幾萬人聚在一起去看比賽,比如歐洲盃,美洲盃。體育不發達,比如台灣地區就喜歡選舉,幾萬人聚在一起喊口號,反正要扎堆。有些地方每樣都要,比如美國,選舉、體育、音樂會、電影他都要扎堆,也比如中國的春運,就沒見過比美國和中國這麼愛扎堆的人了。
所以有這樣的基礎,中國電影、中國足球都一定會好的,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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