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凱桓：“自由主義戰士”“世界公民”？不，你還是個俄羅斯人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薛凱桓】

恐怕帕維爾·杜羅夫自己也不會想到，手握四國護照的他，會在自己的“祖國”之一——法國被捕。據稱，法國官方針對帕維爾的逮捕令在他入境前幾分鐘才被簽發。在不久的將來，他的命運將由法國司法機關決定。

法國官方給出了此次行動的原因：“Telegram缺乏節制”以及“該應用程序的管理層拒絕與執法機構合作”。杜羅夫被指控“放縱犯罪分子在他的平台上犯下無數的罪行和罪行，但他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來調節或合作”。因此杜羅夫甚至可能被法國官方指控犯有恐怖主義罪。

這一記迴旋鏢，也深深刺痛了歐美的“自由人士”。馬斯克連呼“自由。自由？自由！”意大利副總理馬泰奧·薩爾維尼痛心疾首：“我們歐洲已經走向了審查的地步，走向這個臭名遠揚的制度。‘思想和言論自由’萬歲！”

意大利副總理馬泰奧·薩爾維尼在Facebook上預測，下一個“被迫閉嘴”的人可能會是X平台所有者馬斯克。

也許是説得久了自己都信了，事實上，所謂的言論自由原則在西方早已不復存在。西方長期以來毫不掩飾他們想要完全控制電報和一切言論空間的企圖。此次杜羅夫的被捕，就是這一企圖的直接表現，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言論自由”“司法獨立”，都只是表面的幌子。

杜羅夫本人是一名自由主義者，Telegram一直標榜“中立”原則，除了是即時通訊軟件外，Telegram還是海外最大的“黑產”集散地，有着“小暗網”之稱，同時Telegram還是各種西方政治派別暢所欲言的狂歡舞台、各種一手資訊的交換平台，發動顏色革命的調動中心，等等。這也讓Telegram與世界主要國家的關係都有點微妙，杜羅夫長期拒絕與俄羅斯聯邦情報局（FSB）合作，拒絕了美國中央情報局要求提交相關信息的要求，還拒絕了與伊朗方面的合作。甚至可以説，法國並不是第一個想要對杜羅夫和Telegram動手的國家。

作為一個將自由主義貫徹入腦的人，杜羅夫的被捕令人頗感意外。也許這正是他為什麼敢於直接入境法國的原因：他認為自己的“中立地位”會給自己帶來安全。目前還尚不清楚法國方面在技術上是否有可能破譯杜羅夫所知道的所有訪問代碼，並從他身上榨取機要信息，但杜羅夫本人已表示不願意向任何人提供Telegram的核心訪問權限。

對於Telegram來説，如果它真的可以在沒有杜羅夫的情況下繼續正常運營，那麼法國逮捕杜羅夫只會產生道德和政治上的影響。從商業的角度來看，“杜羅夫被捕，卻堅持保守住了Telegram用户的秘密”，就是一個絕佳的商業宣傳招牌。

可以説，Telegram的“中立”招牌要遠比杜羅夫本人的安危重要得多。杜羅夫竭力想要保護和踐行的正是Telegram的“中立地位”和自由主義實踐。這是Telegram和杜羅夫的信念：遵循永久中立的戰略，希望在陷入全球對抗的世界中保持中立，不接受任何國家的合作要求。

但“中立”意味着沒有祖國和依靠，而有時候，沒有祖國是最危險的。

筆者很難評價杜羅夫的“鬆弛感”和其自由主義實踐。也許他認為自己的傍身資本和不同國家的護照是自己的“免死金牌”。在事件發生之前，杜羅夫擁有俄羅斯、聖基茨和尼維斯、阿聯酋和法國的公民身份。他還有足夠強悍的資本傍身，2024年8月，杜羅夫首次躋身彭博億萬富翁排行榜，排名第279位，總財富接近100億美元。

但深受英國掣肘的小島國家聖基茨和尼維斯在事發後沒有幫助杜羅夫，阿聯酋在事發後也未作任何表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目前為杜羅夫頻繁發聲的竟然是俄羅斯。

俄烏衝突中，為了踐行自己的信念，杜羅夫拒絕了俄羅斯官方的合作要求。但這種做法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好處，西方和烏克蘭仍然認為杜羅夫是“俄羅斯特工”，烏克蘭當局要求他關閉電報在烏克蘭的業務，西方主要國家也曾要求Telegram“要麼合作、要麼走人”。

杜羅夫本人在今年春天接受美國記者塔克·卡爾森的採訪中，講述了西方情報機構如何試圖監控他並“策反”公司人員的行徑。杜羅夫被捕後，卡爾森在他的個人社交賬號上指出，杜羅夫被捕是對那些拒絕“按照政府和情報機構的命令審查真相”的人的警告：“最終，不是普京因為讓社會享有言論自由而逮捕了他，而是被拜登政府的盟友西方國家逮捕了。黑暗正在迅速降臨到原本自由的世界。”

許多西方觀察家認為杜羅夫被捕與美國大選之間存在聯繫。2020年白俄羅斯總統選舉風波爆發後，Telegram曾在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了協調大規模抗議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通過Telegram頻道，來自白俄羅斯的用户分享着抗議的最新信息、視頻和照片，瞭解防暴警察的位置，聯絡人權活動人士和呼籲新的抗議。最受歡迎的頻道有NEXTA、NEXTA Live 和Belarus of the Brain等等。

由於Telegram在“顏色革命”事件中的活躍表現，有很多人認為，這種“去中心化”的社交軟件令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及其支持者沒有安全感。就和Tiktok一樣，美國同樣無法控制Telegram，因此他們希望能夠完全控制這個尚未掌控的社交平台，以消除所謂的不穩定因素。

杜羅夫被捕看似令人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事實上，Telegram在西方世界已經部分取代了傳播西方宣傳敍事的西方媒體和即時通訊軟件，成了很多人打破信息繭房和傳播政治觀點的有力工具。

但絕對的“中立”和“去中心化”並不存在，Telegram也是如此。不過，Telegram確實給了很多西方人一點表達意見的自由，而這也是西方想要將Telegram握緊在手的根本原因。像杜羅夫這樣聰慧的人應該明白，企圖用多個國籍來保護自己只不過是一場自欺欺人的騙局。對於在機場等待逮捕杜羅夫的法國人來説，就算你隨身攜帶了一大堆外國護照，你仍然是“俄羅斯人”。

歷史上想要當“中立者”和“世界公民”的國家和個人，最後往往都容易因其立場的迷惑性而被優先打擊。例如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選擇“中立”的比利時曾兩度被佔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比利時被德國佔領，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英國和法國曾特意提醒比利時方面，無論其個體意願如何，他們的國家都將捲入戰爭，並警告稱即使比利時政府拒絕，英法聯軍仍將無視“中立原則”進入比利時領土和德國作戰。

二戰爆發後，納粹德國佔領了“中立”的挪威，巧合的是，納粹德國軍隊登陸挪威的時間恰逢英國海軍出海在挪威海岸進行類似登陸佔領行動。英國事先並不知道納粹德國的計劃，他們只是想阻止瑞典向納粹德國供應鐵礦石，佔領挪威將使他們不僅可以對瑞典施加外交壓力，還可以施加軍事壓力。顯然，英德雙方對挪威的“中立”也都沒有絲毫的顧及。

這是國際關係衝突中的典型一個特徵：在局勢迅速激化、各方對抗加劇時，各種爭取中立、拒絕參與衝突的“温和派”的生存空間將越來越小。他們要被迫選邊站隊，否則就會被優先打擊。而當今的世界正處於衝突交織的狀態，與以往不同的是，主要大國之間受到核武器的制約，並不能直接對對方採取軍事行動，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形式的“代理人戰爭”，主要形式有信息、經濟、金融、網絡空間、混合、認知和心理戰等等。

各國在此類領域的對抗烈度，不亞於一場標準的熱戰，信息、認知、輿論和網絡空間的國界劃分日益清晰，“中立者”的生存空間也日益縮小。

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將自己和俄羅斯之間的對抗上升到了國家、人民、制度對抗的層次，其行為已經突破了自己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國際秩序隱隱有回到“無規則博弈”的趨向，“獲勝並將自己的規則強加給輸家”成了唯一有效的規則，“中立者”開始被視為潛在的“敵對者”。

世界越分裂、越對抗，“保持中立”的機會就越少，在這種情況下，“中立”也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錯誤。法國不可能從杜羅夫那裏獲得任何具有戰略意義的數據信息，但他們仍然逮捕了杜羅夫，這正是對拒絕與任何人合作的“中立者”的一種報復和警告。

杜羅夫現在應該知道了，沒有所謂的言論自由和世界公民一説

俄羅斯和西方的激烈對抗及杜羅夫“俄羅斯人”的身份，決定了他沒有資格談“中立”，他的“中立”從一開始就註定了結局，此次被逮捕只是預期最終化為現實。他以自身為鑑，警醒了所有人。

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自由，也沒有能完全置身事外的自由主義者。諷刺的是，高喊“自由”的西方卻不會對一個踐行自由主義的人放心。當他越過容忍度的閾值或當西方認為有必要的那一刻，所標榜的一切“自由”都可以讓位於更大的利益。需要牢記，每個國家在面臨“自由或安全”的選擇題都會優先選擇安全。

與杜羅夫有着相似命運的阿桑奇就是如此，他因掌握西方無法染指的信息平台、曝光西方國家的諸多醜聞而鋃鐺入獄多年。二者的不同在於，阿桑奇的罪名是“公開秘密信息”“透明度過高”，而杜羅夫與阿桑奇恰恰相反，兩次事件的相同之處又在於，雙方都是自由主義的踐行者，又在踐行“自由”之後遭遇了西方公權力大棒的制裁。

對於那些相信絕對自由的自由主義者來説，阿桑奇和杜羅夫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警鑑。

利用互聯網建設“去中心化絕對自由王國”的幻想正在破滅，單一的全球網絡正在分裂。互聯網不存在超國家性質，也不是絕對自由的領域。杜羅夫在法國被捕符合歐洲互聯網收緊的總體趨勢，也是互聯網主權時代來臨的先聲。

不久前，歐盟通過了自己的“數字法案”，要求IT巨頭刪除任何歐盟成員國“會反感的內容”。否則，這些IT巨頭將面臨高達其全球收入6%的罰款。英國也推出了類似的法案。如今的世界在各個領域的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驅趨勢越發明顯，單一全球網絡的想法會隨着西方式全球主義的衰落而消亡，互聯網主權概念的興起大勢所趨，杜羅夫所代表的絕對去中心化平台概念，註定要隨着互聯網主權的興起而式微。

杜羅夫是一位“有信念的自由主義者”，由於自由主義信念，他不認為俄羅斯是自己的祖國，他生長於俄羅斯，從源流和民族上講是俄羅斯人，但他現在是阿聯酋公民、法國公民以及聖基茨和尼維斯公民，他顯然是想要藉此得到“超脱”，成為只為自己的財富和地位負責的“世界公民”。但是卻忘記了，個人的源流、民族、祖國會伴隨人的一生，不存在超然於國家和民族概念的“世界公民”。

這是杜羅夫犯的最重大的錯誤，他指望外國護照能夠保護他，現在命運卻對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他戴着“世界自由公民”的面具，認為自己已經擺脱了“俄羅斯影響”，但西方卻給他戴上了鐐銬。所謂的“民主”、“自由”、“世界公民”，在杜羅夫被捕的這一刻成了幻影，他的被捕給了所有想要當“世界公民”的人一個警示：在當“世界公民”之前，最好先想想這是不是一廂情願，想一想自己究竟發源於何處，紮根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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