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少將：哈尼亞的一生，是絕大多數巴勒斯坦人的縮影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尤金少將】

“我父親的血並不比巴勒斯坦最小孩子的血更珍貴。”

——阿卜杜拉·薩拉姆·哈尼亞

北京時間2024年7月31日凌晨2點左右，一顆來自巴勒斯坦的心臟在德黑蘭停止了跳動——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政治局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遭襲身亡。

與許多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參與者、支持者與同情者一樣，我一度不知道該用什麼詞藻來形容這一事件，是憤怒？還是悲傷？抑或是惋惜？……或許只有“五味雜陳”才能最貼切地形容人們此時的心態。

有人説他是戰士，也有人説他是一位戰略大師。但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説，伊斯梅爾·哈尼亞的一生，更像是絕大多數巴勒斯坦人一生的縮影。

哈馬斯已故領導人哈尼亞視覺中國

據可查史料來看，哈尼亞的家族早在數百年前就定居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並世居於阿什凱隆。到上世紀30年代時，這個家族一度擁有數座房舍和十幾畝田產，過着還算富足的生活。

但在1948年，一切都被改變了。以色列軍隊開始武裝驅逐與掃蕩當地的所有阿拉伯人。隨之而來的是2000多人組成的武裝開拓團，他們將房屋的主人殺死或趕走，並將所有財富據為己有。哈尼亞家族就這樣失去了自己的所有財產，淪為了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難民。

在此後幾十年裏，哈尼亞家族一直頑強的生存着。他們在加沙的荒漠中鑽取水井、開墾田地，放牧養殖。當然，他們的勞動成果也在無時不刻地被蠶食着。

1963年1月29日，哈尼亞家族的一對新人在加沙地帶的一個難民營裏誕下了一個孩子。這個在肅殺冬天出生的孩子被族長寄予厚望，起名為伊斯梅爾·哈尼亞。

哈尼亞的童年跟其他加沙出生的孩子一樣，是在埃及與以色列雙方的槍口下度過的。幾次中東戰爭的結局讓很多巴勒斯坦人喪失了抵抗意志，他們選擇通過學習謀得出路，遠走他鄉，離開這片生他養他的傷心之地。但以色列佔領軍的胡作非為，也無時無刻不攪動着巴勒斯坦人民脆弱的心，讓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去做奮臂螳螂。

除了哈尼亞早已過世的親人們外，沒有人清楚他的意志是否有過動搖。我們唯一能夠知道的是，哈尼亞最初並非一個“反以”的人，他甚至在以色列人開辦的工廠裏打過工。1985年，哈尼亞進入聯合國建立的加沙伊斯蘭大學阿拉伯文學系，一度擔任該校的學生會長，1987年哈尼亞畢業，離開了那座並不能隔絕加沙城外硝煙與哀嚎聲的象牙塔。

早年以色列使用水泥堵死巴勒斯坦一處水井網站截圖

有人説他學生時代的詩寫得很棒，但和之前的問題一樣，同樣沒人能夠告訴我們那個24歲的學生曾經撰寫的故事。我們所能知道的，僅僅是在1988年，在一場反對以色列軍隊佔領的遊行與暴動中，哈尼亞被認為是抵抗分子的頭目，被以軍逮捕，從此便開始了自己長達4年的黑牢生活。

在以色列軍隊的監獄裏，被折磨和羞辱是日常的。絕大多數囚犯甚至都不會活到被釋放，他們大多會在漫長的牢獄生活中，逐漸死於飢餓、疾病或者被秘密處決。即便死去，他們的屍體也會被摘除各種臟器賣到實驗室，變成典獄長手裏的一小撮鈔票。事實上直到今天，依舊有三位數在80年代被以色列抓捕的巴勒斯坦人尚處於“失蹤狀態”。

或許是被看守們認為具備高價值，或許是哈尼亞的偽裝足夠成功。這位“哈馬斯”未來的領導人在以軍的監獄中並未遭到太多虐待，他甚至成功學會了希伯來語，並閲讀了大量以色列的書籍和雜誌，成為了一名巴勒斯坦人中少有的“以色列通”。

而在監獄中，以色列當局做了一個在他們看來極為錯誤的決定：將哈尼亞與“哈馬斯”的高級領導人阿卜杜勒-阿齊茲-蘭提西和馬哈茂德·扎哈爾關押在了同一個監區裏。一些信息認為，哈尼亞在1988年暴動前就接觸了“哈馬斯”運動，另一些人則認為他是在此時才與哈馬斯建立聯繫的。但無論如何，在1992年，以色列迫於國際壓力釋放400多名在押巴勒斯坦囚犯時，哈尼亞已經成為這兩位領導人的重要夥伴。他們在黎巴嫩停留了一年，與當地的抵抗組織進行了緊密的交流，並於次年返回加沙。隨後被校友和老師們共同推舉為伊斯蘭大學的名譽校長。

1997年，“哈馬斯”創始人謝赫·艾哈邁德·亞辛被釋放，得以回到闊別已久的巴勒斯坦。在學生們的引薦下，作為隊伍中的新鮮血液，且對於以色列的政治結構與文化體系極為了解的哈尼亞迅速獲得了亞辛的賞識，並在之後被亞辛任命為自己的辦公室主任。這也使得哈尼亞成為了亞辛的“關門弟子”。

在之後數年裏，亞辛時而被阿拉法特軟禁，時而被以色列追殺，哈尼亞在此期間不是伴其左右，就是與其保持着緊密的聯繫，幫助恩師脱困。這也使得哈尼亞在巴勒斯坦的影響力節節攀升。

需要特別指出的，哈尼亞並非一名指揮官，他從未接受過軍事和指揮方面的訓練。他的主要任務一直都是集中在非軍事方面的，比如教育改革、文化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經濟建設，團隊運行等等，屬於典型的文官角色。

除此之外，哈尼亞也一直是一位和平主義者，他一直認為應該團結巴勒斯坦的各個黨派，並可以通過國際社會的聲音，設法完成巴勒斯坦的建國大業，通過談判和贖買之類的手段取回部分被佔土地。儘管哈馬斯早期的軍事領袖大多對其不屑一顧，卻也不得不承認，他的行政能力在整個巴勒斯坦都是無出其右的。

2004年3月，哈尼亞的恩師、哈馬斯領導人謝赫·艾哈邁德·亞辛在得知以軍即將空襲的消息後依舊選擇於家中殉道；11月，法塔赫領導人阿拉法特在官邸裏暴斃。巴勒斯坦的頂層權力出現真空，以色列隨即加緊了佔領區摩擦與土地蠶食運動。

迫於外界的壓力，2006年，哈馬斯、法塔赫與其他主要巴勒斯坦派系決定和解，並通過投票組建聯合政府。在本輪選舉中，哈馬斯獲得了議會中的多數議席，哈尼亞也於2006年1月高票當選巴勒斯坦總理，開始了治理巴勒斯坦的道路，並一度開始了對加沙濱海地區旅遊區與約旦河西岸地區自來水系統的建設工作。

但作為巴勒斯坦總統的阿巴斯，為了自身權力與美方承諾的5000萬美元援助，開始對哈尼亞頻繁掣肘。在此期間，他曾兩度遭遇暗殺，但都僥倖脱險。2006年12月，哈尼亞攜帶着籌集來的3000萬善款，在到達拉法口岸準備返回巴勒斯坦時，甚至遭遇了巴勒斯坦總統衞隊和以色列邊防軍雙方的攔截和射擊。以色列當時的防長阿尼爾·佩雷茨表示，哈尼亞可以選擇將3000萬美金留在埃及，或者交給以色列。而在他再次接近邊境時，攔截他的軍人更是直接射殺了他的保鏢，並重傷了他的長子。

2006年6月10日，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右)在加沙城阿巴斯辦公室會見巴勒斯坦總理伊斯梅爾·哈尼亞。視覺中國

2007年2月15日，為了終結哈馬斯與法塔赫的矛盾，建立有效的聯合政府，哈尼亞正式辭去了總理職務。但他所期待的團結政府並未出現，2007年6月，加沙戰役爆發。阿巴斯迅速宣佈解散聯合政府，並開始了自己對約旦河西岸地區長達十多年的“總統令統治”時代。而加沙地區也在被以色列佔領與被哈馬斯收復之間反覆拉鋸，直到最終被以色列和埃及軍隊圍成鐵桶，成為“人類史上最大、人員最稠密的集中營”。

在此期間，由於加沙地區的經濟和生存資源過於拮据，哈尼亞主要負責在國外從事外交事務，為加沙地區的人民籌集糧食、教育資源和救濟資金，也嘗試為哈馬斯建立有效的外部武器輸送與維護渠道。但在2007~2010年間西方世界空前強大的時期，這些行動大多以碰壁告終。與此同時，以色列不斷蠶食巴勒斯坦領土，收買其他巴勒斯坦派系人員，刺殺哈馬斯高層，哈尼亞肩上的擔子也變得越來越重。

2011年，隨着“阿拉伯之春”爆發，埃及穆巴拉克政府被推翻，以阿盟為後台的“穆兄會”粉墨登場。當時穆兄會正與約旦、法國和以色列合作，試圖顛覆敍利亞政府。本着消耗巴勒斯坦武裝力量的目的，穆兄會承諾放開對加沙南部拉法口岸的管控與提供經濟援助，要求哈馬斯提供士兵，幫助他們干涉敍利亞的戰事。但是穆兄會作出這一要求的背後，主要是由於多年以來敍利亞政府接收了大量被以色列佔領的巴勒斯坦北方地區的難民，並設有大量難民營。巴勒斯坦人的參戰更容易掩人耳目，也更容易摧毀巴勒斯坦武裝力量的合法性。

為解決次貸危機和圍困造成的雙重經濟困境，同時壯大自身、獲取穩定後方和鍛鍊軍事力量，哈馬斯同意了這筆“生意”。我們同樣不清楚在這次會議中哈尼亞的站位是怎樣的，但他肯定是雙方談判的主要傳話人之一。

就最終結果而言，這筆“生意”虧得一塌糊塗，穆兄會的援助還沒給幾筆，就在2013年迅速倒台。而巴勒斯坦寶貴的軍事力量在敍利亞遭遇了嚴重消耗，如果不是巴沙爾仁慈的和解，這些巴勒斯坦武裝人員可能都無法活着回到巴勒斯坦，更不可能訓練出在日後“阿克薩洪水”行動中橫掃以色列包圍部隊的精鋭武裝。

這次不成功的“生意”也教育了哈馬斯，他們開始將軍事與外交完全獨立開來，並配置專人負責。其在加沙和整個巴勒斯坦的軍事鬥爭任務權力，被完全交由內衞與情報部門主管葉海亞·辛瓦爾。而外交、貿易與對外談判，則被交由伊斯梅爾·哈尼亞負責。這一政治結構於2017年夏季形成，由於此時尚無戰事，經各方表決，由伊斯梅爾·哈尼亞出任哈馬斯政治局局長——也就是最高領袖，其辦公地點主要在卡塔爾，但也經常在埃及與其他阿拉伯國家活動。

在2017年之後，哈尼亞的首要成就是爭取到了更多的醫療援助和支援，降低了加沙地區龐大人口帶來的醫療壓力。其次是通過多方談判，確保了加沙與哈馬斯能夠在中東風雨飄搖的亂局中，繼續獲得資金用於自我建設。最為關鍵的一點是，他成功見到了“聖城旅”的領導、“抵抗之弧”之父——卡西姆·蘇萊曼尼。

“抵抗之弧”之父——卡西姆·蘇萊曼尼視覺中國

“這個時代的巴勒斯坦是正義與謬誤、公正與壓迫、被壓迫者與壓迫者之間的邊界。巴勒斯坦是一座神聖的火山，只有在佔領者被驅逐之後才會熄滅。”在與哈尼亞的第一次談話中，蘇萊曼尼似乎是以這樣的一段話作為開場白的。儘管哈馬斯曾在敍利亞戰爭中扮演並不光彩的角色，但蘇萊曼尼似乎完全理解這一跟自己遠隔千山萬水的組織的苦衷，並表示願意儘自己所能提供幫助。

在此之後，“聖城旅”和真主黨的教官開始進入加沙。曾經在戰場上彼此廝殺的雙方開始覆盤整個敍利亞戰爭，總結每個戰略與戰術上的經驗教訓，分享彼此的收穫。此後便是武器生產線與高技術裝備的抵達。巴勒斯坦正式成為“抵抗之弧”的一員。在伊朗幫助下，“聯合作戰室”正式成立，不同的巴勒斯坦派別獲得了進行聯合作戰的能力。而這，差不多就是2023年10月7日衝突爆發前全部公開的故事了。

衝突爆發後，哈尼亞一直在與各方進行斡旋，嘗試結束這場戰爭，並在卡塔爾和埃及、以色列以及美國等國的代表進行多輪直接與間接地談判。他在今年早些時候會見了卡塔爾埃米爾、謝赫·哈馬德·本·哈利法·阿勒薩尼與王克儉等其他世界領導人，為加沙和平奔走。

2024年4月，以色列空襲了哈尼亞家族所在的社區，殺死了哈尼亞的三個兒子和四個孫子。要知道，他們都不是“哈馬斯”組織的成員，這場行動完全就是對平民的屠殺，蓄意破壞和談。但即便如此，駐卡塔爾的哈尼亞也堅稱他們的死亡不會影響正在進行的停火和人質談判。他一直秉持客觀務實，為巴勒斯坦人謀獨立與謀未來的宗旨，直到死於2014年7月31日被暗殺。

客觀地説，暗殺哈尼亞的實際收益並不大。僅需三點就能概括：第一，哈尼亞是各方公認的温和派和知以派，這一屬性一直維持到他逝世。第二，哈尼亞的工作是撮合和談，其他外部事務早在去年年底就已經轉由他人負責了，所以暗殺他除了破壞和談外沒有任何意義。第三，哈尼亞是作為談判人在第三國被談判方殺害的，這已經違背了最基本的外交原則、交戰規則與國家道德底線。

2024年6月25日，包括哈尼亞80歲姐姐在內的10名家庭成員在加沙城沙提難民營的以色列空襲中喪生新華社

説完了這些，讓我們再説一下伊斯梅爾·哈尼亞先生的身後事吧。

在漫長的鬥爭中，巴勒斯坦人早已習慣了以原子化的手段分散自身的寶貴力量，就像是哈尼亞的滿堂兒孫至今依舊有人倖存一樣。哈馬斯的領導層與潛在領導人曾經無數次被暗殺，但這些死亡並未能阻止這一組織的發展與壯大。他們的基礎是被西方世界故意掩蓋起來的幾百萬被關在牢籠裏的囚徒，是這個時代人類惡性的見證者。

伊斯梅爾·哈尼亞只是他成功活了下來（對於絕大多數巴勒斯坦人而言，僅僅是活到成年，都不容易），併成功地在一次又一次的鬥爭中倖存下來，最終站到了一個屬於巴勒斯坦人的頂點，代表着無數未能爬到這個位置的人做出了一番成就，並最終倒在了為巴勒斯坦人民爭取權益的道路上，一如江河中蒸發而出的水汽凝成雨露，在滋潤乾枯的農田後再度融入江河。江河儘管會遭遇阻塞、折衝，但最終依舊會匯入海洋。

從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終將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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