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對中俄而言，重大危機處理與全球轉型存在怎樣的聯動關係？

【文/馮紹雷】

本書以世紀之交以來俄羅斯與大國關係為切入點，探討在此背景下歐亞地區一系列危機與世界秩序演進之間的關係。在此命題下，筆者側重於考量各類危機的主客觀動因、危機對於全球轉型的 “再轉型” 這一新取向的形塑、危機過程中觀念與認知偏好的影響力、作為結構性功能的大國三邊關係在危機應對中的作用，以及21世紀以來正在行進中的全球轉型的階段性變化與深層機理等問題，以此求索未來世界秩序演進的各種可能路徑。總之，對於冷戰終結後，尤其是對於世紀之交以來俄羅斯與大國關係作多方位思考之後，所獲得的認知與結論，可以歸結為兩個詞，也即“危機” 與 “秩序”。

對上述頭緒繁多、事態複雜，而且是剛剛不久才發生的宏大現象與深層結構進程的綜合性考察，一定會有不同的思考和描述方法。一種方法是就事論事、比較傳統的白描式、事態記錄式的寫作。就國際研究而言，這樣的寫作方式並不陌生。另一種方法傾向於從既有概念或原則出發，設計一種邏輯自洽的敍事結構，然後按照這樣一種方式對繁複的事態和進程進行選擇剪裁。所得出的結論與初始的理念大概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在被研究對象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本書的選擇與前兩者有所不同：面對“危機與秩序” 這樣一個頗感不自量力的選題，筆者傾向於以大體上是客觀外在的事態與進程為依據，然後以主觀參與的深層結構與趨勢的分析為機理，在兩者動態結合的基礎上，以危機現象為分析重點，以全球轉型為思辨的軌跡，探尋世界秩序演進的可能路徑。

基於這樣的方法論和寫作視角，本書嘗試着提供一個初步的分析框架。全書的第一篇專門探討危機現象、當代轉型、與世界秩序構建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對本書的主要角色俄羅斯和它對外關係中的主體、觀念、結構、週期等基本問題進行一個大體鋪陳。其餘的第二、三、四、五各篇，是按照時間順序，把作為表象的20多年來的歐亞地區危機現象的升級和轉化，分成四個階段加以敍述：第一階段，從世紀之交的不斷危機，到“9·11” 事件爆發；第二階段，從伊拉克戰爭，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萌生；第三階段，國際金融危機後的美俄 “重啓”、敍利亞戰爭，延伸到烏克蘭危機；第四階段，隨着2016年特朗普參選與當選美國總統，經由2020年國際疫情、大國間關係戲劇性激變。直到2020年底美國大選中的拜登勝選，在此期間俄羅斯艱難地從東西均衡的外交路線，經烏克蘭危機逐漸演化成相當規模的軍事衝突之後，終於決定向東方戰略轉移。這一段落尚未終結。

上述每一個階段，其一，從形態上看，既有危機爆發頻率和規模等級的提升，包括危機中心的轉移；其二，從認知變化與戰略政策互動的角度看，又有大國相互認知變化、以美俄關係為軸心的相互關係近乎週而復始的週期性循環；其三，從國際演進中的焦點問題來看，全球轉型也伴隨上述大國關係的起伏，一步一步地向形塑世界秩序的主線趨近。作為全書的最後一篇——第六篇，專門論述21世紀以來俄羅斯如何通過在大歷史轉換中的思想理念重新定位，為外交做出鋪墊；並通過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多極化、基辛格學説這三種最具影響力的理念的分析和比較，展示未來的世界秩序演進可能因循的路徑。而在結束語中，筆者提出 “全球轉型調整期” 這一範疇，分析拜登執政後的俄羅斯取向，及其與諸大國的關係。

在本篇序言中，僅限於討論作為全書的事態與邏輯進程的前提的三個問題：

第一，當代的和平發展，究竟僅僅是一項政治宣言；還是一個經長期積累形成、由構建中的國際秩序所力圖維繫，並且是人心所向的潮流所支持的一個時代選擇？同時，這也是一個需要精心維護方能延續的國際環境？離開了這個基本前提，聽任各種盲目自發、激進極端勢力折騰，當代世界秩序的穩定和改進，就無從談起。

第二，從冷戰終結後開始的全球轉型進程，自世紀之交起，伴隨着各種衝突與危機，正在進入一個 “再轉型”的新的歷史過程。在本書的敍述中，全球轉型的 “再轉型”是一個關鍵的、支軸性的範疇。這一進程無論從各國內部體制結構、未來國際秩序的構想，以及作為連接前述兩者的對外戰略與對外政策來説，都呈現了一個前所未見的新局面。因此，圍繞着“再轉型” 的動因、過程、所秉持的理念、外部結構與環境變遷，需要探討整個國際進程究竟呈現了什麼新的特徵？

第三，這樣一場大變局中，俄羅斯與中俄關系所處的地位受到怎樣的趨勢的激勵與推動？中俄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又將導引出怎樣一幅危機與全球轉型之間相互關係的未來圖景？

以下，分別展開對上述這三個問題的討論。

6月19日，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中右）在平壤國際機場迎接俄羅斯總統普京到訪。新華社/朝中社

一、 百年警示下的和平發展

若干年之後，當人們回望2020年，最難忘的一定會是疫情中的生死煎熬，經濟 “斷鏈” 下的困頓失望，罕見的危機與衝突帶來的焦慮、驚恐與期待，還包括大國關係的跌宕起伏，以及年終時刻頗具戲劇性的峯迴路轉。2020年，大概沒有太大爭議的是，將成為世界歷史上具有獨特意義的年份而被載入史冊。這不僅是因為在這一年人類所遭逢前所未見的抗疫、世界經濟與大國關係的綜合性大危機，而且2020年的經歷尤其帶給人們的深刻啓示是，人類似乎已經習以為常的和平、安寧的環境，實際上，是何等的來之不易。

2020年11月中旬，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已過多日，拜登勝選已定，特朗普仍不肯輕易交班。而全球疫情則進一步蔓延，人們不僅關注美國國內政局，尤其為大國關係的動盪而十分不安。此時已經97歲高齡的基辛格博士就中美關係的現狀發出了嚴重警告，他説：“除非美中有一些合作行動的基礎，否則，世界將滑向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

就若干現象而言，這兩個世紀交替階段的確有着近似之處。首先，都出現了全球性的經濟與科技高速發展。19世紀晚期物理學革命帶動下的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以及全球經濟的高速發展，很像20世紀末出現的信息革命和科技進步推動下的全球化進程。然後，科技與經濟的不平衡發展，無論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還是百年後的20世紀向21世紀的過渡，都不可避免地催生國家內部分化和國家間的激烈競爭。

尤其是這兩個時段都存在着以下的共同之處，其一，20世紀初和21世紀初都出現了民族主義、包括平民主義的普遍崛起；其二，都發生了國際體系中原有的主導國家和新興國家之間的競爭；其三，都可以看到全球稱霸者往往只是沉湎於炫耀實力，而缺乏真正能號令天下的思想創新；其四，這兩個時段都出現了大國結盟與夥伴關係的變換。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不光西方的英、法、德、俄等歐洲大國之間，而且地處亞太的日本、俄國、美國之間的相互關係也發生變換。俄德結盟變成了俄法結盟；英德接近變成了英法結盟；俾斯麥之後的德國竟然會在一個較短時期內，把往昔相互之間敵對的三個國家結成以自己為敵的聯盟。包括日俄戰爭期間打得你死我活的日本與俄羅斯，居然在戰後幾年中也秘密結盟。這就説明：帝國同盟已無 “神聖” 可言。無論是化敵為友，還是變友為敵，目的只是在博弈中勝出。20世紀與21世紀交替時期的國際關係中，似乎也或多或少地看到這種結盟與夥伴關係迅速轉換。比如，美國與歐洲關係的疏離與重啓，包括新興國家的夥伴關係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動。

百年前的所有這些衝突和危機最終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迎來了一個導致數千萬人喪生、戰爭與革命層出不窮的新世紀。這説明，只要存在上述危機和衝突現象，大戰的災難就會具有很高的幾率。所以，基辛格這一警告非常重要而及時。

但是，另一方面，迄今為止，已經進入 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基辛格沒有解釋，雖然大大小小危機接連不斷，並且不斷地被警告存在着巨大沖突的危險，然而，似乎現存的世界秩序依然是處於一個努力維持和平、避免大規模衝突的過渡狀態之中，即使出了像特朗普這樣獨立特行的人物，大國間也面臨擦槍走火的巨大風險，但是，整個世界還是不那麼願意輕率地被捲入類似於世界大戰的局面。

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為，關鍵還在於百年前後的這兩個新老世紀的轉折時期除了上述的類似之處，但還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區別。

第一，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相比，今天畢竟還存在着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治理體制。以安理會為標誌的國際安全機制受到了巨大沖擊，但其影響力還依然存在。在阻遏地區衝突演化為全球危機的過程中，其作用無可取代。雖然，關於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包括世界衞生組織等聯合國框架下的多邊組織的現狀與作用出現了很大爭議，但人們還在力爭改革提升的機會。疫情之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減免鉅額國際債務的決定，世界銀行也決定發放1000多億美元支持抗疫。這有利於發展中國家，也有利於疫情後恢復經濟。世界貿易組織若能在維護多邊合作的普遍意願基礎上恢復爭端仲裁等關鍵功能機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若能在份額改革問題上有所突破，這將是穩定世界經濟的重要舉措。這是在一戰之前所完全不具備的歷史條件。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糧農組織、世界衞生組織、國際奧委會等在危機動盪的考驗之下，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第二，就在基辛格提出上述警告後三天，一個重要進程啓動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以下簡稱為RCEP） 最終由15國簽署。RCEP不止是區域合作，也是一個全球重要進程。這一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90%以上的貨物貿易將被會免税，服務貿易水平也大大超過目前狀態，同時為中日韓自貿區構建做了重要的鋪墊。關鍵之點在於，RCEP並不是由中國所領導，而是由中國所大力支持、但由東盟首創主導的一個自由貿易區。人們似乎看到戰後歐洲一體化邏輯的某種推廣：德國崛起和歐洲統一是在歐洲一體化的過程中同時實現的。但是，亞太地區合作進程又表現出自己的特點：其一，RCEP並不是以歐洲式超越國家主權的所謂 “後現代方式” 推進——人們今天已明白無誤地看到歐洲區域進程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無盡的遺患。其二，即使拜登執政後繼續推行拉幫結派、打壓中國的經濟戰略，亞太地區也將呈現出更加多樣化的局面，而不是由力不從心的美國主宰一切。

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與夥伴國家共同簽署RCEP協議後短短几天內，馬上又主動提出準備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進程的動議；而就在2020年倒數第二天晚上的另一個重大進展：歷時7年的中歐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終告達成。這進一步讓世界看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地區以及歐洲，超越藩籬，力爭在一個動盪的世界走向多邊合作的意向。無論今後RCEP、中歐投資協定，以及中國爭取加入CPTPP等進程會面臨怎樣的艱難前景，這種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所不可能具有的推動地區和全球合作的強勁意願，還是可能降低不期而遇的重大戰爭風險。

第三，即使 “五眼聯盟” “印太聯盟” 等顯示出地緣政治特性的新組合，包括北約企圖 “印太化” 旨在遏制，或者平衡中國的影響力，猶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堅持認為：“沒有人願意跟美國加入反華同盟。”而大量的居中間立場的國家，不願意 “選邊站”，從而激化對抗性的大國衝突。這成為牽制形勢迅速滑坡的一個重要因素。百年之前的20世紀初，並沒有這樣具有影響力的處中間狀態的羣體選擇，而是出現了協約國和同盟國之間的結盟對抗，這才導致世界大戰。所以，選擇羣體性的結盟對抗，還是羣體性的不選邊、不結盟、保持中立，這是會不會導致全球對抗的又一關鍵背景。

所以，當前儘管也存在從危機轉為戰爭的風險，但受到正在構建中的國際格局的制約。這裏所説的“國際格局”不同於單純制度和機制安排，還包括人心所向。總體而言的民意並不希望戰爭與革命，而更多希望和平與發展。這不像百年前的世界局勢，人們更多地處於狂熱的革命與戰爭的幻境中。最後，不幸地聽任戰亂成為現實。

當我們強調和平與發展依然是當今時代重要選擇的同時，必須強調不可忽略的另一面，這是需要付出極大代價和努力，方能得以維持的寶貴的國際環境。

其一， 三四十年全球化的強勁推動力，由盛而衰，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發展的長週期總體上進入了一個減速的下行期。這是與此前的和平發展時期不盡相同的重要背景。儘管中國繼續將保持高於平均速度的增長，但是也將受到一個總體下行的國際環境的制約。如果説，以往十多年世界經濟的減速下行加劇了各類國際矛盾的激化，比如，傳統能源需求遠不如2008年前那麼旺盛，這就相對限制了俄羅斯經濟發展的空間和能力；那麼，疫情和俄烏衝突後世界經濟增長總體下行的趨勢，將會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

其二，當代國際政治的不確定性，也來自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歷史進程中長時段因素的重趨活躍。作為長時段因素的文明因子，激勵了新興經濟體羣體崛起。實際上，這是千年古國老樹開花，重新煥發青春。一方面，傳統文明使新興國家在與傳統工業國家的競爭中更有底氣；但傳統文明的桎梏，同樣也為新興經濟體的進步設置了巨大障礙。長時段因素中的另一重要角色——地理因素重回舞台，使地緣政治重現於大國紛爭之中。海洋與大陸地緣政治抗衡的古老話題，活生生地以花樣翻新的各種組合，捲土重來。長時段因素中的氣候變化，更以前所未有、相當直接的方式影響着國際力量的對比變化。這也是與20世紀80—90年代和平發展時期不一樣的局面。

其三，大國間相互認知正在發生全面而迅速的變化。從20世紀70年代直到冷戰結束初年，國際政治領域一度具有廣泛影響併發揮重要作用的主流認知，是超越意識形態發展對外關係。但是隨着形勢的變化，如前所言，正逐漸地重新回到以意識形態來劃分世界。在這一過程中，大國間相互認知的變化，尤其呈跌宕起伏的態勢。其中，包括若干年來歐美國家對於俄羅斯、包括對華認知先後呈急劇改變的態勢。總體而言，危機對認知態度的急劇改變往往具有更直接的影響力。比如，在科索沃戰爭、烏克蘭危機中，西方與俄羅斯之間的相互認知水平迅速下跌。所以，觀念形態以及心理偏好的急劇變化對於國際環境的影響，值得高度關注。

其四，危機頻發期的到來，究竟是世界進一步趨於動亂，還是舊秩序動搖、新秩序來臨的徵兆？20世紀80年代開始直到世紀交替時刻的全球轉型階段，較少發生國際衝突，大國間關係相對平穩，其背景與美國 “一超” 壟斷世界的局面有關。但從世紀交替時開始，國際和地區危機接連不斷。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起延續至今的北約東擴，1997—1998年幾乎在俄羅斯與東亞同時爆發的大規模國際金融危機，然後是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緊接着是2001年的 “9·11” 事件。此後，美國又發起了2003年伊拉克戰爭，馬上又出現了接連不斷的 “顏色革命”。時過不久，2008年在發生國際金融危機的同時，又爆發了俄羅斯與格魯吉亞戰爭，再之後就出現了 “阿拉伯之春”，以及延續至今的敍利亞戰爭和烏克蘭危機。在歐亞地區危機不斷的背景下，歐洲難民危機、英國脱歐、包括特朗普上台後挑起一系列大國關係危機，直至國際疫情以及戰爭的爆發，人們目睹了在歐美髮達國家核心地帶所出現的一波接一波的危機形勢。人們不安地注視着這一連串連綿不斷的、各種方向不同力量之間的任意衝撞，究竟會把世界引向何方。

有鑑於此，筆者想強調的是，和平與發展不僅是一個政治宣言，而是一個由構建中的國際秩序保障、由人心所向的潮流支撐的時代選擇。同時，面對不可避免的挑戰，這並非一個與生俱來、唾手可得，而是需要通過卓絕的鬥爭加以捍衞、需要加倍精心的努力加以呵護，方能得以延續的國際環境。

二、 全球轉型的 “ 再轉型”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世界正處於一個全球轉型的過程之中。這裏的全球轉型的含義主要是指：其一，各國內部政治經濟體制轉型；其二，在此背景下的國際秩序的調整與改革；其三，作為內部制度變遷和國際秩序這兩者間連接物的各國對外政策與戰略的轉型。這三者經過互動而形成的普遍性趨勢與進程，可被視為全球轉型的總的態勢。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差不多同一時段，撒切爾夫人與里根推出新保守主義改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改革的決定，而蘇聯的安德羅波夫時期也確實在高層內部開始準備大規模的改革方案。很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是，這是否意味着中、美、蘇的政治領導階層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了無論國際國內都面臨着的嚴重危機狀態。於是，儘管各自的應對方式和時機選擇不同，但都順應當時內外體制和秩序構建的緊迫需求，提出了改革與轉型的要求。這與終結冷戰、構建新國際秩序等外部進程之間有怎樣的關係呢？這究竟是歷史巧合，還是意味着無論東西方，在整個國際社會中的確存在着某種深層結構與態勢，正超越各國內部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的差異，在探尋新的前景？

更為重要的一個基本問題是，為什麼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特別是冷戰結束後10年左右時間裏被大大推廣、以“華盛頓共識”為基調、以西方模式為導向的全球轉型，進入21世紀後，在20年左右的時間裏，就逐步轉化成為以主權加強為背景，以多元化的文明覆興為載體，以多樣化的制度轉型為主題，以多極化的力量格局為依託的另外一種全球轉型。這是一個非常深刻而複雜的轉變。像筆者這樣既經歷過冷戰結束前後的戲劇性變化和內外秩序轉型，又目睹世紀之交以來全球轉型本身的再一次“轉型”的一代學者，恐怕無不為之而感嘆滄桑鉅變。

對於21世紀前後的這種全球轉型的 “再轉型”，可將其動因歸納為兩方面。一方面是自然歷史進程的邏輯演進，另一方面是人為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條件的推動。從自然歷史進程的角度而言，推動 “華盛頓共識”為導向的全球轉型在世紀之交逐漸轉變為後一種轉型的最主要動因，乃是科技、經濟發展、全球化進程等當下趨勢與地理、氣候、文明等長時段因素的相互交織而高速擴展。在這一進程當中，西方的衰落，新興國家的羣體成長，成為既是現實、又是預見中的潮流。隨着全球化大潮滾滾而來，人們看到一個多元化、多極化、多樣化的新世界正在漸漸地呈現輪廓。

而就後一種人為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條件選擇的動因而言，隨着全球化的推進，包括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人們在制度選擇上究竟是走向開放，還是趨於封閉；在意識形態領域究竟是走向僵化，還是務實；就交往方式而言是走向對抗，還是趨於和諧；在未來世界秩序的構想中，究竟是一國獨霸，還是多元共存。顯然，這幾十年的歷程證明，主張開放、務實、和諧、多元共存的力量逐漸地顯示出了不可阻擋的優勢，展現出先是學習西方、但又迅速超越“華盛頓共識”這一制度模式的巨大潛能，導致了向後一種全球轉型範式的深刻轉變。

在舊世界向新世界轉換的過程中，人們依然遭逢的關鍵問題之一，乃是以舊日的簡單劃分來區分敵友。比如，當今世界是否僅僅能簡單地以“專制”“威權”和“民主”“自由”的對立來加以劃分。2020年疫情前後與大國變局的無情衝擊，揭示出把世界一分為二的那種簡單化的圖解，大大扭曲了世界的真實面貌。人們往往難以相信，為什麼一個不久之前還互相尊重而發展合作的世界，會如此迅速地跌入互相直言謾罵、乃至於兵刃相見的世界？為什麼崇尚民主，竟會把一個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置於前所未有的人種族羣、思想觀念、財富差距、社會分層的高度撕裂與對立之中？更加危險的，危機正在從國際領域轉向國內，從發展中、轉型中國家轉向歐美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帶。2020年大選中，世界最強大國 家——美國的選民出現了幾乎是一半對一半的分庭抗禮狀態。衝擊美國國會的暴行表明：曾經被西方用來主導世界事務的意識形態與制度設計，一旦被誇大和濫用，將會導致何等不可預計的風險。

布熱津斯基（左）、馮紹雷（本文作者，右）/資料圖

記得曾經在2010年雅羅斯拉夫論壇上，我與參會的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先生有過一番對話。當時，俄羅斯是梅德韋傑夫總統執政，美國總統奧巴馬還打算“重啓”對俄關係。最後一個登台講演的布熱津斯基先生在他的論壇發言中公開主張，現在是到了由北美、俄羅斯、西歐、斯堪的納維亞共同建立一個“北半球民主共同體”的時候了。他講完話走下論壇，我們便一起步入餐廳。布熱津斯基先生一邊走一邊主動地問我：“您從中國來，您對我今天提出的這個論點有何看法？”我説：“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您主張成立‘北半球民主共同體’，那麼，您打算把一些正在學習民主、實踐民主，但不一定是西方式民主的國家作何處置呢？”布熱津斯基先生當即回答説：“我曾經主張G2，你們不接受。那麼，你們可以同伊朗、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這些國家一起來組成另一個聯盟。” 當時，我回答： “您不擔心這樣來組建另一個聯盟可能會導致一場大規模的衝突嗎？” 説到這裏，布熱津斯基先生似乎意識到了什麼。他馬上對我説：“今天我們的對話是屬於私人對話，請不要見諸媒體。”我説：“好的。”然後，我們就入席開始了晚餐。

我一向尊重作為前輩的國際問題專家布熱津斯基先生。直到他去世之前，我履行承諾，十多年來從來沒有公佈過以上我們這一段對話。現在，一方面因老先生作古多年；另一方面，美國民主黨上台執政後，有人認為，布熱津斯基先生曾主張過的觀點可能會重新成為現實的戰略選擇。因此，對此做一介紹，便於理解當下的事態。值得指出，烏克蘭危機後，布熱津斯基的觀點有所變化。面對國際局勢的總體惡化，與其説他依然恪守“民主共同體”之説，還不如説，在其晚年，他在各種場合多次強調的是“中俄美三邊合作”這一命題。我覺得，布熱津斯基先生本身思想的微妙變化就是一個值得探討、也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話題。這是全球轉型的 “再轉型” 中一個小小的但不無啓示的側面。

理論上，我並不贊成作為超現實主義者米爾斯海默教授的關於大國競爭必然走向對抗的論點。但是，他本人對於美國式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批判還是非常犀利的。他認為，如果説，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一個單極世界還有存在理由的話，那麼，到21世紀以後的多極世界，民族主義和主張力量均衡的現實主義的重要性絕對壓倒了自由主義。這也説明，即使在西方國際理論的前沿發展中，對於以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來簡單劃分世界的做法，也存在着很大爭議。

從理論淵源上説，有人説，民主國家才能導致和平；並且認為，這一觀點是起源於伊曼紐爾·康德的 《永久的和平》 這篇長文。我在閲讀這篇文章後發現，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康德此文所擔憂的恰恰是 “民主的暴政”。有學者認為，他更多傾向於是共和政體、而不是民主政體，才能維持和平。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

雖然，世界上現存的各種制度模式，確有權力的集中分散、效率的高下之分。民主和自由，毫無疑問是包括中國、俄羅斯在內的各國人民孜孜以求的價值目標。但是，當這一目標被運用於國家間關係，便面臨着複雜的歷史背景和現實環境。各種制度模式的改善和優化，首先是各國自己的事情。這是確認主權高於一切的威斯特伐利亞模式幾百年來能延續至今的根本性原因。同時，人們也力爭學會通過良性的競爭與合作，而不是簡單地以“民主與專制”把世界一分為二；也不是通過戰爭和破壞、通過構建軍事聯盟進行威脅和施加壓力的方式，來優化和改進國內製度和構建世界秩序。原則上説，全球化提供了一個和平地重建秩序的客觀條件。而冷戰時期的對抗性格局30來和平地向新秩序過渡，雖然代價巨大，且前程艱難，但還是證明了以超越意識形態與和平的方式來實現國際秩序更替的現實可能性。

以上説的是關於全球轉型為何出現了 “再轉型” 的這一重大轉折，以及 “再轉型”的可能路徑及其爭議。

全球轉型的第二個核心問題，乃是國內體制轉型與對外關係的相關性問題。作為這一種相互關係的最典型體現，莫過於冷戰終結以來的美俄關係。人們看到美俄雙邊關係週期和俄蘇國內政治週期的戲劇性的高度重合。

先來看俄羅斯與美國關係的週期性現象。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直到當下，美俄（蘇）關係出現了一次又一次從緩和、“重啓”，然後又轉入危機、衝突的週期性過程。戈爾巴喬夫一度轟轟烈烈地改善美蘇關係，最終以蘇聯的突然解體而告終。葉利欽的“一邊倒”向西方靠攏，以此作為獨立後俄羅斯的選擇，但在世紀之交的科索沃戰爭中，美俄幾近不歡而散。普京上台之初，同樣以首訪英國、合作美國、面向西方為出發點，但是到2007年，普京以一篇措辭犀利的慕尼黑講話，宣告了美俄角逐拉開序幕。梅德韋傑夫2008年上台，儘管剛剛執政的奧巴馬對他寄予高度期望，但俄美關係還是在格魯吉亞衝突、敍利亞戰爭和烏克蘭危機的硝煙瀰漫以及普京迴歸後，重歸沉寂。2016年底，特朗普大選獲勝，很想對美俄關係作一番突破，不料不僅沒有建功立業，相反卻激起建制派、反對派的強勁抵制。美俄關係再一次“重啓” 還未啓動，已胎死腹中。幾十年來，美俄間關係一次又一次地從接近到崩壞的循環過程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為拜登開始執政，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上台之初都曾經演過的美俄“重啓”的活劇是否會重演？事實證明，這類再三重演的歷史週期性現象，不會因為各有特性的個別政治人物的離場而消失，而一定會以另一種方式、藉助於另一種機遇捲土重來。

小布什總統曾邀請普京總統到家中做客 資料圖來自新華網/AFP

在此同時，人們發現，與上述美俄關係週期性幾乎同步，還存在另一種內部的週期演進。也即，無論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普京，中間還有一段梅德韋傑夫與普京的“二人轉”，俄羅斯在歷次與美國關係“先揚後抑”的同時，幾乎每一屆政權都經歷內部權力結構從分散到集中的過程。戈爾巴喬夫高舉 “民主化” 的旗幟上台，但到蘇聯末年，他已轉向將蘇共中央總書記和新設的最高蘇維埃主席這兩大重任集於自己一身。葉利欽作為俄羅斯歷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登上舞台，但臨到執政晚期，要靠家族和寡頭才能維持政權。來自自由派陣營的普京上台伊始，基本延續着20世紀90年代葉利欽時期的政治路線，但是從2003年開始，將地方權力迴歸聯邦政府和對抱負過大的能源寡頭收緊管控，大大加強了國家對經濟和輿論的調控。2008—2012年期間梅普 “二人轉”，一度釋放出俄羅斯趨於放鬆政治經濟的態勢。然而2012年後普京重回總統大位，似乎一切又都回到了政府權力相對集中的過程。這樣一收一放、一緊一鬆反覆出現的俄羅斯內部政治週期，究竟是因為何種原因與美俄關係的週期變化不謀而合地發生諧振？不管這一問題有何結論，毫無疑問的是，俄羅斯上述的集權分權、週而復始的政治週期，或遲或早、也定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次出現。

俄羅斯內部體制轉型與對外關係之間的這種緊密相關性，看似充滿戲劇性，但並不是一種特例。相反，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出現在其他大國關係之間。這就提醒人們，雖然各國獨立自主地選擇自己的國內體制，包括對之進行改革，這是不可動搖的準則。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各國國內的體制演進，尤其是大國國內體制的演進過程，不可避免地會在國家間關係中得到反映。

總之，為什麼一個原本是傾向於“華盛頓共識”的全球轉型，會變成一個基於主權的，主張多元化、多樣化、多極化的另一類轉型，關鍵乃在於，這既是客觀自然的歷史進程，同時也是主觀地對意識形態和制度進行選擇的兩種基本進程相互作用的結果。而其中重要之點在於，一方面要高度關注國內體制變遷和對外關係的不可避免的相互關聯，而另一方面，不能再重複冷戰時期意識形態和對抗的老路。用兩句簡單的話語來概括：人間正道是滄桑，秩序和制度模式的構建，首先有賴於思想的健全。

三、 俄羅斯和中俄關系在全球轉型中的意義

當昔日世界霸權國家面臨着前所未見的困境之時，從危機轉向秩序的艱難進程，將自然而然地更多有賴於新興國家。而俄羅斯與中國又是其中的最為關鍵的兩個角色。它們如何來調處危機與秩序的關係，勢將會成為全球事務的焦點。

也就是在上述基辛格發出對於中美關係警告的同時，彭博新聞社幾位經濟學家提出了對未來國際秩序的一個展望。他們認為：“冷戰結束——被譽為是歷史終結——其實只是一個篇章的結束和另一個篇章的開始。世界正處於混亂的過渡期。經濟和政治力量中心從西方向東方、從自由市場向國家、從民主制向民粹主義轉移。對企業、投資者和決策者來説，歷史並沒有終結，它才剛剛開始。”在筆者看來，歷史上曾經有過多次的東方和西方之爭、市場與國家之爭、民主與民粹之爭，以及與此相關的種種預判。但是，歷史選擇的結果，總是比預言家們的結論，要來得更加豐富多樣。

至少存在着三個頗有爭議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如何看待新興國家、特別是俄羅斯在全球轉型中的作用？

隨着新興經濟體國家與傳統發達國家經濟實力的接近與翻轉，在很多人的觀念中，國際力量對比的根本性變化，似乎正在比想象中更快地來臨。儘管歐美工業國家在軍事實力、科技創新、金融積累、教育水平、結盟能力等方面仍有優勢，但是，在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增長、傳統文化的支持、大國規模、制度動員能力，以及未來體制改革的巨大空間等因素支持下，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新興國家對於轉型中世界的抱負與願景，正在成為推動發展與變化的巨大動力。

雖然，對於俄羅斯的作用一直存有很多爭論。但是，第一，俄羅斯曾經歷了上千年艱難困苦和篳路藍縷，才從一個來自東歐地區的小小邦國擴展成為世界頂級的大國。疆域迅速擴大所伴生的內外挑戰並非其他大國都具有的。其中，腥風血雨的內外博弈，大起大落的國家命運，高歌凱旋中的大國榮耀，也伴隨着家國命運的悲歡離合。這種頗為悲涼又孤獨的滄桑之感，是俄羅斯獨具的遺產。第二，俄國在拿破崙和希特勒兩次強敵的毀滅性入侵之後，英勇地打敗侵略者，捍衞了國家領土完整和尊嚴。這是世界歷史的奇蹟。35年前我在蘇聯留學的時候，朋友們就對我説，堅忍不拔是俄羅斯民族的獨特秉性。第三，俄羅斯不僅是一個 “戰鬥民族”，而且還是一個有着非常豐富的人文積累和創造性思想的大國。在21世紀國際範式的轉變中，俄羅斯思想家們對舊世界的批判，對新世界的構想，起着幾乎是十分重要、但並不為很多人所知的關鍵作用。武器的批判固然厲害，但是對於人類而言，歸根到底還是很難與批判的武器的威力相比擬。雖然當下的俄羅斯正面臨內外巨大挑戰，尤其是經濟低迷、又遭西方長期制裁的打擊，但是，這樣一個具有自己獨立特行的生命經歷的重要大國，依然會在全球轉型各個領域中發揮特殊的作用。

當然，同樣需要高度關注的是，新興國家基於經驗對前景充滿信心的同時，如何理性並冷靜地看待自己。這可能是比看待對手更需要慎重對待的問題。

今年5月，俄總統普京訪問中國，期間出席在哈爾濱舉辦的貿易博覽會。圖自俄羅斯衞星社

第二個問題，中俄關系究竟是外部危機推動之下的權宜結合，還是具有強勁內生動力的自覺形成的戰略伙伴關係？

21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俄所推動緊密合作的夥伴關係，一定程度上的確是在一系列國際危機的外部推動之下，逐步形成的。比如，1998年亞洲和俄羅斯同時發生的金融危機；1999年科索沃戰爭和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對世紀初恐怖主義襲擊的集體預感；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以及當下的疫情和大國關係引起的波動，都一次又一次地推動着中俄的接近。這是一個不由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外在的自然演進的過程。

同時，多年來中俄兩國的立意、決策、實踐和一系列成就表明：中俄關系完全需要，而且已逐步地從兩個巨大鄰國內生需求和自主意識出發，從兩個悠久文明國家的更多的精神與心靈的交流、而不單依靠物質關係與利益的互補——當然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來構建我們的相互關係。

對中俄關系的內生需求的認知，同時也由於21 世紀以來嶄新的大國關係形式——三邊關係的活躍，而顯得格外的迫切。

從世紀之交開始，國際政治進程中不光出現了美、歐、俄的三方關係的重構，差不多在同時還出現美、俄、中三方的互動。伊拉克戰爭中，人們首先發現歐美西方大國之間出現分歧，不再聽從傳統盟主號令，而是通過反戰以自保；同時，歐亞地區一系列危機中，俄、美、歐借重三邊關係構架，互動斡旋，以免大規模衝突升級。但是傳統大國構成的三方關係並未能遏制敍利亞、烏克蘭危機的深化。

在此背景之下，中、美、俄關係受到空前的關注。與冷戰時中、美、蘇互相敵對的三角博弈關係不同，總體而言，中、美、俄三方保持互相均衡、制約與合作，依然具有避免大規模衝突的可能。大國間關係存在着遠不止為擦槍走火的巨大風險，如若各方僅為尋租，勢必引發動盪，而如若處理得好，則能帶來大國關係的穩定。2018年後，中美兩國多項實力指標大大領先於其他國家，但中國卻遭到美國極限施壓，兩大國關係突陷低谷，頻生危機。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其他國家一度期待以中立、均衡、不選邊的立場，而不是如冷戰期間的拉幫結派的立場，來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衝突。

富於戲劇性的是，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羣體，也以不選邊、不結盟、主張和平、反對戰爭的立場，似乎重演了三年前俄羅斯在中美關係突然走向衝突時所承擔的角色。大國三邊關係的輪迴變化耐人尋味，也發人深省。總之，在全球轉型的複雜進程中，不能只靠單打獨鬥，甚至不限於雙邊合作，還需要更為明智務實而不失原則的三邊互動、規範制約、借力發力。新興國家應具有開闊的眼界和超越的思想高度，以更加靈活應變的態度，尤需以內生需求所帶來的定力，去承擔未來秩序構建的重任。

第三個問題，對中俄而言，重大危機處理與全球轉型存在着怎樣的相互關係？

全球轉型至少具有以下三種前景。其一，僅被動等待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之後，才去求得持續多年的地區或全局危機，比如烏克蘭危機的徹底解決。其二，上述被催生加速的各種抱負和願景之下，還沒等到全球轉型的條件成熟，已猝不及防地爆發大規模的衝突與危機。其三，與上述兩種前景相比，能否以更加理性穩健、但更具遠見的態度，反其道而為之。也即，竭盡一切努力維護和平，反對戰爭，主動處理危機，堅信事在人為，推動全球轉型的條件趨於成熟。事實上，若干年前，當烏克蘭危機久拖不決，甚而可能會爆發難以控制的巨大風險的局面下，很多有識之士思考的不光是如何終結危機，而是如何從危機中尋找出路，並通過及時地解決危機，為實現向未來秩序的轉換做好鋪墊。在衝突不斷升級的今天，這樣的努力依然具有寶貴价值。

如果説，本序言所陳述問題與主客觀趨勢乃是本書寫作的基本線索和結構，那麼，上述最後一點，是筆者所表達的從危機走向秩序的理想途徑，也是本書寫作最為關切的核心。

舊世界已然老去，而新世界尚未最終形成。客觀地説，當今的確是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但是，危機中又處處藴含着建立新秩序的機遇。因此，只有善於從各種大大小小的危機處理中把握時機、發現機遇，把危機一步步轉化成相互信任基礎上的機制、體制與秩序，也不畏懼種種倒退和偏見，這樣，才能夠真正轉危為機、化敵為友，建立起一個共享穩定與和平、發展與繁榮的新時代。

馮紹雷：《危機與秩序：全球轉型下的俄羅斯對外關係》，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