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巴勒斯坦政治學者（下）：中國完全有資格，用與實力相一致的方式……

曾參與巴勒斯坦內部和解進程的巴政治學者薩迪克·阿布·阿梅爾（Sadeq Abu Amer）近日對話觀察者網，在上篇裏集中討論了哈尼亞遇襲身亡的後續影響，以及美國、以色列在中東的圖謀。

本文為對話的下半部分，將討論更多巴勒斯坦內部的問題，以及他個人對中方深入參與和平進程的期待。

薩迪克是“巴勒斯坦對話小組”（Palestinian Dialogue Group）的負責人，該組織致力於通過定期舉辦巴勒斯坦政策論壇、開辦培訓班等，創造對話空間，提高巴勒斯坦的國家能力。“對話小組”曾與哈尼亞等哈馬斯高層舉行政治會議。

薩迪克來自加沙地區，目前主要在土耳其活動，但家人們仍留在滿目瘡痍的故土。

巴勒斯坦政治學者薩迪克 薩迪克本人供圖

“法塔赫沒有明説，卻已開始理解哈馬斯”

薩迪克承認，巴勒斯坦民族運動包括廣泛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觀點，各團體在許多問題上以及在其思想和意識形態基礎上存在分歧。例如，法塔赫選擇談判路線並專注於建立巴勒斯坦國家機構，而哈馬斯則擁抱武裝抵抗，拒絕談判或承認以色列。但在他看來，這些為人熟知的分歧背後，雙方也有不斷趨近的改變。

薩迪克介紹説，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都採取了拒絕兩國方案的立場。後來哈馬斯提出了更靈活的想法，同意在國際法框架下建立1967年邊界內的巴勒斯坦國，以換取長期、可能持續數十年停火，而不是相互承認。

在2017年的政治文件中，哈馬斯澄清了其立場，表示如果在1967年邊界內建立國家能夠增進全國共識，他們願意接受。這旨在防止有人利用哈馬斯不承認以色列的立場，來阻礙基於“土地換和平”與國際法律框架的衝突解決方案。

在1967年邊界（綠線）內，巴勒斯坦土地上遍佈以色列所謂“定居點”（紅點）和據點（白點） 《華爾街日報》

這一解決方案始於馬德里，延續至奧斯陸，並在戴維營談判中達成，哈馬斯的立場一直是反對從馬德里會議，到奧斯陸協議及後續協議的整個和平進程。但後來哈馬斯在談判中，聲明不會偏離巴勒斯坦的共識。

法塔赫則一直要求哈馬斯遵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簽署的協議，這意味着承認以色列。儘管“承認以色列”被哈馬斯視為對其存在基礎的削弱，但它的澄清認可了在1967年邊界內建立一個事實上與以色列共存的國家。

按照薩迪克的分析，隨着時間的推移，由於“被佔領”這一壓在巴勒斯坦人頭上的現實，雙方的政治願景已開始趨同。“以色列拒絕法塔赫的談判路線後，法塔赫沒有明説，卻已開始理解哈馬斯的做法。”

薩迪克感慨，現實就是每個人都感到巴勒斯坦的影響力在下降，其控制命運的能力在減弱。巴勒斯坦人的選擇在減少，因阿拉伯世界的軟弱和國際上對巴勒斯坦問題興趣的減弱，巴勒斯坦人的事業正受到威脅。

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一把傘”，是巴勒斯坦鬥爭中最重要的民族成就。

“對於企圖消滅巴勒斯坦事業的人來説，巴解組織是他們的主要障礙，因為它是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保障他們獲得民族解放、自決和建立巴勒斯坦國的合法民族權利。”

薩迪克認為，無論誰領導巴解組織，大多數派別都將其視為巴勒斯坦人的象徵性家園。每個巴勒斯坦人，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自然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它代表了巴勒斯坦人的希望和願望。

“團結在巴解組織周圍是我們的目標，也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目標。我相信絕大多數巴勒斯坦人都同意解決衝突。”這也是為什麼在《北京宣言》中，各派別能“確認巴解組織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

對話、流血與破壞

談到如何參與巴勒斯坦內部的和平進程，薩迪克介紹説，“巴勒斯坦對話小組”曾與許多這些派別有過交流，除了哈馬斯和法塔赫，還有人陣（Popular Front），他們同巴勒斯坦民陣（Democratic Front）和大馬士革的人陣總部（General Command in Damascus）也有過有限的接觸。

這些互動主要集中在瞭解這些派別在當前問題上的總體立場、他們在民族關係上的態度和他們的政治偏好——在巴解組織內部活動或建立新框架。

考慮到巴勒斯坦舞台上的新動態，有必要採取這一步驟，向巴解組織現任領導層施壓，使該組織能夠在更加平衡和公正的基礎上進行改革和重組。

“我們不斷提出建議，幫助這些派別統一立場和看法，在關於如何處理與佔領軍的衝突的問題上。這是通過定期的政治諮詢和形勢評估來實現的，這加深了他們對沖突演變和結果的理解，也加深了他們對與這些演變相關的國際、地區相互關係的理解。在這方面，我們注意到，即使在每個派別內部，對這些努力的評價或參與程度也各不相同，這歸因於每個領導人的經驗和對新思想的開放程度。”

薩迪克説，在大多數關於巴勒斯坦和解的交流中，領導人們面臨許多困難。這些挑戰源於雙方的心理因素，以及在和解會談之前、期間和之後各派別間緊張局勢的加劇。

“以往的經驗表明，某些勢力會操縱局勢以阻止和解。當沒能成功時，敵對方會採取直接方法破壞這些協議，包括暗殺參與協議或領導和解努力的關鍵人物。”

例如，哈馬斯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曾通過秘密通信達成未公開的協議。此協議旨在協調雙方，使哈馬斯的行動不會妨礙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政治談判，而是作為談判工具來改善他們與佔領國和美國的談判地位，同時避免使用權力機構的安全和情報工具針對抵抗力量，並儘可能保護他們。

當時，哈馬斯的著名領導人工程師伊斯梅爾·阿布·沙納布在亞辛的支持下領導了這次溝通，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方面，阿拉法特則安排穆罕默德·達赫蘭和薩米爾·馬什哈拉維作為代表。這一未宣佈的協議導致了沙納布被暗殺，嚴重影響了和解努力。

2005年的協議是隨後和解會議的基礎，涉及哈馬斯同意與佔領軍停戰，以換取參與包括市政、立法、總統和海外全國委員會選舉在內的全面選舉。該協議基於巴勒斯坦囚犯文件，並得到包括哈馬斯著名領導人賈邁勒·阿爾納希和阿巴斯·賽義德、馬爾萬·巴爾古提等所有派別領導人的支持。然而，這一共識未能持續到2007年的麥加協議，導致巴勒斯坦在2011年前進入政治和地理分裂階段。

2011年簽署的最大範圍的和解協議，彙集了巴勒斯坦各派別的領導人、民間團體和獨立的民族人士。協議旨在統一巴勒斯坦的各個機構，解決哈馬斯政府僱員的問題，以及處理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安全部隊的地位問題。

會議還達成了一項被稱為“巴勒斯坦各派最高領導人框架”的過渡領導層協議，該框架包括巴解組織執行委員會的所有派別領導人和成員。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台後的“阿拉伯之春”促進了巴勒斯坦各方的相互理解，巴勒斯坦人從中受益匪淺。然而，由於在總理任命問題上存在分歧，哈馬斯拒絕了提議的候選人，導致協議的執行面臨挑戰。

2014年4月的沙提協議在被罷免的總理哈尼亞的住所舉行，旨在組建由拉米·哈姆達拉領導的民族團結政府並統一巴勒斯坦政府機構。然而，不久之後，一羣隸屬於哈馬斯的武裝巴勒斯坦人在希伯倫綁架了以色列定居者，導致安全局勢迅速升級。以色列指責加沙的哈馬斯策劃了這次行動，隨後對加沙發動了全面襲擊，導致大範圍的破壞，阻礙了協議的實施。

儘管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對這一局勢感到惱怒，但時任哈馬斯政治局負責人的哈立德·梅沙爾還是主動管理了與以色列的談判。由代表阿巴斯總統的阿扎姆·艾哈邁德率領，包括哈馬斯、傑哈德和人陣的代表組成了一個巴勒斯坦聯合談判代表團。

後來，各方立場發生了變化，最明顯的是2017年協議。該協議恢復了哈姆達拉的政府作為民族團結政府，並進行了調整，包括解散哈馬斯在加沙成立的所謂行政委員會，該委員會曾充當“加沙政府”。哈馬斯將所有機構和部委，包括邊境口岸，移交給了哈姆達拉的政府。

哈姆達拉擔任巴勒斯坦總理至2019年 維基

然而，該協議並沒有持續多久，在總理哈姆達拉和情報部門負責人馬吉德·法拉吉進入加沙的車隊遭到未遂爆炸襲擊後，各方就這起安全事件的責任相互指責，使為局勢恢復正常而進行的調解努力未能成功。

從重大失誤到重大成果

然而，即使如前面所説，“法塔赫開始理解哈馬斯”，關於各派別的代表比例問題依然是巨大的挑戰。

薩迪克介紹説，在2019年，各派別採取了技術解決方案：在未達成民族和解的情況下舉行選舉，通過投票箱解決爭端。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已達到深入階段，哈馬斯通過已故的謝赫薩利赫·阿魯裏的非凡努力，並與少將吉卜裏勒·拉朱布協商，向總統阿巴斯提供了所有保證，以確保他將在所有派別的共識下繼續擔任總統。

雙方同意成立一個包括所有派別的聯合名單，在該名單內哈馬斯和法塔赫各佔一半席位。將增加其他派別的額外席位，前提是各派別名單成員總數不超過立法委員會席位的一半，其他力量、個人和民間社會可以競爭剩餘席位，並允許派別和非派別之間的聯盟。

然而，由於法塔赫內部出現分歧，形成了三份以上的名單，人陣也對其在全民族聯合名單中的份額表示反對，再加上以色列拒絕在耶路撒冷舉行選舉，阿巴斯雖然發佈了大選總統令，但又在預定日期前幾天將大選推遲到了未定時間。薩迪克説：“這對於重建巴解組織和巴勒斯坦政治體系來説，是一個重大失誤。”

各派別試圖繞開與法塔赫達成的和解協議，轉而組建一個反對法塔赫主導的對以政治解決方案的民族陣線。哈馬斯、傑哈德、人陣、人陣總部和民陣進行了協商，試圖找到一種向巴解組織領導層施壓的方式，以促使其開始重組。

推動這一步驟的動力，包括對巴解組織中央委員會會議的廣泛抵制，以及哈馬斯在2021年“耶路撒冷之劍行動”期間領導的加沙抵抗力量的發展成果，這清楚地表明瞭巴勒斯坦公眾對抵抗力量特別是哈馬斯的支持。然而，由於人陣拒絕按照哈馬斯提出的雄心勃勃的提案參與這一陣線，該倡議遭遇挫折。

後來，各方在阿爾及利亞的斡旋下籤署了一項巴勒斯坦和解協議，稱為“民族和解”。總統阿巴斯的主要關注點是為西岸和加沙設立一個單一政府，哈馬斯的要求則集中在巴解組織上。然而，協議並未付諸實踐。還有人擔心，阿爾及利亞成功解決這一問題可能會激怒開羅，因為開羅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特別是和解問題上也有自己的議程。

隨着有關沙以關係正常化討論的增加，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試圖在地區範圍內團結巴勒斯坦各派，並向他們施壓，使其走上建立巴勒斯坦國的政治道路。

據稱在沙特阿拉伯的授意下，埃及於2023年7月30日在阿拉曼主持召開了一次派別會議。埃及希望讓所有派別都參與，但傑哈德拒絕了邀請。此外，一些與伊朗結盟的派別試圖鼓勵抵制在埃及舉行的會議，並提出了包括“不能讓傑哈德孤立無援”在內的各種理由。因此，人陣總部和人陣等派別棄權不參加會議，以聲援傑哈德。

儘管會議氣氛積極，但派別未能達成一致的結果。會議確認將成立一個派別後續行動委員會（follow-up committee）。然而，由於對其組成的分歧，委員會並未建立。法塔赫拒絕包括傑哈德和任何未參加阿拉曼會議的派別，而哈馬斯堅持所有派別都應包括在委員會中。

《北京宣言》成果的產生，當然也從前人的努力中吸取了許多經驗教訓。介紹完這些紛雜的歷史，薩迪克説：“我們一直密切關注所有這些事態發展，並不斷尋求通過與有影響力的所有方面，特別是哈馬斯、法塔赫、傑哈德、人陣和人陣總部的關鍵人物進行接觸，來彌合觀點差距。”

“我們提出瞭解決方案和文件，例如關於選舉的提案，以解決派別無法達成民族和解的問題。此外，在各代表團前往中國之前，我們建議採用‘各派最高領導人框架’作為臨時領導層，直到舉行選舉。這旨在防止潛在的政治真空情境，並在巴勒斯坦合法性的保護傘下管理與佔領國的談判。我們還舉辦了研討會，支持統合巴勒斯坦立場的努力。”

對中國的期待

談到戰爭期間的內部和解，薩迪克期望這樣的成果本可以來得更早些。“因為在加沙戰爭開始時，有必要尋求填補空白的方式，以防止巴勒斯坦人合法代表性的崩潰。我們曾在關鍵時刻經歷了分裂，結果不利於我們。”

“未來，我們必須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彼此之間加強溝通，並對我們的鄰國和區域夥伴表現得更加可靠。在這種背景下，組建臨時民族政府的協議可以被視為一個關鍵且基礎的步驟，將加強巴勒斯坦各方在戰後局勢的影響力，可以確保以色列和美國不能強加一個對巴勒斯坦人來説是政治失敗，且在中期內難以恢復的替代方案。”

薩迪克擔憂，以色列將在美國的支持下努力阻止《北京宣言》落地。“考慮到特拉維夫可能採取的阻礙措施，需要仔細評估實施機會。主要挑戰在於，在不可能馬上解決巴勒斯坦各派別間、派別內部障礙的情況下，中國作為支持方，如何通過所提供的保證，以及區域政治安全網來協助執行。”

按照薩迪克的設想，應當解散現政府，在與各派別協商後組建新政府，確保召開巴勒斯坦“各派最高領導人框架”會議，防止以色列試圖在巴勒斯坦政治舞台上製造政治或安全真空。

此外，薩迪克認為以色列已經放棄了《奧斯陸協議》下的所有政治、經濟和安全承諾，因而必須為巴勒斯坦政府和權力機構在巴領土上的運作建立新的機制：“建立一個新的法律和政治框架，作為巴勒斯坦領導工作的保護傘。這個框架應基於國際法和相關的國際決議，旨在通過談判或其他手段實施所有這些決議。”

最後，談到了中國與中東關係的未來。一些中東的精英和民眾認為中國應該加大在中東的投入，甚至像過去的“超級大國”那樣，建立某種“中華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對於這樣的觀點，薩迪克説：“中東對全世界是一個重要地區，不應被任何一方壟斷或支配。我們和該地區人民追求正義，渴望穩定和發展。中國的作用是積極的，可以推廣到其他案例。我相信，許多中東國家政府都願意與中國深化關係，這對解決問題和結束衝突大有裨益。”

但他也期待中國可以更為積極地參與和平進程：“中國是一個全球大國，有責任確保其周邊地區和中東的國際和平與安全。中國在阿拉伯地區沒有殖民歷史，與我們的歷史、文化和商業聯繫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前。這使得它完全有資格，以與其經濟和地緣政治實力相一致的方式，在實現該地區的穩定和確保繁榮方面發揮根本性作用。”

薩迪克認為，中東的危機和衝突既不符合地區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國的願望，還會對全球安全與穩定造成重大損害。

“我相信，中國越是成功地在公正的基礎上，根據國際法落實和平、結束衝突，其作為和平力量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和實力就會越大。為此，中國應與那些與其有着共同願望的主要地區大國合作與協調。”

（翻譯/ 觀察者網 林兆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