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瑋:她們是受害者,不是什麼“慰安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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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2024年8月14日是第12個世界“慰安婦”紀念日。8月7日,湖南長沙郴州岳陽地區8名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向湖南省高院提起訴訟,要求判決日本政府道歉並賠償。起訴者中,年齡最大的102歲。
此前,“慰安婦”受害倖存者們向“中國慰安婦民間調查第一人”張雙兵尋求幫助,張雙兵向老人們推薦了賈方義、郭乘希領銜的律師團隊。張雙兵從1992年8月開始一直主持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訴訟團,至今年4月15日,18位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子女及其親屬集體向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遞交訴狀。這是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羣體對日申訴32年來,首次在中國法院起訴日本政府。
01
如今,被譽為“中國慰安婦民間調查第一人”張雙兵,滿頭白髮、形銷骨立,他每日抓起一把把藥片,就着一碗碗中藥咽入喉中。堆成小山的藥瓶子不能治好他的病,肺癌晚期的張雙兵,只能靠着靶向藥,儘可能地延長蠟燭燃燒的時間。他忍不住唉聲嘆氣:“我的時間不多了,我答應了要為她們討回公道。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做到。”
君子一諾,五嶽皆輕。
張雙兵生於1953年,年輕時的他,只想幹好本職工作,當一名優秀的人民教師。但歷史似乎賦予了他更崇高的使命——42年前,一次偶然的邂逅改變了張雙兵的一生,也讓他撕開了一羣沉默了半世紀的隱秘羣體的血痂。
事情要從1982年的秋天説起。
家住山西省盂縣西潘鄉羊泉村的張雙兵,彼時是偏遠山村的一名小學教師。秋收時節,他帶着學生在野地裏做一個教學活動,遇見了一名老婦人。老婦人跪在地裏,艱難地割着麥穗,每割幾下便需休息許久,顫顫巍巍的軀體似乎隨時會倒下。
張雙兵和學生一起幫忙,他又護送老婦人回到家中,發現老婦人家裏還有兩位喪失勞動能力的老翁。張雙兵動了惻隱之心,想了解她的情況給予幫助,老人卻閉口不提。
後來,張雙兵經常去接濟照顧三位老人,得知這位叫侯冬娥的老人,年輕時被日軍兩次抓去做慰安婦,慘遭蹂躪踐踏,失去了生育能力。家中另外兩位老人,半身不遂的是她老伴,另一位是老伴的哥哥。老伴哥哥曾被日軍抓到日本當勞工,已喪失勞動能力,全靠侯冬娥一個人苦苦支撐。
張雙兵倍感震驚,他沒想到身邊就有一位活生生的侵略戰爭受害者。更令他五味雜陳的是,侯冬娥已飽受戰火和日軍摧殘,得不到幫助卻還要忍受周圍人的鄙夷。
“你走吧,她是在炮樓裏待過的女人。”有一次,在幫助侯冬娥勞作時,村裏的人這樣勸張雙兵。因為在“在炮樓裏待過”的屈辱史,侯冬娥的日子過得極其艱難。在當年,“日本娘”的名聲是徹底毀了。因此,儘管一來二去間兩人已熟絡,但張雙兵每每提到過去,侯冬娥總迴避——“説出來讓人笑話。”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但“慰安婦”們就解放了嗎?
且不説很多因忍受不了屈辱而自盡,那些倖存者揹負着污名,繼續生活在周遭異樣的眼光中——在日偽軍和漢奸長期關於“慰”、“安”的“温情”宣傳中,那些死裏逃生的女子,大多被認為是為日本人服務過的“妓女”、是“日本娘”、是“炮塔裏的女人”……
時間一晃十年,從1982年至1992年,張雙兵和妻子不斷幫扶與照顧老人,侯冬娥逐漸敞開了心扉。
轉機發生在1992年5月31日,張雙兵在《山西日報》看到一篇介紹民間對日索賠的報道,署名童增。他輾轉與童增取得聯繫,拿着報紙去找侯冬娥。
張雙兵説,他想代侯冬娥向日本討回公道。“她號啕大哭,哭了快一個小時,我也跟着哭。一天之後,她才真正説出埋在心底幾十年的話。”老人回憶時,邊講邊哭,經常講不下去。張雙兵往返多次,才把事情捋清。
日軍施加在侯冬娥身上的暴行,令張雙兵出離憤恨。他將侯冬娥的悲慘經歷整理成近八千字的訴狀,通過日本駐華大使館轉交日本政府。侯冬娥也因此成為中國大陸第一位公開站出來控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
也是從那一天開始,張雙兵踏上了尋訪受害者的征途。張雙兵告訴我:“她們和我們都不喜歡‘慰安婦’這個稱呼,那是日軍的叫法,她們是日軍慰安婦制度的受害者。”
檔案館的資料被他翻了一遍又一遍,盂縣、陽曲、太原、武鄉、沁縣,河北的平山和湖北的武漢,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劉面換、駢煥英、郝月蓮……進入張雙兵視野的名字也越來越多。
“那時候苦,連電話都沒有,自行車騎壞了7輛,摩托車騎壞了兩輛。”購買摩托車便耗光了張雙兵的工資,他的執着引來諸多質疑。
更煎熬的是走訪過程。對於很多受害者來説,幾乎沒人願意回憶那場煉獄。這是一個兩難選擇——沉默,歷史就會湮滅、罪行就會粉飾、苦痛無以申訴;站出來,又會令這些老人暴露在公眾目光之下、晚年不得安寧。幾十年來,他走訪調查了一千多位受害者,到2015年時,僅有127位受害者勇敢站出來。
萬愛花是第一個主動尋來的,她也是中國第一個實名起訴日本政府的受害者。
1992年,張雙兵給萬愛花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我聽説,你被日本侵略軍強暴過,如果有這樣的情況,你願意説,我就過去找你,如果你不願意説,我這句話就當沒有説過。
萬愛花收到信後,立即動身從太原趕到了羊泉村。
1943年,萬愛花三次被日軍擄走,遭到慘無人道的踐踏。由於長期遭受折磨,她的身高從160釐米出頭萎縮至147釐米:下身嚴重潰爛,胯骨、肋骨多處骨折,以致腰身陷進骨盆、頸部陷入胸腔,手臂脱臼,耳垂被扯掉。成了廢人的她被擔回家後,卧牀三年才能動彈。
尋訪到的受害者越多,張雙兵發誓要為她們討個説法的信念就越堅定。
02
最初,張雙兵覺得討回公道不是件難事。
“在我看來,日本侵略中國是毋庸置疑的既成事實,受害者健在,傷痕猶在,就差日本政府給個交代。”他説服侯冬娥等人站出來,將材料整理成申訴狀——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索賠10萬美元,遞交給日本駐華大使館。
等了一年,日本一直沒反應,張雙兵和老人們決定發起跨國訴訟。
通過童增牽線,他認識了以大森典子律師為首的日本律師團,後者是專門為二戰中遭到日軍侵害的中國受害者打官司的志願者團隊。1993年10月,兩人在北京見了面,張雙兵才知道,大森典子是日本共產黨員,律師團裏不少人都是日本共產黨。
大森典子言之鑿鑿地告訴他,現在的日本政府不是軍國主義政府了,一定會向中國受害者道歉賠償。
張雙兵信心大增,他代表受害老人簽了代理協議。回憶到此處,張雙兵略微尷尬地説:“最初,我和老人們對此都很擰巴——狀告日本政府,是否該接受日本人的幫助?我很為難,但假如沒有日本律師團的資助……”
我對張雙兵説:“我想,比起國籍,我們更應該稱呼這些日本友人為‘同志’。”
“是的。我後來也想明白了,因為一路上,不僅有日本人,還有韓國人美國人都在幫助我們。”張雙兵感慨不已。

1998年,張雙兵指引韓國記者探訪進奎慰安所作者供圖
1995年8月,張雙兵帶着李秀梅、劉面換、陳林桃、周喜香四位老人正式起訴日本政府。第二年7月9日,張雙兵帶着劉面換和李秀梅,去了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站上了103號法庭。
“在日本期間,很多人為我們提供了幫助。日本共產黨的律師團,還有以石田米子為代表的老師羣體,他們邀請我們到中小學和大學做報告,控訴日軍的暴行。很多年輕人在會後鞠躬或下跪,代他們的祖輩向我們致歉。”他們去了東京、橫濱、大阪,一路做報告,控訴日軍的累累罪行。

此前,張雙兵參與在日本法院的訴訟其間一個插曲令張雙兵永生難忘:在東京一家酒店,張雙兵和兩位老太太剛剛住下,一名日本老人帶着一箇中學生敲門進來。“他和那孩子撲通一聲跪了下來。他名叫湯淺謙,會説中文,曾是日軍侵華期間駐守在山西的軍醫。他認識到自己犯下的罪行,帶着孫輩來懇求老太太們的諒解。”
這令張雙兵一行五味雜陳,同時,日本右翼分子的舉動也讓他們憤恨。“我們到各個會場做報告的時候,日本右翼勢力在路上罵我們,説中國人在胡説。去訴訟路上也會遭到右翼威脅和示威。其實他們最清楚自己的祖先做了什麼,但他們就是矢口否認。”
此後很多年,張雙兵幾乎年年帶着老人去日本討説法,從地方法院到中級法院,再到高級法院,卻一次又一次的遭受打擊。
2005年,東京高等法院不僅駁回了郭喜翠等人的上訴,甚至支持了日本政府提出的“請求權放棄論”的主張——該判決認為,1952年日本政府與台灣中華民國締結了《日華條約》,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的“正位政府”,與日本締結的條約是有效的,關於戰爭賠償問題是適用於國家間而不是部分區域的,因此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中國全境都可以適用《日華條約》。
張雙兵一行一萬個不服,接着上訴。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終審判決:承認歷史事實,但不予賠償。一是訴訟時效已經過期,二是日本法律規定個人不能起訴政府。
這次終審,日本最高法院僅花了一分鐘。
“1992年到2007年,15年的官司,九審九判,日本政府沒有一個字表示歉意,更沒有給一分錢補償和安慰。”摸着判決書,張雙兵不知道回國該怎麼面對老人們失望的表情,也不知該怎麼告慰那些已在九泉之下的人——1994年,“我這輩子活得像根木頭”的侯冬娥老人,臨終前囑託張雙兵要為自己討個清白;2013年,敢為第一人的萬愛花老人帶着遺憾與世長辭,她曾於1996年、1998年兩度隨張雙兵赴東京法院作證,歷時8年,三訴三敗。
她們沒能等來想要的結果。日本的終審判決,把張雙兵一路強撐着的那股勁卸得乾乾淨淨,洶湧而來的是“前所未有的痛苦、內疚和灰心”。最開始信心滿滿、為張雙兵提供幫助的日本律師團,也對判決結果失望不已,痛罵自己的政府不守信用。“日本同志們也盡力了,15年的官司,我們在日本的費用都是他們出的,前後花了一千多萬人民幣。”

張雙兵展示日本高院駁回中國“慰安婦”訴訟請求的終審判決書(2014年,圖源新華網)作者供圖
03
沒能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賠償,多年奔波輾轉的路費、訴訟費卻掏空了張雙兵的家底和身體。多地走訪調查、組織跨國訴訟、來自日本和國內的雙重壓力,其間的苦楚,遠非一位鄉村教師的雙肩所能承受。
一生能有幾個三十、四十年?在人生最壯懷激烈的歲月,為了調查受害者的狀況,山溝裏的張雙兵硬是靠着毅力長征了幾十萬裏,甚至險些被山洪帶走。
然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他的執着與付出是“不務正業”。
過去,張雙兵是學校裏的名人,大會必點名,小會定挨批。更可怕的是,自日本媒體介入後,不斷有聲音給他和村子扣上“破壞中日團結”的帽子。村領導和村民為了息事寧人,堵住路口,將他銬起來禁止他出村,他只能偷偷摸摸和外界聯繫。
越來越多常人難以忍受的壓力,令張雙兵的家人們崩潰了。孩子抱怨缺少父愛,怨懟父親在自己高考失利的關鍵節點,家裏掏不出學費供他復讀;老婆抱怨他不着家,還用家裏一半的錢接濟外人,精神也因被扣上“破壞中日友好”的罪名受到了刺激;老母親無可奈何地説“她們才是你的親孃嘞!”
可最讓張雙兵痛苦的,是極個別受害者家屬的以怨報德。
“訴訟失敗後,有個老人的兒子找上門,罵我多管閒事,指責我搞壞了他母親的名聲,讓我賠錢。”張雙兵落寞不已,“讓日本政府道歉賠償,最開始他是很高興的。但敗訴了,他就把怨氣撒在我身上。”
揭開陳年血痂會痛、會流血。但就算子女阻撓,老人們卻非常堅持。她們會悄悄聯繫張雙兵,有的老人甚至把日本簽證辦好了才告訴子女。“我給她們希望,説話不算數,就對不起老人家。”
張雙兵説,她們年輕甚至年幼時被日軍凌辱,受過的苦難太多了,那些傷痕是藏在心底的大疙瘩。但不管是記錄還是訴訟,都需要白髮蒼蒼的她們暴露在公眾和媒體的聚光燈下,重新撕開心靈上的傷疤,一遍遍講述好不容易淡忘的噩夢,年年告,年年説,她們好受嗎?
“她們是出於對我的信任,才將藏在心裏最痛的和盤托出,希望我能幫她們向日本政府討回公道。”張雙兵感慨,“在這條路上,我的命運已經和她們綁定了。她們太恨日軍和侵略戰爭了,雖然不知道我最終能做到什麼程度,但做一步是一步,我的行為能讓她們在臨終前好受一些,我的心裏就好受很多。”

1998年,侯巧良老人在日本民眾大會上控訴日軍暴行
在張雙兵的感召下,中日人士紛紛加入尋找幫助受害者的行列。一位叫李貴明的農民成為了核心志願者,對受害老人的生活給予極大的幫助;文史工作者的趙潤生幫助張雙兵整理證言史料;北京女律師康健奔波於北京、山西和日本之間;一羣日本正義人士從物質、精神等各個層面給予最大的支持。
這些年,他將尋訪到的數千人次的調查和百位當事人證言整理出版成書,包括《“慰安婦”調查實錄》《炮樓裏的女人—山西日軍性奴隸調查實錄》《一把辛酸淚》等。他還參與了電影《二十二》《大寒》的拍攝,還有加拿大電影《等不到的賠償》和很多部電視劇。
對此,老人們很高興,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她們是“慰安婦”制度受害者,而不是心甘情願當日本人的“慰安婦”。《大寒》的導演張躍平把張雙兵稱為“民族英雄”,張雙兵愧不敢當,連連強調“我做了,但是做的結果不好,慚愧。”
2018年,曹黑毛老人離世之後,張雙兵的身體狀態急轉直下。這些年,他送走了一個又一個沒等來道歉的老人,而隨着曹黑毛老人離世,張雙兵走訪的127名受害者名單,已全數打上了方框。
2015年之後,張雙兵又尋訪到了12名受害者。2020年,張雙兵確診癌症。“我做這件事到今天已經42年了,如果不能在最後的日子為老人爭取到應有的賠償和道歉,我不甘心啊,下去也愧對她們。”張雙兵説。患癌後,即使在治療期間,張雙兵也拖着病體主導了盂縣進圭侵華日軍駐地舊址重新修復工作,並在原址上建起了“抗戰受害女性對日索賠訴訟紀念館”。

在張雙兵主導下修復完成的“抗戰受害女性對日索賠訴訟紀念館”
對於4月在山西提交的訴狀,張雙兵滿懷期待,“這是在中國,應該會有一個公正的審判。”張雙兵説,這是受到了2021年韓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對日本政府提起的索賠訴訟案的啓發。2021年,在韓國志願者開始幫助韓籍“慰安婦”受害者起訴前,張雙兵就和他們多次交流,韓國的判決結果也讓他決定在中國起訴日本政府。
2023年,張雙兵找到律師賈方義,希望他能參考韓國判例,幫助我國受害者進行訴訟。律師們研究後,決定幫助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依照國內法訴訟索賠,力爭促成日本政府懺悔和道歉。
隨後,張雙兵又開始聯繫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的後人。侯冬娥是中國大陸第一位站出來控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制度受害者,這一次,她的孫女李雙俏也勇敢地站了出來。
而大洋彼岸,此時已89歲高齡的大森典子,發表聲明公開支持“山西十八人團”,並表示若需要1992年至2007年在日訴訟資料,定毫無保留提供。8月9日,同樣白髮蒼蒼的石田米子在年輕人的幫助下,用微信和張雙兵視頻連線,表達了自己的支持和祝願。
“抗戰勝利都快80年了,我的抗戰還沒有結束。人走了,理還在,我的時間不多了,死也要死在這條路上。”張雙兵堅定告訴我,“我從沒有後悔過。我走了以後,年輕人一定會繼承下去的,終有讓日本政府道歉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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