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拜登政府帝國計劃，註定是一個“爛尾樓”

【文/ 文揚】

2024年新年伊始，特朗普在黨內初選的強勢歸來，給今年的美國大選乃至美國政治走向注入了巨大的不確定性；然而，這不是問題的全部，更具有確定性、更為影響深遠，也更值得中國密切關注的，則是拜登政府對其全球戰略計劃的步步推進。這個計劃已連續執行了三年，新年以來又有了新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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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北約秘書長延斯 · 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開啓他的6天美國之行，為敦促美國國會批准新的援烏資金，他在講話中強調中國是“最大的長期挑戰”這一主題。這顯然反映了拜登計劃的執行結果。

從三年前歐盟面對美國將戰略重心轉移到印度-太平洋地區最初的不知所措，到今天北約秘書長為協調各方應對所謂“中國威脅”反過來到美國做工作，中間的轉折點正是2021年6月在英國舉行的七國集團會議和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北約年度首腦會議。北約的設計初衷是在歐洲遏制俄羅斯，然而，通過拜登對美國與歐盟戰略關係的重新修復並説服盟國接受其計劃，北約在當年首次宣佈中國為“全球安全隱患”。

1月30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傑克 · 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發表題為“中美關係的未來”的演講。他鼓吹了這三年來的工作成績，其中特別提到拜登政府以“幾年前還不可能甚至無法想象的”方式，加強了美國與盟國和夥伴之間的緊密聯繫，將印度-太平洋地區盟國和夥伴與歐洲盟國和七國集團聯繫起來，並在遏制中國的戰略中採取一致行動。

2024年1月中旬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正好提供了一個顯示各國最新的一致立場的絕佳機會。安東尼 · 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選舉結果出來之後第一時間發出了“賀電”，隨後拜登在記者招待會上做了簡短表態，相當於向美國的盟國和夥伴發出了行動信號。隨後，英國、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日本，甚至包括新加坡和菲律賓等國，通過統一口徑表明了這些國家在對抗中國戰略上的“一體化”進程。

這就是美國全球戰略計劃步步推進的現實。雖然隱藏在“有效管理競爭”“避免發生對抗”等緩和性話語之下，但卻在“如果中國繼續在南海、東海以及台灣海峽進行挑釁，我們將與盟友和夥伴密切合作，予以反擊”這種侵略性話語當中露出了整個計劃的鋭利鋒芒。

新的現實需要新的思維定式和新的解釋框架。本文認為，將拜登政府近三年來的所作所為綜合起來看，完全可以用“帝國計劃”來定義拜登政府的這個以對抗中國甚至打敗中國為總目標的全球戰略計劃。因為通過該計劃構建起來的這個“幾年前還不可能甚至無法想象的”，以美國為核心、以美國的盟國和夥伴為外圍，通過一系列多邊和雙邊防務協定和聯合聲明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無形政治組織，實質上就是一個21世紀的新型帝國；它具有歷史上各個大型帝國的共同特點，又帶有新型帝國的明顯特徵。

**一、**帝國計劃的起源

帝國計劃是拜登團隊的傑作，但該計劃的起源是特朗普推動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大轉型。2017年12月，也就是特朗普主政11個月後，白宮發佈了新版《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與2015年2月的《國家安全戰略》相對照，其對華表述有了明顯不同，兩年前是“我們與中國的合作範圍是前所未有的，儘管我們仍然對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保持警惕，而且我們反對在解決領土爭端中進行恐嚇的任何做法”，新版是“中國和俄羅斯挑戰美國的權力、影響力和利益，試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

這一修改意味着，經過了長達幾十年圍繞中美關係定位的反反覆覆，中國終於不再是美國的戰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而被確定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

在特朗普四年任期內，以2017年版白宮《國家安全戰略》和緊隨其後的五角大樓《美國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為指南，在此後直到2019年11月的兩年時間裏，陸續又有國家安全委員會發布的《美國印度-太平洋戰略框架》（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2018年2月）、國會通過並由總統簽署的《美國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US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2018年12月）和美國國務院的《美國印度-太平洋戰略報告》（US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2019年6月）等多個帶有很強針對性的戰略文件出台。

2017年版白宮《國家安全戰略》資料圖

至此，可以認為，美國對華政策爭論中主張遏制和對抗的一派（遏制派）最終取得了自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空前的大勝，而主張通過與中國接觸並將中國納入國際機構和全球貿易，使中國成為“良善行為者”（benign actors）和“值得信賴的夥伴”（trustworthy partners）的一派（接觸派）聲音大減。考慮到遏制派關於“中國威脅”的觀點和論據由來已久且一致性很強，不難預計，這一套言論演化成“自我實現的預言”的可能性也隨之大增。

2021年，拜登接替特朗普主政白宮，新政府大範圍推翻了前任政府的各項政策，但保持了對於這個戰略大轉型的繼續推動。其説辭有三：

其一，儘管上述戰略文件是在特朗普任期內出台的，但並非特朗普及其同僚的工作成績，背後其實是美國政府中一羣政策制定方面的專業人士努力推進的一個嚴肅且連貫的議程，其結果被認為是“整個美國政府處理與中國之間戰略競爭的藍圖的開始”；

其二，雖然這些文件勾畫出了基本戰略，但由於特朗普並非一個合格領導人，美國國家機器中最重要的幾個戰略部門，如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等，都不情願配合特朗普的工作，這一戰略的貫徹執行只能由拜登政府來領導；

其三，在具體做法上，特朗普政府更具對抗性，而不是競爭性，而且低估了盟友和夥伴的價值，拜登政府制定了自己的方法，即布林肯歸納的“投資、協調、競爭”，這被認為是更有效的執行。

就這樣，儘管拜登本人直到2019年之前都不是一個對華鷹派，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轉型還是在特朗普與拜登兩個任期之間完成了繼承和發展。2021年初，拜登開始其任期，搭建了一個主要由對華鷹派人物組成的幕僚班子，包括國務卿布林肯、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庫爾特 · 坎貝爾（Kurt Campbell）、中國事務協調員杜如松（Rush Doshi）等。正是在這些人的大力協助下，拜登順理成章地接過了這一長期任務，並以一種顯著區別於特朗普團隊的方式加速推進。

2021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了《戰略競爭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利用其政治、外交、經濟、軍事、技術和意識形態力量，成為美國一個戰略性的、緊逼性的、全球性的（a strategic, near-peer, global）競爭對手”，並責成拜登政府確保美國及其盟國“通過航行自由和商業自由流動等方式，不受限制地往來（印度-太平洋）地區，並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既不能支配該地區，也不能脅迫位於這一地區的鄰國”。

一年之後，拜登政府發佈了它自己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的威脅描述為：“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意重塑國際秩序，又擁有日益強大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實現這一目標的競爭對手。北京雄心勃勃地在印太地區擴大勢力範圍，併成為世界的領導力量。”而同月晚些時候發佈的2022年《美國國防戰略》則明確表示：“（該報告）指示國防部採取緊急行動，維持和加強美國的威懾力，並將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本部門的主要挑戰。”

拜登團隊認為，由於特朗普肆意破壞美國與盟友的關係，毫無章法地發動貿易戰，危險地支持右翼極端主義勢力，頻頻導致國內政治的不穩定甚至觸發了“國內恐怖主義”，這不僅削弱了美國對抗中國的能力，而且事實上進一步為中國擴大影響力創造了機會。

因此，該團隊必須在這幾個方面大大改變前任的做法，減少其中的自相矛盾和不確定性，更加有力地推進與中國進行全面對抗的戰略。所以，無論拜登與特朗普的差別有多麼大，但在對抗中國並讓美國為可能的衝突做好準備這個大目標上，拜登實際上是在多個重要方面進一步鞏固並加強了原計劃。

正是連續兩屆美國總統接力式的推動，美國終於完成了這個被《經濟學人》稱為“自尼克松訪華五十年來美國外交政策最具戲劇性的突破”。到目前為止，其中所包含的重大戰略含義尚未全部展現出來。但有一點確定無疑：中方近年來反覆強調中國的發展面對“嚴峻複雜的國際形勢”，而導致這一局面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美方的這個戰略“突破”。

**二、**帝國計劃的推進

帝國並非一個歷史名詞。理論上講，帝國指的是一個在規模上大大超越單一民族國家的巨型政治組織，這個組織由眾多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組成，內部具有一種“中心-外圍”結構，其中的中心國家或民族通過其支配性地位主導其他外圍國家或民族。因此，只要帶有這種結構的政治組織出現，無論它是否宣稱自己是帝國，它實質上就是一個帝國。中國學者強世功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人類文明史很大程度上是帝國擴張與爭霸史，現代西方主權國家形態其實也是在帝國背景下誕生的，並將自身建構為殖民帝國或新型帝國主義。從更大的背景看，人類文明史乃是從區域性文明帝國邁向世界帝國的歷史。因此，中美關係就不能被理解為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而是中國作為獨立的主權國家與美國所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之間的關係。

這是一個很好的分析框架。自冷戰結束以來，美西方國家憑藉其支配性地位維繫了一個全球性的“中心-外圍”結構體系，當中心國家的支配力量嚴重不足，不得不日益依靠武力強行維護其全球統治地位時，無論決策層的本意如何，一個以美國為核心、以分佈在世界各地的盟國和夥伴為其外圍層的世界帝國體系就自動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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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的帝國計劃就是這樣產生的。由於這個新的帝國是一個世界帝國，不是一個區域性帝國，不存在區域性帝國固有的地理邊界，因此構建帝國的第一步就是劃定整個帝國的無形邊界。這個行動，體現在拜登政府在推動其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時與特朗普政府最大的不同之處——與盟國和夥伴國家的協調與合作方面。2022年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對美國與盟國和夥伴國家的定位如下：

我們在世界各地的聯盟和夥伴關係是我們最重要的戰略資產，也是促進國際和平與穩定不可或缺的因素。強大而統一的北約、我們在印太地區的聯盟以及我們在其他地區傳統的安全夥伴關係，不僅能阻止侵略，還提供了加強國際秩序的互利合作平台……美國是一個擁有全球利益的全球大國。由於我們對其他地區的積極參與，我們在每個地區都變得更加強大。如果一個地區陷入混亂或被敵對勢力統治，就會損害我們在其他地區的利益。

這個陳述從表面上看並無特別之處，但實際上，這是一個關於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劃定“我們”和“他們”之間邊界的清晰表達，美國的盟國和夥伴國家都會明白無誤地接收到這一帶有很強“選邊站隊”含義的重要信息，並據此調整各自的立場和行動。

之所以説這一表述是“選邊站隊”信號，是因為2022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在將中國確立為主要威脅和頭號競爭對手的同時，也分別賦予了俄羅斯、朝鮮、伊朗等國和“暴力極端組織”（VEOs）以相應的威脅等級，並制定了不同的應對策略。

而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中，“強大而統一的北約”這一表述的另一面就是對俄羅斯的大力排斥，“我們在印太地區的聯盟”這一表述的另一面就是對中國的全面圍堵，而“我們在其他地區傳統的安全夥伴關係”這一表述的另一面就是對朝鮮、伊朗等國以及各種“暴力極端組織”的強行壓制，所以它是一個套用了防禦性話語的進攻信號表達。

真正要表達的含義是：世界帝國開始劃定無形邊界，具體而言，（1）在全球範圍內精準地劃分出“我們”與“他們”；（2）在熱點地區衝突中堅定地“選邊站隊”，不惜訴諸武力維護“我們”的利益，打擊“他們”；（3）在“我們”之間加強內部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來自“他們”的挑戰。

美西方之所以在俄烏衝突中堅定地支持烏克蘭對俄羅斯進行打擊，之所以在巴以衝突中堅定地支持以色列對哈馬斯進行打擊，之所以在西太平洋不斷加強軍事存在並對我國台灣地區和菲律賓提供支持，為可能發生的台海衝突和南海衝突做準備，無不是世界帝國訴諸武力確定其無形邊界的具體體現。

2023年是拜登政府帝國計劃加快推進的一年。第一個標誌性事件是2023年1月9日出台的第三次北約-歐盟聯合聲明，該聲明釋放出的信息非常明確。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謝爾蓋 · 里亞布科夫在2023年5月接受採訪時針對這份聯合聲明指出：西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們正在按照“這個世界的秩序必須以確保西方10億人的安全和福祉的方式重建”的設想開展行動。

他這一解讀的根據是該聯合聲明第9款，即：我們將進一步調動我們所掌握的政治、經濟或軍事手段，以實現我們的符合我們10億公民利益的共同目標。

此後的幾個月裏，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甚至菲律賓等幾個自認為是“盟國和夥伴”的國家在反華方面爭相表現、動作頻頻，即可解讀為它們都已對這一新的戰略心領神會，積極向帝國靠攏，不再採取模糊或搖擺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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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標誌性事件是2023年8月18日美日韓三方戴維營會談之後發佈的“戴維營精神”三方聯合聲明。該聲明基本上是1月北約-歐盟第三次聯合聲明在印太地區的複製，與後者關於“我們10億公民”的表述相對應的表述是：“我們將加強美日、美韓同盟戰略協作，推動三邊安全合作邁上新台階。當我們共同踏入這個新時代時，我們的共同價值觀將成為我們的指南，一個自由開放的、讓我們5億人民安全和繁榮的印太地區，將成為我們的集體目標。”

這份聯合聲明中的信號也十分明確，就是用“共同價值觀”劃線，將“我們5億人民”從印太地區中分離出來，作為“帝國人民”維護其安全與繁榮，同時將其他幾十億人作為反對和打擊的對象。這是繼大西洋地區的劃界行動之後，在印太地區的又一個劃界行動。

10月20日發佈的2023年美國-歐盟聯合聲明的措辭更加直截了當，在第一條的第一段就使用了“代表將近8億公民”（representing nearly 800 million citizens）的表述：“美國和歐盟及其成員國代表着近8億公民，我們通過價值觀團結在一起，並通過地球上最具活力的經濟關係聯繫在一起，重申我們對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承諾，為我們所有的人民帶來好處。”

結合起來看，這就是一個以美國為中心，分別在北約、日韓、歐盟等不同方向上劃出的，包括10億“帝國人民”的帝國邊界。新型世界帝國具有以下三個突出特點：

（1）它不是區域性的，而是通過海洋航路的連接分佈在全球不同大陸的；

（2）它不是包容和開放的，而是通過人為設定的“共同的價值觀”構成的一個排他和封閉的圈子；

（3）它不是以經濟、文化、民族或地緣為聯結紐帶的，而是以美國作為核心國家通過其全球霸權獲得支撐的。因此，人們一定不能再將其作為一般性的主權國家聯盟看待，必須將其視為一個具有21世紀特徵的、新型的世界帝國。

**三、**帝國計劃的成敗分析

根據這些聯合聲明，以及美西方國家間以及與盟國間的一系列多邊和雙邊協定，可以大致勾畫出這個正在形成中的美西方世界帝國的基本輪廓，即一個包括內外四層的同心圓結構。

第一層是核心層，就是美國這個當今西方文明的核心國家，作為當今世界唯一擁有美軍、美元和美媒等多個霸權支柱的超級大國，它是美西方世界帝國無可挑戰的核心。

第二層是緊密層，由美國之外的四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即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組成，它們與美國之間通過五眼聯盟、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等多邊組織機制保持緊密的聯盟關係。

第三層是半緊密層，由歐盟各國、日本、韓國、以色列等國家組成，它們與美國之間分別通過北約、《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正在形成的美日韓“三眼聯盟”、美國-以色列特殊關係等多邊和雙邊安排保持緊密的聯盟關係。

第四層是外圍層，由多個與美國簽有多邊或雙邊防務協定的非北約盟國組成，其中多邊協定包括東南亞條約組織、里約集團等，雙邊協定涉及的地區或國家包括在大中東地區美國的多個非北約盟國，在中東歐的烏克蘭，在東亞的泰國、新加坡、菲律賓等。2021年，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四邊安全對話”（QUAD）形成之後，印度也被部分地結合到了外圍層當中。

2021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視覺中國

沙利文於2024年1月30日所做的題為《中美關係的未來》的演講透露出這樣的信息：目前，拜登政府的帝國計劃進展順利，各項目標逐一達成。這也就意味着，新型世界帝國正在快速形成之中，帝國霸權將會確立，所有挑戰者無論大小都將受到壓制，美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將長期持續。

然而，真實的情況絕不是如此簡單。撇開拜登團隊自身的自我標榜，換到另外一種角度上看，也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截至2024年1月底，拜登政府的帝國計劃雖然部分得到落實，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個藍圖，這張藍圖能不能畫到底，還完全無法確定。本文對這一問題的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動力的可持續性問題。建構新型世界帝國並確立帝國霸權的動力來自美西方國家精英層，是自上而下的，而且與拜登個人的世界觀、政治經驗、人格特質以及他整個團隊的實際操盤能力緊密關聯。拜登有着長達約50年擔任公職的經歷，但是從他整個從政表現來看，自相矛盾和邏輯混亂之處很多，職業政客的投機取巧行為也歷歷可數，被批評為“經常背叛自己基本原則的人”。

總體而言，他在操縱美國官僚機器和經營盟國關係方面經驗豐富，但卻不具備一個大政治家的應有素質。他的執政團隊也有類似特點，反映在處理重大事務時其能力和效率都有顯而易見的不足，執政三年來飽受批評。在2024年2月初剛剛進行的一項全國民意調查中，拜登不僅在重大政策和個人比較方面，還在能力和效率的得分方面大大落後於特朗普，這與2020年大選時的情況剛好相反，其總體支持率已降至總統任期內的最低水平——37%。

世界帝國的建立畢竟是一個在規模和水平上遠超美國內政的宏大事業，拜登團隊到目前為止所做的，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將特朗普時期遭到嚴重破壞的國際合作重新修復到應有的水平，能否在此基礎上繼續向前推進，對於拜登團隊的整體能力尚是一個重大考驗。最新民調顯示，只有30%的人認可拜登政府在巴以衝突上的處理方式，而對於拜登政府與中國打交道方式的有效性，則有65%的人表示沒有信心。

第二，美國國內危機爆發的問題。近年來，美國國內重大危機頻頻顯現，其中尤以因黨派鬥爭極化導致的政治危機、因債務積累過快導致的經濟危機、因移民和邊境問題導致的憲政危機最為嚴重。這些危機的不斷加深最終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美國在國際上的威望和領導地位，並導致美國在主導世界事務方面功能失調。以債務危機為例，由於聯邦政府的支出持續飆升，到2023財年美國的累計債務總額已經達到了33萬億美元，相當於全年GDP的123%，為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

更為嚴重的是，當前美國政府並無減少債務的解決方案，由於預計政府的支出仍將大幅度超出收入，債務總額積累的速度甚至還將加快。在這種情況下，構建世界帝國的計劃除非是低成本的，甚至是靠盟國和夥伴的額外財政投入維持的，否則必將難以為繼。

據估算，自2001年以來，美國在戰爭和與戰爭相關的費用（包括盟友援助和加強國土安全）上的花費高達5.1萬億美元，這説明海外戰爭花費是導致債務總額飆升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如果帝國計劃必然包括更多的海外戰爭，僅僅債務危機這一個因素，就足以讓該計劃無力進行。

第三，帝國體系內部矛盾的問題。通過拜登上台以來的一系列整合，以及作為“世界帝國立國之戰”的俄烏、巴以兩場衝突，帝國體系內的主要成員國的確進一步實現了步調協調一致，也進一步加深了與美國這個核心國家的捆綁，與此同時，位於半緊密層和外圍的各個盟國也進一步明確了自己的位置，在“選邊站隊”上不再搖擺，這是當前的基本現實。

意大利這個“七國集團”國家中唯一在2019年簽署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宣佈停止參與該倡議，菲律賓這個位於南海地區的國家高調炒作中菲海上爭議並頻頻發起侵權挑釁，新加坡這個東盟成員國家借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之機向美西方遞送“投名狀”，這些事件正是這一基本現實的具體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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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世界帝國體系的內部結構最終能夠如所期望地理順關係。帝國中“我們10億公民”由多達三十幾個主權國家組成，儘管都與美國保持着不同程度的緊密關係，但各國與美國這個“核心國家”之間，以及處於不同“層級”的各國之間甚至處於同一“層級”的各國之間，都有利益衝突存在。在當前這個劇烈動盪的世界，這些利益衝突往往不可調和，使得任何基於一廂情願設想的國際體系都難以最終建成。

例如，東亞地區的日本和韓國，能否捐棄前嫌從此就以“戴維營精神”為指南心甘情願、步調一致地充當帝國體系中的外圍國家？歐洲地區的歐盟各國能否不顧本國自身利益，從此作為美國的戰略棋子，心甘情願、步調一致地介入印度-太平洋地區與中國對抗的緊張局勢中？事實上，連帝國體系中最靠近核心位置的英國，也正在面臨因北愛爾蘭和蘇格蘭的分離運動而國力自身難保的嚴重困境，各個外圍國家又有多少餘力投身到對抗中國這個帝國總體目標當中？

第四，帝國體系與外部世界的對立問題。其一，世界帝國計劃的底層邏輯是通過各國合作集中力量打敗中國，然後通過瓜分戰利品補償各自的前期投入並共同分享戰後的紅利，或者説，就是一個21世紀增強版的“八國聯軍”方案。而這個方案能夠得以實現的根本前提，就是這個臨時拼湊而成的世界帝國能夠像當年打敗大清國一樣打敗當代中國，並能夠從戰敗國身上長期收穫紅利。

顯然，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這都是一個近乎白日夢的設想。暫且不論今日中國的綜合國力早已非歷史上任何時期的中國可比，今日中國在國際競爭中所具有的“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之優勢地位也少有其他國家可比，世界帝國徹底打敗中國的企圖基本沒有實現的可能。

其二，從更廣泛的範圍看，世界帝國的建立具有逆時代潮流而行的反動性質。考慮到美西方國家統治集團與本國廣大人民之間愈演愈烈的結構性矛盾，以及美西方國家內部多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即使中國完全無所作為，其世界帝國政治進程的推進也絕無可能一切順利。

而即使在短時期內美西方依靠其強大的武力和一系列“世界帝國立國之戰”進一步加速帝國體系的演變，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其對立面的、涵蓋全球近70億人的“全球南方”也一定不會集體坐視時代的逆轉、歷史的倒退、帝國的迴歸，必將與之同步地加速形成各種新的地緣政治現實，這將導致美西方的倒行逆施陷入越來越多的疲於應對，甚至加速滑入帝國週期中的窮途末路，在力量的嚴重透支中走向衰亡和解體。

綜上所述，儘管拜登政府通過三年持續的努力，在特朗普任期留下的混亂廢墟中，初步構建起一個以對抗中國為主要目標的世界帝國基礎架構，對中國也的確造成了實實在在的壓力；但是，由於這個帝國計劃嚴重脱離世界的現實，嚴重背離時代的走向，加之美國及其主要的西方盟國自身危機重重，主導世界事務的能力日益衰弱，這一帝國計劃幾乎註定會成為虎頭蛇尾的“爛尾樓”。

而中國所需要做的就是：進一步加強本國“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不敗地位，同時加強與廣大“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最廣泛的反對新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共同推動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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