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雅克：對華關係，西方犯下一個巨大的歷史性錯誤

**編者按：**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不少關心中國問題的海外專家學者也積極參與討論，此次三中全會對當前中國的大政方針和發展策略究竟有何新判斷，對未來的發展又有何新的謀劃？

英國著名學者、中國問題專家馬丁·雅克長期關注中國的發展，他早期的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曾在2010年登上世界多國暢銷書榜單。日前，觀察者網就此次三中全會有關國內外輿論場熱點關注的議題，與馬丁·雅克進行了交流。

觀察者網對話英國著名學者、中國問題專家馬丁·雅克

【對話/觀察者網 高豔平，翻譯/陳佳芮】

·這是疫情之後評估國家發展與擘畫未來的好機會

觀察者網：對中國人來説，中國共產黨的三中全會有着特殊的意義。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啓了中國偉大改革開放的征程，而十八屆三中全會則開啓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那麼，在您看來，此次二十屆三中全會的關鍵意義何在？

**馬丁·雅克：**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重大意義，因為這明確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發展戰略和政策，以及對世界的看法發生了巨大變化。我認為，人們賦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性是完全合理的。正是在那之後，中國共產黨歷任領導人的勵精圖治成就了三中全會的重要地位。

所以我相信，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各屆領導人心中，三中全會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也提供了一個重要平台，讓大家得以更深入地思考更長期的問題——中國要往何處去。因此，第三次全體會議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必須認真對待和討論。

首先，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新冠疫情徹底結束後對黨和國家的發展進行評估的一次機會。新冠疫情是一次重大事件，對中國乃至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英文中有這樣一個表達“無所不及”（No stone untouched），現在的情況就與之類似。從個體生活到國家政治，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因此，我認為在新冠疫情後進行評估是很重要的。

其次，中國與美西方的關係已經明顯惡化。儘管還有迴旋餘地，但很明顯現在已進入新階段，必須從新角度來加以考量，這對中國的各項政策都有影響。

我想説的第三點是，與以前相比，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整個社會對此多有擔憂。疫情之後我幾次訪問中國時，發現人們的情緒發生了一些變化。因此，我認為現在是一個評估國家發展的現狀並籌劃未來發展走向的好機會。

·中國現代化反映的是開放的全球心態

觀察者網：新鮮的視角！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化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性，《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通過15個關鍵詞句闡述了其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的作用，這些關鍵詞包括了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高質量發展、教育科技和人才，以及黨的領導等，而此前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只有提了5個特點。關於中國式現代化和西方現代化的關係，我知道您對此做過研究，我們能否認為此次三中全會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進一步明確和強調，是對西方式現代化的徹底告別？

**馬丁·雅克：**這是一個大問題。我認為，在技術進步和創新方面，中國已經逐步成為一個先驅，而不是追隨者。長期以來，中國在技術上一直落後於西方，因此，中國一直處於學習的過程中，一方面向西方學習，另一方面也向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學習。

在很大程度上，那時的中國扮演着追隨者，有時甚至是模仿者的角色。儘管如此，我認為我們不應低估當時中國現代化的獨特性。因為在應用別人的經驗時，要考慮它是否適用於特定的環境、經濟狀況以及資源匱乏的國情和現實。因此，中國必須創新，才能將這些應用到具體情況中。

所以，説中國早期的現代化沒有展示出中國特色的説法，是不準確的。但顯然，中國早期現代化是深受西方影響的。比如，當我最初訪問中國時，我注意到深圳的每個人都在使用電腦，而且或多或少地都在使用微軟的軟件。那是因為在當時，這幾乎是大家唯一的選項，而中國自己還沒有這樣的產品。

現在中國逐漸過渡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階段。但這是一個過程，並非一夜之間就發生的。在過去10到15年間，這一進程明顯加速。如果説2010年標誌着某種後西方金融危機時代的開始，那不久之後，騰訊、阿里巴巴、華為等中國企業嶄露頭角，它們不僅日益壯大，而且不斷突破，不斷創新。即便是美國製裁和疫情這幾年，它們的創新步伐不但沒有放緩，而且一直在加速推進。

這次三中全會強調了“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性，華為就是典型的例子。特朗普和拜登試圖摧毀華為的努力都徹底失敗了，這本在預料之中，因為美國政客完全不理解中國的轉變，他們認為中國必須依賴西方，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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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對西方的依賴，越來越自立自強。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及其所面臨的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具有中國特色。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西方沒有任何其他國家的經驗能與之相提並論。中國處理與世界其他國家關係的方式，包括“一帶一路”等倡議，都極具特色。這與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區打交道的方式截然不同。中國的現代化，從根本上説，與西方現代化的掠奪性本質截然不同，中國的現代化更多是對世界其他地區現代化的貢獻。這些差異是根本性的。

話雖如此，借鑑全球經驗擴大交流，尤其科技、人文、學術直接的交流等是有益的，這一點對中國仍然很重要。不要認為中國僅靠一條腿站立就夠了，中國可以多條腿走路。

我認為，中國不會關起門來獨立實現現代化，這一道路不是中國真正需要的，是錯誤的，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説，這無異於間接支持美國孤立中國、切斷其與全球資源聯繫的企圖。

在創新方面，美國遏制中國的意願與行動一直存在。然而，我認為，只要有機會，中國還將繼續向其他國家，尤其是先進國家學習，並從中獲益。例如，中國在數據驅動的大眾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管理方面存在挑戰，同樣這也是西方國家面臨的挑戰；在兒童發展問題上，如何限制技術發展對年輕一代的負面影響在西方引發了熱烈辯論，中國也在進行這樣的討論，並且走在了前列。

在這些問題的處理上，中國起步更早，也走得更遠。這充分展示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應對社會文化挑戰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同時中國仍能借鑑西方探索的經驗。因此，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仍需保持一種開放的全球心態，而非狹隘的民族心態。中國必須持續地向外界學習，同時西方也應學習中國的經驗。

但西方現在的問題在於，它與中國打交道的唯一目的就是阻止其發展。這並不是真正開放的心態，也談不上真正地學習。在與中國的關係中，西方沒有保持學習的態度，這是其犯下的一個巨大的歷史性錯誤。

·改革開放有了新元素、新重點，但根本思想路線不變

觀察者網：一些海外觀察家認為，當前的發展脱離了改革開放時代的一些框架。然而，從這次三中全會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事實並非他們所想。

三中全會的《決定》比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到改革開放的次數還要多；此外，習近平總書記在《決定》稿起草的説明中指出，決定稿起草的第一原則是“總結和運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寶貴經驗，確定遵循原則，堅持正確政治方向”。

根據您對中國的長期觀察，您如何看待新時代與改革開放時代在思想傳承方面的關係？

**馬丁·雅克：**首先，我想談談我對1978年改革開放的看法。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標誌着中國共產黨思想的一次重大轉變。

改革開放之前，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一直沿着社會主義陣營的路線在前進的。中蘇關係惡化後，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受獨立建設社會主義思維的影響。中國國內人口眾多，約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因此其參考標準要麼是自己，要麼是社會主義集團。

鄧小平真正做到了擱置爭議，主動融入世界。他認為，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國家，應該成為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僅僅看到自己是社會主義集團的一部分。因此，衡量中國思想路線的尺度，不應僅僅侷限於那些在意識形態上認同或者支持中國的人，而是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儘管，在西方，這被解讀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退卻，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這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中國要用世界的標準來衡量自己。

這是新的一輪考驗。中國融入了世界，與世界各國競爭，與世界各國合作。換句話説，中國無路可退。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它不僅讓中國人更廣泛、更開放地思考，也説服了中國人在更大程度上了解世界，所以我認為這極其重要。

西方有些人反感中國近些年來的做法，也反對改革開放時代，對此我一直持懷疑態度。我完全不認可這些言論，因為中國既沒有減少對外貿易規模，更沒有停止貿易。相反，自2012年以來，中國與世界的融合程度日益加深。中國依然保持着積極入世的態度，並未試圖退縮。我也沒有看到任何證據，表明這一點有所改變。

我認為，西方觀察家的這種想法也許是在新冠疫情後產生的。新冠疫情導致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不得不向內看，在那段時間裏，所有舊的連接幾乎都被切斷了。無論是貿易、投資、還是旅行、會議，一切都是支離破碎的。

在當時的情況下，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不可避免地變得更加內向，因為那時的重點是應對新冠。因此，這或許給了西方批評家理由，使他們認為中國正在“偏離”改革開放的路線。我不同意上述觀點，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可能的解釋。

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中美關係惡化，導致了某種程度的分離。不是切斷，而是分離。我們稍後會談到的重視安全是其中一個維度。實際上，美國已經變得越來越內向。而在某種程度上，由於美國的遏制和自身安全的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有了新元素、新重點，以及某種意義上的新方向，但是，仍然堅持了中國的根本思想路線。

觀察者網：我同意你的觀點。更具體的，一些批評中國的意見認為中國已經偏離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軌道，對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不友好”。但是三中全會發布的文件，讓那些批評家們大失所望。

三中全會的《決定》將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置於突出地位：一方面，持續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另一方面，也強調要繼續推動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在保護民營企業方面，《決定》提出了要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並且要向民營企業進一步開放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對於外國投資者，《決定》要求有序擴大商品市場、服務市場、資本市場、勞務市場等對外開放，落實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推動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領域有序擴大開放。

這是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信號。您如何看待這些想法和計劃呢？

**馬丁·雅克：**一些觀點認為中國越來越關注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並且對私營企業的重視程度和優先級較低。這種聲音主要來自西方，當然在中國也存在。但説實話我並不能完全理解這些觀點。

因為現在中國的私營經濟佔中國GDP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在互聯網等充滿活力的行業領域中也存在諸如騰訊、阿里巴巴這樣的知名公司，它們都不是國有企業。整個互聯網行業大部分公司都是私營的，它們通過各式各樣的網絡活動，實現經濟增長。

因此，諸如中國正以某種方式“拋棄”私營企業、專注做大國有企業發展的論點，實際上並不成立，因為這與實際發生的事情完全矛盾。

當然，這也是一種對中國的意識形態批評。在我看來，“中國要回到毛時代”和所有類似的説法，都是無稽之談。我的意思不是我們無法從毛澤東時代學到東西。毫無疑問，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領袖，我們需要從他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就中獲得經驗。

實際上，中國對私營部門的重要性，以及國家與私營企業之間關係的認識已更為深刻。

畢竟，在中國科技轉型過程中，私營企業發揮了至關重要，乃至決定性的作用，比如華為就不是國有企業。

但是，我認為在某些事情的優先級排序上，確實存在一定問題。比如，有時國有企業在貸款等情況下享有優惠待遇和其他特權，而私營部門，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從大銀行獲得貸款並不是那麼容易，所以，它們不得不另尋他法。

在我看來，三中全會明確了，中國將更加重視私營企業，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一樣在各自領域都非常重要，中國多種所有制成分共存的經濟制度仍然是非常適宜的。

在海南洋浦經濟開發區拍攝的洋浦國際集裝箱碼頭 新華社

另外，外資企業的問題可能更為複雜。中國是一個非常有活力且極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中國社會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社會，中國政府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政府, 而且中國一直處在變化之中。老實説，西方人可能很難理解中國這一點，因為西方的發展很慢，比如，在我們國家，經濟變化並不顯著，因此他們傾向於認為有些事情可能是一成不變的。

看到三中全會的《決定》鼓勵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發展，我很開心，我認為這會在西方受到歡迎。老實説，西方對中國抱有偏見，因此無法以善意接納來自中國的任何事物。但這份文件是個積極的信號，因為我認為中國需要鼓勵外資企業增加在華投資，儘管我瞭解到，外資近期在這方面行動較少，這對中國經濟、對西方，以及西方看待中國的態度都至關重要。

·中國共產黨黨的創新活力 是中國治理成功和長治久安的主要因素

觀察者網：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七個聚焦”，其中一項就是要聚焦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長期執政能力，而且提出黨的領導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在您看來，過去幾十年裏，什麼因素促使中國共產黨在治理中國上取得不凡的成就？那麼，面對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百年未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管理一個14億人口大國，中國共產黨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確保長治久安？

**馬丁·雅克：**我認為中國的治理是一個成功的故事，尤其是中國的治理能夠隨着形勢和挑戰的變化而與時俱進，這一點在中國以外的地方被極大低估了。外界將中國描繪成僵化、教條、無法進行深刻變革的形象，然而，事實恰恰相反。

改革開放對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不再是將人民組織起來，在共產主義信仰下進行革命，而是要肩負起全新的使命，那就是成為推動中國變革的引擎，並探索如何實現這一轉型，需要何種體制、何種價值觀等諸多問題。

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一直高速增長，增長率甚至超10%。在那個時期，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有活力、富於創新的組織，這一切才有可能發生。中國仍在以驚人的速度變化，這需要持續對政府進行重大變革。因此，這並不是一勞永逸的。

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很多項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革命性的變革，我認為這是中國成功的主要因素，也使得中國共產黨能夠跟上中國正在發生的深刻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變革，以及應對未來的挑戰。

從長遠來看，三中全會專注創新和改進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面對未來的挑戰，我認為共產黨幹部隊伍的職業素養至關重要，這實際上是中國治理的特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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