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顯:香港要做的,是把股民從美股身上搶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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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顯】
從“黑暴”到疫情之後,似乎隔三差五總能聽到唱衰香港金融中心的論調,無非是想説香港明珠蒙塵,榮光不再。殺人誅心,這背後的險惡我們不能不辨別。
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已是國際金融中心。所謂的“國際”,指的是中港台以及東南亞等整個華人聚居區域,這有賴於香港當時獨一無二的政治環境和地理位置。至於“金融”,指是黃金買賣,當時,全世界三大黃金買賣中心分別是蘇黎世、倫敦、香港。
是的,當時全世界的證券市場,主要客户都是當地人,除了超級富豪,很少有人跨國買賣證券,原因很簡單﹕交通不便、信息不便、資金流也不便。千百年來,中國人的硬通貨,除黃金、白銀,就是鮑參翅肚等海味。至今,上環仍然是這些“海味”的集散中心。
要知道,在這之前的幾十年,中國持續政局不穩,人們怯於投資不動產,當時的香港炒金流行,今人無法想象,成立於1910年的金銀貿易場,這時也是正值全盛時期。七十年代中期,商人引入“本地倫敦金”,説穿了,就是跳開金銀貿易場,由公司和客户私下進行的“對賭合約”(contract for difference),以倫敦當地的黃金報價為標準。由於這行為跳開了政府的監管,因而淪為“合法騙局”,一直流行了幾十年,無數市民輸至傾家蕩產,直至近幾年,香港政府方才出手整頓。
1891年,香港有了證券交易所,然而這只是小圈子的玩意,投資者主要是上流社會,中小企業欲上市,亦被拒之門外。1969年,李福兆成立了遠東交易所,採用了“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主打中小企業上市和中產階級投資,正好迎合了當時的快速經濟增長,一年後已超越了香港交易所,成為市場一哥,並且引來了仿效者,分別成立了金銀、九龍兩間交易所。
這風潮成就了香港的第一次股票狂潮,從1969年的112點,升至1973年的1774點,5年升了15.8倍。這時主要投資者已從英資換成了港資,最大的證券公司就是“新鴻基證券”,成立於1969年,創辦人是馮景禧。
這裏撇開一筆。1958年,馮景禧已與郭德勝和李兆基合夥投資房地產發展,1963年,三人成立“新鴻基地產”,被商場合稱為“三劍俠”。1973年,三人拆夥,郭德勝繼續擁有“新鴻基地產”,現在這公司由其遺孀鄺肖卿主持,已成為香港最大的地產商。李兆基則成立了“恆基兆業”,現在是香港四大地產商之一,並且擁有“中華煤氣”。
馮景禧以63歲的英年死於1985年,“新鴻基證券”則於1996年賣給了“聯合集團”的李明治。李氏家族則於2015年把它轉賣給中資的“光大證券”。
香港的4間交易所於1986年合併,是為“聯合交易所”,這時亦是港資的全盛時期。1987年全球性股災,港英政府藉着控告李福兆受賄,清洗了聯合交易所的高層,繼任主席的利國偉是恒生銀行的董事長,而恒生銀行的大股東則眾所周知是滙豐銀行。

圖為香港交易廣場 圖自IC Photo
高盛證券作為美國也是世界最大的投資銀行,1983年已在香港設立辦公室,但直至九十年代,方才在香港市場大展拳腳。也是在同時,中資股也開始在香港上市,而港資證券行亦逐漸被外資取代。換言之,香港也逐漸成為了貨真價實的國際金融中心,而這名頭的核心部位,就是證券。
有利必有弊,既然享受了國際金融中心的收入,必然也要接受國際資本的上下其手,往來逐利。1997年的金融風暴、2008年的金融海嘯,香港也深受其衝擊。由於今日的國際資本,是以美資為主導,我們作為公開及公平的市場,自然也必須任由美資以至全世界任何國家的資本,在此公然逐利。這正如廣東俗雲﹕“食得鹹魚抵得渴”,十多年前,香港已是和紐約、倫敦齊名的三大證券市場,既然獲得了因此而衍生的巨利,自然也必須承擔其副作用,這也是天經地義。
很可惜,香港的證券市場,在這幾年,似乎進入了一個死衚衕。2007年,恒生指數創下了31,958點的高位,11年後的2018年達到33,384點的高位,只是略有寸進,其後更加是每況愈下,到了今年,指數長期在20,000點以下,最低見過14,794點。尤其是,當世界絕大部分的證券市場都在節節上升,屢創新高,香港市場難免顯得“斯人獨憔悴”了。
港股的低迷,固然有着不可抗力的因素﹕中美貿易戰、美國撤資、A股不振、地產泡沫爆破、內地黑錢借香港走資到美國的渠道被截斷、與強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導致港元高企等等原因,均都重創了港股市場。
然而,這也並非沒有人為的政策因素。
話説阿里巴巴本擬在香港上市,然而,香港不接受它提出的“同股不同權”,它只有退而求其次,在2014年,轉而在接受“同股不同權”美國上市。直至2019年,香港終於修改遊戲規則,容許“同股不同權”,阿里巴巴終於在香港第二上市。但阿里巴巴作為一隻市值萬億以上的巨無霸,錯過了5年的成交額,兼且只是第二上市,香港的損失之巨,是難以估計。

2019年11月26日,阿里巴巴集團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圖自IC Photo
在2019年11月,香港證監會30週年酒會,時任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發表開幕致辭,指曾有“非常重要兼有影響力的公司”以不在香港上市作威脅,要求證監會修改投資者保護規則。更有證監會成員因此被召至禮賓府,最終證監會並沒有因“壓力”而修改規則。
這番話證明了香港證監會正是阻撓阿里巴巴上市的元兇。至於歐達禮本人,作為英國人,從2011年至2020年擔任證監會行政總裁,向來主張強硬執法,例如提出了“前置式監管”,也即是説,當可疑者還未開始“犯法”,或者未有充分證據,已先一步去作出限制,例如停牌、禁止買賣、查封資金之類,這自然嚴重影響了投資意向。
戴維·韋伯(David Webb)是“壹傳媒”的小股東,長期控有5.2%股份,在多次的暴亂中,他屢次在網站發表反中亂港的言論,其英國特務身份無可置疑。《國安法》通過後,他稱病回到了英國。他在網站中發表過多次狙擊港股和中資股的文章,證監會也會配合其文章而作出行動,也不止一次公開承認了兩者的行動配合。
以國際標準看,由外國人擔任證監會主席,是不可思議的。從其政策與行為看,這些年來,香港證監會一直在拖累香港的金融發展,在2016年,它推出《建議改善上市監管決策及管治架構的聯合諮詢文件》,除了戴維·韋伯大力支持外,業界羣起反對,終於迫得它擱置了推行。2019年,它強硬實施《券商孖展借貸新指引》,儘管當時香港正值反修例風波,經濟大跌,照樣實行新例。其後,中小型券商陸續結業,2022年關了49間,2023年30間,今年首季已有14間,業界步入前所未有的寒冬。
而如今已經不是20年前,兩相比較最大的分別是:互聯網和全球化。
在當年,股市是本土的產業,只有國際資本和超級富豪,才有能力去投資別國的證券市場。但在今天,就是一窮二白的低下階層,只需手機在手,可以隨意投資世界任何主場,最主要的,當然是美股。事實上,今日美股的史無前例的超級大牛市,正是因為吸納了全世界的資金。
換個説法,現時港股的對手,是美股:香港證監會意圖保護投資者,不讓他們輸錢給香港的莊家,他們便轉而買美股,輸錢給美股的莊家。港府加印花税,他們索性逃去買賣不收印花税的美股。
資本市場和資本主義社會從來不完美,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因此才會有“水清無魚”的説法。現時就是要不惜一切,把股民從美股的身上搶回來,如果我們還抱着20年前“密室囚禁”的思維,以為股民不炒港股只會坐着不動,那麼,港股必然沒救,這就是我們所面對的客觀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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