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緊張貿易局勢”下展開金融對話，能談什麼？

【文/觀察者網 王愷雯】據多家媒體報道，8月15日至16日，中美金融工作組在上海召開會議，這是該工作組自去年9月成立以來第五次舉行雙邊會議。

不少外媒注意到，本次會議召開之際，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正日益加劇。《紐約時報》稱，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一批高級官員赴上海蔘會，旨在“保持雙方經濟關係的穩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問題專家呂祥8月17日對觀察者網表示，當前美國各種政策都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拜登政府時日無多，很難指望其有重大政策出台，但如能在一些具體領域對有關問題進行務實探討，有助於中美關係保持穩定。

中美談什麼？

中美金融工作組是為落實兩國元首巴厘島會晤重要共識、在中美經貿雙方牽頭人指導下建立的兩國金融交流機制。

2023年9月，中美成立經濟領域工作組，包括“經濟工作組”和“金融工作組”。“經濟工作組”由中美兩國財政部副部長級官員牽頭，“金融工作組”由中國人民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級官員牽頭。兩個工作組將定期、不定期舉行會議，就經濟、金融領域相關問題加強溝通和交流。

在中美金融工作組往屆會議中，中美雙方已經就兩國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金融監管合作、金融市場制度性安排、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全球金融治理、跨境支付和數據等議題進行了專業、務實、坦誠和建設性的溝通。

本週在上海舉行的會議是中美金融工作組自去年9月成立以來的第五次會議，也是在中國舉行的第二次會議。

據美媒報道，美國代表團由美國財政部助理財長奈曼（Brent Neiman）率領，於當地時間8月12日啓程。同行者還包括美國財政部副部長、曾在美聯儲任職的金融穩定問題專家梁內利（Nellie Liang），以及美聯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官員。

美國財政部助理財長奈曼美國財政部網站

奈曼在啓程前表示：“我們計劃在這次金融工作組會議上討論金融穩定、跨境數據、貸款和支付相關問題、私營部門推進低碳轉型融資的努力，以及出現金融壓力時我們可以採取哪些改善溝通的具體措施。”

《紐約時報》稱，美國和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今年一直在進行金融衝擊演習，以便在發生可能影響國際銀行或保險體系的危機，如網絡攻擊或氣候災難時，雙方能夠協調應對措施。

今年6月，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金融市場的助理部長尼古拉斯·塔博爾（Nicholas Tabor）在一次講話中表示，他參加了過去4次中美金融工作組會議，“這一經驗表明，美中金融當局之間定期、坦誠的接觸對促進相互瞭解是非常有價值的。”

塔博爾表示，建立溝通渠道的過程“讓兩國金融工作小組的參與者開始建立必要的關係，以便相互理解政策，確定可以互惠互利的合作領域，併為明確溝通分歧領域提供空間。我們已經取得了進展，但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中美務實探討，有助於雙邊關係穩定”

從“巴厘島共識”到“舊金山願景”，中美關係出現止跌企穩的勢頭，雙方溝通渠道重新建立，各領域各層級互動趨於頻繁。除了中美金融工作組、中美經濟工作組，去年以來，雙方還成立了中美商貿工作組、中美“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工作組”、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組。

但另一方面，美國對華遏制的態勢沒有出現根本性改變。

今年以來，美國一再炒作“中國產能過剩論”，給以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為代表的中國新能源產業貼上“產能過剩”標籤。今年5月，拜登政府宣佈在原有對華301關税基礎上，對自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電池、關鍵礦產等涉及約18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進一步加徵關税。其中，對中國進口電動汽車徵收的關税從25%提高到100%。

彭博社注意到，中美最新一次金融工作會議是在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加劇的背景下進行的，“華盛頓對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產業政策表示擔憂”。

《紐約時報》稱，儘管美中之間的溝通在過去一年中有所改善，但雙方在產業政策和技術主導權方面的分歧仍然存在。拜登政府的一批高級官員本週前往上海蔘加會議，希望在兩國貿易緊張局勢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保持雙方經濟關係的穩定。

2024年6月14日，蘇州，海通（太倉）汽車碼頭有限公司，一批汽車出口海外。視覺中國

呂祥認為，拜登政府已經進入“垃圾時間”，“目前美國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政策上都面臨着巨大的不確定性，現階段很難指望他們有重大政策出台。”

儘管如此，呂祥表示，在一些具體的領域，拜登政府還是希望有所作為。上月底，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組舉行了首次高官會議，相信本次中美金融工作組會議也會對有關問題進行務實探討，這有助於中美關係保持穩定。

不過，呂祥也提到今年4月美國財長耶倫訪華後，美國很快對中國電動車等產品加徵關税，“即便拜登政府的一些中層官員還有心談論一些事情，但很難想象這些官員能夠去扭轉他們的部長已經奠定了的基調。”

此外，在呂祥看來，美國現在大談金融穩定多少有點“自欺欺人”，“實際上這些不穩定是他們自己製造的。”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謂的‘拜登經濟學’（Bidenomics）無疑是失敗的。這不僅是對華經貿政策上的失敗，拜登政府的兩大法案（《芯片與科學法案》和《通脹削減法案》）沒有給美國製造業帶來實質性的提升，反而助長了金融泡沫和金融風險，給下一任美國總統留下了一個很困難的局面”。呂祥表示。

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元又是全球主要國際貨幣，美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具有巨大外溢效應。過去幾年，美國“大水漫灌式”的政策不僅引發其國內高通脹，更擾亂了全球金融秩序。此外，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也引發廣泛擔憂。今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批評美國當前的財政政策不可持續，威脅全球金融穩定。

呂祥指出，中國自身通脹水平保持温和，而且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供應國，中國的產能對穩定全球通脹做出了巨大貢獻，“如果沒有中國的產能，我們很難想象全球通貨膨脹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