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錦祥：侵略者？更多日本青年人認為日本是“受害者”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姚錦祥】

因為提到想參訪紀念神風特攻隊的知覽特攻資料館，日本乒乓球選手早田希娜被多位中韓乒乓球選手取關，再加上又有媒體爆出張本智和、石川佳純在參加巴黎奧運會之前，參拜了供奉東鄉平八郎的東鄉神社，一下引發了輿論軒然大波，齊聲譴責這幾位年輕乒乓運動員的行為。

早田這次“塌房”來的又快又急，與之前大家對她的愛稱“蘋果醬”相去甚遠，張本智和、石川佳純也面臨同樣的境地。這到底是年輕人的無心之舉，還是日本社會的必然？對於二戰史，日本青年人到底是如何認知的？

張本智和、石川佳純參拜東鄉神社引發譴責

特攻資料館到底是個什麼地方？

所謂知覽特攻資料館（知覧特攻平和會館）位於日本鹿兒島縣南九州市，是一座專門紀念二戰時期神風特攻隊員的博物館。知覽作為當時日本最南端的軍用機場之一，曾是神風特攻隊員出發執行自殺任務的起點，因此，這裏在戰後成為了特攻隊歷史的象徵地之一。

為了紀念這段歷史，1975年，知覽特攻資料館正式開放，館內展示了大量與神風特攻隊相關的歷史資料和遺物，包括隊員們的遺書、照片、個人物品以及當時使用的“零式戰機”模型等。

然而，知覽特攻資料館並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紀念場所。由於神風特攻隊這一歷史事件本身的爭議性，這座資料館也成為了不同歷史觀的交匯點。

在日本國內，神風特攻隊員往往被描繪成“武士道精神”的典範，是不惜一切代價捍衞國家的英雄。這種敍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特攻隊員“英雄”的光環，忽略了他們為軍國主義政策服務的本質特徵。

知覽特攻資料館

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一書中所提到的，“武士道”是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價值觀。武士道提倡忠誠、榮譽和不惜一切代價捍衞主君的精神，這種精神在二戰期間被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極力推崇，成為鼓動士兵進行自殺性攻擊的思想基礎。這種文化背景也解釋了為何神風特攻隊會被視為一種光榮的行為，而非悲劇性的死亡。在日本文化的宣傳中，特攻隊員被視為為國家和天皇獻身的勇士，他們的犧牲被官方宣傳為最高的榮譽。

就在2014年，特攻資料館還企圖將333件神風特攻隊隊員的遺書、信件，以“知覽來信”的名義，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遞交申請書，企圖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這種為“神風特攻隊”申遺的舉動，引發了強烈抗議。各方積極發聲，點明瞭日本美化侵略歷史，挑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的本質事實。

由此看來，我們與特攻資料館的交鋒並不是第一次，可能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日本年輕人的歷史觀怎麼了？

按道理説，日本位於首屈一指的發達國家之列，年輕人在資料和信息獲取上也沒有絲毫障礙，但為什麼還會形成這樣的歷史觀呢？為何對二戰的認識依舊如此偏狹呢？

依筆者在日本的學習與生活感受，這恐怕是由整個日本社會看待二戰的結構性因素和整體氛圍所決定的。

在對二戰的價值判斷上，日本與我們截然不同。無論是學界還是媒體界，依舊更習慣於使用“大東亞戰爭”這種説法，“大東亞”相關的讀物更是充斥日本市場。其實這背後也是價值判斷。在日方看來，二戰的起源是日本意圖將亞洲國家從西方數百年的殖民和壓迫中解放出來，其目標是沒有錯的，只是後來的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問題。

在這種認知下，日方討論更多的，可能並不是這場戰爭的正義與否問題，而且戰爭為何“擴大化”的問題。他們經常也會假設，如果在某個時間點停住，是不是就可以守住在亞洲的既有戰果？這其實是很多日本人看待那段歷史時的基本理念基礎。

而且在對二戰史的敍述中，日本已經用“受害者意識”取代了“加害者身份”。這是一個更加“巧妙”的邏輯轉換，但已經形成了日本的社會現實。

每逢八月，都會看到無數的日本人去紀念廣島原爆、長崎原爆、神風特攻隊，這背後就是一種“受害者意識”。很少有日本人會去聊他們製造的屠殺事件和細菌戰，他們所記住的只有兩顆原子彈和神風特攻隊的“獻身”。

在他們看來，日本為這場戰爭付出了太多的犧牲，也成為世界上唯一遭到核爆的國家，這使得日本人的悲愴感無以復加。

現在日本口中所提到的“和平主義”，本質上不是對戰爭罪行的反思，更多隻是不希望戰爭再次發生在日本本土而已。這兩者是有根本不同的，前者是從“加害者”身份出發的，而後來更多是從“受害者”角度思考的。我們常説日德在承擔戰爭責任上有根本不同，這裏就體現得非常明顯。

除此之外，日本還一再強調自己只是被迫反應，而非主動進攻。時間已經進入了21世紀，但這套邏輯在日本依然根深蒂固。宛平城失蹤的日本士兵，成為日本侵華的藉口。但這套説辭依舊是日本的“正史”和社會普遍認知。

日本從東北、華北擴展到中國其餘各地，再到在東南亞與歐美的抗爭，每次都被日方包裝成“被迫應對”，是在被中國和西方挑釁之下不得已而為之。哪怕是南京大屠殺，日本的解釋也是，誰讓你反抗得那麼激烈呢？

因此，日本種種錯誤認知的根源，還在於其對“侵略戰爭”本質的否認。連這一點都否認，又怎麼期待他們有正確的歷史觀呢？

日本是如何進行戰爭教育的？

當然，日本年輕人歷史觀的形成，也和他們的戰爭教育分不開。

戰後初期，日本的歷史教育還較為客觀，較詳細地介紹了日本在二戰中的侵略行為及其後果。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起，日本的歷史教科書編纂逐漸成為政治鬥爭的場所。部分右翼勢力主張淡化或美化日本在二戰中的侵略行徑，強調“自衞”性質。比如，南京大屠殺被標註為“南京事件”，從軍慰安婦被放置在腳註當中，或者弱化“強行徵用”的色彩，都已經成為常規的操作。而731部隊和細菌戰這樣更為敏感的話題，在教科書中則早就不見了蹤影。

除了教科書之外，“和平教育”也是日本人歷史觀的重要一環，這從日本到處都有的“和平紀念公園”就可見一斑。

日本學校經常會組織學生參加和平教育活動，如參觀原子彈爆炸遺址或沖繩戰役紀念館。這些活動旨在讓學生親身感受戰爭的殘酷，進而培養他們對和平的珍視。這類活動通常強調日本在戰爭中的“受害者”身份，通過展示原子彈爆炸和戰後廢墟的慘狀，傳遞“戰爭不再發生”的和平理念。

2023年8月6日二戰廣島原子彈爆炸78週年，約五萬人蔘加了日本廣島和平紀念公園的户外儀式

但由於過度強調日本的受害者身份，使得一些日本年輕人對於日本在二戰中的侵略行為缺乏充分的認識和反思。這種“片面和平教育”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強化年輕人對戰爭的反感，但卻掩蓋了部分歷史真相，扭曲了歷史認知，導致他們對歷史責任的淡化。

除此之外，隨着社交網絡的發展，新媒體平台成為日本年輕人接受戰爭教育的新渠道。不少日本右翼勢力在社交媒體和其他平台上大力宣傳其歷史觀，試圖影響年輕人的認知。一些右翼團體甚至組織青年參觀如靖國神社等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場所，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塑造他們對歷史的“正統”認知。這種社交媒體和網絡空間中的宣傳對年輕人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特別是在對歷史問題較少深入瞭解的年輕羣體中，影響更甚。

總的來看，日本年輕人的戰爭教育，要麼是被弱化或扭曲的；要麼則是一筆帶過，讓一般學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日本年輕人的戰爭觀有一條完全能夠自洽的邏輯，而這套邏輯是與中韓等受害國漸行漸遠，甚至是迥異的。這與法德共編教科書的路徑截然不同，也是日本與周邊國家歷史矛盾依舊難解的重要原因。

早田事件之後的右翼狂歡

早田事件之所以備受關注，除了神風特攻隊本身的特殊性之外，還在於其恰好發生在8月15日戰敗日的前一天。這使得日本右翼團體如獲至寶，喜不自勝，紛紛出面表示“感謝早田”“後繼有人”。

比如極右翼的代表人物百田尚樹、門田隆將和右翼媒體產經新聞，都紛紛出面或直播為早田站台，甚至還有人在直播當中眼角含淚。這或許是對早田本人的一種“工具化利用”，但此舉等同於把早田“架在火上”，無論她願不願意，已經給她打上了右翼的烙印。對於本應與政治保持一定距離的運動員來説，這對早田未來的職業生涯，恐怕會造成一定的傷害。

幾天以來，早田既沒有在個人社交媒體上發言，也沒有再接受媒體的採訪。對她來説，恐怕沒想到這樣一個發言會引發如此巨大的軒然大波，更沒想到自己作為體育界人士，居然會處在政治圈的風暴核心。

但事到如今，事態的發展恐怕已經不受她的控制，她難以做出回應，也不可能去挑戰日本社會的“政治正確”，沉默應該是目前“最不壞”的選擇了。

而從社會普通大眾的反應來説，幾乎也都是站在早田一邊，認為她的做法沒有錯，對中韓兩國的過度反應表示“不理解”。

一位媒體人古市憲壽在富士電視台的新聞評論節目中稍微表達了不同的意見，他強調“並不是由於特攻才帶來如今日本的和平，我們要創造的是一個不再讓特攻存在的時代。”這句話一出，引發了日本各界的羣起圍攻和網絡出征，批評他是日本的叛徒。於是，哪怕是這麼一點的不同聲音也已被淹沒在輿論的滾滾洪流之中了。

因此，日本在與周邊國家交往之中，橫亙在其中的不只是國家利益的分歧，其根源還是歷史認知上的巨大差異。早田可能還在納悶，為何前兩天還在向我祝賀的中韓粉絲，一夕之間怎麼全都變了？當然，她有必要去尋找這個答案，而且可能會花費很長很長的時間。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