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鐵軍：面對“全球過剩”危機，今天的中國需要什麼樣的資本？

編者按：本文根據作者在6月22日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上的發言整理而成，經作者審核，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温鐵軍    整理/觀察者網 高豔平】

新型生產關係和新質生產力，都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大之後提出的重要概念，怎麼看待新質生產力和新型生產關係之間的相關性，是當前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話題。

2024年年初，習總書記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係。亦即，新質生產力和新型生產關係之間是一對互動的關係，只有將二者結合才能讓符合中國式現代化的質量效益型經濟發展起來，生產關係變革的目的，是通過推動深化改革來建立高標準的市場體系，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讓各類符合“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

同時習總書記也特別告誡，要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的首要任務，也就是説新質生產力是為了帶動質量效益型的發展，告別以往粗放數量型增長。從這個角度看，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要防止迎風而上、泡沫化，也不要只搞一種模式。”

據此可知，發展新質生產力有三個原則：一是要創新要素配置方式，就必須全面深化生產關係的改革；二是目標是要把“粗放的數量型增長”改為質量效益的增長，也就是舊階段的發展模式要靠新質生產力加以改進；三是不忽視傳統產業，不搞單一模式。

產業化發展階段：融入生產過剩的全球化

不同發展階段的生產力要素結構及生產關係演化，應該是我們首先關注的第一個方面。

關於不同階段。大家都知道，在產業資本發展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最快的。過去我們只用了15-20年就替代美國成了全球工業第一大國。目前的工業產值相當於排在我們之後的第二直到第十個國家工業產值的總和。

但我們也必須知道，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工業化高速增長並非“中國的”，某種程度上是新世紀以來跨國公司大舉進入中國所帶來的。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我們大類產業的三分之二是大型跨國公司控股的。他們建起的“買全球賣全球”的模式，使中國深度融入了已經出現生產過剩的全球化。

早在2000年中國加入WTO前我在與阿瑞吉（發表《亞當斯密在北京》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的討論中就提過一個問題：中國加入本已生產過剩的全球化意味着什麼？是改善還是惡化了資本主義內生性矛盾造成的危機？現在看，一方面新世紀第一個10年跨國公司帶動的中國外向型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另一方面，粗放的數量增長面臨資源環境約束和國際環境惡化的問題在第二個10年日益凸顯。

那麼，中國自2020年要求轉向“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階段，同時強調質量效益型增長，這就需要發展新質生產力，並且配套以新型生產關係的深化改革，應對全球化危機的戰略轉變才有可能落實。

應該説，以往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主要是按照西方進入現代化的軌跡來發展的，即工業化加城市化，各地都把產業集羣疊加在城市帶上。這種發展模式一方面帶來了高增長，在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嚴重的負外部性，那就是“面源污染”嚴重，是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破壞，以及社會兩極分化等等問題。

產業資本階段：資源稟賦不足+資本野蠻生長

從過去發展的經驗來看，我們存在的普遍性的問題是什麼？那就是在這種“工業化+城市化”的歷史過程中，國內的資源稟賦不足的問題日益凸顯。

中國不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現在很多矛盾是明顯的。例如鋼鐵，我們一方面已經成為世界最大規模的鋼鐵生產國，全球18億噸鋼鐵我們生產了10億噸；另一方面，鋼鐵工業需要的鐵礦石90%以上要靠進口。這就需要用大量的低端製造業產品去換取外匯，這樣就受制於美國主導的國際結算體系。類似情況很多。比如，我們70%的石油天然氣能源靠進口，農業領域中的大豆進口也高達90%以上。

在資源稟賦的制約之下，在資本極度稀缺的壓力下，以產業資本擴張為目標的要素結構變化，派生出了“舊型生產關係”中生產組織及制度體系演變的客觀需求。其中，資本要素因為具有組織作用而被稱為“龍頭要素”，且往往會因其極度稀缺而具有最高談判地位，在“地方政府公司化競爭”所派生的親資本政策導向下疏於約束，勢必演化為無序擴張和野蠻生長，也形成內外緊密型連接的“利益結構固化藩籬”。這是此前的高增長與粗放數量型增長互為表裏的根源。

華陽河農場農機手駕駛植保機械進行大豆噴藥施肥作業IC Photo

我們不得不關注的是，2015年提出的工業供給側改革、2017年提出的農業供給側改革，和2019年提出的金融供給側改革，所針對的正是這工業、農業、金融三大領域中的過剩。

當時要求的供給側結構改革目標，到現在仍然很難實現，如果不是靠着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不斷推出“逆週期”調控的措施，把過剩生產能力導入國家以大量國債投資支撐的“鐵公基”、以及“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等戰略，我們在工業、農業、金融各個領域全面過剩壓力之下，恐怕早就出大問題了。

我們再看內生性的問題，因為我們追求的工業化加城市化的高速增長，所以內生性問題一定是和工業化的內生機制有關的。

工業化是什麼？工業化是一個資本不斷增密，技術不斷增密，不斷排斥勞動的過程。因此它帶來的要素充足，促進規模化活力的內生動力，一定派生出提高少數投資人佔有資源資本化收益的“資本有機構成”和“技術貢獻率”等生產關係演變的要求，這是兩極分化加劇的內因。

產業化階段：工業化主導下的農業，規模不經濟

其他領域我瞭解不是太多，僅從自己長期從事的農業領域來看，在工業化主導的階段，主要是用工業化的方式來改造農業，要求農業也像工業那樣大規模集約化，這個過程同樣遵循工業的資本增密機制，在農業的產業化推進中強調農業的裝備係數、資本化率、有機構成等等，這些恐怕在教科書上毫無疑問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但實際上，因為我們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完成了農民對主要生產資料的以户為單位的佔有。即家庭聯產承包制，農村的資源被分户承包，形成了使用權大於所有權和其他權益的制度現象。這種淡化所有權的權利後來在法律上被物權化，進而又通過國家財政對農民生產補貼直接到户的制度安排所進一步強化，最終形成的是一個農民分户吃租的體制。

由於分散吃租而使租值相對而言不能集中，同時，任何外部主體想推動規模化產業化經營方式的時候，一定得跟分散地與農民做地租交易，勢必增加交易成本。致使我們現在的地租水平大大超過了農業用地在農業生產上正常應該得到的收益水平。比如一畝地現在地租有些地區達到1000元以上。也就是在進入農業生產經營之前要先交地租，而這個地租已經大於農業生產經營過程最後所得到的收益。於是一定會出現資本有機構成越是提高，農業裝備係數越是提高，土地租值預付導致農業生產成本上推就越無法克服的情況。

當中國的農業政策單位學習別國農業規模化經驗的時候，本來會發現，我們的對手，美國農場主不必支付地租，因此一般的農業規模化是靠簡單生產力的外延擴張，獲得更大規模的土地，形成絕對地租總量的增加來支付資本化的成本。

中國確實不同於美國，因為在農業集約化生產之前不僅得先支付地租，而且還有“交易成本”。因此不具備推進規模化的條件，於是，越照搬美國大農場方式農業就越不經濟，這就叫做“規模不經濟”。

這説明，在以往的工業化模式改造其他經濟領域的發展過程中，有很多值得我們總結的經驗教訓，但由於照搬西方的教科書沒有提出過這樣的理論，所以很難把這個教訓説清楚。

生態化階段：通過生態化資產池擴張來吸納過剩

現在我們處在生態化改造階段，這是跨週期的戰略調整。因為在傳統農業領域中只做一產化的集約化規模化，已經不可能彌補農民吃租所造成的土地經營收益下降。因為農業收益很低，無法形成正常合理的投資回報。

新階段的生態化轉型與打造“兩山”思想指導下的“三化”，即“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思想指導下的“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和生態資本深化”，體現的是“兩山”給定的生態資源價值化的實現。中國之所以要加強鄉村振興，最終是要靠生態化的資產池擴張，來吸納已經過剩的工業生產能力和金融的流動性過剩。

客觀上，社會的需求結構也在發生變化，新一代的消費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更多地需要實體產品，現在人們更多需要的是體現其自身生命價值的消費，各種各樣的新消費方式正在產生。

與此對應的就是，這些年來大量資金已經投入到山區、高原等地，包括這些地方的大量投入形成的設施資產的規模，二十大之前就已經達到1300萬億左右，若以此做資產負債表分母，則分子是包括官方把控的設施資產在內的300萬億的綜合債務；不過，這300萬億大部分同時也是資產。

這場自世紀之交遭遇生產過剩20年以來的戰略調整，主要是在向生態化做戰略轉型，因此新質生產力一定是要符合國家的二十大所強調的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徵。

在資本全球過剩壓力下，西方向金融資本階段升級，推進的是資本野蠻生長，包括大家都已經非常瞭解的新金融危機的發生，其實就是投機資本過多注入到了數字經濟、信息化過程的投資，投機資本需要獲得更高的回報，最終的結果是IT業泡沫促使新經濟危機爆發。

因此，當中國目前強調新質生產力的時候，更需要的是耐心資本。顯然不可能用粗放數量型增長階段得以無序擴張的投機資本去發展新質生產力。耐心資本對應的投資主體及適配性的新型市場體制，就是生產關係要考慮的問題。

中國自16大以來堅決、自覺地向生態化轉型，二十大確立中國式現代化要求在14億人口規模巨大的條件下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因此，凡是與之相悖的皆非新質生產力。

同理，生態資源價值化就只能是以人為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類社會需要自覺回嵌自然。同時，以往被照搬西方制度封閉起來的自然資源也應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統籌兼顧，遵照“生態產業化”的指導思想有序開發。據此，這個轉型只能是耐心資本介入，才能有序進行。

同理，中央十九大強調鄉村振興，這跟十八大確立生態化轉型直接相關。生態產業化需要社會企業，而非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唯一目標的投資人，它是高標準的市場體系的基礎。

生態化階段：鄉村振興需要新型生產關係

根據習總書記的思想，空間生態資源具有生命共同體的特徵。有鑑於此，我們要開發的是“山水田林湖草村”，村，恰恰是一個與“生態資源價值化實現”高度相關的很重要的地域概念。

歷史形成的產權制度基礎，是空間生態資源的產權邊界與村域地緣邊界高度重合，即政治經濟學理論應該討論的“雙邊界重合”。因此，中央強調“新型集體經濟”要靠三變改革——即“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其中，空間生態資源變為誰的資產？不是變為個體的資產，因其作為生命共同體不可分割，而只能變為村域內全體成員共有的集體資產。

中央當前強調鄉村振興的一個重要政策導向就是“三變改革”重構新型集體經濟。針對的就是生態化的空間生態資源應具有系統性、整體性，而內生具有公平性，要公平地將鄉村資源轉化成資產，就只能讓新型集體經濟作為資產所有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需要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深改原則來推進解放思想，才能帶動一系列生產關係的變革，才能使得生態資本深化，才能與耐心資本結合。耐心資本進入到生態資本深化的過程中，既要帶動以往工業化時代形成的城市產業向生態化轉型，同時也要帶動鄉村生態資源的產業化開發。

由此，下一步的深改中需要進一步形成新型縣域經濟構建中的資本，完成縣域閉環的三級市場體系，以此來回應中央所要求的新型集體經濟的重構。這就要強調農村產業振興要向“百業興旺”轉型，而非過分強調“專業化”；要強調“多種金融工具嵌套”，而非與城市適配的金融產品。對此，我們科研團隊的骨幹做了圖示。

請看上圖所示，左上角是全球化危機挑戰下以鄉村振興作為壓艙石，其下就是形成廣大農民喜聞樂見的百業興旺，就要配套的金融體制改革，發展多種金融工具嵌套，作用於“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的實物形態的生態資源價值化開發。

與之相關，圖的中間部分是鄉村振興戰略上國家重資產投入形成能夠與鄉村集體資產股權化改革直接相關的“投改股”，或做“槓桿投資”的縣級平台公司（兩山銀行），帶動信息平台建設及社會多元參與推進“城鄉融合戰略”。

右側則是本文提到的重構新型集體經濟可利用的“雙邊界重合”形成村內“三變改革”為縣域資產池構建微觀主體，形成鄉村多業態開發為基礎的“國內大循環”。

總之，在新興縣域經濟的範圍內，是可以通過資源變資產的過程來實現生態資本深化的資本閉環，這樣的新型縣域經濟，就能保證農民得到這個“產業留在縣域”的收益，這也是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生態化階段的鄉村實踐：新集體經濟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最近幾年我們在福建山區屏南縣的四坪村做了一個數字產品NFT，想展示的是鄉村振興能夠帶動多業態創新和數字經濟的有效結合。

由於這個數字產品包括了這個村的幾乎所有三產融合的業態可能做的消費折扣，當時第一次發作價788元一份數字資產，總計1000份，不到一分鐘搶光了，到了二級市場賣到1380。這個數字產品包含了有機農產品、烘焙、咖啡，也有農家樂和民宿，是整個村的第二、三產融合的多種業態消費折扣券，説明完全可以把多種村內消費打包成為token（代幣）。

但是，這個產品後來兑現和分配都不成功，主要是因為做數據資產的運營公司出了問題。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在生產關係領域中還有很多沒有到位的問題。

當村莊的多業態發展起來後，不僅二百個外出農民迴流，還吸引了30多户外來市民成為新村民，還組建了新村民組等適配性的制度安排。但村內集體經濟不完善，管理散亂，對外依然缺乏新型市場經濟的談判主體。當多樣化的數字產品被包裝起來的時候，村集體並沒有介入談判，沒有形成對等談判地位。因此當發行公司出問題的時候，村集體不是一個對應主體，連索賠的機會都沒有。

用我們在基層試驗中的教訓做結尾，是希望大家瞭解在這個領域中還有大量的深改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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