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鴻斌：意欲經略中亞？日本早已力不從心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鴻斌】

8月9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將前往哈薩克斯坦，與中亞五國領導人舉行首屆峯會。在這次會議上將發表一份推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合作的聯合文件，重點在工業脱碳、物流網建設和人才培養方面深化關係。日本還將明確表示對建設“裏海通道”的支持，這項計劃將使日本與歐洲的物流通道避開俄羅斯。

中亞五國地處亞歐大陸結合部，位於俄羅斯、中國、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大國或地區性大國中間。從地緣位置看，中亞五國是貫通亞歐大陸的交通樞紐，這裏既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也是中國倡導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核心地區。

在能源資源上，中亞及裏海地區石油儲量一般估計為1500~2000億桶，約佔世界石油儲量的18-25%，已探明的天然氣儲量達7.9萬億立方米，被譽為“第二個中東”。

冷戰結束後，中亞作為大國角力的重要戰略緩衝地帶，其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意義更加凸顯。鑑於中亞五國和中俄關系密切，尤其是其中四國和中俄同為上合組織成員國，美日正加強在該地區與中俄的博弈。隨着俄烏衝突爆發，中亞五國加強了多元外交探索的意願。本文嘗試從日本與中亞五國關係發展線索出發，揭示本次日本與中亞五國領導人會晤的意圖以及可能的影響。

中亞五國外長與岸田文雄網絡圖片

1991年蘇聯解體前後，中亞五國從原先的加盟共和國相繼成為獨立國家，日本隨即於蘇聯解體3天后同時承認了這五個國家，並於1992年1月26日分別與這五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儘管日本承認中亞五國的速度很快，但從大使館的設立時間可以看出日本並不重視這一地區的價值。除了日本駐哈薩克斯坦的大使館於建交1年後開館外，其他大使館的設立可謂是姍姍來遲。日本駐烏茲別克斯坦的大使館直到1996年才建立，而駐吉爾吉斯斯坦和駐塔吉克斯坦的大使館則分別遲至2003年和2007年才得以建館。相比之下，土庫曼斯坦駐日本大使館2005年就掛牌運行了，而日本駐土庫曼斯坦大使館則於2013年才開館。

另外，儘管中亞五國對日本抱有很高的期待，但自中亞五國獨立以來，日本前後17位首相中，僅有安倍晉三訪問過中亞。相較之下，中亞五國的總統大部分都訪問日本達三次以上，如時任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就曾5次訪日，土庫曼斯坦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也已訪問日本高達五次。

早在1997年，為了力爭在葉利欽執政的鼎盛時期一舉解決”北方領土”問題，以及垂涎中亞豐富的自然資源，在日本外務省和經濟產業省的共同推動下，日本加強了對中亞地區的外交力度，以此對中國和俄羅斯“打中亞牌”。基於此，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推出了“歐亞大陸外交”，力圖在中國和俄羅斯之間打入一個楔子。但隨着橋本龍太郎在1998年辭職以及1999年底葉利欽的離任，日本的這一盤算未能奏效。

但中亞的地緣戰略地位和資源畢竟是不可忽視的。於是2004年日本又開始與中亞五國舉行外長級兩年一次的“中亞+日本”會議，今年是第10次，將於8月在哈薩克斯坦舉行的這次會議將升級為峯會，此舉表現出日本再度重視與中亞五國的關係。

中亞五國面積達400萬平方公里，是日本的10倍以上，人口達7420萬，資源豐富。尤其是中亞與中國西部邊境相鄰，對多年來在全球竭力拼湊“對華包圍圈”的日本來説，這是必須加大戰略經營力度的重要地區，這也是日本提出將外長對話會升級的根本原因。安倍晉三早就開始注重中亞的戰略作用，所以他於2015年就風塵僕僕地訪問了中亞五國。

但日本的發展與日本對中亞五國的關係之間橫亙着一個難以克服的巨大障礙，那就是交通相當不便。中亞五國均為內陸國，其中烏茲別克斯坦更是全球僅有的兩個“雙重內陸國”（即其鄰國也均為內陸國）之一。日本無論是開展經貿交流還是推動企業前往投資，都極為不便。目前在日本與中亞五國之間，只有東京與塔什干間設有定期航班，但每週僅一班。由此可見，雙方人員交流的程度相當之低。

同樣，日本石油企業10多年前開始參與哈薩克斯坦的裏海石油開發，但開採出來的石油須經過土庫曼斯坦和伊朗，然後再裝船運往日本，此舉大大增加了運輸成本。交通不便造成了物流成本高昂，日本從海參崴或連雲港通過鐵路運往中亞的集裝箱，由於回程沒有貨物導致空箱返回。再加上須經過多國海關的檢驗，甚至還不時發生貨物失竊，這些都極大增加了運輸成本。

就2023年日本與中亞五國的貿易額來看，這五個國家與日本的進出口額之和才2890億日元，僅佔當年日本外貿額的0.128%。但是這已比本世紀初雙方的貿易額增加了好幾倍。其中土庫曼斯坦當年對日本的出口額僅為1442萬日元，不到70萬元人民幣，也就一個集裝箱貨物的價值。

日本在中亞的頭號貿易伙伴是哈薩克斯坦，2023年日本對哈出口943億日元，進口為1181.52億日元。日本從該國的主要進口產品是石油和鐵合金，兩項目佔總額的98%之多。在2018年前都是鐵合金佔據首位，但從2019年開始石油進口額超過鐵合金躍居首位。2022年日本從該國進口石油僅佔其進口量的0.2%，也就30萬噸稍多，相當於一艘超大型油輪的載貨量。而當年中國通過輸油管道進口的該國石油超過1000萬噸。就鐵合金而言，2021年前11個月，日本從該國進口的鐵合金數量排名第二，為22.15萬噸，但排名榜首的中國的進口量高達83.99萬噸。

以中亞五國中經濟體量最大的哈薩克斯坦為例，其2023年的出口前五位分別為歐盟、中國、俄羅斯、土耳其和韓國，進口前五位則是俄羅斯、中國、歐盟、美國和韓國，日本均名落孫山。

日本力圖通過在中亞增加存在感來降低中國的影響力，這顯然是高估了自己，打錯了算盤。折騰了這麼多年，日本在中亞的地位和作用實在增加有限。中國在2023年通過中亞前往亞歐各國的“中歐班列”超過1萬列，日本和中亞的經貿交流規模與此根本無法相提並論，完全不在一個檔次。

日本東京港口視覺中國

按2023年日元對美元平均匯率140.53:1折算，當年日本與中亞五國的貿易額才20.56億美元，而當年中國與中亞五國的貿易額高達897億美元，同比增幅高達27%，日本僅為中國的2.3%。

截至目前，日本在中亞地區只有一個投資項目，即參與聯合開發哈薩克斯坦在裏海地區的卡沙幹油田，投資額為56.6億美元。2005年日本油氣礦物資源機構（JOGME）簽署了該油田開發協議，在其中佔股8.33%（美國埃克森公司、英荷殼牌公司、法國道達爾公司和意大利埃尼公司均佔股18.52%，中國佔股比重與日本相同，剩下為哈薩克斯坦本國股份）。對其他4箇中亞國家，在日本也查不到相關投資數據。如果日本企業在中亞投資踴躍的話，顯然是不會出現這一狀況的。

日本對中亞五國的日元貸款項目（包括有償和無償項目）也相當有限。在2016-2020年期間，日本對中亞五國的“官方發展援助”僅在2016年排名第5（296萬美元，而當年排名榜首的美國提供了3390萬美元，差了不止一個數量級），其他年份則都在前五名以外，甚至連匈牙利提供的援助額都在日本之上，而匈牙利的人均GDP還不到日本的一半。

截至2021年，日本對中亞五國的援助情況如下：

對哈薩克斯坦的有償援助額為951.49億日元，無償援助額為68.56億日元，技術合作項目金額為138.09億日元；在援助國排名上，在2016-2020年期間僅於2016年排名第五，其他年度均不在前五名中。

對烏茲別克斯坦的有償援助額為5010.11億日元，無償援助額為292.53億日元，技術合作項目金額為206.04億日元。在2016-2020年期間日本的援助額均名列榜首。

對土庫曼斯坦的有償援助額為45.05億日元，無償援助額為9.51億日元，技術合作項目金額為13.51億日元，在援助國排名上2017年排名第2，2018年名列第3，2019年下滑至第4，2020年進一步降至第5。

對塔吉克斯坦沒有一個有償援助項目，無償援助額為440.69億日元，技術合作項目金額為106.56億日元。在援助國排名上，2016年和2020年排名第2 ，2017年和2019年名列第3，2018年獨佔鰲頭。

對吉爾吉斯斯坦的有償援助額為375.80億日元，無償援助額為346.05億日元，技術合作項目金額為218.22億日元；在援助國排名上，2016年和2020年名列第4 ，2017-2019年均排名第3。

日本與烏茲別克斯坦的投資協定於2009年開始生效，與哈薩克斯坦的投資協定則生效於2015年。與哈薩克斯坦的租税協定於2008年開始生效，與烏茲別克斯坦的租税協定則從2020年才開始生效。這一協定雖然可以減少日本企業的投資風險，但卻無法確保投資的回收。

截至目前，日本僅在吉爾吉斯斯坦開展了“一村一品”活動，其他則是為中亞五國培養人才，開展反恐和緝毒訓練和邊境管理等項目。對中亞五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直接見效的項目則難覓蹤影。

除了受困於交通不便這一天然不利條件以外，日本企業對中亞五國投資裹足不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信息匱乏，在中亞五國幾乎看不到任何有價值的日文投資信息。雖然五國也不時為日資企業舉辦招商洽談會，但會上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資料，例如XX地方設立了經濟特區，擁有XX優惠條件，歡迎各企業前往投資！日本企業對此一頭霧水，甚至對這些特區的地理位置都一無所知。此外，日本企業感到困惑的另一個原因是統計數據嚴重不足，只有哈薩克斯坦中央銀行的相關統計數據具有參考價值，近年來烏茲別克斯坦也在國際金融機構的指導下開始重視這一工作，但日本企業仍對此強烈不滿。另外，中亞五國的外匯管制和雙重匯率（即官方匯率和市場匯率）也使日本企業深感困惑。

中國與中亞五國外長會議網絡圖片

這些年來，日本幾乎所有的對外戰略，均與抗衡和遏制中國有關。日本之所以與中亞五國舉行“中亞+日本”外長會議，其背景顯然是上合組織的橫空出世。日本欲通過在中亞加大投入，在中國與中亞國家之間打入一個楔子，以此掣肘中國與中亞國家發展關係，而且欲使中國腹背受敵，消耗中國的戰略資源。

眼看中國與中亞五國的關係日益加強，日本深感焦慮。2016年安倍晉三又推出“印太戰略”，以此來對沖“一帶一路”。但中亞遠離印度洋，這一戰略難以覆蓋到中亞地區，於是在去年上合組織西安峯會取得巨大成功後，擔任“日本與中亞國家議員聯盟”會長的麻生太郎就建議將原先的外長會議升級為峯會，岸田採納了這一建議，而中亞五國也對此表示歡迎，因為這些國家都希望在中國和俄羅斯之外再與一個大國建立類似的“鄰國關係”。

但由於日本經濟持續疲軟，尤其是財政已到了捉襟見肘的困境，因此雖有經略中亞五國的強烈政治意願，但明顯力不從心，這直接導致中亞五國希望日本推動其經濟發展的期盼始終是一廂情願，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而日本企業對外投資一貫小心翼翼，缺乏良好的投資環境（包括相關的引資政策和營商環境、基礎設施、勞動力素質和零部件配套能力等），即便對象國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巨大，但只要回收投資和盈利前景不夠明朗，日本企業絕對按兵不動。因此即便日本政府一再呼籲，但企業卻在商言商，無動於衷。

所以，雖然日本對中亞五國情有獨鍾，欲以此來抗衡和制約中國，但實力和條件卻嚴重不匹配，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即便日本將外長會議升級為峯會，但仍難以從根本上改變與中亞五國關係的滯後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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