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楓：中國贏了嗎？美國怎麼辦？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晨楓】

近日，《美國事務》上刊登的長文《中國贏了，現在怎麼辦》（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關注。作者辛明頓（Nathan Simington）是從特朗普時代開始任職的現任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的主席。他其實是學音樂出身的，後來改學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則是全美管理電信網絡、無線電頻率、對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機）頒發認證的機構。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沒有把中國崛起歸結於廉價勞動力或者罔顧環保，也不認為是美歐對自由貿易的天真而“資助”了中國的崛起，而是將其歸結於中國深謀遠慮、以顛覆世界秩序為目的的工業政策。換句話説，他主張的是中國陰謀論，並提出美國對策。

但是辛明頓看到了正確的現實，卻得出了錯誤的結論。用他聽得懂的話來説：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

《中國贏了，現在怎麼辦》網站截圖

中國崛起是21世紀最重要的事件，是動搖Pax Americana的。但中國崛起不是陰謀，而是陽謀。真要是陰謀，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難了。

中國崛起確實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業化為標誌的。當今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製造業超級大國，也是包括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

中國甚至大幅度領先於其他貿易國，成為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國之外的最大貿易國。考慮到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之間在NAFTA/USMCA架構下的貿易有別於一般意義上的外貿，更像一個國家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貿易。所以中國在北美地區也在事實上成為他們的第一大貿易國。

中國的進口很多樣，從能源、礦產、農產品到機電、汽車、飛機、芯片和軟件。但中國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樣，從小機電到汽車到巨無霸港機的各類工業製成品和從鋼鋁到化學品的工業中間品，而曾經主導的服裝、玩具、農產品只佔越來越小的比重。

中國手機和5G對美歐已經是強刺激，但中國電動汽車（包括全電和插電混動）的異軍突起，一下子把美歐老字號打得潰不成軍，中國光伏則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懷困境”，強有力的左右開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

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領了工業革命。煤、石油與蒸汽機、內燃機相結合，取代了人力；火車和汽車把詩帶向遠方，又把遠方帶回家鄉。經過百年發展，汽車還成為了涉及幾百萬人就業和價值3萬億美元的全球性產業。

同樣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現在的中國製造越來越成為世界供應鏈裏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麼在性價比上無法替代，碾壓性地壓倒競爭對手；要麼在獨特性上無法替代。

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出口越來越兩極分化，一端是農產品和能源、礦產；另一端是高精尖工業製成品，如民航客機和發動機、精密儀器、芯片、軟件等。曾經數量很大的汽車、一般機電，現在已成為涓涓細流。

中遠海運首艘LNG雙燃料滾裝船交付運營視覺中國

中國與美歐的進出口既是互補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補在於各盡所長，各取所需；不平衡在於一般工業製成品的價值居中偏高，而且數量巨大；農產品、礦產、能源數量雖大，但價值低；高精尖工業製成品的價值很高，但數量太少。

如果中國與美歐的出口好比一場足球賽，中國具有逆天的中場和後衞，但鋒線尚弱；美歐的鋒線有亮點，但中場和後衞不僅弱，好些位置根本沒人，其他的亮點就只有教練和隊醫了。

辛明頓將中國工業化的成功歸結於深謀遠慮的工業政策，中國建立了齊全和互相支援的工業結構、壓倒性的產能、完整的供應鏈、卓越的電力和交通基礎設施，目的在於顛覆Pax Americana，從美國手裏奪取霸權。中國政府的各種文件裏要求達到世界經濟和科技領先水平，在他這裏成為中國陰謀奪權美國的依據。

工業政策主要為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規劃和政策性的經濟保障，用於扶持特定的行業或者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軍工、地區支柱產業。日本和韓國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業政策的結果。

美歐一方面以不公平競爭為名，反對工業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義實施實質性的工業政策。比如説，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無償轉移，波音和SpaceX就是這樣起家的。歐洲以行業整合為名，將碎片化、缺乏競爭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導下整合成巨無霸，空客就是這樣產生的。波音與空客之間的互訴在本質上是黑狗與白狗之間的互咬，最後當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媽。

中國崛起有一個漫長、痛苦的前奏。在農業時代，中國曾經是先進國家，但被工業時代先發達起來的西方打得一敗塗地，以後是屈辱百年。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發達工業、發達科技，這是多少代中國人的共同願望，並不是改革開放的時候才“突然想起來”的。

在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中國的工業和科技門類齊全，但水平較低，相對於外部技術的落差是全方位的。當時桑塔納的引進對中國汽車是地震級的衝擊，兩艘051驅逐艦上裝用的LM2500燃氣輪機更是神一樣的存在。在尋常百姓的層次上，航天和軍工企業在大力組裝電冰箱和電視機，國產圓珠筆連漏油問題都沒有完全解決，三五牌香煙和力士牌香皂則是地位和豪華的象徵。

筆者熟悉的化工自動化行業也經歷了時代的尷尬。集專業大成的控制工程課要專注於引進各種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較；引進的Foxboro SPEC200不僅代表單元儀表最高水平，還具備與IBM的ACS工控計算機對接以實現SPC控制的時候，國產晶體管DDZ II型電動單元組合儀表依然是大學課程內容和工業應用的主力。但這時其實第一代計算機集散控制系統（DCS）已經在美歐投入使用。

DCS太遙遠，為了在力所能及的範圍裏進行技術跟蹤，筆者所在團隊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單片機為基礎，搭建多回路數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麪包板上跑通了用匯編語言攢出來的系統，機殼還能請校辦工廠用鐵皮敲一個，但面板就不好解決了。

用發光二極管不僅太土，也太佔地方。新見識的卡西歐計算器上的液晶顯示非常誘人，但聯繫自動化儀表廠，人家不知道是沒功夫搭理我們，還是自己也沒有生產批量產品之外樣品的能力，連個完整的回絕都沒有給我們。找外商買器件是根本不考慮的，因為沒有那個錢。最後被迫就在稀里嘩啦的狀態下拿到工業現場去試驗。最終在團隊的精心呵護下，試驗品終於在試驗期間完成了任務，但誰都知道，它離實用化還差十萬八千里。

在80年代，服裝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開始時面料、紐扣都要從韓國、日本等地大量進口，國產品的款式、色澤、質量常常達不到要求。這也是珠三角領引進技術風氣之先的時代，新會等地通過港資大量購入二手設備，頂着“進口技術”名目的小化纖遍地開花，生產的面料在款式、色澤、質量上超過當時主流國營大企業。

與此同時，滌綸噴絲機是重點攻關項目，首先要取代引進小化纖裏的噴絲機，然後要逐漸做大。噴絲頭的孔非常細，只有請航天工業配合協作，用材也逐步由進口轉為國產替代。這就是最簡單的進口替代，與擠佔進口設備份額無關。

為了吃透噴絲機數字控制系統，筆者所在的團隊泡在廣東很長時間。記得那時的車間裏震耳欲聾，即使喊叫也根本無法聽清對話，想起來聲強應該在100分貝級以上。回程從廣州坐船到汕頭和廈門繼續考察，正是因為這些沿海特區擁有率先引進的噴絲機。

記得船經過香港海面的時候，遠遠看到一片春筍般的高樓，很是震撼。那還是上海十幾層以上的高樓可以扳手指數得清的年代。延安東路聯誼大廈是30年代國際飯店後上海第一座20層以上的建築，華亭飯店則是最潮的涉外飯店，門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還有高腳架上的交通崗亭。

老香港資料圖

現在看看，當年的窮酸和窘迫幾乎荒唐，但就是從這樣一窮二白的基礎上，中國在一代人的時間裏發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經濟超級大國。按照購買力等價GDP計算，中國已經世界第一了。

工業政策的功勞肯定是有的，各種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簡單：中國人也想富起來。要富起來只有搞工業化，要搞工業化只有自己把能幹的都吃下來，不是為了獨霸，只是為了省錢，也為了就業。逐漸地，中國人發現自己能幹的越來越多，而且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幹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進。

中國經濟以製造業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時事造人”的結果。誰都看得到錢生錢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人沒錢，只有用力氣掙錢。誰都知道引進技術省事可靠，但錢是一個問題，被掐脖子是另一個問題，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

在改革開放初期，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是：再不改革就要被開除球籍了。中國人對自己的落後狀態痛心疾首，思變心切。

另外兩句我們經常聽到的話是：發展是硬道理、摸着石頭過河。也就是説，一切宏大設計不僅需要經受住實踐的檢驗，也必須在實踐中不斷修正，目的都是為了最終的發展。一切妨礙發展的人和事都要讓路，只有發展，才有生存。

就是這樣，中國在小步快跑、不斷修正中，一點一點地建造起龐大、完整、先進的工業體系和供應鏈，和保障這個工業體系和供應鏈的電力、交通網絡。

今天如果有人研製機器人，可能在華強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種軟硬件，還有缺貨的話，第二天也快遞到貨了。中國供應鏈的完備和快捷是中國製造最強大的優勢之一，也反過來幫助中國製造快速迭代、不斷創新。德國汽車在美歐是最能打的，但德國大眾加大與中國夥伴的合作力度，因為德國研發電動汽車的週期在36-40個月，而在中國是18個月。

中國人有遠見，有耐心。遠見在於堅定的長遠目標，耐心在於不斷的試錯和糾正。

從洋務派到孫中山到現在，重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華民族簡單樸實的願望。這裏沒有陰謀，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滅心願。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心願變成可實現的目標，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實現。

但工業政策從來不是實現民族復興心願的最主要工具。

工業政策的核心在於政府意志，鐵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體現。中國高鐵的很多線路在運作多年後依然沒有盈利，但高鐵拉動的經濟效益不可計量。公路、城市基礎設施、光纖、手機基站網的建設也是一樣。中國名義GDP從1990年的不到4000億美元增長到2023年的略低於18萬億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歸功於”鐵公基和基礎設施的超前建設，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

中國政府有堅強的意志和強大的執行力，但這不等於發展成就都是由於成功的工業政策，或者工業政策會自然而然地獲得成功，更不等於工業政策一成不變。

電冰箱、電視機、汽車、鋼鐵的大發展與其説是工業政策的結果，不如説是各地看到發展機會後的一擁而上的結果。

在激烈競爭中，適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過程中，中國在很多領域形成過剩產能。一方面，閒置產能造成浪費和惡性競爭；另一方面，極端降本增效和推陳出新逼迫行業向更高水平“捲進”，技術進步和產品差異化創造機會，利用起來閒置的產能，形成良性循環。

另一方面，產能過剩在本質上反映的是資金過剩和人力資源過剩，這才有可能在一有發展機會的時候就投資一擁而上，而勞動力隊伍也可同步充滿。這在電動汽車的爆發性發展中突出體現。

改革開放後汽車工業一直是發展重點。但長期以來，多的是產能，缺的是水平，説引進汽車長期佔據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問題在於中國內燃機和變速器技術長期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但電動汽車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賽道，起點拉平了，過剩的投資和人力資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後面的爆發性發展就水到渠成了。

在這裏，工業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國大力推動電動汽車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環境保護的推動。石油是中國的顯然短板，不管從可持續發展還是國家安全出發，都必須擺脱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國，人均也好，歷史欠賬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國也需要乾淨的空氣這一現實。

汽車電動化是顯而易見的選擇。這也繞開了中國內燃機、變速器技術的瓶頸。電動汽車三電技術一上路就爆炸性發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鋰資源，則有點像地理大發現時代，在大家都不經意的時候，誰先插旗，誰先得到，也談不上什麼陰謀或者大棋。

在低空經濟、AI經濟、機器人等方面，中國有可能重複電動汽車的成功，這正是西方焦慮點。中國崛起本質上是經濟的，中國科技發展本質上是為經濟服務的。中國無人機的大發展的基礎不是軍用無人機需求大爆發，而是玩具無人機訂單爆發開始的，現在向載人載貨的低空經濟發展。

中國AI不從學術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從更加接近工業應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產業，實現產業的自我滾動發展。“先求有用、再求先進”實際上更得美國崛起時代的真傳。在那個黃金時代，歐洲的奔馳發明了汽車，勞斯萊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時代敢在連續驅車一萬英里後車底鋪上白紙以顯示絕不滴漏，但謙卑的美國福特T型車才是改變世界的那款汽車。

機器人是另一個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國機器人的產量和部署數量遠遠超過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這正是在極端降本增效需求牽引，宏大規劃的引導的結果。中國龐大的製造業是工業機器人的沃土，龐大的服務需求則可能使得中國在人形機器人的發展方面一馬當先。

政策引導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發展是政策推動與需求拉動的合力所為，政府投資更多的是槓桿，商業投資才是肌肉。只有這樣，才能政府最終退出，產業在商業運作中自我滾動發展。還記得西方經濟和科技已經“兩頭冒尖，中間塌方”嗎？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國拔掉，西方就成農業國了。這是久居食物鏈頂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

OpenAI資料圖

在發展中，中國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產是最大的泡沫，互聯網產業也有過無序發展和泡沫化的危險。中國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暫時的經濟發展放慢，主動戳破泡沫，就是為了將來更加健康的發展。這是工業政策在國家大政層面上的最高形式。

中國還注意先試點、後推廣的有序發展，這也是符合摸着石頭過河的原則的。中國從來不吝惜分享經驗，中國與亞非拉國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這樣的分享。美歐要是有興趣，中國同樣分享。但美歐自以為是地解讀和照搬“中國經驗”，試圖用工業政策重振製造業，撞牆就不怨中國了。

工業政策要成功，關鍵在於要有退出機制。用曾經流行過的一句話來説，就是“扶上馬，送一程”。但需要永遠扶下去的話，這就不是工業政策，而是另一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了，只是把關税改成補貼。美國要重振，關鍵不是政府意志和工業政策，而是對經濟本質的認識。

經濟無非是錢和物。對於中國人來説，物大於錢，錢是為物服務的。中國人有錢就買房子，哪怕已經夠住了。年輕人結婚時，婚房是剛需，長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為租了一輩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對錢倒是有“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想法。

在這樣的基本思維驅動下，發展實物經濟才是根本。在改革開放中，曾經有過“錢生錢”的討論，還沒有來得及邁步，就被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嚇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實還是沒有錢來玩只有有錢人才能玩的遊戲，只好老老實實幹活，憑本事和力氣賺口飯吃。

在美國人的思維中，錢大於物，什麼物都是錢能買到的。美國年輕人買房子不着急，早早開始投資才是正事。在中國年輕人沒錢也要勉為其難買房子的時候，美國年輕人沒錢也要勉為其難炒股、買基金。結婚本來就是可有可無的事情，婚房作為剛需更是“沒聽説過”，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嗎？房子才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

居家如此，經商也如此。在這樣的基本思維驅動下，輕資產運作才是根本。製造業還有勞資關係、政府關係、環境保護等麻煩，市場風向轉向時，掉頭也笨重。輕資產運作就靈活多了，勞資、政府、環境都是“別人”的問題，市場轉向正好是買空賣空的好時機，本來就沒有打算在一棵樹上吊死。

美股交易員視覺中國

即使投資製造業，美國人也是更傾向於投資軟件、互聯網、電商那樣的“軟製造業”，而眼下的風口當然是AI。美國投資界從不怕投資金額大，就怕回報週期長。週期性的經濟危機使得任何人都必須在短時間裏收回投資，否則能不能活過下一個經濟危機都不好説。硬製造業的投資回報週期太長，基礎設施建設更加需要長期定力，都是避猶不及的。

美國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國科技依然發達，但美國公司只留下設計和營銷，STEM則只需要元帥和將軍，生產和具體研發外包正好符合輕資產的原則。

美國崛起當然是從製造業開始的。但那還是全球化還只是從0到1的初級階段，本土本地生產還是各國經濟的主體，而美國“孤懸”於歐洲之外，更加是製造業孤島。交通運輸發達使得比較經濟優勢的觸角伸向全球，美元強勢和“世界貨幣化”更是使得美國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

當美國賺到第一桶金後，錢生錢的遊戲就玩得風生水起，以至於金融立國成為美國的新國本。盧比奧等人甚至在推動法案，任何推動非美元化的國家、機構和個人都要受到美國的制裁。無他，美國窮得只剩錢了。要是美元不值錢了，美國就什麼也不是了，當然必須制止。

這裏，辛明頓比盧比奧之流高明一點，他提出美國不僅需要工業政策，還需要對税收、會計、金融規則的改革，才能實現再工業化。但美國再工業化迴避不了的問題是成本。勞動力成本、法規成本、環保成本等使得美國製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業政策扶持出一批先進技術企業，也因為商界不願跟進投資而使得政府很難退出，最終成為永久性的補貼，毫無競爭力可言，還成為納税者的沉重負擔。

最重要的是，美國朝野都開始意識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後，回到“過去的好時光”。在本質上，這和清朝洋務派的改革是一樣的問題，也必將是一樣的結局。

中國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在中國，工業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經有一個時候地方政府的作用類似於商團，現在民間資金成為商團的另一半。中國的風險投資機制不成熟，中央投資起到去風險化的作用，信號燈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間投資一擁而上，使得中央投資的預期退出相對可靠。

辛明頓認為中國贏了，順手製造了美國的衰落。美國要贏回來，需要學中國。

中國發展不是為了贏，是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國也無意製造美國的衰落。中國的發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國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於自己作孽。美國真要學中國，就需要擁抱以物為本的經濟思維，放棄以錢為本的經濟思維。但美國做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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