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韶山：西方所謂的“開放倒退論”，都沒抓準中國發展的重點

摘要：與許多西方主流評論家的一貫説法相反，中國很可能會加強——而不是減少——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接觸。

中國的外部循環，加上開源數字技術的擴散，正在衝擊迄今為止占主導地位的全球資本積累制度的“中心——外圍”結構。這些動向可能會繼續下去，甚至在三中全會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背景下加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鮑韶山（Warwick Powell）】

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是變化。

中國的改革仍在繼續，而隨着中國的發展，全球經濟的輪廓和結構也在發生着變化。

在過去的兩百多年裏，全球經濟結構先由大英帝國主導，後來則由美國作為全球經濟霸主主導。目前，這種“中心——邊緣體系”正在經歷去中心化，多樣化的網絡和鏈接創造了一個新的價值增長與循環的多節點體系。

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去中心化進程。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召開過一系列關乎國家政策和改革的重要會議，這些會議對歷史進程進行評估，並擘畫出未來的發展重點。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也是如此。三中全會就《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稿展開討論，並對其進行審議。《決定》大部分討論圍繞中國現代化、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等核心主題展開。全會通過的《決定》反映了這些重點領域。

中國將更加融入世界經濟

對這一系列主題進行考量的基礎，是當前中國與全球經濟的關係。

中國目前是14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彭博社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進行的測算顯示，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增長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將達到21%。簡而言之，中國對外部環境的政策姿態，對世界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與許多西方主流評論家的一貫説法相反，中國很可能會加強——而不是減少——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接觸。

幾年前，當中國首次提出“雙循環”概念時，許多評論家將其解讀為“中國將退回到自給自足的狀態”。“中國製造2025”的提出，以及在一些關鍵領域堅持“自主創新”的言論，都被視為“開放”倒退的信號。

在筆者看來，此類解讀都沒有抓住重點。

雙循環不是“非此即彼”的概念，而是動態視角理解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框架。通過這一視角的觀察，國內和國際循環是互動共生的，而且內循環因其本身的市場規模而佔據主導地位。

以製造業為例。1995年，中國的製造業出口與總產出之比約為11%。到2004年，即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幾年後，這一比例上升到18%。然而，到2020年，這一出口比率已降至13%。

隨着中國製造業總產值的增長，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製造業超級大國，到2020年，中國製造業產值約佔全球製造業附加值的30%。

左圖：中國製造業總產值（藍線）與附加值（橙線）年增長率，右圖：中國製造業出口佔總產出之比（藍線）圖片來源：Richard Baldwin（作者供圖）

儘管如此，過去25年中，隨着製造業產出的增長，中國企業和家庭的消費也在增長，因此製造業出口從未超過總產出的20%。在此期間，中國製造業的價值曲線也在逐步上升。隨着技術能力的提高，中國製造業從簡單產品加工向複雜產品的研發生產轉型。

中國製造正在進入新階段

現在，憑藉過去25年的積累，中國製造業正進入一個新階段。這一新階段的特點是一系列重要的質和量的轉變。這些轉變隨着產出和分發的能力提升，加速了資金的流通。機器人和高速數據網絡帶來的自動化，以及通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實現的日益快速的數據處理，正在開始重塑工廠、倉庫、港口和物流。

自動化也是能源密集型的。在中國，能源轉型與生產自動化同步，可再生能源在中國整體能源生產和利用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有兩個重要的含義。

首先，新能源的轉型改善了空氣質量。其次，新能源轉型正在推動能源邊際成本的躍遷式變化。現在，可再生能源發電與現代電池存儲解決方案的結合，能以比傳統碳氫化合物為基礎的能源系統便宜數倍的邊際成本，為社會提供能源。

新能源不僅支持生產的自動化，而且對於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在整個社會和經濟系統中的應用也至關重要。數據中心是新能源需求的主要驅動力，如果數字化要在整個經濟和社會系統中發揮其潛力，提供最低成本的能源解決方案至關重要。高效的數據運算不僅可以使決策更優化更及時、跨關鍵節點的溝通更順利，而且對於改善支付系統和資本市場的運營也至關重要。

過去十年來，中國在電子商務和在線支付平台領域的領導地位，為下一代數字化支付奠定了基礎。正在進行的數字人民幣試驗，以及數字人民幣納入法定貨幣供應，將促進支付交易更順暢。支付數字化已經帶來了國內經濟中貨幣流通的明顯改善，從而降低了經濟運轉和資本積累所需的總貨幣存量和貨幣供應增長率。正在進行的旨在創建統一大市場的改革，隨着跨省監管協調將交易摩擦降到最低，將進一步改善數字貨幣的循環。

供應鏈的逐步數字化有望推動下一階段的交易效率，並與通過機器人和自動化實現的生產效率的提升相輔相成。支付是指當交易條件（即有關商品和服務）滿足協議的要求時，從買方到賣方的資金轉移。一手付錢，一手交貨，將這兩廂聯繫起來的是彼此信息的可信度和完整性。隨着供應鏈的數字化，支付（包括供應鏈融資的提供）有望變得更快、更便宜。

新科技正在改變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模式

高科技製造業、數字化支付和清潔能源系統的出現代表了三股發展力量，這些發展一方面也改變了社會資本的結構，另一方面也改變了中國與世界其他經濟體的互動模式。

雖然21世紀的前十年，中國經濟的直接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城市化和通過住房以及城市基礎設施形成的固定資產投資支撐的，但到2017年底，人們明顯擔心，過多的資本湧入房地產開發部門可能導致中國的“明斯基時刻”。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警告説，在明顯的“寬鬆信貸”的背景下，存在這種風險。大約在同一時間，中國官方明確表示，“房屋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到2017年，房地產貸款同比增長達到20%以上，而現在已經下降到5%以下；與此同時，信貸增長越來越多地流向高科技和可再生能源領域，推動了電池存儲技術、可再生能源生產系統（特別是太陽能、風能和氫能）、機器人應用和清潔能源運輸解決方案的快速發展。

自2020年以來，中國成為全球新型電動汽車（NEV）的領導者，這是21世紀初開始的投資的結果，資源從房地產向智能和綠色的轉移，刺激了投資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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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能源汽車製造商現在是全球領導者。雖然歐盟和美國對中國製造的新能源汽車的影響表示擔憂，但世界其他地區的大部分國家都在熱情擁抱低成本清潔交通方案的發展機會。中國企業不僅出口領先的運輸技術，而且還通過在海外建立新工廠來輸出資本。比亞迪和奇瑞正在巴西、墨西哥、泰國、馬來西亞、越南、匈牙利和西班牙等多個國家設立工廠。意大利政府也在積極邀請中國新能源車企在意大利設立公司。

中國與全球南方的同頻共振

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也影響着全球的能源供應。雖然中國在這一領域的大部分關注點是其國內增長需求，但中國也在出口技術和專有技術。經濟發展、GDP增長與能源消費密切相關，低成本能源的供應減少了全球南方的發展障礙。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也關係到一國的能源主權。

中國企業也在一些國家投資建設下游礦物加工製造和上游相關配套公司，包括埃及和尼日爾利亞的鋼鐵製造。這縮短了供應鏈，改善了物流，並實現了本地化的產業升級和勞動力的技能提升。一些人將其描述為“湖南模式”（Johnston 2023），在這種模式中，資源豐富的國家可以利用中國的金融資本和專業知識提高固定資產投資發展經濟。

在過去的25年裏，中國是主要的貿易順差國。而這都是建立在與跨大西洋世界富裕經濟體——歐盟和美國——的貿易之上的。

但在過去十幾年，貿易結構逐漸發生了變化。中國與“一帶一路”倡議（BRI）共建國的貿易增長率高於整體貿易增長率，這支撐了這一目標。東南亞是主要貢獻力量，儘管非洲東海岸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很突出。

近年來，中國通過陸上絲綢之路與中亞國家的貿易增長速度大大高於平均水平。現在，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貿易額比與歐盟、美國和日本的貿易額加起來還要多。

數字基礎設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另一大亮點，同時也撬動了全球經濟結構輪廓的變遷。在過去30年裏，全球數據流都是由地面、恆星和海底的基礎設施鏈接的網絡實現的，而這些基礎設施通過弗吉尼亞州的服務器莊園提供服務。這使數據流動面臨攔截風險，美國實際上能夠“將全球經濟武器化”。作為回應，中國企業在一系列開源技術環境中逐步擴展了自己的能力，為我之前所説的“新興數字威斯特伐利亞”的發展提供了支持。

全球體系轉變：不是從一個霸主到另一個霸主

通過貿易和資本流動，中國的外部循環，加上開源數字技術的擴散，正在衝擊迄今為止占主導地位的全球資本積累制度的“中心——外圍”結構。這些動向可能會繼續下去，甚至在三中全會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背景下加劇。

正如歷史學家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觀察，在過去500年資本積累、危機和變化的動態發展中，全球體系的轉變不是從一箇中央霸主到另一箇中央霸主的過渡，而是從集中式結構到具有多個節點的去中心結構的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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