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台灣“發錢”三次，結果是好是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政府發錢給人民，為什麼發，怎麼發，發多少，發給誰，是門很大學問，説起來相當複雜。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大陸一直有媒體和學者呼籲給民眾發錢。別人怎麼做？歐美舉債發錢的經驗，參考價值不如台灣，畢竟，兩岸人民務實的民族性是一致的，因此台灣發錢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大陸發錢的結果。

對老百姓而言，政府“發錢”當然是好事，但對政府而言，得反覆精算，並累積實際經驗，才可能發揮正面效應。

於此，經濟理論讓專家去説，本文就整理一下台灣發錢的實際經驗，供各方參考。

為什麼發？

發錢的目的，無疑是最重要的問題面向：

台灣發錢三次，第一次是因應2008年金融海嘯，台灣百業蕭條，經濟一度負增長，失業率攀升，前景難料。2009年馬英九普發“振興經濟消費券”，目的是為全台產業紓困。

第二次是2020年疫情，屬短期經濟衝擊，情況不像2008年時那麼嚴峻，經濟主體制造業未遭損害，但消費緊縮。蔡英文於該年發放“振興三倍券”，目的是避免滑入“通縮”，以及為產業紓困。

第三次是2021年疫情蔓延到台灣，蔡英文再度發放“振興五倍券”，這一次主要是想救觀光業等民生服務業，紓困對象較為縮小。

2020年，蔡英文發放“振興三倍券”

總的來説，台灣發錢的效果，在經濟面向上不如預期，但論短期收益，可謂不無小補，還不至於浪費人民納税錢。

在政治面向上，蔡英文的“振興五倍券”，更多隱含“穩民心”的用意。當時“擋疫苗”、“有疫苗官員先打”引發民怨滔天，發錢至少能穩住基本盤。2022年選舉，執政黨雖在席次上大敗，但總得票率仍與對手保持在10%以內的差距，維持41%的支持度。

對這類政府“發錢”政策的正確認知是，此舉旨在解決短期問題，特別是對陷入困境的產業紓困，而不是為了增加人民收入，也就是“救急不救窮”。

當然有人會説，這是劫貧濟富、圖利富人的政策，但這種看法有點極端，產業興衰與就業率直接相關，政府有責任在大環境轉惡的時候保護產業，連帶穩住就業。

至於有人認為，提升藍領收入，解決分配不均的問題才是正道，所以反對發錢。這則是中長期的問題，當然應該有對策，但不妨礙政府解決當前的燃眉之急，政策不能只有“救窮不救急”。

在民間消費層面，大陸經濟目前的燃眉之急是什麼？通縮？生產力遠大於消費力？實體店面不振？民眾雖願意在國內旅遊，但消費仍太保守？只要明確了目的，就能明確為什麼發錢，以及怎麼發錢。

怎麼發？發給誰？發多少？

然後就是怎麼發的問題：發現金還是發消費券？發給誰？排富不排富？發多少？一個月工資好不好？

一者，儘管過程中許多人力主發現金，但台灣三次發錢，都是發券，而且還明訂使用期限，為什麼呢？因為怕民眾存起來不花。

承上述，這是“救急不救窮”，偶而為之的政策，目的就是短期刺激消費，錢不會多，更不是月月發放，所以發出去了就是要全數收回。人民拿到了政府“贈予”的商品與服務折扣，政府獲得了額外的税收，理想上是雙贏。

如果是發現金，不用想也知道財務上較緊的多數人會存起來，我們都是中國人，心思是一樣的。如果是我，就會存起來拿去抵税，這就等於政府自動減少了税收。

也有經濟學者認為，只要錢不多，有價禮券與現金一樣可以存起來，只是消費配置的問題。然而，有些人就是窮到光屁股，連税都不必繳，沒有什麼“消費配置”可言。

再者，這三次“發券”都不排富，因為目的主要是“振興經濟”，其次才是“產業紓困”。

振興與紓困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前者希望全民一起參與“買買買”，後者是援助陷入困境的對象，所以旨在刺激消費的“振興”不應該排富。

然而，三次發錢也都有“紓困”的目的，排富也不是不應該，但這在執行層面上會使行政複雜化。行政一旦複雜化，發錢效率就會降低，爭議就會升高，搞到不發還好，發了反而引眾怒。

對政府而言，發錢“振興”是一種投資，要的是實質收益；發錢“紓困”是一種支出，目的在照顧弱勢。廣撒錢，若只視為支出會造成財政負擔，更別説舉債發錢了。

雖然錢不會多，對富人而言有與沒有一樣，但發券原則上都會使用，無論是贈予他人，或憑券加碼消費，基本不會影響政府的總體收益。

但如果錢多到一定程度，比如每人可獲取一萬元人民幣以上的等值消費券，情況就會有所不同。對許多大陸勞動者而言，一萬元超過一個月工資，錢不可謂少，若不排富，會怨政府何不乾脆“劫富濟貧”，將發給富人的錢都分給窮人，這樣還能分多點。富人是無所謂，但一般人有所謂。

還有，發放有效期限的券，在政府財政上負擔較輕，今年發，明年再核銷即可；但若是發現金，就要立刻找到財源，而通常在年度預算之外的支出，需要舉債應付。

三者，怎麼發，也涉及讓民眾“無償獲取”，或“有償獲取”的問題。

無償獲取，即馬英九的消費券與最後一次的五倍券，都是直接發券。有償獲取，即蔡英文的振興三倍券，民眾要花錢買。3倍券就是花1000元買價值3000元的券，等於政府補貼人民2000元。

為什麼要讓人民花錢買券？説到底，就是減輕財政負擔，還拉高槓杆（也就是乘數）。2300萬人都花1000元買3倍券，政府立刻笑納230億現金。而民眾若花光3000元，等於每人總共消費4000元以上。如果你用3倍券買了5000元的商品，實際支出就是3000，超過政府補貼的2000元。

要説這是割人民韭菜也無不妥，但意在實質收益的發錢政策，本質就是如此，天上不會無緣無故掉餡餅。覺得這是消費陷阱的民眾也可以選擇不買券，但實際狀況是，嫌歸嫌，幾乎沒人不買。

四者，要不要限制消費民生必需品？

政府發錢，如果目的是振興特定行業，就不會希望你去買民生必需品，例如加油、買菜、買衞生紙等等，而希望你額外消費非必需品，如觀光服務業商品，各種娛樂業商品，或者多買些衣服鞋子首飾玩具傢俱等等，以活絡民生次要產業。

蔡英文的X倍券就限定不可用在網絡電商（購物型）消費，繳税、囤積民生物資、股票、水電費、罰款、遊戲點數、禮券、香煙、保單等等（也不可找零）。

限制是有必要的，但如何限制，端視發錢的目的是什麼。

實際狀況是，只要不限制大型連鎖超商或賣場，多數民眾還是會花在民生必需品上。關鍵就在於消費券金額不大，民眾不會因此去多買昂貴的非必需品，就算不買必需品，原則上也會選擇券值4倍以內的非必需品（根據經驗，這意味着家電銷路上漲，而非觀光服務業獲益）。

況且，各大零售渠道都會爭相加碼，促銷出清，以賺取這一大筆政府對民眾的補貼，而這裏面不可能沒有民生必需品。

當然，也有人賣券賺價差，就是隻愛可自由使用的現金，但有人買，意味着券一定會使用，不影響政府的整體收益，且這樣的人其實也是少數，因為別人只會打折買你的券。

個人認為，大陸若要發錢，確實該限制電商消費，因為電商太強大，實體店面真的需要人氣。

五者，發多少錢，也是學問，發多了不行，發少了乾脆別發。

以禮券形式發放，台灣第一次發3600元台幣，是最低工資的約20%。第二次發，1000元換3000元，實際補貼2000元，是最低工資約8.4%。第三次發5000元，不用買，是最低工資的20.8%。

每個人的收入與消費佔比不同，大致上，月收入扣掉定存、房貸（或房租）、水電費、保費與其他必要支出之後，還有50%以上消費額度的人應該不多。如果按家庭收支兩人工資合計，或能達到50%。

這50%再扣掉民生必需物資消費，包含吃的用的，能有20%“閒錢”消費還算合理，不過這是以家庭為單位（兩人工資）計算。若是一般月收入3萬台幣的單身狗，5000元算是令人開心的意外之財。若是一家3口或4口，能平白多出1.5萬到2萬的消費額度，感覺錢雖不算多，但也不少。

除此之外，各縣市也會隨之加碼，民間各種大型銷售渠道，以及各服務業都會推出加碼方案供民眾選擇，如此形成暫時性的消費榮景。

需要提醒的是，第三次發錢，“五倍券”不是一張紙，而是分為千元3張，500元2張，200元5張，以方便民眾消費不同品項，但不能找零。這種設計是避免禮券只被用來購買單一商品。

另外，民眾也可選擇領取紙本，或虛擬綁定信用卡、移動支付和電子票證。不過，絕大部分民眾都選擇領取紙本，因為那有“手感”，領取與支付也最單純，花起來感覺較佳。

大致而言，發錢額度在最低工資的20%上下，對民眾而言是有感的福利，但對總體經濟而言，收益只能説是差強人意，因為人民還是多將這筆錢用在採購民生物資上。

綜上，政府發錢最主要的正面效益，在於提振經濟“士氣”，短期降低縮緊荷包的社會氛圍，而不是解決長期消費緊縮的現象，不能對此一政策寄予過高的期望，認為它能“搞好經濟”。相較之下，更重要的是中長期調整財富分配的政策。

個人認為，就算僅着眼於在消費層面的“提振士氣”也是好的，只要政府精算過後認為不會虧錢即可。當然，大陸的人口遠超過台灣，各地方狀況也不同，在計算與執行層面的考量勢必也遠比台灣複雜，但總得來説，值得一試。

民眾到底怎麼花這筆錢？

政策施行後，有若干民調與深度分析，在民眾實際的消費層面值得大陸參考。

1. 實體券與虛擬券：原本預期虛擬券接受度較高，但民眾偏好領取實體券，原因之一是領取管道（包含連鎖小型超商）也會加碼，主要原因承上述，簡單方便有手感，小確幸感覺得到。

大陸已習慣使用虛擬支付，但從消費心理學的角度看，錢一進入虛擬賬户，就會被民眾默認是“正常資產”，而不是“意外之財”，兩者的消費態度大不同，前者會理性，後者會“衝動”，而説到底，政府發錢就是想刺激“衝動消費”。

2. 面額問題：分成不同面額，不會推高高額消費（如購買萬元以上家電），民眾傾向小筆小筆慢慢花。這現象是好是壞，端視政府發錢的目的。

3. 消費類別：政策之用意，原本希望民眾花費在非必要商品與服務（如娛樂、觀光），但大多數人還是花費在日常消費品，前三大類是“日常餐飲”、“低價民生物資”、“日常衣着”，簡言之，近七成的消費落在民眾日常就會開銷的項目上。而這意味着政府最在意的“乘數”（創造額外消費與收益）很難如預期。

我相信，大陸民眾對這筆錢的消費意向，肯定與台灣民眾一樣，當作日常支出的補貼為多數，當作意外之財拿去享樂的為少數。

當然，這與年齡也有直接的關係，馬英九時代發消費券時，我還年輕，一次性買了條昂貴的牛仔褲，沒有補貼就不會買的那種。等到蔡英文發錢，我就快塵滿面，鬢如霜，拿去補貼購買平板電腦，以及換新手機。也就是原本想買，但心疼錢包而一直忍着不買的東西（當時我iPhone6熒幕都佈滿裂痕了還在用）。

看待這筆錢，在心理上是從“意外之財”到“自己擁有”的過程，前者你會傾向亂花，後者你會理性看待。這意味着，使用期限不能拉太長，若限定一個月內使用，民眾會傾向消費非必需品，但若期限太短，也會讓很多民眾忘記領取或使用。

限制使用的層面也類似，限制太少，民眾會更當成日常支出，限制太多，放棄領取使用的比例就會升高。

4. 加碼的效果：從“中央”到縣市政府，再到民間各種商家的加碼，效果並不明顯，主要原因在面額問題上。如上述，民眾傾向小筆小筆使用，往往一次只使用一張200元，那加碼的獲得感就微乎其微，甚至，小額使用還不符合加碼條件。這是在考慮面額問題時必須有所取捨的部分。

總言之，中國人的民族性遠比西方務實，天然抑制“衝動性消費”，因此政府若想獲得高乘數效應絕不容易。但若限制太多，指向性太明顯，總體效益也會大減，因此拿捏政策分寸實在是門大學問。

不過，經驗勝於理論，政府在一次大膽的政策實驗中，所能獲取的絕不只是乘數，還能對國民消費傾向做一次大盤點，有助於釐清掌舵總體經濟的方向感。對於這一點，民眾肯定是歡迎的。

不同意見的激烈交鋒，在政策施行前是必然，也是應該的，而施行後，不同意見反而會降低，因為經驗會排除許多不必要的顧慮，或過於極端的論點，有利於下一次規劃類似政策時減少阻力。

只要目的明確，利弊得失算清楚，就應該採取行動，我相信透過許多他山之石，大陸能少繞些彎路。當然，大陸也有僅屬於自己的挑戰，但有時，真正的避險最佳途徑，不試不知道。

想不如做，再怎麼説，政府發錢，並非制度性的，總不至於發生系統性災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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