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曉看奧運：全球反興奮劑工作主導權，應該在誰手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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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冬曉】
7月24日，在法國巴黎舉行的第142屆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議會上，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主席維托爾德·班卡發表演講，特別提及了此前被西方媒體反覆炒作的中國23名游泳運動員“無過錯污染案”的問題。
維托爾德·班卡在演講中再一次強調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立場，獨立檢察官埃裏克·科迪爾的報告也證實了這一立場，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中國沒有偏袒，他們根據證據作出的不上訴的決定是完全合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演講中，維托爾德·班卡對美國反興奮劑機構提出了措辭嚴厲的批評，指責其是在對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和世界水上運動聯合會的誹謗性指控加倍下注，這極大地損害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以及運動員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在全球反興奮劑體系中的信任和信心。
儘管近些年來圍繞誰來主導反興奮劑議程，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和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爆發過多次衝突，但像中國23名游泳運動員無過錯污染案這樣鬧得劍拔弩張，甚至在魚死網破邊緣徘徊的場合，還是屈指可數。
另外一個引起注意的細節是，同樣在這次會議上，國際奧委會成員投票決定授予美國猶他州的鹽湖城2034年冬奧會和冬季殘奧會的主辦權。而相關主辦方協議的修正案包括了組織者必須承諾支持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和統一的全球反興奮劑體系。
該條款明確規定：“如果在反興奮劑鬥爭中，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最高權威沒有得到充分尊重，或者《世界反興奮劑準則》的實施受到阻礙或破壞，那麼鹽湖城2023年奧運會的主辦權可以被終止。”
這話簡單地翻譯一下大概等同於，如果美國反興奮劑機構試圖通過攻擊中國23名游泳運動員的無過錯污染案的調查結果來詆譭國際反興奮劑機構的權威，從而達到重起爐灶的目的，那麼就不要怪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採取行動，剝奪美國地方城市申辦奧運會的權力了。
至此，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同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的輿論鬥爭中，終於取得了切實的勝利。
之所以能夠通過卡死奧運會主辦權來反制美國施展輿論大法搶奪反興奮劑工作主導地位的意圖，其根本在於國際反興奮劑機構的建立與現代奧運會的發展息息相關。人類對於興奮劑的認知經歷了一個極其漫長和波折的過程，“純潔體育”“零容忍”等“共識”也是在這一過程之中逐漸被提出成為被世人廣泛接受的“真理”，而不是一蹴而就。
1904年和1908年奧運會的馬拉松比賽可能是目前已知的使用藥物的記錄，儘管在19世紀末，就已經存在自行車手服用興奮劑的例子。可卡因隨處可得，運動員們很輕易就能從藥店裏買到，法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曾在頂尖自行車手身上做過實驗，並得出結論可樂果是一種“功能強大的資源。”
1904年奧運會馬拉松比賽現場照 密蘇里歷史博物館
1906年提交給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的一項科學研究得出結論，“的士寧”對減輕疲勞非常有效，1908年《生理學》期刊上發表的一篇論文更為詳細地描述，口服幾毫克的“的士寧”就能提高“肌肉的活動能力”。
身為奧運官方作者的查爾斯·盧卡斯正是1904年馬拉松冠軍托馬斯·西科斯的教練，他曾經坦言，使用“的士寧”幫助西科斯贏得了比賽，正是因為使用了“的士寧”西科斯的身體才能一直處於機械運動的狀態，這場比賽證明了藥物對運動員大有裨益，這是科學在體育中的應用。
“西科斯作為一名美國運動員，他為美國贏得了史無前例的榮譽。”盧卡斯如此宣稱。
1908年，國際奧委會為倫敦奧運會制定了一項新規，這項新規只適用於馬拉松比賽，如果任何人有使用任何藥物都將被取消比賽資格，不過該規定只是一紙空文，囿於彼時的科學技術，賽事組委會無法對藥物進行檢測。很多運動員仍在暗地裏服用“的士寧”，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意大利選手多蘭多·皮特里，他在進入比賽終點的體育場後由於藥物作用，頭暈目眩，竟然跑錯了方向。儘管他花了10分鐘才跑完最後的350米，但現場的上萬名觀眾還是為他送上了歡呼和掌聲。賽後，這一行為被判為犯規，金牌頒發給了美國人強尼·海耶斯。
多蘭多·皮特里在1908年奧運會馬拉松比賽中撞線瞬間 衞報
由此可見，在這一時期的體育競賽中，使用興奮劑並算不上什麼大問題，至少是道德上的大問題，在皮特里的冠軍頭銜被剝奪後，一眾社會名流爭先站出來為他辯護。現代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寫道：“沒人否認，皮特里才是這場比賽道德上的贏家。”《福爾摩斯》的作者亞瑟·柯南道爾也在報紙上仗義執言，説我們應該以某種方式予以皮特里應得的榮譽，後來他甚至親自為皮特里籌款幫助他在家鄉開了一家麪包店。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社會上都沒有形成主流輿論，認為服用藥物參加競技比賽是不道德的，不健康的。相反，人們對於如何通過藥物提高人類的生理機能反而越來越感興趣。於是我們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五花八門的“提神藥”被各國的科學工作者開發出來，並送到前線給士兵服用。
此後，職業運動員開始慢慢佔據競技體育的舞台，從這點來看，職業運動員的興起與“科學制造業”的發展趨勢緊密相關。
阿森納的足球經理奈森在1948年出版的自傳中就記錄過自己在同埃弗頓的足總盃比賽中給隊員服用“活力丸”的故事，十年之後，在賽事中使用安非他命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歷史學家約翰·格里夫斯和馬修·盧埃林曾對20世紀初的興奮劑使用情況做過回顧：“世紀之交的職業體育對興奮劑的接受程度要高得多，工薪階層的職業體育人士和紳士階層的業餘體育人士是分開的，這種事實上的按社會階層劃分的體育活動，在某種程度上就意味着允許職業運動員可以自由地使用興奮劑，而不受業餘運動所謂的“道德規範”的約束。”
對處於社會底層的職業運動員而言，體育是一種謀生手段，為了利用體育運動達到該目的，他們的做法就無法符合上層人士關於體育需要遵守道德規範的理念。
1928年西格弗裏德·艾德斯特隆正式領導反興奮劑工作開始，他於1920年首次在國際奧委會任職，1931年成為了國際奧委會副主席。業餘運動員出身的他自然對職業運動員熱衷使用興奮劑提高自身運動表現的行為感到不滿，在國際業餘田徑聯合會（於1912年斯德哥爾摩奧運會期間成立，以下簡稱國際田聯）當選主席後，1928年加強了業餘體育主義的立場，正式規定出場運動員不能獲得比賽獎金和出場費。與此同時，它的執行理事會提出了世界上第一個禁止使用興奮劑的組織規則。
由於西格弗裏德·艾斯德特隆在國際田聯和國際奧委會任職的雙重身份，這一禁止使用興奮劑的組織規則的出台也巧妙地影響到了國際奧委會的立場。十年後，1938年國際奧委會正式表明了立場，反對使用興奮劑，此時的國際奧委會主席是比利時貴族亨利·德·巴耶-拉圖，而他以致力於保護體育業餘主義的理念而出名。
和現如今在超級英雄題材的影視作品中流傳的“富人靠科技，窮人靠變異”的段子不同，早年間的競技體育的版本答案是“富人靠金錢，窮人靠科技”。富有的業餘運動員可以靠一擲千金和疏通人脈獲得更好的後勤保障和訓練指導，而對於需要靠比賽來養家餬口的職業運動員來説，通過藥物手段來提高運動表現則是性價比最高的選擇。
1938年出台的國際奧委會公告這樣寫道：“任何形式的藥物和人工興奮劑的使用，都必須接受最強烈的譴責，任何人不管以什麼形式接受或提供興奮劑，都不應該被允許參加業餘體育比賽或奧運會。”
當時起草這份公告的人無法預測，模糊的行文為日後反興奮劑事業的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埋下了重要隱患：如何定義興奮劑？誰掌握興奮劑的定義權？以及在無意攝入興奮劑和有意攝入興奮劑是否可以一概而論？
無論如何，“純潔體育”的概念在這一刻終於被人為生產了出來，西方社會常見的敍事中，“人造”和“天然”的二元對立在這一刻循着古老的軌跡得以彰顯。愛普莉爾·亨寧和保羅·迪米奧在《興奮劑，現代體育的光與影中》這樣評價：“職業運動員的出現，本身就是對業餘主義精神的一種威脅，當然這背後反映出的是一種擔憂，擔心職業體育可能會壓倒和摧毀業餘體育及上層階級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
直到20世紀70年代，國際奧委會才放棄了禁止職業運動員參加奧運會的規定。這才一次印證，興奮劑禁令和體育精神的強制性道德綁定，並非有廣泛的羣眾基礎。興奮劑的含義是帶有社會色彩的，在當時，它反映的是業餘和職業這兩種觀點之間的權力之爭，演變至今日，成為了以美國反興奮劑機構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這兩者的興奮劑檢測和判決主導權之爭。
隨着二戰之後大批退伍軍人返回學校，自此安非他命等藥物開始在職業運動員和大學生運動員中流行起來。高中運動員和學校教練因而也受到影響，英國體育界知名人士阿瑟·戈爾德就曾指責美國的體育環境助長了興奮劑的使用。
1945年，每天約有200萬片安非他命被公開出售，在全民嗑藥的大背景下，運動員尋求使用同樣的方法來緩解運動疲勞也在情理之中。直到一英里跑的記錄被打破可能源於藥物作用的傳聞甚囂塵上，公眾才將“使用藥物”和“作弊”的概念聯繫起來，這為後來反興奮劑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礎。
此時的興奮劑已經流入了各個體育分項，參加過1948年和1952年奧運會的澳大利亞游泳運動員朱迪-喬伊·戴維斯就説過：“我們的一些游泳冠軍勇敢地承認了他們服用興奮劑，來幫助自己打破紀錄。”
澳大利亞游泳運動員朱迪-喬伊·戴維斯曾在1948年奧運會獲女子100米仰泳銅牌 澳大利亞體育名人堂
類固醇的出現也是興奮劑的含有帶有社會色彩（甚至政治色彩）的一大佐證。二戰結束後，美國和蘇聯在舉重項目上的競爭進行得如火如荼，毫無疑問這是受到了冷戰的影響。美國舉重隊的隊醫約翰·齊格勒在維也納的一次外出就餐中，意外從一名蘇聯醫生的口中得知蘇聯的舉重同行都在使用睾酮來運動表現，他的第一反應並不是這是違反體育規則的行為必須要向媒體和賽事組委會舉報，而是積極收集競爭對手的信息，和製藥公司合作，將合成代謝雄激素類固醇推向美國市場。
得益於製藥巨頭們的精明頭腦，汽巴製藥公司與1955年研發出了“大力補”，一種去氫甲睾酮，1958年開始向公眾銷售。如今，該藥被世界很多國家的藥物法和刑法管制，但它的生產一直持續到今天，私下的使用始終無法被徹底根除。
沒有行之有效的檢測手段，類固醇開始在各項體育賽事中氾濫成災，在至今那些被人津津樂道的有關興奮劑使用的醜聞中，民主德國的故事似乎總能吸引更多的眼球，時至今日還常被某些西方媒體拿來攻擊社會主義國家舉國服藥系統性掩蓋的例證。
首先必須要明確的一點是，運動員大量使用類固醇藥物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並非民主德國，又或是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獨有，根據當時媒體的報道，英國力量型運動員在備戰1966年英聯邦運動會的過程中得到了“一些人的協助”，在他們的訓練方案中就包括了類固醇的使用；美國更不必多説，作為“力量補”的國度，吉博爾特在《體育用藥：世界性的問題》一文中就寫道：“人們對激素的信仰甚至達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球探會向大學生運動員提供這種藥物，而大學體育招生人員則會向高中運動員提供這種藥物。”
唯一的區別在於，民主德國的運動員可以通過全民醫療的體系拿到這些藥物，並且使用劑量和使用效果都有詳細記錄，而歐美其他國家的運動員就得自掏腰包購買。柏林牆倒塌後，很多用藥文件流向國外，並被完整公開。
作為美國舉重隊的一員，肯·帕特拉曾在1972年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及他個人對類固醇的使用，他説他和他蘇聯老對手的區別在於能花多少錢在類固醇上。他後來沒有參加那屆比賽，不過他也並未因為自己公開服藥的事而被美國的體育官員們找上門來。
肯·怕特拉在離開舉重賽場後，投身於職業摔跤運動 WWE官網
儘管在1938年的公告中國際奧委會就表達了反對在比賽中使用藥物的立場，但檢測技術的滯後使得賽事組委會對違禁藥物的管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只是一紙空文。60-70年代的藥物濫用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國際奧委會不得不指示成立負責反興奮劑工作的專門委員會。
這是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自此，興奮劑的風評迎來了一百八十度的扭轉。1955年，第一次地方性質的反興奮的藥物檢測在意大利進行，1962年意大利運動醫學聯合會給出了使用興奮劑的正式定義。這一定義後來對第一個國際通行的興奮劑定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任何方式給健康狀況良好的個人服用外來物質或者數量巨大的影響生理功能的物質，並且以人為的和不公平的方式提高個人在體育比賽中的成績為唯一目的。”
該定義是在歐洲委員會上被提出的，有十四個國家的代表參加了會議。在某種強烈的使命感催化下，這份報告的幾個作者放出豪言：“那些在道德上負有責任的人們對此都應該積極響應；如果他們無動於衷，就等同於對人類犯罪。”
時至今日，我們仍不知道參與撰寫這份大會報告的人都有誰，他們是何身份，來自哪裏。但這種非黑即白，非善即惡的粗暴論斷無疑對後世的反興奮劑工作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最顯而易見的案例便是我們總能從時不時地從美國反興奮劑機構趾高氣揚的苛責他國運動員無心之失的言辭中窺見這種風氣的傳承，當道德被無限制拔高，最終就會淪為特權者用於打壓他人的利器。
像極了政治正確在當下社會中的風行。
國際奧委會是第一個對興奮劑問題作出回應的國際組織，但他們過於簡單地把這當作了科學問題。在一些關於興奮劑管理和控制的條款制定中，隨處可見體育官僚和科學家們的身影，而體育運動的主體參與者，受影響最深的運動員卻只能被動地接受所有從上至下施加的壓力。
漸漸地，很多藥物的檢測技術都得到了提升，特別是針對類固醇的檢測，有了更加實用的檢測方案，且成本被降低。早年間的主流醫學機構都不認為類固醇能提高運動員的力量和耐力，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運動醫學會才承認類固醇對健美運動員和競技體育有着強大的促進作用。使用興奮劑不僅會破壞運動的公平性，還會損害運動員自身的健康。
道德的天平被一再加碼，反興奮劑事業在媒體的宣傳中已經成為了絕對正義。然而，這一想法只是體育官僚們的一廂情願，在此後的半個世紀中，各種名字的新藥層出不窮，愈加嚴厲的懲罰措施並未能將藥物驅逐出賽場，反而被佔據了科技前沿的體育大國——美國當作排除競爭對手的最有力的工具。
1977年一份美國總統委員會的報告有力地揭示了美國人的真實用心，其中有一部分內容涉及類固醇的使用和誠實的公開討論。和現如今美國人標榜自己是世界體育純潔之光的捍衞者故而擺出義正嚴辭的嘴臉不同，在這份報告中，作者寫道：
“（美國運動員）在使用藥物方面的落後，可以被視為國家制度上的失誤，在醫學和政治上來説，我們都太天真了。在使用興奮劑方面，美國的舉重運動員簡直都不知道該吃哪些藥，吃多少，吃多長時間，該停多長時間。”
“純潔體育”蕩然無存，隨處可見的是作者對於運動員無法得到科學用藥指導的擔憂，諸如此類的言論在報告中比比皆是：“那些有條件在明白人的指導下使用藥物的運動員，在國際比賽中都繼續表現出優異的成績，而大多數美國運動員還只能單打獨鬥，自生自滅。”
很難説在美國職業體育中深植的類固醇文化跟這份報告的出台是否有直接關係，美國政府又是否從國家層面上採取了系統化的舉措。不過美國各體育隊盛產多動症患者和哮喘病患者的事實無法辯駁，讓人不禁懷疑除了興奮劑，某些特定的疾病是否也具有促進運動表現的神奇功效。
這大概就是明白人的指導下使用藥物對運動員成績的提高。
從這個層面來説，反興奮劑的政策和檢測都是失敗，它已經變成了某些大國的政治博弈和科技博弈的試驗場。1983年泛美運動會的醜聞之後，僅僅一年，在美國洛杉磯舉辦奧運會就乾淨得不可思議（只有12個陽性案例），儘管美國田徑運動員帕特·康諾利在1989年曾説，在1984年的奧運上，美國田徑運動員中至少有15人（全隊共50多人）使用了類固醇，另外據她的估計，在1988年的奧運會上，大約有40%的女田徑運動員使用過類固醇。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 國際奧委會官網
1991年《關於體育運動中使用興奮劑的洛桑宣言》的出台為成立一個全球性質的反興奮劑機構打下了框架，然而一場權力的鬥爭也在此時拉開了序幕。按照國際奧委會的最初設想，他們應該成為這個組織的領導者，但世界各國政府對於其在多年間反興奮劑事業上的無所作為深感失望，發出了尖鋭的批評。
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的薩馬蘭奇發話，只要國際奧委會可以成為這個組織的一分子，那麼他們可以讓步。最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順利成立，國際奧委會向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提供運營資金，且將國際奧委會的副主席迪克·龐德送上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主席的寶座。
然而故事並未就此走向更美好的發展，就像在前文提到的那樣，在眾多權力的博弈中，監管的手段最終淪為了監管的目的。
蘇格蘭滑雪運動員阿蘭·巴克斯特在藥檢中被查出左旋甲基苯丙胺陽性，後被證實是因為使用了美國的某品牌鼻吸器才導致產生了這個結果，因為他之前使用的都是英國產的某品牌的鼻吸器，而英國產的鼻吸器中並不含有這種藥物成分。組委會也認定這種藥物對阿蘭·巴克斯的運動成績不會有任何提高，可他還是被判禁賽且剝奪了成績。令人費解的是，在他上訴之後禁令被取消，但國際奧委會仍然拒絕收回剝奪他成績的命令。
為了防止運動員在比賽時間之外使用興奮劑，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還引入了更為嚴格的賽外檢測制度。在這種制度下，運動員可能在全年中的任意一天，任意一個地點，接到檢測通知，要求他們到指定地點接受檢查。他們必須對藥檢官的命令隨叫隨到，24小時，全天候無休，一旦拒絕檢查（不論是主觀因素造成還是客觀因素促成）就會被禁賽兩年。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這種無根據，無緣由的超量檢測，如今已經變成某些國家某些機構對別國運動員打擊手段。在號稱人權至上的某些國度的司法體制中，對重刑犯的隱私保護恐怕都比對運動員的更加周詳。
國際反興奮劑機構也是由人構成，既然是人，就有操作的空間，同樣，既然是人就有犯錯的關頭。前一年還被允許服用的藥物，在下年就被列入禁藥清單，雪車運動員扎克·德隆為治療禿頂一直在使用非那雄胺，結果該藥在2005被列入了禁藥名單，導致他被剝奪了參加2006年奧運會的資格，然而到了2007年這種藥物又再一次被從禁藥名單中拿掉，幾個科學家在三年內的認知變化（他們認為這種藥物可以掩蓋類固醇的使用，但後來又改變了判斷）導致一名運動員錯過了他職業巔峯。
澳大利亞運動員賈羅德·班尼思特錯過的不只是興奮劑檢測，他錯過的是自己的未來人生，有一次，藥檢官到酒店詢問前台他是否在酒店，被告知他已經退房離開。而他當時就在酒店內，只不過和隊友住在同一間客房，這間客房由澳大利亞田徑協會幫他們預訂，所以上面並沒有寫他的姓名。由於錯過興奮劑檢測，他被判20個月的禁賽，之後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現代反興奮劑工作的機制建立於上個世紀60年代，天然地具有其時代的侷限性和落後性。加之跨越整個冷戰時代，不可避免地會被美國等強權國家挪用為排除異己挑戰者的鐵錘。
國際反興奮劑機構主席班卡在法國巴黎舉行的第142屆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議會上發表演講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官網
國際反興奮劑機構主席班卡在7月24日的演講中特意點出：“我們瞭解到美國是一個銷售和分銷增強體能藥物的巨大市場，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體育問題。”對此美國反興奮劑機構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粗暴地回應稱：“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只是體育運動的走狗。”
當舊的既得利益者陷入癲狂，通過廣泛的合作來建立一個新的全球反興奮劑體系刻不容緩。
在維護競技體育基本道德的前提下，新的世界反興奮劑體系必須做到以人為本，充分傾聽世界各國運動員的需求，而不是讓一干坐在辦公室裏腦子裏只有選票和支持率的本地官僚來輕易決定一整代體育從業人員的該走向什麼樣的命途。
可靠透明的科學方法、嚴厲但適度的懲罰措施、公平獨立的仲裁製度這些都缺一不可。
令人欣慰的是，此番面對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的胡攪蠻纏，國際反興奮劑機構始終堅持了對中國運動員名譽和隱私的維護，儘管這其中多少涉及雙方在爭奪全球反興奮劑工作主導權等因素，但不論如何，這始終是進步的跡象。
參考資料：《興奮劑——現代體育的光與影》艾普利爾·亨寧和保羅·迪米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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