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美國人很關心中國更喜歡特朗普還是哈里斯？但其實……

【文/ 王緝思】

過去幾周內，美國總統大選風雲驟變，引發全球關注。早在春末夏初，各國就已經開始評估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宮的影響，以及現任總統喬·拜登（Joe Biden）連任可能帶來的變化。對許多國家而言，這兩種可能性預示着截然不同的地緣政治前景和未來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不同角色。

在7月13日至21日的短短九天內，特朗普險遭槍擊刺殺，而拜登突然宣佈不再尋求連任。這兩起事件顛覆了共和、民主兩黨在美國總統競選中的局勢，加劇了美國未來政治走向的不確定性。許多國家看到兩種背道而馳的走向——如果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當選總統，她將延續拜登的國際主義外交政策；如果特朗普及其競選搭檔J.D.·萬斯（J. D. Vance）贏得選舉，美國將走上更加孤立主義的道路。

然而，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情況有些不同。八年前，第一屆特朗普政府在對華關係上採取了更具對抗性的政策，讓許多中國觀察家深感疑惑。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不再將中國視為貿易伙伴、偶爾稱其為對手，而是開始將中國界定為“修正主義國家”、戰略競爭者，甚至是威脅。更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調門有所緩和，但實則強化了美國對華戰略轉向，甚至在一些問題上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遠。實際上，華盛頓政策圈似乎形成了跨黨派共識，認為現在必須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越來越多的分析人士也主張以冷戰的視角看待中美關係。

2023年5月26日，拜登和哈里斯穿過白宮西柱廊資料圖

在中國觀察家看來，美國的兩大政黨並未就中國問題和全球事務提出不同的政策方案，而是都採納了近年來美國對華強硬的政策方向，深刻反映了美國國內政治的影響。比兩黨對華立場更重要的，是美國國內對中國的不同層次的認知分析及其實際政策涵義。大多數中國觀察家不期待美國的對華政策會發生重大轉變，但他們在努力探究當前美國政策圈中的哪種思路最終可能成為主流。

迎合國內選民

由於中國的政治結構和輿論管理，很難準確瞭解中國領導層對美國國內的對華政策辯論作何感想和回應。儘管如此，我們仍可以大致瞭解中國人如何判斷當前美國對華政策辯論背後的驅動力。首先，一個國家的對外行為通常是其國內政治的直接反映。這種現象在美國尤其明顯，美國國內的重大辯論很容易擴展到外交事務。美國國內政治更是影響了華盛頓的對華政策制定。

因此，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口號和拜登的“中產階級外交”主張，都生動展示了美國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之間的緊密聯繫。特朗普上台後，美國高度極化的政治環境塑造了其對外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美國優先”原則主要是為了回應美國選民對全球化和移民問題的擔憂。政策結果是，特朗普政府提高了貿易壁壘，限制了移民，並減少了美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參與力度，把美國的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放在首位。

拜登政府也明確表示，其外交政策決定旨在符合國內選民的利益，普通美國人的福祉也與國際事務密切相關。因此，拜登的外交政策有與特朗普相似的國內政治考量，它試圖重構國內產業政策和國際經濟規則，以促進國內利益。很多美國國內議題本身既關乎內政，又涉及外交。源源不斷的移民既是美國繁榮的驅動力，又影響其邊境安全和對外關係。自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要求中國合作來解決其國內的芬太尼危機，中國也予以積極回應。儘管如此，一些美國國會議員仍然將從墨西哥流入美國的芬太尼歸咎於中國。

近年來，美國外交政策的第二個特點是對中國的關注日益上升。儘管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武裝衝突及以色列與哈馬斯在加沙的戰爭分散了美國的大量精力，中國仍然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首要關切。在這一關鍵時刻，許多美國戰略家再次呼籲華盛頓加快重返亞洲的步伐。例如，外交政策專家羅伯特·布萊克威爾（Robert Blackwill）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其新書《失去的十年》中指出，在不同程度上，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未能制定出強有力的、連貫的對華政策和亞洲政策。他們主張，儘管美國在歐洲和中東仍面臨持續挑戰，但對美國決策者而言，加速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亞洲至關重要。

在美國總統競選中，對華政策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兩黨都在競相發表最強硬的言論，表示要對中國採取嚴厲措施並限制其全球影響力。這凸顯了美國對華政策辯論的第三個特點：在當前的美國政治環境中，傳統的“鴿派”和“鷹派”二分法已經難以全面反映美國對中國的複雜看法。鑑於兩黨普遍認同中國對美國構成重大挑戰，探討這一共識下的多種政策觀點更有意義。

三方論戰

在對華政策上，美國戰略界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派別。第一派可以稱為“新冷戰鬥士”。這一派別認為，中美競爭是零和博弈，兩國已走入“新冷戰”，美國需要採取更為強勢的策略。正如前總統國家安全副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和美國國會前眾議員邁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在《外交事務》中所言，美國“必須贏得而非管理”對華競爭。在論證此觀點時，他們和其他一些人借鑑了美國前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做法，將應對蘇聯威脅視為美國的一項首要任務，以此來致力於贏得冷戰。

第二派可被描述成“競爭管理者”。與所謂“新冷戰鬥士”不同，這一派別認為中美競爭不是零和博弈，因此制定一項與中國共存的戰略至關重要。這一觀點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2019年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文章，後來他們兩人都加入了拜登政府。他們認為，與中國的競爭是“需要管理的形勢，而非需要解決的問題”。2021年至2024年擔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高級副主任的杜如松（Rush Doshi）也是這個派別的成員。他們建議美國對中國的最佳戰略方針是以競爭為主，以合作為輔。

第三派可被叫做“和解派”。雖然這一派同樣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其全球影響不滿，但他們比其他派別更擔心中美競爭可能會升級為激烈的對抗。作為這一派別的代表性人物，國際關係學者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和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主張美國不應發起與中國的冷戰，因為冷戰本質上很危險。在他們看來，博明和加拉格爾對勝利的幻想是不切實際的，因為“美國通過（對華）施壓來促成變革的結果，既可能是削弱威權，但也同樣可能是鞏固威權統治。”因此，白潔曦和斯坦伯格認為，中美共同降低戰爭風險，並在氣候變化和公共衞生等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上合作，符合兩國的利益。

儘管這三個派別的具體政策觀點不同，但都一致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重大挑戰，美國對華政策需要跨黨派的支持才能取得成效。然而，華盛頓政策圈似乎尚未就哪種對華政策主張最好，或者中國在哪方面的挑戰（政治、軍事、經濟還是全球治理）最為嚴重，達成共識。對中國而言，這場未決的辯論意味着，關鍵在於瞭解這些不同的主張在如何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特別是可能如何塑造下一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

殊途同歸

美國人可能會問，中國更傾向於哈里斯政府還是第二屆特朗普政府上台，或者更籠統地説，中國更喜歡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畢竟，1972 年，毛澤東主席告訴時任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他喜歡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政治右派。（譯者注：“Document 19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1, 197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1972,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7/d194. ）雖然毛主席沒有説明這種偏好的原因，但似乎很可能是因為他認為尼克松和其他西方右派領導人更關注本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而左派政治家則傾向於以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觀為基礎來制定政策。

1971年，毛澤東接見了秘密訪問中國的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基辛格資料圖

然而，很難判斷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對中美關係的貢獻更大。例如，儘管共和黨總統尼克松率先打破了中美關係的堅冰，但決定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是民主黨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美國共有七任民主黨總統和七任共和黨總統，在任何一黨執政期間中美關係都發生過重大突破和危機。

當今中國對民主、共和兩黨的看法依舊尚無定論。在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宮時，他對中國的首要關切是美國巨大的對華貿易赤字，而且這一問題連同中國的技術優勢在美國曆史上首次成為國家安全問題。特朗普政府不僅把中國定位為“修正主義大國”和戰略競爭者，還將中國共產黨視為對美國生活方式和“自由世界”的威脅。特朗普政府採取了咄咄逼人但不甚連貫的“全政府”方式，在幾乎所有議題上與中國競爭和對抗。

經貿問題首當其衝。特朗普政府先是對大批中國進口商品加徵懲罰性關税，隨後將行動擴大到加強對中國投資的審查和限制，收緊對華高技術出口管制，並對華為等在海外擁有大量業務的中國公司進行針對性打壓。在安全問題上，特朗普政府也採取新舉措來維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主導地位。這一地理術語以前只是偶爾使用，現已成為美國戰略界的通用名詞。特朗普政府向台灣地區提供特殊安全保證，淡化美國長期以來的一箇中國政策；向“四邊機制”（即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組成的集團）投入新資源，以共同制衡中國；加強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活動，挑戰中國的領土主張。

2020年1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簽署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資料圖

在中美政治關係方面，特朗普對中國的政治體制和領導層不持鮮明的意識形態觀點，但他縱容其政府官員和美國國會激烈批評中國執政黨及其國內治理，特別在涉疆、涉港政策上。特朗普政府還宣揚擴大所謂的“中國威脅”敍事，嚴重破壞了幾十年積澱的中美學術、科學和社會交流。在多邊外交方面，美國也開始妖魔化中國，強烈抵制其國際影響力，試圖限制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和積極參與聯合國機構過程中不斷擴大的全球作用。時至2020年，在美國大選年的複雜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加劇了中美關係的下滑。特朗普政府將這場公共衞生危機歸咎於中國政府，暫停了大部分雙邊對話，並對華採取了敵對立場。2020年7月，美國政府甚至下令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將其污衊為“間諜活動和盜竊知識產權的中心”。

但總體而言，特朗普政府對中國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靈活性。儘管特朗普政府實施了懲罰性關税等措施，但仍對經貿談判持開放態度，並在技術競爭和台灣等棘手問題上表現出了一些妥協意願。更重要的是，“美國優先”還意味着華盛頓在與其他國家協調對華政策方面缺乏信譽和影響力，因此特朗普政府未能建立並領導一個強有力的多邊陣線來對抗中國。這使得一些中國評論家認為，特朗普主要關注商業利益，並有意同中國達成交易。2017年11月，特朗普對中國進行了國事訪問（這是拜登執政期間沒有做到的），並於2020年1月與中國簽署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着手解決經貿矛盾。到特朗普任期結束時，美國國內很多人認為其政府的對華貿易戰以失敗告終。

儘管拜登政府與特朗普政府截然不同，但其對華政策卻與前任政府有明顯的連續性。拜登政府用更系統、更多邊的方式鞏固了特朗普時期對華政策的總體對抗性取向，將其對華策略概述為“投資、結盟和競爭”。2021年2月，拜登在首次外交政策演講中，稱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對手”，並承諾將“直接應對”中國對美國“繁榮、安全和民主價值觀”構成的挑戰。

因此，拜登與國會密切合作，推動了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和產業政策，旨在提升美國的競爭力，並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為了更好地在先進技術領域開展對華競爭，拜登政府還實施了更嚴格的出口管制，對中國綠色技術產品加徵新一輪關税，更密切地協調國際行動，例如建立“芯片四方聯盟”（即日本、韓國、台灣地區和美國之間的半導體夥伴關係）。

2022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芯片和科學法案》資料圖

在亞太地區，拜登政府加強了美國在台灣海峽和南海的軍事活動，併為美國的亞洲安全聯盟增加了地緣經濟維度。拜登還召集七國集團領導人推動“重建美好世界”倡議和“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夥伴關係”，這兩項倡議都旨在提供西方方案，以應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拜登政府不滿中國在俄烏衝突期間加強與俄羅斯的關係，對多家與俄羅斯有貿易往來的中國公司實施了制裁。華盛頓還給對華競爭披上了一層意識形態外衣——即拜登政府口中的“民主對抗專制”——企圖建立一個對抗中國的大聯盟。

雖然拜登政府激烈地開展對華競爭，但仍保持中美高層定期溝通渠道暢通，並繼續探索合作領域。儘管拜登團隊關注中國的政治影響力，但他們還是採取了“去政治化”措施，開始恢復雙邊學術交流和社會交往，包括叫停特朗普政府的“中國行動計劃”（一項旨在打壓與中國機構有聯繫的美國研究人員的有爭議的計劃）。拜登還同習主席於2022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和2023年11月在舊金山舉行了會晤，兩國首腦承諾維持穩定健康的雙邊關係。

大院高牆還是擴大同盟

中國戰略界人士對未來十年美國改變對華政策方向的可能性不抱什麼幻想。根據美國民意調查和華盛頓政策圈在中國問題上的跨黨派共識，他們認為無論誰在2024 年11月當選總統，美國的對華政策都會繼續以戰略競爭甚至遏制為主，以合作與交流為輔。

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幾乎肯定會對中國採取更極端的經貿政策。特朗普已揚言要對所有中國製造的商品加徵60%的關税，並準備撤銷中國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自2000年以來，這一地位賦予了中國非歧視性的最惠國貿易待遇和市場準入條件。他還主張“大院高牆”原則，企圖顯著擴大拜登政府以強力安全措施保護關鍵和新興技術的“小院高牆”理念，以推動更廣泛的對華技術“脱鈎”。

2024年2月4日，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提出對中國商品加徵60%甚至更高的關税資料圖

不過，鑑於特朗普對“交易”的偏愛，他可能決定與中國在消費品、能源和技術領域達成雙邊協議。他還可能企圖將台灣問題作為談判籌碼，以在其他議題上獲得好處。例如，他可能會提議美國限制台灣當局的挑釁行為，以換取中國在經貿方面的妥協。但中國極不可能同意達成這種“交易”，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顧問也可能會反對他的做法。再次，由於特朗普總體傾向於雙邊外交而非多邊主義，他可能依舊沒有能力動員盟友和夥伴對抗中國，並可能會尋求與俄羅斯達成單獨的和解，而俄羅斯是中國的堅定戰略伙伴。

至於哈里斯政府，如果它大體延續拜登的政策，則很可能會加強對華戰略競爭，並鞏固拜登努力建立的美國與西方和亞洲國家的對華同盟。與特朗普獨斷專行且反覆無常的決策風格相比，哈里斯的對華戰略很可能會更有條理、更可預測。

但總體而言，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和哈里斯政府的對華戰略方向很可能是一致的。如果出任總統，兩位候選人各自都會給中國帶來挑戰和不利影響，但似乎他們都不希望中美髮生大規模軍事衝突或切斷所有經濟和社會聯繫。因此，中國不太可能有明確的偏向。此外，中國有強烈的意願與美國保持穩定的關係，避免對抗或關係破裂。鑑於美國選舉和中美關係的政治敏感性，中方的任何干涉行為都可能適得其反。

雖然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局勢日漸白熱化，但中國政府官員只發表了謹慎剋制的評論，將美國大選描述為“美國內政”。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7月的例行記者會上強調，“中方從來沒有也不會干涉美國大選。”他還曾表示，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人出於選舉目的拿中國説事、損害中國利益，”“反對美方散佈虛假信息抹黑中國，反對美國大選拿中國説事。”這表明，如果中國在美國大選中受到攻擊，中方可能會感到有必要做出回應，至少是口頭回應。儘管中國政府堅持不干涉原則，但可能無法避免中文社交媒體上出現煽動性、不負責任和挑釁性的言論。其中一些言論來自中國境外，可能反映了某些海外華人羣體的特定目標。因此，這些言論不應被解讀為代表中國官方立場。

審慎行事，避免災難

與美國政府一樣，中國政府在2024年的主要關切是國內形勢。與美國的政治極化和動盪選情相反，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政治穩定，社會凝聚力強。7月中旬，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積極評估了中國經濟回升向好態勢，做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為了平衡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中國改革任務的優先事項是體制機制建設，特別是提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水平和加強從嚴治黨。

一方面，中國認識到保持經濟增長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並採取穩步措施推進國際貿易、投資和技術合作。就此而言，中國認為與美國和西方對立沒有任何好處。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不遺餘力地防範西方（尤其是美國）企圖破壞其國內權威和合法性的行為，不會為了經濟利益而犧牲政治原則和國家安全。

儘管中國努力穩定中美關係，但也在為應對雙邊關係的動盪做準備。2023年3月，習主席指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壓，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譯者注：《（兩會授權發佈）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時強調 正確引導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 王滬寧蔡奇丁薛祥參加看望和討論》，新華網，2023年3月6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3/06/c_1129417096.htm。）兩個月後，習主席在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在外交事務中，中國仍然認為世界是由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組成的，並未將國際形勢描繪成西方陣營和“反西方”陣營在“全球南方”爭奪影響力。

中國堅決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特別是涉港、涉台、涉藏、涉疆和人權等問題。中國將台灣問題視為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國政府在對台政策上保持了高度剋制，而且還有很多旨在阻止台灣當局企圖實現“法理台獨”的政策選項。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領導層將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除非受到極其嚴重且不可逆轉的挑釁。在中菲南海領土主權爭端中，中國的處理方式既謹慎又彰顯自信。在中美經貿和技術爭端中，中國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反制，並更加堅定地推進科技自立自強。

鑑於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方向大體相似，中國政府將會以高度的審慎和有限的希望來應對此次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2024年4月，習主席在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時重申：“中方樂見一個自信開放、繁榮發展的美國，希望美方也能積極正面看待中國的發展。”但很遺憾，下一屆美國政府積極看待中國發展的可能性很低。為了實現發展和安全的動態平衡，中國將堅決維護其經濟發展和國家治理模式，同時努力擴大國際貿易和投資空間。在可預見的未來，中美關係不太可能恢復到21世紀初深度交流與合作的狀態。但即使難以實現和解，無論誰入主白宮，中國和美國仍然可以保持穩定的雙邊關係，避免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