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嶔：甲午戰爭前後，日本是怎麼打輿論戰的？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嶔】

蓋着黃龍旗下葬的美國人

1897年2月12日，原北洋水師“洋員”、鎮遠艦幫帶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即將在美國紐約海軍醫院裏，接受眼球摘除手術。他突然吩咐護士幫自己把小皮箱拿來，然後又藉故支開了護士。

緊接着，整個醫院都聽到一聲清脆的槍響：馬吉芬，這位親歷了甲午戰爭的美國籍軍人，選擇用箱子裏一把左輪手槍，結束了自己37歲的生命。人們從血泊中找到一張紙條，那是他最後的遺言：“我的心屬於中國，屬於北洋水師。”

這一天，正是他的兩位老戰友，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以及“鎮遠”艦署理管帶楊用霖的兩週年忌日。

而在這之前的兩年裏，這位出身美國軍人家庭，曾在黃海大戰裏浴血奮戰，回到美國家鄉後迅速成名，被美國人尊稱為“馬吉芬少校”的傳奇人物，內心卻長期沉浸在巨大痛苦中。不止因為北洋水師老戰友們的相繼殉難，也不止因為戰爭給自己留下的傷痛。而是他吃驚地發現：作為甲午戰爭中戰敗一方的清王朝，以及在戰爭中付出犧牲的清軍官兵，竟然遭到美國媒體多年如一日的嘲諷抹黑。

在當時美國的各類報紙刊物裏，對於清軍特別是北洋水師的嘲笑醜化，堪稱比比皆是。至於戰勝一方的日本，卻被美國媒體各種吹捧。在美國記者的筆下，日本軍隊不但紀律嚴明戰鬥素質奇高，而且“對美國人極其文明友好”。初回美國時，馬吉芬僅僅因為反駁了美國記者“日軍文明”的説法，就被扣上了“辱日”帽子，遭到各種口誅筆伐。

因此，不甘受辱的馬吉芬，在這兩年裏，一直奔走在各類演講活動中，竭力告訴美國人甲午戰爭的真相。曾被美國海軍拒之門外的他，還穿着北洋水師的軍服，出現在美國海波特海軍戰爭學院，為學員們講述真實的甲午戰爭。他在為美國報紙刊物撰寫的文章裏，不但盛讚了丁汝昌等老戰友的偉大品格，更怒懟了美國媒體對北洋水師的種種醜化：“中國海軍，不是你們所説的那樣貪生怕死、昏庸無能。我們的同胞，總是在侮辱中國海軍。”

但他的這些努力，在當時的美國卻是蒼白無力。特別是他那些為北洋水師“正名”的言論，卻被人嘲笑是“精神出了問題”。扭曲的輿論加上病痛的折磨，讓他終於在丁汝昌忌日這天，做出了悲劇的抉擇。幾天後的葬禮上，他蓋着北洋水師的黃龍旗下葬，墓誌銘由他的父親親筆撰寫：“謹立此碑紀念一位深愛着自己的祖國，卻把人生獻給另一面國旗的勇士。”

後世很多年輕的中國人在讀到他的結局時，也常常不明白一件事：為什麼明明是作為被侵害一方的中國，卻遭到美國媒體如此罔顧事實的醜化？其實，這正是甲午戰爭前後，西方媒體態度的縮影：戰爭中承受了巨大傷亡，戰敗後更割地賠款的中國，不但沒有得到多少同情，反而成了諸多西方媒體的靶子，長期被冷嘲熱諷。相反是作為侵略者的日本，不但攫取了大量實際利益，更藉助這場侵略戰爭，成功在國際輿論場上打造了自己“文明”的人設。

輿論戰場上，大清輸得比水陸戰場更慘。

晚清輿論的閉塞且自大

如果你真能穿越到甲午年間的晚清朝堂上，指責晚清“名臣”們打輸了輿論戰。那麼晚清外交家黃遵憲的遭遇會告訴你：給晚清官員説“輿論戰”這個詞，其實是高抬了他們。

1894年8月1日，清王朝正式發佈宣戰諭旨，甲午戰爭爆發。而距離戰場千里之外的新加坡，46歲的清王朝駐新加坡總領事黃遵憲，正對着一堆書稿唉聲嘆氣。這位曾在日本生活過五年的晚清外交人才，早在甲午戰爭爆發前七年（1887年），就完成了50萬字的《日本國誌》，該書涵蓋了近代日本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科技、軍事等各方面第一手真實資料。甲午戰爭的突然爆發，更讓這本書堪稱晚清君臣最急需的“寶典”。

但就是這樣一本“寶書”，自從修訂完成後，就是命運多舛。黃遵憲曾經試圖由總理衙門官方出版，儘管有張之洞等重臣力薦，總理衙門的反應卻異常冷淡。後來他又找到了廣州當地的書局，結果也是被一拖再拖，甲午戰爭爆發時，此書的出版依然遙遙無期。直到甲午敗局已定，這部書才終於得以刊刻，然後迅速封神，被康有為、梁啓超等人花樣點贊。而從甲午戰敗到抗戰勝利的半世紀裏，它也被一版再版，是中國一代代進步人士的必讀書目。

可笑的是，就是在大清正式宣戰的這天，大清朝堂上的“名流重臣”們也沒忘了翻書。某位大臣當天就“早抄諭旨半開，午讀《明紀事》讀倭患及援朝兩議”。大戰當前，他們寧可從四百年前的明代史料裏找經驗，也絕不看一眼真實記錄當前敵人的《日本國誌》。

同樣是甲午戰爭宣戰前後，大清朝駐英國公使龔照瑗，卻正在法國忙得團團轉。這位“大清裱糊匠”李鴻章的實在親戚，身為駐外公使，卻對外語一竅不通，外文報紙自然也極少看。人在法國的他，主要靠英國員工馬格里來蒐集情報。而馬格里帶給他的，基本都是英國坊間小道消息。諸如“英國反對甲午戰爭”“俄國給日本施加壓力”等假新聞都是這麼來的，然後被龔大人照單全收，成了清王朝眼中極有價值的戰略情報。

一個對《日本國誌》極度無視的朝廷，一羣連外語都不明白，外國報紙也不看的外交官。對比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魏源《海國圖志》遭到的淒涼局面，我們不得不説，洋務運動這麼多年，這大清的進步，着實進步得可憐。如此“可憐”的大清朝，要求它去打好輿論戰？幾乎奢求。

説起甲午的輿論戰，很多後人都在關注“晚清媒體”的槽點，比如戰爭爆發時，《字林滬報》等媒體那喊打喊殺的文字，以及戰場敗退連連時，《電視齋畫報》等報紙那一篇篇公然造假，將敗仗一次次説成勝仗的新聞報道。但比起這些活劇來，晚清輿論戰真正的失敗，還在於高層的無知，從頭到尾，無論洋務派還是頑固派，腦筋裏都毫無“輿論戰”這根弦。

所以，在甲午戰爭的輿論層面，清王朝的做法，往好聽點就是簡單粗暴。美國人丹涅特這樣形容清王朝“輿論戰”中的無能：“以口舌文告，日勞精弊神於英、俄、德、法、美五國之交，垂五十日。迄無要領”。一百多年後，學者闞延華也發出了一聲長嘆：“翻遍甲午戰爭期間所有的《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大報，沒看到一篇中國官方或者個人主動提供給國外公眾閲讀的資料。”

而比起晚清重臣們對於輿論戰的無知，日本卻在挑起戰爭前，就高度重視輿論戰。當大清駐英公使龔照瑗在法國亂收小道消息時。日本駐日公使青木周蔵，則給日本政府報告説：“我以前就與《泰晤士報》建立了關係……把英國政府拉向我們一邊……請寄供政治上和私人之用的額外經費。”

在整個甲午戰爭的輿論戰裏，日本也是做戲做全套。清政府不允許任何外國記者隨軍採訪，日本則主動邀請了129名西方記者。日本本國更有66家媒體，向前線派出了一千多名記者。整個戰爭進程裏，日本也做足“擺拍”，諸如“優待清軍戰俘”“攻克清軍陣地”“救助朝鮮難民”等“大新聞”，都是從文章到圖片，輿論造到極致。諸如青木周蔵等日本駐外公使，還親自下場撰文。

但清王朝之所以輸到體無完膚，不止是“態度”與“做戲”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日本兩個至今值得我們警覺的伎倆。

甲午戰爭海戰圖

並沒有過時的把戲

日本“輿論戰”的第一個“拿手好戲”，就是他們的“鈔能力”。

比如上面説到的青木周蔵，甲午戰爭爆發前，為了打好輿論戰，拼命向日本當局要錢。但千萬別以為他們是“錢多人傻”。日本當時高薪聘請了美國《紐約論壇報》記者豪斯，以西方媒體的遊戲規則，打造日本“文明”的人設。在甲午炮聲還沒響起時，相關的文章已經開始了“轟炸”。

而在整個甲午戰爭進程裏，日本更把現代新媒體常見的“買水軍”“請大V”等套路，提前一百年玩到熟練。日本當時在西方媒體投放的“有償新聞”，都有明碼報價：日本在中央通信社發一篇新聞，價格是100英鎊，而在路透社發一篇？價格是606英鎊。要知道，在當時的英國，一名教師的年薪也不過85英鎊。這“公開費用”，簡直不惜血本。

所以如果回看甲午戰爭時期的西方媒體報道，我們會看到一堆“奇文”。戰爭爆發初期，《紐約先驅報》就説“日本解放朝鮮”，《泰晤士報》説日本的出兵“保障朝鮮安全”。在滅絕人性的旅順屠城後，《泰晤士報》更用大量篇幅，繪聲繪色描述日本如何救濟難民。其實，都是錢到位了。

甚至，在甲午戰爭的一些大事件上，更常見當時一些“西方大V”跳出來給日本背書。1894年7月23日，搭載中國士兵的英國商船“高升號”，被日艦“浪速”號擊沉。如此“打英國臉”的行為，引發了英國輿論的憤怒。但沒多久，劍橋大學法學系教授韋斯特萊克以及牛津大學教授胡蘭德等人，就相繼發表高論，認為悲劇的主要責任在中國一方。諸多英國媒體也相繼改口，原本令日本陷入輿論被動的“高升號”事件，就此反轉。

對比一下這些年裏，每當有“日本知名人物”去“拜鬼”時，總有各種“清醒人士”發表高論，花樣洗白當事人。對比歷史必須説，這是一百多年前的老伎倆了。

1894年10月6日 《倫敦新聞畫報》所描繪的中國高升號運兵船被日本浪速號巡洋艦擊中後，開始沉沒。

但日本“輿論戰”比“砸錢”更讓我們警覺的，是他們的“洗白”手段。

還是以“高升號”事件為例：日本在進行媒體公關時，不是簡單的“砸錢造輿論”，相反是幾步走的花招：第一步，模糊責任，把衝突的起因，説成“中國軍艦態度極不友好”，在細節上修改真相。第二步，混淆視聽，淡化主要矛盾。他們抓住“日軍營救落水歐洲水手”這一個新聞點大做文章，且讓收夠了好處的被救水手出面替日方背書，成功轉移了公眾視線。第三步是洶湧的輿論攻勢，幾大收足好處的西方媒體齊上陣……

而在慘絕人寰的旅順大屠殺後，面對諸多親歷事件的西方記者的報道，日本的表現更好似戲精上身。首先是造輿論，對旅順屠殺的真實性避而不談，反而大肆渲染“中國虐待日本戰俘”等謠言，偽造了大量“中國軍隊殘暴弒殺”的材料，散佈“日軍只是合理報復”的論調。而後偽造現場，邀請西方記者前去報道。

被日本“重點投資”的《泰晤士報》，這次更是急先鋒。在報道了“日本救助難民”的話題時，《泰晤士報》筆鋒一轉，説“大部分回到那裏的人他們都同意那些令人遺憾的事情已經是犯罪，但也説是可以諒解的”。這等於是不動聲色，就否定了日本的屠殺罪行。對那些有關“旅順屠殺”的新聞報道？《泰晤士報》更是直接一棍子打死：“那些外國記者給軍隊造成的令人厭惡的流言已經被駁斥了”。

在“用一個謊言替代另一個謊言”這一技巧上，從甲午到今天，類似的把戲，在西方某些媒體身上，早就屢見不鮮。

三十七年後的嘆息

很多國人説到甲午戰爭，常説這是“夢醒之戰”。但在“輿論戰”方面，至少民國的“精英”們，真的沒醒。

1928年5月，日本侵略者出兵濟南，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而日寇的“輿論戰”，也是故伎重演，他們在全球各大報紙上投放新聞，宣稱日軍是“對中國軍隊暴行的反擊”。甚至當南美幾個國家的報紙，刊登“濟南慘案”的真實報道時，日本駐該國使館竟親自下場，威脅報社撤回報道。《泰晤士報》更是再次為日寇搖旗吶喊，甚至“感謝日軍在濟南的仁慈”。

而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呢？只是一句簡單的回應：“對日案切勿擅自通電發表”。

三年後的“九一八事變”裏，侵佔東北的日寇，更在輿論戰裏無所不用其極，侵略戰爭被美化成“保衞日本利益”，西方媒體上，一批為日寇背書的“西方專家”們，大呼“中國排外招來日本反擊”，其顛倒黑白之本事一如既往。那位至今還在某粉絲羣裏中極有號召力的“總裁”，卻對他的“少帥兄弟”私下一句話：“他們（日本人）嘴大，我們嘴小，倘若抵抗，國際上就不好説話了。”

從甲午的“不會打”，到抗戰爆發時的“不敢打”，近代中國在輿論戰裏吃的虧，就是那個落後捱打時代，最生動的縮影。

參考資料：鈞正平：130年前的甲午之戰中，大清王朝早已在另一個戰場不戰先敗

                闞延華：甲午戰爭中的中日輿論戰

                陳悦：他選擇了中國——馬吉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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