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陽：為什麼要投資非洲？一線非洲問題研究者這樣回答

**編者按：**9月4日—6日，有朋自遠方來。53個非洲國家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代表團團長和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齊聚北京，盛況空前。

在各國首腦們忙碌的三天裏，不僅中非關係提升到了新的層級——新時代全天候中非命運共同體；習總書記在開幕式主旨發言中還莊嚴承諾，中非要攜手推進“六個現代化”、推動“十大夥伴行動”，乾貨滿滿。此外峯會還通過了《關於共築新時代全天候中非命運共同體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論壇－北京行動計劃（2025－2027）》。

然而，海外媒體上的猜忌和揣測在峯會前就開始了，經濟學人、BBC、CNN、《紐約時報》等紛紛發文，兜售“中國拉攏非洲換取政治支持”論。國內也不乏一些不理解中非合作深意的聲音，“幫助非洲，中國得到了什麼？”；在國內面臨債務問題的時候，對非“到處撒錢”，是否“打腫臉充胖子”？這些聲音很熟悉，伴隨了中國對外援助和對外投資幾十年。

唐曉陽，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系主任，他常年專注於非洲研究和國際發展問題。9月5日下午，剛剛從中非合作論壇峯會現場回來的唐曉陽，就上述問題與觀察者網分享了他作為一線非洲問題研究學者的觀點。

參加中非合作論壇的非洲各國代表一邊交談一邊走出人民大會堂會場IC Photo

【對話/觀察者網 高豔平】

互惠互利是中非關係持久發展的源動力

觀察者網：自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論壇機制正式建立至今24年，中非關係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從2006年確立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係到如今的2024年，整體定位提升至新時代全天候中非命運共同體。

在當前大背景之下，為什麼中非合作關係這麼重要？如何理解當下中非關係新的定位？

**唐曉陽：**我覺得在幾十年來的發展歷程當中，中國和非洲發現彼此政治上的共同興趣越來越多；經濟上，尤其是新世紀以後，雙方找到了互利共贏的發展新模式，使得雙方政治經濟方面的紐帶日益緊密，從而帶動了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的交往。

第二，中國和非洲的交往是持續性的，説明這背後有強大的驅動力，無論是貿易還是投資，長期來看，雙方都能夠獲得好處，所以投資額、貿易額都在不斷增長。而在政治上，經歷了數十年的歲月洗禮，雙方在政治上仍然保持了緊密的友誼關係。經歷長時間的磨礪之後，中非關係的增長動力仍然非常強勁，而這種不斷升級的關係背後，正反映了中非之間平等互惠的合作關係具有生命力！

觀察者網：很多人第一次到非洲之後，會很受震撼，從非洲的基礎設施到非洲人的日用產品，很多都是中國產的。前幾天曾和一位到過非洲的英國人討論，她提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要投資非洲”？從歷史到當下，我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唐曉陽：**我們從1960年代就開始援助非洲了，最著名的就是坦贊鐵路。那時候的更多是一種無私援助，而不是遵循市場機制來推進的合作。

改革開放之後，我們的對非投資規模由小到大，逐漸開始遵循市場機制，並以國家利益為目標，尋求共同發展了。

投資不單單指直接投資，而是指整個中國在非洲的經營活動。中國為什麼要投資非洲呢？

首先是因為中國能從商業活動當中獲取利益。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大多數企業都是以利潤和企業的成長作為最重要的行動標準的。

對非投資，首先是因為中國企業發現非洲有很多機會，這與中國企業的發展階段及其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優勢有關。

歐美企業往往經營成本很高，技術水平也高，但價格比較昂貴，無法滿足大多數非洲人的需求；另外，歐美企業也不太願意投資非洲，因為他們覺得非洲市場風險太大。

而對中國企業來講，無論從技術層面還是發展階段來講，我們都與非洲更接近，所以我們去非洲市場投資就更合適。

就是這種適應性，是中國企業在非洲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企業在國內或者在出口發達國家市場無法獲得更高收益，可能因為國內太卷，發達國家市場受地緣政治影響，或者太飽和了，那麼就可以去非洲投資。

所以，為什麼投資非洲，首先是企業從自身商業利益考慮做出的決策。

其次，從國家戰略角度，我們為什麼要去投資非洲和援助非洲，和非洲發展各種合作？首先要區分的是，從國家層面來看，既有對商業投資的鼓勵，也有援助。

就像此次中非合作論壇宣佈的，未來3年，中國政府願提供3600億元人民幣額度的資金支持，其中2100億元人民幣信貸資金額度是商業性的，800億元人民幣是各類援助，剩下700億元人民幣是中國企業對非投資。

中非班輪“塔內斯夢想”輪從山東港口煙台港起航IC Photo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國家層面，商業投資依然是整個中國對非經貿和信貸的主流。

但是我們知道，一方面我們國家在發展過程當中，也曾經接受過很多來自其他發達國家或較發達國家的援助，所以我們為非洲提供援助以及鼓勵企業投資非洲，也是基於國際道義和互幫互助應有的做法。

另外一方面，我們在援助非洲的時候，非洲國家也在幫助我們的企業更好地適應非洲市場。比如中非合作設立的魯班工坊、數字示範中心等等。

或許這些投資並不能產生直接商業收益，但是作為一種公共投資，從更長遠更廣泛的意義來看，我們的援助可能對整個現代化市場體系的培育、非洲人才的培養等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最終也會幫助到在非洲開拓的中國企業，促使中非經濟合作的可持續增長和發展。

西方媒體不懂南南合作的思想意義

觀察者網：此次中非合作論壇峯會期間，幾大著名的西方媒體對中國對非投資又展開了各種猜忌和中傷，今年所謂“債務陷阱”提得少了，但是“拉攏非洲論”很盛行。

從如下幾個媒體的標題：《經濟學人：中非關係前途不明》《紐約時報：中國拉攏非洲，將自己塑造成全球南方利益的捍衞者》《CNN：頂着西方壓力，中國尋求拉攏非洲領導人》您怎麼回應這些西方媒體的猜忌？

**唐曉陽：**我覺得西方在看待中非關係的時候，大多數很短視，或者是並沒有真正瞭解中非合作的內在思想價值，只不過是隔靴搔癢，為什麼？

比如説，他們講中國尋求在聯合國投票中獲得非洲的支持，他們不知道，中國的外交原則一直就是和平共處、不干涉他國內政的，中國給非洲提供援助的時候，從來沒有以支持聯合國投票作為附加條件。而往往是西方自己，在冷戰時候，甚至在特朗普時期，都曾經要求非洲選邊站。

但為什麼給人印象裏，在聯合國投票的時候，非洲往往會支持中國立場？背後更多的還是中國和非洲歷史上在國際問題的觀點有內在一致性，中非都有反對強權、反對帝國主義、希望和平發展的共同價值觀，所以並不是西方的媒體所理解的“大國拉攏”的關係。

歷史上來看，無論是殖民戰爭時期、冷戰時期還是現階段，西方從來沒有跟非洲有過共同的價值觀，因為對西方英國、法國、德國等所有這些前殖民國家來講，對非洲只講利益，從來沒有過共同的價值觀，所以他們無法真正理解中國和非洲的合作。

所以，他們只能用西方歷史上的做法和手段來揣測現在全球南方國家的關係，試圖把它復原到冷戰時期，或者甚至殖民地時期的拉幫結派戰略。

中國和非洲的關係，為什麼是全天候中非命運共同體，這是真正從心底裏彼此認可的一個共同體，而不是表面上的聯盟或者集團。

我覺得關鍵的一點還是在於，西方沒有理解全球南方國家興起背後的真正意義：南方國家的崛起不是簡單重複歷史上西方國家爭奪霸權、追求勢力範圍的老路。

南方國家的崛起，很大一部分就是對於西方式現代化的批判和反思。我們意識到發展是必要的，但我們也意識到，西方式的現代化帶有很強的摧毀性和不公正性，因此我們希望通過我們的發展來改變這一不公正性，從而形成一個更公平、更全面、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以及更和平、共同發展、美美與共的新型全球化。

不投資和援助非洲，我們的發展會更困難

觀察者網：這些年，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兩國互惠互利，以及中國如何幫助非洲，但是我們對內的解釋並不多。一些人會問：中國從中得到了什麼？尤其是在當前中國經濟處在陣痛調整期，有人就説，非洲需要我們勝過我們需要非洲，非洲對華貿易額度只佔中國GDP的不到5%，這樣對非洲送大禮包，我們到底能獲得什麼好處？

**唐曉陽：**好處其實挺多的，主要還是我們跟非洲的合作模式決定的。中非之間的合作模式主要是以市場為導向、互利共贏的商業模式。

而這個模式已經證明具有可持續性，所以過去二三十年中非合作就是不斷沿着這套模式不斷發展，而且能夠越來越緊密

在這樣一個可持續、雙邊互贏互利的合作框架中，很難講誰更需要誰，因為這是現代化工業化分工合作的要求。大家各有專長，同時又能緊密合作，從而使生產率不斷提高，使經濟社會得到發展。現代社會就像一條流水線，你做前端我做後端誰也離不開誰，而通過流水線作業，我們的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收入福利的增加，必然要比封閉經濟更快。

如果沒有非洲，這條流水線就會出現短板，我們可能只有自己玩了，以前還可以和歐美國家同處在一條生產鏈。而非洲加入我們的全球產業鏈之後，不單單可以向我們輸送資源產品，非洲的市場也非常巨大的，可以使整個生產鏈條更完整更穩固。

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當地的日用消費品，這些投資和出口大多數都不是援助，而是非洲真金白銀在買我們的承包合同，買我們的產品，才能讓我們的企業在當地投資獲利。

另外一點，這也是年輕人就業的一個方向，如果覺得國內競爭太激烈，其實可以考慮去非洲，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去了非洲，就像我們清華的畢業生曹豐澤一樣，他在非洲找到了發展空間，無論從經濟收入，還是事業成就感上都獲得了巨大的滿足。

蒙內鐵路中方工作人員正在對非洲當地技術人員進行培訓IC Photo

像曹豐澤這樣的年輕人在非洲有千千萬萬。如果沒有這樣的空間，在西方打壓的背景之下，可能我們國家的經濟會受到影響，隨之帶來的還有政治問題，那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理解中非合作，要從我們整個國家和世界現代化的角度，將其理解成一個全球範圍內的專業分工合作的基本模式，只有根據各自的比較優勢來進行全球分工合作，這樣的合作長期來看才是有生命力的，才是雙贏的。

雙贏不單單是中國和非洲的政府，也包括參與其中的千千萬萬的普通中國人民和非洲人民都能實現自身的發展潛力。

觀察者網：説到全球產業鏈，目前全球產業鏈正在重塑，中國有的製造業的某些生產環節正在外遷到亞非拉國家，我們國家也提出要拓展中間品貿易，這就意味着，一些加工製造業可能要外遷。根據您的瞭解，您認為非洲可能成為中國製造外遷的理想地嗎？

**唐曉陽：**非洲工業化是其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而產業化就意味着要有專業分工，能形成規模生產，形成自身在製造業、建築、農業，甚至服務業、數字經濟上的產業優勢。而製造業往往可能是比較重要、影響比較全面和廣泛的產業，因為它既能帶動實體經濟的機器製造，生產性服務業，又能夠解決大量的就業。

但是非洲，特別是一些非洲小國，它可能沒辦法完全做大規模的工業製造。非洲的工業化不單單説起步晚，還跟它的殖民地歷史，以及現在的行政區劃分割比較嚴重，國土面積相對狹小是有重大關係的。因為工業化需要規模性的製造和生產，所以發展製造業基地，對分佈比較零散的非洲國家來説，造成了巨大的制約。

可以説，中國是世界上過去幾百年來工業化發展最快規模最大的經濟體，直到現在，中國的工業化趨勢還方興未艾。中國引領的這一輪衝擊波不斷地影響世界、帶動世界的發展，先帶動了東南亞周邊如越南、柬埔寨這些國家的工業化，現在無疑也把非洲捲進來，將來也會帶動非洲的工業化。

無論是我們工業化過程中積累的政府管理經驗，還是企業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以及我們的產業結構，尤其是很多剛剛從勞動密集型的初級工業化發展起來的企業，他們的經驗是比較適合非洲當前發展階段的。

另外，工業化也不只是單單的生產，也包括規模化的銷售，如果沒有足夠的市場銷售配套，工業化就無法持續進行。因此，大規模的市場流通也是工業化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我們國家在改革開放時期，不單單引進外資進行生產，同時也使得整個市場流通體系越來越完善，從而形成了一個蓬勃興盛的國內外大循環市場。

所以，非洲對我們的企業而言，不僅僅是一個生產基地，或者原材料加工基地，同時也是一個潛在的巨大市場。中國企業不僅僅是把中國的產能轉移出去，而是通過對市場考察和研究，發現當地市場空白，然後通過投資、經營，來挖掘當地消費者的潛力，從而創造出新的生產需求，激活當地市場流通體系，形成工業產值，實現商業價值。

因此，這是通過南南合作和產業對接而產生的新蛋糕，而非洲作為原料產地和非洲巨大的市場潛力，能夠使得中國企業不斷把蛋糕做大。

對非投資債務處理嚴格，不存在亂撒錢的情況

觀察者網：中非合作的成就太多無需贅言，我們談談挑戰。先説債務，2020年左右，一些非洲國家如贊比亞出現債務問題。有報道説，我們和IMF、世行等雙邊機構的債務重組談判協議已經達成：我們減免重債國的債務，IMF給重債國再提供額外的貸款或者低息貸款，現在加納已經是第一個受益的國家了，接下來贊比亞可能也要如法炮製了。這個報道的準確性如何？

我們現在國內也面臨債務壓力，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我們援助非洲或者投資非洲，如何能夠提升財務的可持續性，減少風險？

**唐曉陽：**首先債務處理問題，加納的對外債務中，中國的佔比小於5%，所以中國在加納的債務重組中並不需要做很多讓步。所以我也沒有聽説，中國對加納債務做出了減免或者重大讓步。

第二，中國很少會減免債務，如果宣佈免除債務，那只是中國針對對外貸款中特別的一種無息貸款，因為那本身是帶有援助性質的貸款，是從國庫撥的。

我記得，疫情期間，王毅外長曾宣佈，中方將免除非洲17個國家，截至2021年底，共23筆對中國的無息貸款債務。這些貸款加起來金額也是非常小的。

中國對於減免債務是非常嚴格的，也就是到了贊比亞債務重組的時候，確實中國和 IMF等多邊機構在免債問題上產生很大的爭論。

因為贊比亞對中國的債務佔到了贊比亞外債的三分之一左右，另外三分之一是商業貸款包括債券，還有三分之一是多邊銀行和其他雙邊債權人的債務。

幾年前贊比亞開始債務重組談判時候，西方就曾要求中國對贊比亞的債務進行大幅度減免，但中國堅持説，贊比亞所欠中國的債務都是商業貸款，我們不能像援助貸款一樣隨意減免，因為我們都是有商業合同的。因此中國的進出口銀行等債權人和相關方面進行長達兩三年的討論之後，2023年6月份，在巴黎，中國和法國——這兩個雙邊債權人的共同主席國與贊比亞達成了債務重組的協議。

贊比亞街頭排隊投票的當地選民IC Photo

具體的條款沒有完全公佈，但是從目前已知情況來看，中國雖然減免了一些債務，但也非常少，可能只有10%左右，而大多數的債務還是按照中國以前的做法做了展期。疫情期間我們也曾經暫緩最貧困國家的債務償付。因為我們相信這些國家依然有發展潛力，長期來看，依然會有向前發展的趨勢。

經濟有周期，在非洲國家經濟下行週期時，我們不要雪上加霜，而是等他們經濟處在上行週期的時候，比如銅礦價格上升經濟回暖的時候，他們會有比較充裕的資金來償還這些延期的貸款。

從贊比亞的例子就能夠看到，中國對於金融可持續性，對外投資中我國利益的保護方面，原則性是很強的，也是非常重視的。

但問題是，商業貸款肯定也是有風險的。以前經濟好的時候，我們給很多非洲國家幾百億的美元貸款都如期收回，而且在當地還產生了很好的效益。但是2018年—2019年，大宗商品價格走低，2020年之後全球又面臨新冠疫情，債務問題就暴露了。

在當時世界經濟非常反常、波動非常大的情況下，非洲國家還借了很多市場上的商業債券，這些商業債券利率高，而且價格波動大，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上非洲國家都是用美元記債的，在前幾年美聯儲加息美元借貸成本上升的情況下，他們的還債負擔非常重，結果就導致贊比亞、加納、埃塞俄比亞等這些國家的債務違約。

原本大家擔心，非洲的債務危機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在非洲蔓延開來，但從2023年之後基本上穩住了，沒有再進一步蔓延。

所以説中國大多數的貸款並沒有被減免，也沒有遭到大的損失。我們的確需要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但我們也不能由於這幾個案例的違約全面否定我們對非借貸的做法。

因為我知道，像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還有我們的工商銀行、中國銀行等大銀行，他們目前的銀行放貸都是有非常嚴格的債務持續性要求，對於項目的效益也有很高的考核標準。當然由於我們可能在非洲市場經驗不足，非洲國家經濟波動比較大，情況比較多變，不可避免會產生一些失誤，我們可以就事論事。對發生債務的損失，誰來承擔責任，我們要給予相應獎懲。

但總體而言，在整個對非洲投資的大原則上，我們要能夠理解現在的市場化合作模式，而且可以對其可持續性有信心。

作為開拓者，去非洲不是去享福的

觀察者網：另外一個挑戰是人。我們的中非合作和“一帶一路”項目開展得如火如荼，背後其實是靠成千上萬箇中國外派人員個體和家庭的努力在支撐着的，這方面我們的媒體和公眾關注度還不夠。

我們的外派人員有的像曹豐澤那樣，講國家情懷和理想抱負的；也有不少像“立志在國外攢夠200萬就退休的哇塞女孩”這樣普通的年輕人；但也有一些駐非員工談到的故事令人擔憂，比如在阿爾及利亞，中國女翻譯被強暴，也有廣西女孩在剛果金得了瘧疾客死他鄉，等等。

您認為我們在外派員工的安全保障方面是不是還有提升的空間？

**唐曉陽：**非洲當地的環境是比較惡劣的，從安全上來講，也還有很多政變、內戰、恐怖主義或者社會治安事件。

由於設施的落後，醫療保健等一些基礎的衞生設施也都比較欠缺，再加上可能水土不服，確實比較容易得病。我聽説過因患病而死，或者因為各種犯罪事件突遭意外的確實時有發生。

然而，從保障角度來講，我們的企業肯定應該儘可能地做好保障工作，中國企業在這裏面也做了不少努力。這很大程度取決於企業的資金有多雄厚。有些大企業，外派員工多，就會建設中國員工基地來保障安全。

也有一些小型的企業，為了省錢，有的時候宿舍就建在比較偏僻不安全的地方。這樣做有好有壞。

這讓我想到，1960年代周總理跟非洲國家籤友好互助條約時，其中有一條規定，要求中國的專家不享受特殊待遇，要跟當地的專家享受同樣的待遇。

來自尼日利亞的留學生在中國導師的指導下進行臨牀實習IC Photo

這一條正體現了中國跟非洲平等的觀念，雖然在改革開放之後，企業會有各自的選擇。但是，我們有很多對外援助項目也依然遵循這一條原則，比如對外援助的醫生，農業示範中心的專家等等。如果你去他們的工作基地考察，會發現他們和當地的農民幾乎是在田埂上同吃同住的。

就是這樣一種平等的精神，把我們國家和非洲同甘共苦、平等互助的精神真實反映在了細微之處。

相比而言，歐美國家和企業更加強調員工的安保和待遇，他們的員工往往是住在五星級酒店裏或大別墅裏，而且給高管家庭還配備非常嚴格的安保措施。確實，他們在安全保障上面比我們的水平要高，生活也更舒適，但同時他們的代價是，價值觀上與非洲人高低有別，也與非洲人形成了一種高高在上的“主僕關係”。同時，這也帶來經營成本上的高企，這也就是歐美企業在非洲近十年裏難以支撐下去的原因。因為中國企業能夠用比他們低廉得多的成本做得更好。

所以，綜合各種因素，我覺得一方面我們國家和企業，肯定是要儘量保護員工的生命安全。但另外一方面作為開拓者，我們也要有這樣的意識，去非洲不是去享福的，而是去開拓事業的。非洲發展機會多，也就意味着風險也大。如果非洲像中國這樣生活安逸，或者像發達國家那樣的環境條件，可能也就輪不到我們這一代人去非洲開闢新天地了。

要看到，在非洲這樣的初級工業化環境裏，我們要發揚30年前的吃苦精神。因為沒有我們當年的吃苦精神，就不會有中國現在的舒適環境。現在我們在非洲吃一點苦，可能40年後我們的後代包括非洲人的未來，就會更加光明。

即將奔赴非洲的中方人員與家人惜別IC Photo

中非攜手推進“六個現代化”

觀察者網：習總書記在中非合作論壇峯會的開幕式主旨發言中，重點談了中非共同追逐現代化之夢這一新提法。非洲目前還處在農業向現代化轉型的初級階段，您覺得這個提法的意義在什麼地方？

**唐曉陽：**這個提法，把我們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理念和中非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結合在了一起。從今天非洲國家領導人的現場回應發言來看，能夠感覺到他們對中非共建“六個現代化”的提法非常支持，也非常認同。

“六個現代化”包括公正合理、開放共贏、人民至上、多元包容、生態友好以及和平安全等六個現代化。對於中國和非洲來講，現代化意味着全面的社會轉型，所以現代化不單單是工業化，同時也意味着市場流通體系的建立、相應的政府管理、人才培訓、社會治安維護等等整合制度體系轉型。

我們講的現代化，與全球的現代化趨勢是相互關聯的。所以，在習近平主席的講話中，我們也聽到他對於西方式現代化所帶來的不平等，以及給其他國家帶來的苦難提出批判。他説，我們和非洲雖然也需要走現代化這條道路，但是我們不會和西方國家走同樣的路，而是會走一條更加平等和共同發展的道路。

所以，中非共建現代化這樣的新提法，其實是把最近一段時間我們黨、我們國家對於百年變局、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等關鍵理念融合起來的一種思考，同時，又把它和非洲朋友的願望，通過具體實實在在的合作項目，包容進來，進行融合，真正體現了雙方全天候中非命運共同體的關係定位。

觀察者網：數據顯示，中國對非的貸款額最高的時候是2016年，達到284億美元，隨後幾年每年都在下滑，2022年跌至不到10億美元了，但是2023年首次回升到近50億美元。您如何看到對非貸款的下滑？

同時，在“一帶一路”10週年峯會的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八項行動中，提出了中方要統籌推進“小而美”的民生項目。此次的中非合作還涉及為非洲建設清潔能源項目30個，20個數字技術示範區。

綜合以上，是不是意味着下一個階段中國對非策略會有一些改變，像中國經濟轉型一樣，更加追求高質量發展，更加關注民生，更加關注綠色，更加結合非洲工業化的方向實現雙贏？

**唐曉陽：**首先，中國對非貸款數據的確出現了下降的情況，2022年的貸款降到了10億美元。但是，需要區分的是，貸款只是中非合作當中的一部分。在中非合作當中，中非貿易其實是在逐年走高的。中非貿易額在2023年達到了將近2,821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另外中國對非直接投資在2021年也達到了49.9億美元，截至2022年對非直接投資存量達到470億美元。

中國對非洲的貸款從2016年以後確實下降比較多，到2023年出現了小幅反彈，主要是因為在過去的幾年裏全球金融市場出現了比較大的波動，加之新冠疫情，以及後來的美元利率高企和匯率走強，都導致了非洲國家的新增貸款成本飆升。

此次中非合作的一個亮點或許你注意到了，今年我們中國對非洲信貸的承諾資金投入第一次用了人民幣，而不像以前一樣用美元。這就體現出，中國在對非合作中要用人民幣結算來化解美元利息過高匯率成本過高的風險。

剛才講到“一帶一路”十週年峯會上承諾的“小而美”民生項目，此次習總書記在中非合作論壇峯會開幕式主旨發言也提到要建設1000個“小而美”項目，它更多是一種民生髮展援助項目，執行方可能就是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署，雖然有1000個，但它依然只是佔了中非合作很小的比例。

而跟“小而美”民生項目相平行的，還有30個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項目，還有產業鏈合作行動，包括共建中非數字技術合作中心，建設20個數字示範項目等等。可見，並不是説未來中非合作的重點就只轉向了“小而美”民生項目，因為工業化發展還需要大型基礎設施、數字化流通體系的建設，這是一系列制度體系建設的配套發展。

另外，中國這些年經濟發展更加重視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中國的經濟進一步升級轉型，也會影響到非洲。比如説我們今天在論壇現場聽到，清潔能源項目、數字技術合作，這都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也成為了中國與非洲合作的重要領域。

這説明，中國會帶動非洲在工業化過程中儘量避免可能經歷的污染階段，能夠更快吸收利用先進技術，實現生態友好的現代化。

當然，非洲具有後發優勢，但也不能完全避免工業化初期必須經歷的階段，比如大量的基礎設施的投資還是必須的，產業能及的培育，不能盲目拔高，過多追求高科技和高質量發展。

這就有點像現在西方和非洲的關係，由於西方過多追求高科技，追求員工的高福利待遇，因而，他們的產品就顯得跟非洲市場脱節了，最終被淘汰。我們所講的高質量是實實在在根據當地情況，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在不影響非洲工業化可持續目標的情況下，儘量滿足當地市場需要，引進一些有性價比、效率更高、更先進的技術用於非洲，更不是轉移低端技術和落後污染項目的概念。

中國在自身的現代化過程當中，也是經歷了一個從重視規模、到重視質量提升、再到重視技術研發的轉變過程，非洲也會如此，但是在中非合作良好的勢頭之下，他們的現代化過程，或許會有獨特的創新模式與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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