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騎士：大學評價體系，為何讓師生“相互為難”？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青騎士】

近日，浙大城市學院蔡老師對其所授三門課不及格率高的回應刷爆了網絡。這已經是暑假裏大學教師再一次出圈。巧合的是，上一次出圈的人大王教授也是來自中文系。

在如今高度娛樂化的時代，相比於花邊文學的高熱度，蔡老師發聲時所動用的彷彿從古典時代穿越過來的價值尺度，似乎很難得到太多早已在日常打磨下水泥封心的高校教師的共情。

今天的大學對於社會大眾而言，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一方面，隨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如筆者所在省份2024年高考錄取率高達94％），大學及大學教育已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另一方面，大學在源源不斷地製造話題的同時，在大多數人眼中依然保留着象牙塔的刻板印象。而這也便利了學得一手好“新聞學”的自媒體，常常製造一些博取眼球的聳動消息。

事實上，高等教育早已是規模化教育產業中的重要一環，教師與大學之間的關係也更接近於僱傭勞動關係（由此才需要對教師採取複雜的數目字管理），而師生關係也逐漸蜕變成商家與消費者的關係（由此教師才需要格外關注自己的教學評價，思考如何“取悦”學生）。

這些老生常談的言論，也許在學院內有類似經歷的教師恐怕也沒有時間深入瞭解、反思，就像最近網上出現的“蔡老師所任教科目均為通識選修課”等訛誤。

筆者與蔡老師同在自嘲為“學術緬北”的Z省高校任教，又同為中文系老師，對於蔡老師所提的培養方案中的課程設置、教學材料與檢查等問題，皆有着相似的經歷，因此樂於與讀者分享幾則教學中親身經歷或聽聞的小故事，供諸君一笑耳。這裏可以順帶説一句，我校亦曾發生過與蔡老師互為鏡像的考試故事——督導認為學生成績優良人數太多，而提出整改要求。

前兩個故事有一個核心的線索，就是今天大學教育中評價判斷學生與教師的現有標準，本質上都是失效的。

一、給“霸總”代課

某次期末考試，監考老師現場抓住作弊學生，經過上報班主任、輔導員等一系列操作後，原計劃按學風問題處理，結果該生堅稱自己是替考並非本尊，於是請來任課老師核實。但任課老師指認該生與平時上課者為同一人，該生才供出平時上課也是由他代上，真相也就浮出水面。

學生A本人忙於個人生意，在線上開通諮詢類小程序，月收入數以萬計，因此不惜以數百的價格僱傭其他學院無課學生替其上課、考試，沒想到被僱傭學生頗具職業道德，上課不僅積極簽到，還與任課老師互動多多，因此給老師留下深刻印象。

二、表白牆變“黑市”

和許多高校一樣，我校也有校內表白牆，類似於匿名錶達大學生訴求與青年人感情的樹洞，但就是這樣一塊充滿青春活力的自留地，到了每學期期末考試周，卻有了淪為買賣試卷信息、尋找替考作弊“黑市”的趨勢。

筆者聽聞有一位大學語文任課老師，偽裝學長卧底表白牆，結果恰巧遇見來向其兜售期末考試答案的學生，兩人一時在微信中長長的靜場。

在這兩個小事件中，比較容易得出的結論是無孔不入的利益侵蝕了學生羣體，間接影響了日常教學與考試。可能會有不少讀者解讀出對於當下大學生羣體學習態度的批評，甚至觸發某些年長者回憶起自己八九十年代上大學時，在牆報、校內bbs等領地，如何揮斥方遒，關注社會性議題等記憶，但這在00後看來，回憶光輝歲月只是人到中年的標誌。

不過，筆者想説的並不完全是這些問題。魯迅早就提醒過，不可以“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更何況，即使學生解決了學習態度問題，是不是學習積極性也迎刃而解了呢？下一個故事恐怕令人倍感無力。

大學裏面的“考研大軍”中新社/資料圖

三、追不上的“主席”

筆者在某次私下交談中得知，一位學院裏的標兵式優異生C坦誠自己對大學學習產生了懷疑與動搖，追問後才得知，該生去年期末考試成績皆在90以上，績點達到恐怖的4.0以上，卻依然與獎學金失之交臂。

原來，獎學金評定的主要依據是綜合測評，而並非完全依據考試成績。原本綜合評價是好事一件，有利於打破唯分數論單一的評價方式。然而在綜合評價時，是否擔任學生會幹部、班級幹部、參與社團、競賽獲獎以及志願服務等多方面因素，會對最終的評獎起到決定性作用。

而該生因為兩耳不聞窗外事，較少參與學生會工作與課外競賽，因此加分項較少，最後即便算上各類加分後，排名也從第一掉出前十。

對於這類學習本位型學生的評價，在高校中也存在着兩極口碑的分化。一般而言，行政輔導員老師更喜歡參與積極參與學生工作、多方面發展的學生，而專任教師則更希望學生將更多時間花在學習上（參與學生社團與競賽過多的學生，常常需要上課請假比賽、訓練乃至演出）。學生能否全面發展，一方面與其本人的“能力”及意願有關，另一方面也更與其所在家庭能夠提供的視野、資源有關。

毋庸諱言的是，就筆者所在的學校，來自沿海發達城市的學生往往興趣視野、表達能力要優於偏遠山區及農村地區的學生。這一點也讓筆者聯想到高考招生中的自主招生制度改革，原意是希望在自主評價招生時招到不只是會考試的學生，但與之相伴的另一面，則是催生了大量輔導申請自主評價的中介，協助高中生申請專利、撰寫論文，甚至出現高中生髮SCI的“驚人”新聞。

評價機制背後的問題，依然涉及資源不平等所造成的機會不均等。只能説大學裏面評價學生的綜合測評邏輯，與評價教師的數目字管理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完美複製了社會中資源分配的邏輯，無非是版本迭代的區別。

而今天青年教師之所以對越來越繁重的考核變得麻木，原因就在於他們早已在學生時代經歷過類似考核方式的毒打。（例如，筆者讀博時就經歷過需先行墊付學費，再通過年終考核決定是否全額返還的考核體系了）。

那麼，也許有人會問，上述評價體系存在的問題，難道教育管理部門沒有注意到嗎？

的確，在中國談高等學府，不能只關注其受市場配置的一面，還要意識到其主要收入仍來自國家或省財政的撥款，也就是通常被稱作公益二類事業單位的一面。

應該説，從教育部頒佈“破五唯”（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以及出台一系列鼓勵教學的措施之後，評價方式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比如有省級以上教學競賽的獲獎可以競爭教學類職稱等等。

從高校中各學科的區別而言，教學的確對人文學科的學者有着更大吸引力，這和蔡老師在回應中提到的士大夫傳統密切相關，但也有一些現實因素。

在今天的大學，刨去“科研”這條對部分人康莊、對另一部分人羊腸的道路以外，工科專業教師可以接企業橫向項目，社科（法政經管）等專業教師常與地方需求深入綁定，而人文學科、特別是普通院校的文史哲專業教師，如果在科研上無法取得更大成就，唯一可以釋放其十年寒窗積累的退路（用蔡老師的話説是“守護自己的尊嚴”）就是課堂。

這也是為什麼在各類課堂實錄類書籍中，文史哲的講課稿是最受歡迎的；在高校的通識選修課中，也往往是趣味橫生的人文課程拔得頭籌。但即便如此，現在的文科課堂依然面臨着科研導向型備課、課程教務管理要求過多以及新知識媒介等多方面挑戰。

四、鯨魚不能失去自行車

這是一個聽來的故事。某小眾專業師資力量不足，借用其他系教師L上課，L老師科研成果豐碩，但研究領域比較專門且沒有團隊，因此常為結項發愁。

接到兼職上課消息後，L老師熱情應允了，但後來發現期末評教時學生怨聲載道，原來L老師將科研任務（翻譯、文獻整理）等變成作業，分包給該專業的本科生，關鍵是這些科研內容與該系學生不能説是聯繫緊密吧，至少也是毫無關係，為此學生打趣道：“我們不能失去這些作業，正如鯨魚不能失去自行車”。

在傳統觀念中，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是教學與科研相互促進，套用這句話也可以説，變了味的科研會影響教學的變味。

五、魯迅遭遇“智能路障”

教師S曾在課堂講授魯迅，並要求學生根據具體文本做口頭報告。某次，一位學生報告極為精彩，不僅有文本細讀，還參考了部分魯迅研究的前沿成果。S教師剛博士畢業不久，由於工作所在學校層次不高，對學術研究感興趣的學生寥寥無幾，因此以為發現璞玉，遂在課間與該生進一步交流。學生坦言自己的報告參考了某位學者的成果，S師高興地追問是哪位學者，學生答曰B站“智能路障”老師的魯迅專題。當然，等S師自行補課後，才得知“智能路障”老師的確是B站優秀知識區up主。

在大平台、自媒體塑造的當下信息傳播新方式中，是非常講究細分賽道的，知識區的up主往往會為一期十幾二十分鐘的視頻（相當於大學中的半堂課）而花費數週、甚至更長時間去準備，因此在個別話題的深度與趣味性上，一定是領先於因埋頭寫課題而備課時間不足的大學老師的。為此，一部分負責的教師能做的，只有加大自我剝削，利用夜晚、假期等個人時間去看書、備課，這也是為什麼近年青椒身心健康皆受到較大損害的原因之一。

以上只是對大學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生存狀況掛一漏萬的描述，此外諸如行政兼職、掛職與班主任要求、繁瑣財務報銷制度等不能一一例舉。

這時候也許又有人會問，既然如此，在當下如此注重“投資-回報比”的時代，為什麼還有前赴後繼的猛士選擇這道窄門呢？

回到話題的緣起，蔡老師仰慕的歷史人物是田橫這樣的義士，很多從事高校教師的人在一開始，應該也和蔡老師一樣，身上有未完全被馴化、殘存的古典價值光芒。光芒雖微弱，但也偶然會在課堂中求知若渴的眼神與心領神會的一笑中綻放，借用毛尖老師的話，“最好的時光在理想主義的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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