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通報：甘肅一地搞傳播指數排名，部分鄉鎮單位不得已轉發上級信息湊數

據中央層面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辦公室9月2日消息，“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是形式主義問題在數字化背景下的變異翻新，也是加重基層負擔的主要表現之一。為進一步放大警示教育效果，有效解決“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現將有關地方通報的典型問題予以轉發。

其中，甘肅省通報：定西市通渭縣每月發佈各鄉鎮和縣直各單位微信公眾號傳播指數榜單，搞積分排名併網絡通報。通渭縣從2022年10月起，每月以發佈數、閲讀量、在看量、點贊數等指標，加權計算各鄉鎮和縣直各單位微信公眾號的傳播指數，進行網絡排名通報。部分鄉鎮和部門由於本地本部門工作信息發佈量不足，不得已轉發上級黨委和政府的通知、信息等工作動態。縣級有關部門在調研指導鄉鎮工作時，重點抽查鄉鎮幹部和村幹部微信公眾號關注、閲讀、點贊、轉發等情況，以增加指數、提升名次，給基層幹部造成負擔。

青海省通報：海東市互助縣強制定位打卡、上傳日誌，以填寫台賬的方式進行跟蹤管理，加重駐村幹部工作負擔。該縣要求駐村幹部每天早晨9點前，在“青海省駐村第一書記和工作隊信息管理系統APP”上定位打卡，且每日必須上傳工作日誌，縣委組織部通過微信工作羣，對定位打卡、上傳日誌情況進行通報，導致駐村幹部疲於應付，影響了工作積極性。駐村幹部反映，工作日誌內容基本由駐村幹部本人填寫，這種以填寫台賬的方式進行跟蹤管理，看似加強了與派出單位的聯繫，實則導致為完成任務不得不應付差事，駐村幹部對這種做法有牴觸情緒。

澎湃新聞注意到，以《通渭縣各鄉鎮各部門微信公眾號傳播指數月榜單（2023年12月份）》為例，傳播指數排名前三的鄉鎮微信公眾號每月發文達130條、194條和140條。縣直單位方面，排名前三的微信公眾號每月發文分別為108條、102條、203條。

而青海省駐村第一書記和工作隊管理系統於2022年啓用。《青海日報》當時報道稱，為精準化管理駐村幹部，該系統可實時捕捉人員方位，精準反映駐村幹部堅守在村、到崗履職實況，並對在村工作時間未達規定要求的適時發出提醒、警告、督辦等信息，有效防止駐村幹部在選派單位和任職村之間“兩頭跑”現象的發生。

此前，中央層面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辦公室曾分批通報了地方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典型問題。

例如，今年8月的通報指出，“文山會海”是典型的形式主義問題，廣大基層幹部對此深惡痛絕。為進一步放大警示教育效果，推動各地區各部門在精文減會上持續發力，現將有關地方通報的2起典型問題予以轉發。

其中，福建省通報：石獅市有關部門在文件起草過程中存在照搬照抄上級文件、“上下一般粗”的問題。2023年，石獅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負責起草的3份規範性文件，均與泉州市政府辦公室出台的相關文件內容重複率達85%以上；石獅市統計局負責起草的1份規範性文件，與泉州市政府辦公室出台的相關文件重複率達80%以上；石獅市政府辦公室在備案、審核、把關過程中未發現部門存在的問題，依然履行發文流程。

湖北省通報：省衞健委召開會議缺乏統籌，時間集中扎堆。省衞健委2023年召開統計口徑內會議12次，2024年僅第一季度就召開10次，其中，3月份召開會議數量達7次，3月7日、22日分別召開兩次會議，大部分會議要求市州衞健部門負責同志、相關科（處）室負責同志等來武漢參會。這些會議雖然是省衞健委年度計劃內會議，但會議內容缺乏統籌，在時間安排上過於集中。

今年8月，中央層面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辦公室還曾會同中央紀委辦公廳對3起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典型問題進行通報。

一是吉林省長春市教育局違規開展創建示範活動、南關區教育局長期借調教師。2023年，長春市教育局在不具備創建示範活動開展權限情況下，開展“依法治校示範校”創建工作，並將上級單位“兩年一創建”的頻次加碼為“一年一創建”，將上級單位下發的98項評價指標層層分解為179項打分標準，導致有的申報學校準備了約1000項評審材料，給基層學校增加負擔。2024年3月，在中央已部署創建示範活動清理優化工作後，長春市教育局仍未及時叫停“依法治校示範校”創建工作。同時，長春市南關區教育局長期從中小學校抽調借用教師，借調教師佔全局工作人員比重曾高達60%以上，有的借調時間超過20年。

二是江蘇省鎮江市揚中市繞道社會組織或國有企業規避審批、攤派費用舉辦河豚節。2016年至2023年，揚中市未履行報批程序，以揚中市河豚協會或國有企業名義共舉辦7屆河豚節，實際由政府主導，活動方案經市委、市政府會議研究確定，相關黨政機關參與主辦或協辦，共支出費用8400餘萬元。其中以“社會團體會費”、“廣告宣傳費”等名義向所屬機關事業單位、鄉鎮（街道）、村（社區）、國有企業等攤派4200餘萬元，向民營企業、商業銀行等單位及個人拉贊助740餘萬元，承辦河豚節的國有企業墊資3400餘萬元。7屆河豚節共舉辦6場文藝活動，費用主要為攤派或變相攤派的資金。

三是國家管網集團辦公室對各部門各單位召開會議缺乏統籌，導致開會多陪會多，幹部職工反映比較強烈。據統計，2022年，國家管網集團總部（含部門單位）要求下屬企業參加的會議800餘次，平均每個工作日超過3次，2023年某下屬公司參加集團及各部門各單位會議280餘次，平均每個工作日都有會議。2023年9月有關方面指出其“開會多陪會多”問題，此後6個月內會議數量不降反升。會議多陪會多擠佔大量工作時間，國家管網集團幹部職工對此反映比較強烈。

（澎湃新聞記者 鍾煜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