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人口問題的藥方不在人口本身，而是做大經濟蛋糕和分蛋糕

編者按：在人口老齡化、少子化、長壽化並存的大趨勢下，不同世代的人共存在一個時間段將成為常態。多代社會的出現，使個人發展、家庭結構、社會組織等面臨着巨大挑戰。

隨着人類社會進步、科技發展水平提升、受教育程度提高，人們更注重自身價值的體現，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等多元價值取向逐漸為社會所包容，傳統家庭的模式與功能發生劇烈改變。

在中國，人口負增長、人口紅利消失、鼓勵生育等話題從未淡出互聯網輿論場，但在很多時候，針對這些問題的爭論不是偏離重心就是混淆概念，甚至聞“人口”色變。

究竟該如何正確且客觀認識中國人口問題？鼓勵生育、人口紅利……這些政策或熱詞背後的本質是什麼？僅就人口談人口、只通過人口途徑解決人口問題，行得通嗎？當下，人口機會轉型已經出現，我們是否認真審視這場全球人口革命，並做好充分準備？

對此，觀察者網邀請南開大學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的原新教授，圍繞中國人口的現狀與前景作出一些解讀與分析。（本文為上篇）

【口述/原新，整理/朱敏潔、廖一恆】

人口負增長是全球趨勢，中國又有何特殊性？

觀察者網：原老師，您好。首先從大眾最關注的出生人口和增長率聊起吧，根據2023年人口數據顯示，出生人口為902萬低於2022年的956萬，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48‰，比2022年的-0.60‰又略有上升。人口負增長現象與過去人口學專家的預測是否吻合，這種趨勢會延續下去嗎？

原新：在講人口數量問題前，首先要知道我們國家人口政策的變化，從過去緊縮型的人口政策逐漸轉向寬鬆型人口政策，2013年底實行單獨二孩，2015年底放開全面二孩，2021年中提出三孩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應該説生育政策寬鬆化在一定的時間段產生了一定生育效果。

在2001年至2010年之間，每年出生人口幾乎都在1700萬以下，年均出生人口1613萬人。從2011年起，出生人口開始有所回升，2011年的出生人口為1785萬人。

中國曆年常住人口出生數中經數據

為什麼2013年調整生育政策，卻在2011年就出現出生人數回升呢？其實至今為止，我們的生育政策寬鬆化走了三步，但實際操作層面是走了四步。

第一步，在單獨二孩政策前，雖然沒有全國統一的時間表，但各個省份實際上是逐步放開了生育間隔制度。

以前符合生育二孩、三孩政策的家庭要受到生育間隔的限制，從2005年之後各省逐漸開始探索性地放棄生育間隔規定。到2010年前後，大概有2/3以上的省份都已經放棄了生育間隔限制。這使得有二孩、三孩生育意願且符合當時政策規定的家庭不再需要間隔三年到四年生育，可以自主安排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時間，促進了2011年和2012年出生人數的回升。根據統計局數據顯示，2011年出生人口1785萬人，2012年升至1973萬人，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但是，2013年的出生人口又掉到1776萬人，2013年11月十八大閉幕之後，12月正式宣佈實施單獨二孩生育政策。

於是，2014年出生人口升至1897萬人，但2015年又掉到1654萬人。緊接着，2015年10月，全面兩孩政策落地，2016年的出生人口回升到1883萬人，2017年是1765萬人，但到了2018年跌至1523萬人，2019年為1465萬人，到2020年只生了1202萬人。

可見儘管全面兩孩政策放開，但出生人數還是在持續下降。面對這樣的情況，2021年6月又出台了三孩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儘管如此，2021年出生人口仍然繼續下降，只生了1062萬人，2022年則跌破1000萬大關，只有956萬。2023年就像你前面提到的，變得更少，只有902萬。

全國常住人口出生人數中經數據

按上述趨勢，大家可以發現生育政策的調整在一定的時間段產生了一定效果。從2011年到2017年，這7年時間內，平均出生人口為1819萬，和放開政策前十年——也就是2001年到2010年的平均出生人口1613萬相比，平均每年還是多生了200多萬人，所以説有一定效果。

但三孩政策的效果，可以説基本沒有顯現。我個人認為，三孩政策效果沒有呈現的原因，是因為單獨二孩和全面兩孩的放開，實際上是把過去被壓抑的二孩需求基本都釋放出來了，整體而言，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是普遍下降的。現在90後和00後是生育主體，他們的生育意願相對比較低，願意生二孩的意願較低，願意生三孩的人羣更少。所以三孩政策放開以後，因為該釋放二孩生育已經釋放的差不多了，想生三孩的人本身就是小眾，生育狀況就進入了一個常規化低生育率狀態。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三年疫情。當時有人説三年疫情把人都關在一塊，封閉狀況下應該可以多生孩子。但三年疫情和一般災難性事件不一樣，新冠疫情對全人類都是一個嚴峻的挑戰。起初沒有疫苗，後來儘管有了疫苗，但疫苗研發週期很短，對於控制疫情有效，但是對於生育的影響並沒有足夠的試驗證據和經驗。因此醫生一般建議是如果你要備孕，最好不要打疫苗。但不打疫苗就意味着另一個問題，你的新冠中招的概率可能會變大。所以在生命安全和生孩子這個問題上，人們普遍選擇生命安全，這是肯定的，也是正常的。換言之，就是疫情期間懷孕人數比較少。

第三個原因是由於疫情管控，很多中小企業、甚至整個經濟受到影響，人們對收入的預期下降。如果一個家庭缺乏一定的經濟支撐，生孩子也就是一句空話。

那麼疫情結束了，總該生了吧？從2022年12月放開到2023年2月，這三個月是陽性最為集中的時間，但是新冠陽了之後對於懷孕及下一代的健康到底影響如何？也是未知數。所以，醫生又給了一個建議，陽轉陰之後最好3到6個月內不要懷孕。

大家算一下，懷孕要9個多月才能出生，所以疫情之後，即便有生育反彈，那也要到2024年及以後才會反映出來。所以今年預期可能會多生一點，有兩個因素，一是如果疫情之後有生育率反彈，應該從2024年開始，而且今年又是生肖龍年。

這些因素加起來，今年可能會有一點反彈。但我想提醒大家是，龍年如果有出生人口反彈，很有可能是以前一年的兔年和後一年的蛇年的少生為代價的。這一點我們去觀察我國台灣省的出生人口情況也是如此，龍年前後的出生人口數是下陷的，龍年的出生人口數是上翹的，但是三年一平均，與前後年份的出生人口數相比其實沒多大變化。短週期來看，今年可能多一點，長週期看，基本是拉平的。

所以，出生人口的遞減或逐年減少，基本上是一個大趨勢，這是長期的低生育率甚至超低生育率的必然結果。

觀察者網：人口遞減的大趨勢將如何體現，對於未來具體的發展形勢有什麼預測？

原新：根據聯合國7月12日公佈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版）》（即WPP-2024）——這是聯合國做的最新的全世界237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口預測，中國的出生人口現在是900多萬，到2035年大概減少至842萬，到2050年則減少到737萬左右；死亡人口則從現在的1100萬左右，到2035年增加至1377萬，到2050年為1753萬。

聯合國發佈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聯合國經社部

換句話説，如果現在每年出生人口減去死亡人口，淨減少200萬人左右，到2050年大概要淨減少1000萬人，這是大的趨勢。

這種大趨勢很難改變。重要原因是中國的少子化趨勢依然在繼續，而且少子化不是中國獨有，全世界都在經歷少子化過程。長壽化和少子化是人類共同的前景。

全球來看，就少子化而言，實際上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就已經達到了生育能力所能達到的極限。

那時候死產很多，懷孕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歷史人口學家估計可能的總和生育率水平（相當於平均每個婦女生育的孩子數）也就5-6個。工業革命之後，伴隨醫療、科技、生存環境的改善，人類一直維持較高的生育率水平，20世紀中期曾達到6-7個，之後開始進入下降通道，目前全球的平均生育率水平已經降至不足2.3，直逼更替生育水平。近70年左右的時間，人類的生育率水平下降了一半以上。

從長壽化來説，工業革命以前，人類的平均預期壽命大概只有30歲。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的壽命直線上升，全世界平均壽命在去年增加到73.3歲，已經進入長壽化時代。工業革命以來的近200年時間，人類的壽命延長了一倍以上。

總之，人類壽命延長了一倍以上，生孩子卻減少了一半以上，少子化和長壽化是全人類的共同特點。

再看中國，我用了一個比喻：如果把人口轉變比作一個賽道的話，所有國家和地區的終點是一致的——少子、長壽，這是共性；個性則是每一個國家和地區在賽道上的起步時間早晚有別，行進速度快慢有差。而中國最大的個性就是急和快。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的預期壽命是35歲，現在我們的預期壽命是78.2歲，翻了一倍多。新中國成立的早期階段，我國的平均生育率水平是6個孩子以上，2020年降到1.3，近幾年還在下降。無論與發達國家比較，還是與發展中國家比較，我國生育率和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和程度，都呈現出又急又快的典型特點。

資料圖新華社

觀察者網：您提供的數字應該還是全國平均，如果分地區來看，比如在上海等超大城市，總和生育率已跌破1。

原新：沒錯。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全國平均生育率水平是1.3，比較温和一點；根據WPP-2024公佈的數據，聯合國估算的2023年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是0.999，也就是1。2020年人口普查降到了1.3，就是超低生育率水平的閾值。近三年還在繼續下降。

往後展望，這種少子化和長壽化的過程還會繼續加劇。

根據WPP-2024年的最新中方案預測假設，2035年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有可能回升到1.10，2050年升到1.18。同時，預期壽命會從現在的78.6歲到2035年達到80.8歲，到2050年增加至83.4歲。

一個國家達到或低於1.3的總和生育率，就意味着進入超低生育率（lowest low fertility）的行列。按照聯合國的預測，從現在到本世紀中期，我國人口都會在超低生育率的環境下運行，也就是説少子化會繼續加劇，長壽化還會延續。而這兩件事放在一塊，在數量上表現出來的是人口負增長加快，在結構上表現的是人口老齡化加劇。

2021年，我國總人口達到14.13億人的峯值，2023年為14.10億人。根據聯合國WPP-2024中方案預測，到2035年我國總人口會降到13.76億人，2050年降到12.65億人，與2000年總人口相等。從年齡結構來看，0-14歲的少年兒童人口會從2023年2.31億人減少到2050年的1.26億人，即在現在基礎上淨減少1億人，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從現在的8.82億人，減少到2035年的8.25億人，到2050年降至6.40億人。

2023年國家統計局公佈老年人口數量是2.97億，到2033年會突破4億人，到2050年則達到5億人，到2054年會達到最高峯值5.13億人。

在此情形下，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會如何呢？2023年是21.1%，2035年將超過30%。一般我們認為超過20%是中度老齡社會，超過30%是重度老齡社會，超過40%為超級老齡社會，中國到2051年會達到40%，進入超級老齡社會。

再往前看，到本世紀70年代中期（2074年），中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會超過50%，也就是總人口中有一半是老年人口，這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今天，被認為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日本，根據日本統計廳的資料，2023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為4373萬人，佔總人口的35.2%。也就是説，中國在本世紀40年代之後遇到的人口老齡化情形，在當今世界無實證可循，無先例可循，前無來者，一切都是新生事物，必須高度重視。

怎麼理解總人口規模巨大？未富先老只是階段性特徵

觀察者網：您提到的中國老齡化速度和程度，與全世界其他地區相比，處於怎樣的位置？

原新：關於人口規模巨大的理解，我想從死亡人口規模的角度解釋。根據聯合國WPP-2024中方案預測，從2024年到2050年，我國的年度死亡人口數量從1100萬人左右增加到1700-1800萬人，年均死亡1435萬人，累計死亡人口3.87億人。簡單算一下，14.10億人減掉3.87億人，到2050年的總人口還有10.23億人，從現在到本世紀中葉，所有的出生人口都是在10.23億人的基礎上做加法。到本世紀中葉以前，除了印度和中國，全世界沒有第三個國家能夠達到10億人口以上，這難道不是人口規模巨大嗎？中國總人口到本世紀中葉依然保持12-13億人是大概率事件。

如何理解人口老齡化？在全世界237個國家和地區中，目前中國老齡化水平大概排在60位左右，我們不是世界上老齡化速度最高的國家，但是人口老齡化進程最快的國家之一。

中國65歲以上的老人人口變化情況

到本世紀50年代，當我國人口老齡化達到40%以上，我國就會加入世界上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行列，而且是以5億人以上老年人口規模、全世界第一老年人口大國、佔全球老年人口1/4左右的姿態進去的。這是中國老齡化的第一個特點。

從最能反映人口年齡結構的一個綜合指標——年齡中位數來看，2023年中國的年齡中位數在39.1歲，也就是一半以上的中國人年齡在39歲以上，而在上世紀60年代是19歲左右。到2035年，年齡中位數就要升到45.8歲，到2050年則達到52.1歲，這意味着到本世紀50年代，我們國家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在52歲以上，的確老齡化在加劇。

所以我們常説，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時期，人口規模巨大是基本特徵之一。

總人口的規模巨大，當然意味着組成總人口的亞人口的規模也是巨大的。少年兒童人口從2.3億人降到1.3億人，雖然下降很大，但仍然規模巨大；用“億”來統計自己少年兒童人口的國家，除了中國、印度，不再有另一個國家。勞動力從8.8億人降到6.4億人，也是規模巨大，老年人口不但沒降反而在升，從3億人增加到5億人以上。也就是説我們的亞人口規模也是巨大的。總人口規模巨大，亞人口規模也是巨大；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不單純是老年人口和老齡化程度增加，而是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人人都在其中，這是認識中國人口問題的一個基礎。

觀察者網：不過外界對此提出的一個質疑是，當前中國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是所謂的“未富先老”嗎，會造成哪些緊迫影響？

原新：我的觀點是，未富先老是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一個階段性特徵，反映了當時人口變化與經濟社會變化之間的關係。在人口老齡化初期階段，這個判斷完全正確地反映了中國老齡化的基本國情。

但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經濟從高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型，創造了經濟奇蹟。無論是GDP總量、人均GDP總量還是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取得了飛躍發展。

舉個例子，按當年價格計算，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我國GDP總量只有3650億元人民幣，而現在已經超過126萬億元。人均GDP，從1978年的384元增長到現在的89358萬多（摺合美元約12700）。所以從經濟指標來看，中國正在隨老而富。

另外從社會發展的幾個指標來看，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社會保險、養老服務、醫療保險、長期照護保險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自改革開放以來循序漸進推動，日臻完善。以基本養老保險為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逐漸深化改革，至今已建成多支柱多層次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框架；建設以居家與社區機構相協調、醫養與康養相結合的基本養老服務體系也已經在路上了。

長期照護保險制度，從2016年在14個市試點，到2020年已擴大至49個市，有些直轄市實際上是全域試點，比如上海、天津，目前已經覆蓋1.7億人。很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會變成一個正式的國家保險制度。同時，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為基礎，以大額醫療費用補助、補充醫療保險、大病保險、長期護理保險、醫療救助、醫保幫扶為補充的“2+6”醫療保障制度體系已經建成。

為什麼強調是社會保障制度？因為社會保障制度背後是國家整體經濟的支撐。這個制度越健全，民眾得到的福利越高，減輕了養老支出，這也是富起來的一個表現。

所以，未富先老是對老齡化社會早期階段的正確判斷，但隨着中國經濟社會的深化改革，儘管老齡社會在加劇，但中國社會正在從未富先老向隨老而富過渡。

談人口，不能脱離社會大系統

觀察者網：原老師，聽完您分析，還有幾個疑惑。第一，您講到總人口、亞人口規模巨大的問題，但從大眾視角來説，這些“規模巨大”的背後還存在人口結構的問題，雖然短期內人口規模仍然很大，但在結構方面是不是存在難題，比如青年人口跟老年人口的撫養比等，因為這關係到全民最關心的社會保障體系、養老基金能否繼續良好運轉的關鍵問題？就像您講的，這本質上跟我們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緊密關聯。

第二，您談到社會進步，人口發展的趨勢跟人類社會的技術進步、女性受教育程度及相關權益的進步相關聯，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也會帶來生育趨勢的變化。由此，我們在看待人口問題時，應如何在觀念上作出正確的轉變，不能只關心數量，而要更全面、更多維度，要關心質量，人的全面發展等等問題？

原新：完全正確，我一直強調觀察人口問題不能只是看人口本身，必須在整個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大系統中去看人口問題，這樣才有全局觀。

第一，關於老齡化問題，我們現在過於關注老年人口，但其實人口老齡化不只是老年人口數量和比重增加的過程，而是指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過程。這個過程關涉到每一個人的利益。

第二，關於負增長問題。總人口負增長，每一個年齡段的人口都關涉其中。比如15-59歲勞動力人口從8.8億減少到6.4億，在這個過程中還會看到另一個現象，勞動年齡人口的老化，即40歲以上的勞動力人口占比會不斷提高，而低年齡勞動力人口會不斷減少。很簡單，因為新進的勞動力是靠近現在出生的人，而40歲以上的是40年前出生的人，整個出生人口是隨時間下降的過程，這是一個規律性的變化。

那麼勞動力人口老化的過程，意味着什麼？對國家創新的影響，同時也會面臨數字化社會、人工智能對人的勞動力替代的影響等等，所有這些現象都要綜合來看。

我一直説勞動年齡人口在減少，意味着勞動力在不斷的稀缺，這是一個方向性的判斷。但現在很多人一談到勞動力減少，就會用另外一個詞——勞動力短缺。

短缺是一種價值判斷，價值判斷要依據供方和需方的比較才能得出來，稀缺不一定必然短缺。雖然勞動年齡人口會從8.8億減少到6.4億，但從現在到2050年，在任何一個時間節點，都比所有發達國家的同齡人口之和加起來還多。

再者，雖説勞動年齡人口在減少，但我們遇到了和過去截然不同的經濟社會背景，那就是數字化社會，人工智能、數字技術對人的替代在不斷加深。你去看修紅旗渠的電影，人吊在懸崖峭壁上，人山人海、肩扛手拉修出來的，是勞動密集型的人海戰術。但現在你去看高鐵、地鐵、高速公路的工地上，人還多嗎？盾構機、架樑機、架橋機、架軌機等超大型的機械設備，都已經把人替代掉了。

再説個更近的例子，從2021年大範圍普及ETC以來，我大致估算一下，普及ETC替代了高速公路上70%的收費員，他們都下崗了，而且ETC的效果還在發酵。像北京等大城市用ETC交停車費已基本普及，停車場收費員也在面臨失業了。

類似這些替代現象的出現，説明在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的同時，可能整個市場對勞動力的數量需求也在減少，但對質量的需求明顯在增加。所以在此背景下，勞動力會不會短缺，必須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不應輕言勞動力短缺。

第三，是老年人口的問題，老齡化是大趨勢，但老齡人口也在逐漸高齡化。60-69歲叫低齡老人，70-79歲叫中齡老人，80歲以上是高齡老人。

在本世紀60年代以前，60-69歲的低齡人口大概佔40%-50%。但到本世紀後本期，80歲以上高齡老人的比重會從不到30%逐漸增加到45%以上。60多歲的低齡老人是漸進式延遲退休，促進老年人社會參與的主體。80歲以上的老人是對社會、對家庭依賴性越來越強的一羣人，他們是真正需要養老的人。

我們要看到更多隱藏在表象背後的結構性東西，不能只看到人口數量。此外，我想説的另一句話是，每一個人口數據的背後都是真實存在的一個人，這個人是有生命的，有經濟社會屬性的，所以我們討論人口的現實問題是，不能只是看到數據，還要看到數據背後這些活生生的生命個體。只有看到這樣一個事實，才能全面看待人口問題。

資料圖新華社

單一的人口角度，無法解決人口問題

觀察者網：這是不是説不能簡單從人口角度來解決人口問題？前段時間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解決人口問題不是單純依靠人口路徑，只能通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來應對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帶來的挑戰，能否具體談談？

**原新：**第一，你提到的人口問題不能只從人口角度來闡釋，這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必須尊重人口規律。

通俗來説，少子化就是低生育率，意味着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新人會越來越少。長壽化是低死亡率，也就意味着人們走得越來越晚，停留在年齡結構頂端的老年人就會越來越多，這是少子化和長壽化的結果。一旦出生的力量低於死亡的力量，人口就開始負增長。這是人口發展規律。

那麼，我們能解決這個問題嗎？長壽化是沒法解決的，因為長壽化是人類進步和文明的標誌，是現代化追求的目標，每個人都向往健康的長壽。

對於人口總量不大的發達國家而言，幾乎所有的負增長、老齡化國家，一定程度上都靠國際移民來解決其問題。但中國人口體量太大了，14億，佔世界人口的17%-18%，靠國際移民解決不了問題。只有從另一個因素解決——生育和出生人口，依靠自己的人口變動來調節。出生是中國未來人口變動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那麼，我們有沒有能力把生育率提上去呢？

2006年《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提出，未來30年理想的生育率是1.8，這是適度的生育率水平，過高過低的生育率水平都不利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2016年國務院出台的《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提出，2020年到2030年的總和生育率目標值也是1.8。現在看來，這個目標顯然無法達到。

在2022版的WPP中，聯合國給中國假設的2050年生育率是1.41；而在WPP-2024年版，這個數字降到1.18。

我們既改變不了死亡人口，而出生人口的變動空間亦十分有限，唯一的辦法就是用經濟社會發展來適應這個人口數量和人口結構的變化。所以，我最近經常提這幾個詞：科學認識，主動適應，積極應對，尤其是要加強主動應對。

此外，要區分兩類問題，人口老齡化和老齡社會不是一個概念。

人口老齡化是長期少子化、長壽化的結果，它是人口發展規律下的結果，是一個人口現象，中性的表述，無所謂好壞。老齡社會，則是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要素交織的經濟社會形態，如果經濟社會發展不適應人口老齡化就會產生問題，這是老齡社會的問題。所以如果要開藥方的話，不能針對人口本身來開，而是要針對經濟社會發展來開。

我一直倡導，應對老齡社會問題的本質是發展經濟，把經濟這塊蛋糕做大。

在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的背景之下，經濟社會發展的挑戰和困難會加劇。我們更應該去尋找新的人口機會，讓人口和經濟社會能夠健康協調可持續發展。怎樣把經濟蛋糕做大，為所有應對人口老齡化和人口負增長的公共政策，提供堅實的財富儲備，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源。

第二，應對老年人問題的本質是發展民生，是一個公平分蛋糕的問題。

老年人問題不是老齡社會問題。老齡社會的問題更加寬泛，是關係整個人口、經濟、社會發展系統的全方位問題。老年人問題是老年人發揮作用和安養享老的問題，我稱之為老年人的助老和養老。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它是一個民生問題，是怎麼能公平地分享經濟社會發展蛋糕的問題，是一個如何建設共創共建共享社會的問題。

應對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的本質是提升生育率，但提振生育率靠人口本身解決不了，只有靠整個經濟社會系統的加持才有可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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