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旻：3.55萬人跨入中職校門，他們會擁有“光明的前途”嗎？

【文/ 觀察者網 張旻】

“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2024年9月開學季，將有3.55萬名學生跨入中職的校門，成為一名中專生，他們會擁有“光明的前途”嗎？

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共同構成了我國的教育“雙軌”，並且在某個歷史時期，兩者平起平坐、互為補充，為社會輸送不同類型的人才。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兩根軌道逐漸失衡。普通教育無論是在生源質量，還是教育資源上，都遠遠強過職業教育。職業教育甚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歧視和污名化，讀不好書的孩子才去念職校的觀念深入人心，接受職業教育成了一種“不得已”的選擇。職業教育由此式微，而“普職結構”的嚴重失衡，進一步導致了人力資源的錯配，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和技術工種用工荒，同時存在於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中。

時至今日，高考已成為國家級別的重大事件，是許許多多家庭的未來所繫，卻不太有人記得，其全稱為“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僅僅是“雙軌”的其中之一。而隨着就業壓力的增大和職業教育水平的提升，也讓許多人意識到，在高考之外，其實還存在巨大的可能性。我也想借此機會，和大家系統性地聊一聊職業教育的話題。

本文探討了五個問題：

1. 何謂職業教育？我們對職業教育存在哪些誤解？

2. “普職失衡”的現象，因何而產生？

3. 新中國的職業教育如何興起，如何由盛轉衰，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4. 復興職業教育，讓“普職結構”重歸平衡，需要哪些措施？又有哪些事情不可為？

5. 近些年，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取得了哪些成績，還有哪些不足？

本文為上篇。

1.何謂職業教育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上學是為了什麼？賺錢、養家餬口、過有品質的生活、繼承家業、實現人生理想、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我估計這些回答都有。但所有這些目標，都有一個隱藏的中間環節，就是工作。

既然上學都是為了工作，那所謂的“職業教育”，和它的對立面“普通教育”，區別到底在什麼地方？

我翻閲了不少資料，給大家總結一下：兩者的區別，一個是專業教育，一個是通識教育；一個在應用，一個在研發；一個重實踐，一個重理論。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這種二分法，和我們教育系統中的職業學校、普通學校，並不是一一對應的。

這裏要澄清兩個誤解，一是隻有職業學校才進行職業教育，二是職業學校只進行職業教育。職業學校裏面，也要求學習科學文化、修身養性；普通學校，也涉及各種專業知識。兩者都培養學生的創新和應用能力，要求理論與實踐結合，最多隻是在各自的教育內容中有所側重，絕對不是涇渭分明。

特別是高等職業學校教育，我國法律明確規定，是由高等職業學校和普通高等學校同時實施。我們讀大學，不管是本科還是專科，一定都會分專業，都會或多或少地接受與專業相關的職業能力訓練。哪怕是文史哲，也會訓練學生在教學和學術研究方面的能力，為獲取教職做準備。所以，如果要問有沒有什麼條件，可以從本質上把所謂的“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一刀切開，我個人的看法是：沒有。

但是，理論上沒有，可實踐上有。我們在談“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時候，其實常常特指“職業學校教育”和“普通學校教育”——關鍵詞來了：“學校”。既然我國用了“雙軌制”，把“職業學校”和“普通學校”做了切割，劃分出兩套不同的教育體系，那我們就來聊聊，這兩類學校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是教學內容的安排。職業學校，那必然是與特定的職業掛鈎。所以，在教什麼，不教什麼，哪些要重點教，哪些“有即可”的問題上，最主要的考慮是目標職業需要什麼。

這裏可以劃出兩個重點，一個是目標職業，一個是職業需求。先有職業，後有需求，所以實施職業教育的一個前置條件，就是一套完善細緻、與時俱進的職業分類體系。我國每年都會出一冊《職業分類大典》，厚五六百頁，列明瞭八個大類，共1639種職業。每種職業都有對應的工作任務，也有各自的職位序列，要求掌握不同程度的職業技能。職業的種類、任務、序列、技能，共同構建了對職業教育的需求。與此對應，職業學校在設置專業和課程上，依據的更多是這套職位技能體系。

普通學校就不一樣了。它在分科的時候，依據的通常是學科，而學科主要是知識體系的分類。我國在《學科分類與代碼》中，劃分了九大門類，2382個學科。根據知識體系去分科，好處是便於知識的探索和教學。上面提到的國家學科分類標準，主要是為了科研和教學管理而設置的。而我們上小初高時學習的科目，比如語數外理化生，是在此基礎上又做了優化，方便學校安排老師、開設課程，也讓基礎不同的學生可以在有限的學習時間內，初步搭建起一個基本知識體系框架，方便日後的進階學習。

可以這麼理解，普通學校講究教以致學，而職業學校要更多地考慮學以致用——一邊是從知識的供給出發，一邊是從知識的需求出發。而在高等教育階段，情況要更加複雜一點。

前面講了，大學階段嚴格來講，都屬於職業教育，不管是本科、專科還是研究生都一樣。然而，就大學機構本身來講，它同時承擔着學術研究和培養職業人才兩方面的任務。這裏的“職業人才”裏面，包括了即將從事科研工作的儲備力量，它們是重中之重。而大學老師，大多數既要教書帶學生，又要搞研究，本身的學術水平也決定了其教學能力的上限。這種情況下，雖然學生在大學裏面做的是就業準備，但大學的專業和課程，卻依然要向學科體系傾斜。

所以，為了平衡科研和非科研職業的需求，我國專門為高等教育階段制定了《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設14大類，111個一級學科，各高校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設置二級學科。雖然同樣是職業教育，同樣是就業準備，不同類型的高校和院系，科研與非科研的權重卻截然不同。一般來説，相比大專高職，本科院校要更重視科研，在專業設置和教學內容上，也會更多地考慮與學術工作接軌。不過，從事科研工作的人只是極少數，本科院校的畢業生，絕大部分仍然需要進入非科研崗位，很容易出現教學內容與職業需求脱節的現象。

2.普職分層與普職失衡

上面講的，其實是一種橫向上的區別。理論上講，普通學校和職業學校只是在教學的目標和內容上有所不同，並無上下之分。但是我們都知道，現實當中教育不只是“教書育人”，在某種程度上還起到了篩選分層的作用。在實行教育雙軌制的國家，普通學校與職業學校是兩套不同的教育體系，一般從中學開始做出區分，有的國家是初中，比如德國，有的是在高中，比如中國、日本和韓國。

以中國為例，初中畢業後，一部分人會進入所謂的“三校”，畢業後直接工作，或者接受高等職業教育；另一部分，則會在普通中學就讀，畢業之後，有的繼續念普通高校，有的則轉入大專、高職。這裏面每一次的分叉，就是我們常説的“分流”。

這兩條軌道，雖然終點都是就業，但就業的前景不同，能獲取的教育資源、轉軌的難易程度也不一樣。人人都想進入就業前景好、選擇更自由的軌道。如果兩軌之間是“單向閥”，只有唸了普通高中，才能讀普通大學，獲得學位，拿下體面工作，那麼也就無怪乎大家都想往這根軌道上擠。

這種情況下，如果普通高中的資源有限，或者人為地對普高招生施加限制，那麼這根軌道上的競爭就會變得非常激烈，分高的才能留下，低的只能被迫“轉軌”。久而久之，便會形成普高多“好生”、中職多“差生”的格局，而生源上的差異，又會進一步影響教育資源的分配和校園的氛圍，擴大教學質量的差距，加劇兩者在最終就業上的不平等。

最後的結果是，普通學校和職業學校不再只是“分類”，而是分層。“分流”不再是一種對未來的自主選擇，而是變成了一種被動的淘汰機制：去讀職高、高職，不是因為你想，而是因為你讀不了普高，才不得不去。

分類變分層、分流成淘汰的現象，以及由此產生的對職業學校的歧視，其實每個採用雙軌制的國家都存在，但某些特殊的國情、制度會加重這種情況，比如説教育資源的分配存在地區性和階層性的不平衡。再比如説，用行政手段強行讓部分地區“中職和普高招生數大體相當”。這種做法嚴重傷害教育公平，阻礙階層流動，將教育資源薄弱地區和貧困家庭學生，系統性地排除在了高等教育大門之外。

然而，它的危害還遠不止如此。它讓從職業學校走出來的學生，被打上“失敗者”的標籤，在升學和就業上處處受歧視。它惡化了職業教育的質量，強化了社會對職校學生的刻板印象，讓更多的人對“讀職校”避之不及。

當然，“普職結構”出現失衡，原因並不只出在“普職分層”。職業學校本身的培養模式也存在問題。這裏就要講到，職業學校和普通學校的第三個重要區別，在於辦學主體。

職校學校教育，其實是一種“三元”教育。它的辦學主體，其一在學校，其二，則在企業。這點在我們國家可能體會得不明顯，但在職業教育體系比較成熟的國家，企業才是其中真正的主導者。

比如説德國，在法律裏面就規定了，企業是職業教育的第一主體。職業學校的招生由企業説了算，企業和學生簽訂為期三年左右的教育合同之後，學校才錄取。學生學什麼，也是企業説了算。行業內的新需求，技術上的新標準，企業會第一時間給到學校，定製教學內容，招聘對口教師；學生在實習、工作中的不足，企業也會及時反饋，讓學校改進。

當然，企業在擁有這些權力的同時，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提供教學經費，負責實踐教學。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統計，企業方面承擔了培訓費用的70%左右。學生每週只在學校上8-12小時的課程，70%的時間都在企業實習。

另一方面，職校學生在學習期間就可以給企業創造價值。不是説你學的軟件設計和應用，我讓你到電子廠打螺絲，一個小時二十五，你拿十六我分九，而是真的進入專業對口的工作崗位，有師父帶，一邊幹活一邊學技術。對企業來説，雖然實習生效率低點，但也是個人力，成本肯定比用正式工少，訂單多的時候可以頂上，訂單少的時候也不會增加負擔。

説到這裏，肯定有讀者要反駁：這也是把學生當廉價勞動啊！某種程度上這確實是。但我認為，這裏面有兩個根本性的區別：

第一，學校並不從中獲利，更不會做勞務中介的生意。實際上，許多國家的中職也屬於義務教育階段，不收學費，也不差錢。公立的，政府給錢，私立的，企業出錢，政府再減税給補貼。

第二，真正的實習，首要目的是學習。學生在實踐中學到東西，逐漸成長為企業需要的人才，這是雙方利益的主要契合點。先要滿足這個條件，其次才是在符合法律規定的前提下，一方打工賺錢，一方用工賺錢。

當然，前提之前還有前提——國家得有相關的法律規定才行。有一説一，如果企業真的深度參與學生的培養，並且為此投入了大量資源，那麼讓學生去打螺絲——不管是給別人打，還是給自己打——絕對是賠本買賣。

企業來主導辦學，對企業的好處多，對職業教育的好處更多。企業這邊，是定製人才，而學生這邊，不但能學到市場最需要的技能，而且畢業之後工作包分配，不至於“畢業即失業”。

不過，企業辦學有一個很大的障礙。這是一筆長期、巨大的投資，除了少數“巨無霸”，絕大部分企業都無法獨立負擔。説實在的，培養一個學生要三到五年，許多企業能不能經營三到五年都是個問題。而無論在哪個國家，這樣的企業才是就業崗位的主要提供者。

在我國，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户提供了85%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在德國，中小企業佔企業總數的99.7%，就業人數佔60.8%。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説，它們都不能被排除在職業學校教育之外。而它們的參與，就需要另一個組織的介入，它就是“三元教育”裏的第三元——行業協會。

為解決單箇中小企業無法獨立辦學的問題，從上世紀70年代起，德國的各大行業協會，就開始組織中小企業聯合成立跨企業的培訓中心。培訓中心面向行業協會的所有企業會員，和職業學校深度合作，負責職業教育中的實踐教學。它幫助了中小企業實現了培訓師、設備、場所、崗位的共享，大幅降低了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門檻和費用，非常受歡迎。到2005年，德國已經成立了955家跨企業培訓中心，提供14.4萬個企業培訓崗位。

除了成立培訓中心之外，德國的行業協會還有兩個作用。一個是制定考試大綱，對學生進行測試，頒發職業資格證書。而德國的絕大部分行業，都形成了嚴格的行規，對從業人員堅決要求持證上崗，沒證的企業不收，哪怕學歷再高、有“名校光環”的也一樣。

另一個作用是監控成員企業的實訓，一旦發現違規的，就會收回培訓權，並且進行處罰。行業協會還專門有一個職業教育委員會來處理這些事情。委員會的成員裏面，僱主、員工、職業學校教師的代表各佔三分之一，配置也是比較科學的。

我們把職業學校教育和普通學校教育，做了一個比較。雖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就業，但從實踐上來説，它們在教學內容、就業前景、辦學主體上，有非常大的區別。僅靠普通學校，無法滿足職業人才培養的需求；而“普職分層”的現象，雖然是客觀存在的，但放任、甚至人為地去加重這種“分層”，則會引發對職業教育的系統性歧視，最終導向“普職結構”的全面失衡；如果缺少企業和行業協會的參與，職業教育就是紙上談兵，無法發揮出它最大的優勢。

3.新中國職業教育的興衰及成因

職校在中國，有一段相當長的“光輝歲月”。

上世紀50年代，中國學習蘇聯開始了工業化進程，引入了很多現代化的工程。為了快速填補人才缺口，國家把重心放在週期短、重實用的中等職業教育上。中央和地方的工業、交通、農林、財貿等經濟主管部門，創辦了一批中等專業技術學校，培養技術員和管理幹部。勞動部門所屬的企業建立技工學校，培養面向生產一線的技術工人，比如車工、鉗工等。

這兩類學校的辦學條件比較好，當時又是包分配，考上學校就等於有了穩定的工作，所以初中生畢業能考上中專和技校，那真是舉家歡慶。

1958年，天津國棉一廠出現了第一座“半工半讀”學校。這種“半天勞動、半天學習”的模式，很快在城市和鄉村推廣，讓更多人有了受教育、學技能的機會。到1965年，我國已有中等職業學校7294所，是解放前的將近10倍，在校生126.65萬人，佔當時高中階段學生總數的53.2%。

不過，這是中等教育的情況。相比中職的熱火朝天，高職的發展並不樂觀。建國之初，原本設立的高等專科學校大部分被併入本科院校或降為中專，少部分被撤銷。1953年，全國高等專科院校僅餘29所，到了1964年全，國專科學生僅2萬餘人，佔本科學生總數的3.4%。

然而，在“文革”期間，無論是中職還是高職，都遭受了重創。職業教育被認為是資產階級“雙軌制”的標誌，大批中等專業學校和技工學校被迫停辦、撤併，或改為普通高中和工廠，農業中學和技工學校受損更加嚴重，幾乎全軍覆沒。到1970年，高中階段學生中，中職學生的比例下降到了1.8%，“普職比”嚴重失衡。

改革開放後，全國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各條戰線都痛感人才之匱乏。生產線上面，有技術的工人都找不到幾個，對招來的新人還得進行兩三年的學徒培訓，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文革”中還施行了“頂替上崗”政策——只要父母在廠裏工作，哪怕沒技術、不培訓，也可以進廠上班——工人素質下滑非常嚴重，很多國企對此反映強烈。另一方面，高中畢業生除少數升入大學外，每年有數百萬人需要勞動就業，但又沒有任何專業知識和技能，對社會造成了不小的壓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職業學校教育也得以重啓。當然，重點仍然在中等教育。

1978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鄧小平強調，要“擴大農業中學、各種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的比例”。1980年，中央書記處指示教育部：中學的結構改革是個很大的問題，非改不可；高中畢業生要經過專門訓練，才能進工廠當工人；將來的工人都通過技術學校、職業學校招。10月，教育部、國家勞動總局頒佈《關於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報告》，提出把一部分普通高中，轉為職業技術學校。山東、北京、上海等地率先試點，將普高改為職高，或在普高裏辦職高班。這樣，我國中等職教中的“三校”：中專、職高和技校，終於都齊全了。

在國家的全力推動之下，就在當年，中國一舉出現了3314所農業中學和職業高中，再加上恢復辦學和新建的3069所中專、3305所技校，高中階段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從1979年的183萬上漲到224萬人，而普高學生則從1293萬下降到了970萬，普職比接近4:1。

1981年，國家領導人指示，“根據城市就業的需要，能否將三分之一的普通中學改為職業學校，力爭今年就着手辦”。此後，“三校”教育，尤其是當中的職業高中，得到快速發展，到1985年，中專、技校和農業、職業高中的在校生分別增長了26.4%，9.1%和4.8倍，總人數達到416萬人，而普高學生只有741萬人，比1980年又減少了229萬，普職比已經接近3:2。

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要求“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使大多數地區的各類高中階段的職業技術學校招生數相當於普通高中的招生數”。這是高中階段“普職1:1”的目標，首次在政策文件中出現。為什麼是1:1呢？主要的原因，是當時職校的發展勢頭確實不錯。

八十年代，大學錄招生人數比剛恢復高考那會兒略有上漲，但也有限，可以説，紙面上錄取率的提高，全靠分母在縮小。去讀普高，畢業之後大概率是上不了大學，也找不到工作。讀職校就不一樣了。中專、技校以國辦和企辦為主，生產和教學高度融合，而且包學費、包分配，畢業後還有幹部身份，生活上顯然更有保障。

而職業高中雖然不包分配，但當時百廢待興，社會對職高學生的需求很大，他們畢業後是不愁找工作的。比如説，改革開放後，北京辦了很多飯店，需要廚師、服務員，這些都從職高招人。

此消彼長之下，當時的社會現實就是“普高招不滿，職校成熱門”，哪怕國家不干預，普職比都在往下降。前面説的3:2，是全國平均水平，在發達地區，這個數字已經接近了1:1。比如説上海，中職生的佔比就達到了52.7%。在這種背景下，有關部門結合勞動力需求、高校招生規模等因素，做了一個測算，還廣泛徵求了國際專家的意見。據當時的主管領導回憶，有德國專家建議職校學生應該達到70%，他們覺得太高，最後還是提到了50%。

有一説一，壓縮普通高中，發展職業學校，讓普職比維持在1:1，在當時是符合市場需求、適應時代潮流的做法。政策實施的效果，也證明了這一點。

到1990年底，各類職業技術學校已發展到1.6萬多所，在校生超過600萬人；高中階段，職業學校和普通高中的招生數之比已接近1∶1。但很快，那些有利於職校發展的條件就全都逆轉了。

90年代後，國企改制，國家不再給畢業生分配工作，“包分配”變成了“自主擇業”，而已經在企業裏捧着“鐵飯碗”的工人們，也迎來了“下崗”的迎頭痛擊。轉型的陣痛，讓我們的很多父母輩都確信，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學技術、當工人是沒有保障的。

與此同時，國家實施了現代企業制度，把企業的社會職能全部剝離了出去。企業開始只管生產經營，不再辦學。校企分離，客觀上減輕了企業的負擔，但卻一刀切地把企業和職校也分離了。職校在經費、師資、實訓資源和就業前景上，都失去了企業的支持，本身又不處於義務教育階段，從政府這裏拿到的資源有限，處在“爹不疼、娘不愛”的尷尬位置，不但沒錢，還沒人管，教育質量開始大滑坡。

這是經濟上的不利條件。在教育體制方面，80年代的教育結構改革本身也不完全，還留有不少隱患。首當其衝的，就是在把大量高中改為職高的時候，各地幾乎都是挑辦學條件最差的中學來改，如果上面要求三分之一，那就一定是倒數三分之一。這不但讓“三校”之中，當時佔比最大、且沒有上級行業企業庇護的職業高中，先天上又矮了別人一截，還直接給社會建立了一種印象：職業學校就是最差的學校。

其次，改革的重點，一直是中職教育，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則要滯後許多。新中國成立後，原本設立的高等專科學校，要麼停辦，要麼被併入本科，或降為中專。直到改革開放後，普通高校元氣大傷，升學矛盾過於突出，一些大、中城市才開始試點舉辦一些三年學制的新型高校，那時候叫做短期大學、聯合大學或走讀大學。

1980年，金陵職業大學等首批13所職業大學成立，我國的高等職業教育，終於正式起步。1982年，國家“六五”計劃中明確提出，要試辦一批“花錢少、見效快、酌收學費、學生儘可能走讀、畢業生擇優錄用”的專科學校和短期職業大學。這二十四字定語，差不多就是之後十多年裏，決策者對於“高職教育應該怎麼辦”所有的共識。這種高層次職業教育的目標思想、設置規範、學制課程、教學方式、師資經費，乃至法律地位，都是90年代中後期才逐步明確下來。

制度方面不完善，是其一，另一方面，那個年代的高職院校，不但數量少，而且辦學的主要目標，是高中之後的分流。也就是説，它們是給沒能考上大學的普通高中畢業生做就業準備之用，中職學生畢業後，絕大部分都是直接進入就業市場，能繼續深造的很少。到1998年，中職畢業生中進入高職學習的比例，也只有3%左右。退一步講，哪怕讀了高職，之後的路也是“斷頭路”，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職業教育在專科就到頂了。

而從一開始，“專科”在我國就不只是種“學校類型”，更是一種“辦學層次”，天生比本科院校低一級，經費分得少，招生批次也只能往後排。而且這種“低一級”，由國家政策文件明文確定，甚至是“鎖定”的。比如説，1986年的《普通高等學校設置暫行條例》就規定，高等職業學校，“主要培養高等專科層次的專門人才”；1989年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設置暫行規定》又指出，“高等專業學校和短期職業大學不得設置本科專業”。後來大量高職院校招生困難，意圖以“升格”來吸引生源，有關部門多次出台“限升令”，並要求高職院校壓縮學制，三年改兩年，這樣就能和本科院校相區別，“體現職業教育的特色”。

所以，一旦進入中職這個門，讀的是“差學校”，工作又沒保障，如果去升學，上升通道有限，天花板也低，可以説是承受了經濟和教育體制的雙重擠壓。而恰恰是此時，普通本科院校開始擴招，上大學變得容易了許多。此消彼長之下，更多人想去讀高中、考大學，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而，時代變了，政策卻有慣性。中職的招生規模連年下降，教育部門強制分流、保住生源，但也扭曲了正常的中職教育體系，徹底搞臭了中職的名聲。

諷刺的是，這種“五五分流”的政策，本來的目的就是要確保有足夠多的技術人才。有些教育部門的領導是這麼想的：根據國際經驗，學術型人才與應用型人才最好是2:8，初升高的時候，一半升入中職，剩下的一半在高考的時候，再有六成去讀大專高職，這不正好就是2:8？

可惜正是這種“只看數字、無視公平”的做法，嚴重破壞了職業教育的基礎。只要政策之手一鬆，“普職比”迅速反彈。2013-2022年，中職學校數量十年累計減少3039所，招生累計減少249萬人。2020年，普高和中職的招生比已經達到了6:4，而2021年，由於中職學校鋭減2571所，“普職比”猛漲到7:3。

這還只是在校生比例，不是畢業生比例，沒有考慮到中職學生的輟學率要將近30%，遠高於普高的5%上下。而高等教育方面，20-24歲人口中，獲得本科學歷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專科。看來“學術型人才”的數量，大有超越“應用型人才”的勢頭。

職校教育由盛轉衰，起因是經濟體制轉型，引發的擇業方式變化，但一衰再衰，衰成了“L”型，遭到全社會系統性地歧視，鍋卻不能只甩給經濟。經濟轉型了，我們的育人和選才制度並沒有做出相匹配的調整。教育改革不但嚴重滯後，還越改越偏離正軌。讀職校的人少了，就五五分流，考大學的人多了，就本科擴招，考研的人多了，就研究生擴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最後一看：中職打螺絲，高職標數據，普高跑美團，本科開滴滴，脱下長衫捲起袖，讀完碩士再打工，試問學歷幾個錢，在外還得靠父母——倒是層級分明瞭。

職校生被踩在最底下，就業沒保障，技術學不到，還要被拉去打螺絲，一顆一分錢，學校分一半，那麼誰還會對讀職校抱有半分期待？請繼續關注下篇。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