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凱：遭遇史上最激烈罷工，三星如何走出“中年危機”？

【觀察者網 張廣凱】

三星曆史上的第一次工會罷工正在走向失控。

這麼説有點奇怪，因為罷工本來就是失控的。但無論是三星的高層還是員工，一開始似乎都不是這麼想的。

早在今年6月，三星的工會組織——全國三星電子工會 （NSEU)）就曾經以“集體休年假”的名義，組織了為期一天的罷工。他們當時特意選擇了一個工作不太忙的日子，以減輕公司的損失。由此來看，工會也並非一心想要決裂。

或許是工會的善意讓三星管理者誤判了形勢，當7月8日罷工正式開始時，資方立場非常強硬，導致工會將原本3天的罷工計劃升級為無限期。

三星創始人李秉喆曾説，“只要我還活着，三星就不會允許工會的存在。”雖然沒有工會，三星長期以來的勞資關係卻算得上融洽，員工往往以加班為榮。

然而時代變了。三星史上第一次罷工，不僅在業務層面直擊公司要害，更暴露出三星模式的本質缺陷。儘管斷言三星的歷史性轉折為時尚早，但是帝國盛世彷彿走到了中年的十字路口，陰影已然在暗中浮現。

7月8日，在位於京畿道華城市的三星電子華城工廠前，全國三星電子工會舉行總罷工動員大會。圖為工會成員們在雨中高喊口號。韓聯社

工會精準狙擊三星命門

7月8日，擁有3萬多名會員的三星工會正式開始罷工，工會方數據顯示約有6500人蔘與。

罷工原本計劃先進行3天，以觀察資方態度。然而三星官方拒絕讓步，還強硬表態稱，將按照罷工天數直接扣除參與者工資。於是罷工升級為無限期，至今已持續超過10天。

有消息稱，三星今天會提出重啓談判的條件，但無論此次談判能否暫時解決分歧，雙方對立關係已經從温和走向激烈。

最初，工會只是將罷工地點選擇在一處較為落後的存儲芯片產線，仍給和解留下了餘地。在事態升級後，工會開始號召更先進的平澤工廠加入罷工。這直接對準了三星的命門。

在整個三星電子的業務版圖中，手機等數字設備貢獻了大部分的收入，芯片製造卻是基石。而細分來看，台積電是計算芯片代工的霸主，三星則是存儲芯片之王。

不過存儲之王如今正面臨危機，命門就在平澤工廠。

隨着AI大模型橫空出世，GPU的地位一飛沖天，而最適合與高性能GPU搭配使用的HBM內存芯片也炙手可熱。

所謂HBM芯片，簡單理解就是將多張傳統的DRAM存儲芯片堆疊起來。其高帶寬、高延遲、省空間的特性天生適合與GPU封裝在一起，卻不適合與CPU一起執行普通任務。

HBM結構示意圖AMD

過去，HBM芯片同高端GPU一樣，只服務於少數遊戲發燒友，如今卻成為下一代技術革命的核心硬件。有機構測算，在英偉達H100芯片的物料成本中，HBM芯片佔比高達50%。

由於此前受眾狹窄，三星在HBM芯片的佈局上並不積極。如今，SK海力士是英偉達HBM芯片的獨家供應商，完全吃下這塊肥肉。

存儲之王三星，正面臨一場顛覆性的技術革命。

2021年投產的平澤工廠，是三星目前最先進的存儲芯片產線，也是三星扭轉劣勢的希望所在。該工廠生產的新一代HBM芯片正在爭取英偉達認證。

在此關鍵節點，如果罷工真的影響到平澤工廠HBM產線，勢必將對三星造成更為深遠的打擊。

韓國人卷不動了

既然平澤工廠如此關鍵，為什麼三星高層仍然放任工會罷工持續？

從三星官方表態來看，他們對平澤工廠的自動化水平非常有信心，認為部分工人罷工不會影響產線生產。

畢竟NSEU工會成員人數只佔三星員工總數的不到四分之一，而且在直接扣罰工資的威脅下，實際參與罷工的人數還要少得多。

但是更深層的原因或許在於，資方已經習慣了多年來用高工資培養出的加班文化，不願意為變革開一個先例。

1991年，三星曾經在報紙上刊發過一篇宣傳文章，標題叫“凌晨3點的咖啡時間”，講述了員工通宵工作開發新型存儲芯片的故事。

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日元升值導致日本半導體企業成本驟增，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減弱，韓國卻憑藉低利率、低匯率、低油價的優勢快速崛起，包括三星在內的高科技企業開始對日企發起強力挑戰。

1988年，韓國人均GDP僅為4748美元，到1994年就上升至1.04萬美元，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

除了全社會整體收入水平的快速上漲以外，三星對於員工的激勵也相當豐厚。1988年正式接班的三星第二代掌門人李健熙，提出了在當時看來比較先進的獎勵工資制度，員工工資中包含一定比例的“超額利潤分享”，只要公司利潤超過目標，每個員工都會得到回報。

收入的快速增長總是能讓員工自發付出更多勞動，這是李秉喆和李健熙敢於公開禁止工會的底氣。

時至今日，三星員工仍然是韓國的高收入羣體。2022年，三星員工的平均年薪約為1.3億韓元（按現行匯率約合9.4萬美元），同年韓國人均GDP約為3.2萬美元。

而在2020年到2023年的4年中，三星員工已經漲薪29%（同期韓國累計通脹12.2%）。

看上去，三星給員工的待遇還算不錯，但問題在於公平。

2023年，三星半導體部門虧損14.88萬億韓元（約合802億元人民幣），創造史上最差業績，很多員工獎金直接歸零，但是今年半導體明顯復甦後，公司也並未給予相應的獎勵。

與此同時，三星聯合首席執行官韓鍾熙去年年薪上漲了49%，公司也沒能給出詳細解釋。

工會目前的主要訴求，都是指向獎金激勵機制的不透明，以及高管與非高管之間的薪酬差距持續擴大。

不過，更深層的問題恐怕還在於，韓國人現在真的不想再捲了。

韓國早就是亞洲主要國家中收入集中度最高的，近年來房價的大幅上漲更是擴大了貧富分化。如今韓國的生育率之低已經觸目驚心，正是這些社會問題的直接反映。

而對於三星員工來説，加班更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甚至面臨着生命危險。

2007年開始，三星員工的血液病現象開始引起輿論關注。當時，一名23歲的女工在三星工作五年後，患上急性白血病去世，被認為與工作環境有關。

2012年，蘋果曾針對三星Galaxy手機發起抄襲訴訟，當時三星的一名設計師出庭作證時表示，自己每晚只睡兩三個小時，並且為了加班而停止了母乳餵養。

2018年，三星進行了公開道歉，並決定對大量患上職業病的員工進行賠償。

當整個韓國社會對於貧富分化的不滿情緒都在積聚，三星自然難以獨善其身。

韓國模式的根本性危機

對於三星來説，如今的勞資分歧並非不可彌合。

此前工會提出的加薪幅度為6.5%，而三星原本給出的方案是5.1%。在AI帶動存儲需求強勁復甦的大環境下，三星完全有能力滿足工會的要求。

但建立在家族權威和高強度勞動基礎上的整個三星體系，面臨的卻是根本性危機。

在過去數十年中，儘管三星在存儲芯片、手機設備等多個領域成為全球主導者，但是這種主導更多來自於規模，而非技術的絕對先進。這也是整個韓國高科技產業的普遍寫照。

逆週期投資，則是三星取得規模優勢的最大法寶。

以存儲芯片為例，上世紀80年代，日本企業曾經壟斷了全球90%的市場份額，NEC、東芝、日立等日企，不僅技術領先，而且產品價格還更便宜，迅速將美國企業擠出市場。1985年，英特爾不得不徹底退出DRAM生產。

不過，日系芯片的崛起先是引爆了日美企業之間的價格戰，DRAM價格從1984年初的4美元/片一路下滑到1985年的30美分/片。在英特爾等美企失敗後，日本很快又招來了美國報復，日元升值直接導致日本國內製造業成本飆升。

80年代存儲芯片價格走勢國信證券

雙重打擊下，日本芯片行業同樣也陷入虧損泥潭。

此時，以三星為代表的韓國企業卻頂住虧損，開始逆週期投資，持續擴大產能。因此，到1987年芯片價格開始回升之後，韓國企業憑藉巨大的低端芯片產能快速搶佔市場。而三星真正在技術上走到世界一流水平，已經是90年代之後的事情了。

全球DRAM芯片競爭格局國信證券

HBM芯片的誕生同樣體現了日韓半導體企業的鮮明對比。

最早嘗試將HBM芯片商業化的，是日本企業爾必達。爾必達成立於1999年，由日立和NEC的存儲部門合併而來，原本寄託了日本重振半導體產業的希望。

在意識到無法在規模上對抗三星之後，爾必達試圖用先進技術作為立身之本，於2011年率先推出3D堆疊的DRAM芯片，也就是後來才被人命名的HBM芯片。

但是造化弄人，2012年，還沒等這款芯片量產，爾必達就因為金融危機後的財政困難而宣告破產，後被美光收購。

當時爾必達高管只能哀嘆，“為什麼不能再等6個月。”

爾必達的怨念是有理由的。作為對比，當時同樣深陷危機的韓國存儲巨頭海力士，就得到了政府的強力金融支持，最終熬過難關，成為此後HBM芯片的領頭羊。

2021年，美光也利用爾必達的遺產，在日本建設了最先進的廣島工廠，將生產1γ製程的DRAM和HBM芯片。

韓國人又一次用逆週期投資戰勝日本，而日本這次失去的，是整個AI時代的巨大紅利。

三星此次走向罷工，恐怕多多少少也與逆週期策略相關。

儘管去年出現鉅額虧損，三星仍然保持了極高的投資水平，全年資本支出合計53.1萬億韓元（約合383億美元），其中90%以上投向半導體制造部門。平澤工廠是這筆投資的主要流向，無論是HBM、DDR5等先進內存芯片，還是5nm的晶圓代工，都對三星意義重大。

TechInsights機構數據顯示，過去十年間，三星一直位居全球半導體資本支出首位。今年，三星還有意收購大陸集團的汽車電子業務。

財務上剛剛失血嚴重的三星，此時對員工福利的保守也就可以理解。

但問題在於，三星這套逆週期投資的路徑，未來還能否走得通？

一方面，此時的三星已非當年吳下阿蒙。過去三星可以靠中低端市場攻城略地，再逐步跟上先進技術的腳步。現在，三星卻需要自己承擔先進技術的研發。

而研發不是靠加班文化就能解決的。今年2月，韓媒曾經傳出三星3nm晶圓代工良率為0的驚悚新聞。在先進製程的競爭中，三星一直落後於台積電。

另一方面，中國企業開始用三星當年的方式來打敗三星。在液晶面板領域，京東方已經在全方位顛覆三星的領先地位。

此外，隨着韓國政治和民意風向的變化，韓國政府也再難給出當年那樣優厚的政策來扶持本土財閥。

此時的三星帝國，彷彿走到了中年的十字路口。當自己已經站得足夠高，也意味着繼續向上的難度無限加大，而在奮鬥年代透支的身體，如今開始吃不消了，隨時可能向下滑落。

説到底，高激勵下的人力資源紅利，只能在經濟快速上升時期奏效。一旦增速停滯，分配上的不公平就會顯現出來。

對於韓國來説，三星和SK海力士雙雄，讓他們在存儲芯片領域仍然佔據着絕對優勢。美光的HBM計劃能走多遠尚不可知，中國最早的HBM產線也要在2026年才能投產。

但如果不能找到一條新的技術創新路徑，盛世的崩塌恐怕也非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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