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裏克·考夫曼：華盛頓背後站着好萊塢——美國真正的“貴族階層”

【文/弗雷德裏克·考夫曼，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我父親曾説過，好萊塢的從業者是美國真正的“貴族”，其他美國人只是“平民”。這個概念與其説體現了世界對我父親的看法，還不如説是他對自己的看法。畢竟，我的父親曾經兩次獲得奧斯卡獎提名，也認識伊麗莎白·泰勒和弗蘭克·辛納特拉。難道這些條件不足以讓他成為，用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珀西·雪萊的話説，“未受承認的世界立法者”嗎？

8月底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聽完工會領袖、州參議員、小鎮市長、中西部州的副州長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立法者對着麥克風滔滔不絕地講了幾個小時後，演員兼導演託尼·戈德温（Tony Goldwyn）邁着輕快的步子走進舞台中央，父親的智慧之言再度浮現在我腦海中。

“你好，芝加哥！”戈德温的聲音渾厚、親切又迷人，他的目光筆直又坦率，講話風格就像在參加威爾希爾大道的奧斯卡頒獎典禮——熟練展現了無藝術性這種最高級的藝術表演。“哇哦，這個開場白怎麼樣？”他打趣道。

老實説，戈德温到底説了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登場，把一分鐘前還如烏合之眾般喧鬧的政治經紀人、民主黨政客與手持標語的民眾凝聚在一起，開啓一場莊嚴的慶祝儀式。所有人都知道，站在芝加哥聯合中心舞台中央的託尼·戈德温成為了菲茨傑拉德·格蘭特三世的化身——不是現實中的那位前總統，而是他在珊達·萊梅斯編劇的《醜聞》劇集中所飾演的美國總統角色。

美國演員、導演託尼·戈德温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演講。視頻截圖

在美國政壇，這種刻意且自覺地將藝術與生活混為一談的公共表演已經屢見不鮮。卡瑪拉·哈里斯成為民主黨提名的候選人之後數週內，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與喬·貝哈（Joy Behar，兩人均為美國喜劇演員，觀察者網譯註。）在民主黨籌款活動中四處奔走，踩着紐約長島豪宅中剪裁考究的草坪，彷彿《仲夏夜之夢》中的“荒野森林”——一片充滿魔法與幻象的森林——被搬到了漢普頓。

簡而言之，娛樂、政治、新聞媒體與金錢之間的界限已經被無可挽回地打破。英國搖滾歌手羅德·斯圖爾特（Rod Stewart）嘲笑特朗普有“橙色的皮膚”，美國演員喬治·克魯尼（George Cloony）譴責這位前總統是“仇外的法西斯主義者”，一切都表明，這些名人自帶的某些力量可能會把哈里斯抬進橢圓辦公室。

從卡迪·B（Cardi B，美國説唱詞曲作家）到查莉·XCX（Charli XCX，英國歌手、作曲家）——更不用説還有麗珠（Lizzo，美國説唱歌手、演員），哈里斯的“洛杉磯幫”組成了聲勢浩大的華麗陣容，各路明星、家喻户曉的名人已經開始在推特和照片牆上掀起“卡瑪拉狂熱”。關於哈里斯將獲勝的預測在追星粉圈中傳得沸沸揚揚，這些討論與搖擺州（如佐治亞州、密西根州的部分選區）選舉人團的地理分佈沒有任何關係，而是更接近好萊塢大道上的那種“明星地圖”，為包括《魯保羅變裝皇后秀》女星在內的所有哈里斯支持者提供了可以共情的期許。

老實説，在民主黨全代會召開的前幾天裏，我本來什麼都不想寫，打算用黑體字羅列一份上述名人的名單，這足以達到2500字的約稿要求，再把名單寄給UnHerd編輯部，然後收工。

哈里斯的支持者還包括環球影業公司的董事長唐娜·蘭利（Donna Langley），創新藝人經紀公司（CAA）董事總經理克里斯·希爾伯曼（Chris Silbermann）和迪士尼娛樂公司聯合董事長達娜·瓦爾登（Dana Walden）。前華特迪士尼影業集團主席傑弗裏·卡森伯格（Jeffrey Katzenberg）與福克斯廣播公司創始人巴里·迪勒（Barry Diller）也為她的競選慷慨解囊。

所有這一切都讓自命不凡的記者和大選賠率預測者開始大談特談，彷彿他們也是娛樂行業的圈內人一樣。總體來説，在許多人眼中，哈里斯挑選競選夥伴的過程彷彿真人電視秀《單身女郎》的某一集節目。有着“灰女士”之稱的《紐約時報》也無法抵制誘惑，而是用電視節目的語言描述哈里斯對蒂姆·沃爾茲的選擇：”如果哈里斯女士的競選從《副總統》開始，那麼如今她的競選則走向了《足球教練》（兩者均為美國電視劇名）的劇情。”

就連《華爾街日報》也使用了斯威夫特·拉扎爾（Swifty Lazar）的語言，精闢地（如果不是原創地）指出哈里斯的副手就像是《勝利之光》（美國體育電視連續劇）中的泰勒教練。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美國副總統哈里斯與精選搭檔蒂姆·沃爾茲一同出席活動視覺中國

這一切令人毫不意外，因為早在“真正的”家庭主婦出現之前，美國政界與好萊塢的公關辦公室已經在利用人們的懸置懷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起源於古希臘羅馬的戲劇原則，即觀眾忽視虛構的不真實性，從角色的行為和經歷中體驗宣泄，觀察者網譯註。）。這又要説回到民主黨全代會演講台上的託尼·戈德温——一位演員、導演，也是青出於藍的“星二代”。他站在那裏，就像一位真正的好萊塢“貴族”，對自己主持世界政治未來的能力充滿信心。

好萊塢與華盛頓都分享這種狂妄自大，以及其它的一些東西。兩者都建立在家族傳承之上，從約翰·亞當斯和他的兒子昆西·亞當斯到紐約的洛克菲勒家族，馬薩諸塞州的肯尼迪家族和亞利桑那州的尤達爾斯家族（Udalls），更不用説如同“哈特菲爾德-麥考伊家族宿怨”一般，正勢如水火的奧巴馬家族與特朗普家族了。

與此同時，美國西海岸也有世代傳承的家族，包括巴里摩爾家族、科波拉家族、道格拉斯家族、方達家族和雷德格雷夫家族。如同所有的王室家族一樣，他們的血脈傳承最終都走向低能與墮落。比如，卡戴珊家族。

一般來説，這些家族的創始人都是白手起家。託尼·戈德温的爺爺是來自紐約格洛弗斯維爾的一名手套製造商，斯穆爾·格爾巴菲斯（Szmuel Gelbfisz）。他在1913年的冬天來到美國西部，參與制作了好萊塢第一部大型電影。他先是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塞穆爾·戈德費什（Samuel Goldfish），後來成為了山姆·戈德温（Sam Goldwyn）。

1924年，老戈德温把自己的電影業務賣給了路易斯·梅耶（Louis B. Mayer）——身無分文的廢金屬商人的兒子。梅耶這位天才最早意識到，華盛頓與好萊塢是一對剛出生就被分開的雙胞胎，一位精明的電影製片人也許能夠繼承雪萊那質樸又浪漫的詩人情懷，成為“世界的立法者”。

本着這種自命不凡的精神，梅耶竭盡全力支持命途多舛的總統候選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他為美國保守派輸送了兩位當時最耀眼的明星：埃塞爾·巴里摩爾與萊昂內爾·巴里摩爾（Ethel & Lionel Barrymore)。雖然美國之後迎來了大蕭條，梅耶還是努力為金傑·羅傑斯、阿道夫·門吉歐、加里·庫珀與沃爾特·皮金的發展鋪平道路，讓他們打出保守主義的古板旗幟。另一方花了好幾年時間才跟上腳步，但到了1940年，超過200位好萊塢明星——包括露西爾·鮑爾、亨利·方達、漢弗萊·鮑嘉與格勞喬·馬克斯在內，組成了“支持羅斯福的好萊塢”，好萊塢的自由派從此誕生。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好萊塢黑名單”事件不可避免地在左右翼之間劃下戰線，我碰巧對此事略知一二，因為我的父親曾為“好萊塢十君子”（1947年，十位美國作家與導演因拒絕向國會麥卡錫主義的委員會提供證詞而遭到好萊塢封殺，觀察者網譯註。）中最知名的道爾頓·特朗勃（Dalton Trumbo）的作品代為署名，這令父親日後在好萊塢的職業生涯陷入麻煩。加州的反進步主義政治對父親來説不是一個好兆頭，他是持有黨員證的美國共產黨成員，還是米高梅公司的編劇。

在麥卡錫“大清洗”的影響下，父親那毫不遮掩的左翼議程遭到了持續抵制，而右翼化的好萊塢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先知”角色——漫步在華納與環球影視公司外景地的“冒牌牛仔”們：加里·庫珀、約翰·韋恩，以及“好萊塢黑名單”事件最大的受益人——羅納德·里根。

道爾頓·特朗勃（1905-1976）曾於1943年加入美共，為《羅馬假日》、《出埃及記》等著名電影擔任編劇，因麥卡錫主義迫害而遭到關押與好萊塢封殺 資料圖

自從里根1989年卸任總統後，自由派在好萊塢越來越揚眉吐氣，而支持共和黨的明星卻日漸靠邊站。從90年代威爾·史密斯主演的情景喜劇《新鮮王子妙事多》（Bel-Air）到漢考克公園，保守派那曾經華麗又強勢的好萊塢影響力，相比一頭銀髮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在2016年共和黨全代會上對着一把椅子喋喋不休的場景，顯得過時又迥異，更不用説7月份在密爾沃基舉行的2024年共和黨全代會上，七旬老人霍克·霍肯當眾撕掉上衣，向依然領着演員工會養老金的特朗普展示忠誠了。

與此同時，好萊塢的自由派依然沉着堅定。我父親擁有賓利、阿斯頓馬丁、捷豹、保時捷、帶“鷗翼”車門的梅賽德斯等跑車以及位於馬里布的海濱別墅，但這並不影響他代表全世界受壓迫者表達持久的憤怒。他夢想着通過電影治癒美國的一切疾病，這是貫穿他坎坷職業生涯的一種衝動，那就是偷偷把台詞、信息和意義塞進電影。作為自詡美國“貴族”的一員——也就是好萊塢的自由派——父親認為自己有責任為所有人照亮通往自由與正義的道路，正如喬治·克魯尼認為他有權單方面宣佈，拜登作為“男主角”的檔期已經結束那樣。

克魯尼並不是第一位主張自己擁有“神聖政治權利”的好萊塢明星。長期以來，電影明星和政治明星一直在爭奪彼此的影響力，試圖決定誰是太陽，誰才是圍繞太陽旋轉的行星。一方面，這種緊張帶來了許多非同尋常的關係，比如“鼠黨”（美國電影演員組成的非正式團體，觀察者網譯註。）的彼得·勞福德是肯尼迪妹妹帕特里夏的第一任丈夫；簡·方達與湯姆·海登（加州民主黨參議員）、施瓦辛格與瑪利亞·施萊弗之間曾經的婚姻，還有烹飪節目主持人桑德拉·李與前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之間的戀情。有的關係十分荒誕，比如1972年小薩米·戴維斯用胳膊摟着理查德·尼克松——現在有人聲稱，這段情誼源於戴維斯試圖想盡一切辦法減輕鉅額欠税負擔。

有些關係則是稍縱即逝。弗蘭克·辛納特拉對美國自由主義的忠誠以一種最好萊塢的方式轟然倒塌。當肯尼迪總統造訪加州棕櫚泉（Palm Springs）市時，他沒有選擇住在辛納特拉的家中（儘管後者為此專門搭建了一個直升機停機坪），而是住在辛納特拉的對手、美國演員及歌手賓·克羅斯比（Bing Crosby）的豪宅中。據説，氣急敗壞的辛納特拉掄起大錘砸爛了家中的混凝土停機坪。到1980年，這位脾氣暴躁的“董事會主席”向里根的競選陣營捐款400萬美元也就不足為奇了。

漸漸地，華盛頓和好萊塢的王子公主們開始明白，他們終究生活在同一個太陽系——一個以模仿、即興表演、説服和虛構為生的行業。芝加哥的民主黨全代會開到第四天，女演員、政治活動人士凱莉·華盛頓（Kerry Washington）接替了託尼·戈德温的大會主持人角色。她曾在《醜聞》劇集中飾演格蘭特總統的情人奧利維亞·波斯特，兩位角色在長達七季的連續劇中曾在衣櫥、公共停車場甚至是橢圓辦公室內親熱。

而虛構劇情的真實感已經能讓觀眾如此輕易地共情。誰會在乎託尼是不是真正的格蘭特總統，誰又會在乎凱莉是不是他的“小三”？就像哈里斯一樣，難道凱莉不是在為美國化解危機嗎？政治和電影是同一回事，生活模仿藝術，藝術模仿生活。經過124集啞劇般的鋪墊，真實與虛假已經失去了各自的特色。

當然，那些在芝加哥會場高呼口號的美國民眾並不在意區分真假。到民主黨全代會結束後的週末，這場政治集會已經被各種互聯網梗和推文所淹沒，每一個段子都有可能觸發我們大腦中的火花，但最終會消失在全體美國人罹患的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D)的潛意識中。例如，女演員茱莉亞·路易斯-德瑞弗斯（Julia Louis-Dreyfus）過去一週以來閃爍其詞地説着“我應該當總統什麼的”，就像她在HBO電視劇《副總統》中飾演的角色塞琳娜·邁耶那樣。自從哈里斯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以來，這部劇的收視率飆升了超過300%。

哈里斯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後，美劇《女副總統》（Veep）的收視率出現飆升HBO官網

路易斯-德瑞弗斯曾在上一屆民主黨全代會的最後一晚擔任主持人，又憑藉飾演邁耶的角色6次贏得黃金時段艾美獎，因此當哈里斯獲得提名時，這位女演員下意識地想要“額外出力”。於是“卡瑪拉-塞琳娜-茱莉亞”成為了一個引發各種議論的組合詞。

這觸及到問題的核心：今天美國的政治困境已經超越了真相與後真相時代、事實與另類事實、演員與政客、救世主與騙子等等問題。就哲學家所説的“認識論”，即關於“什麼是構成現實”的知識而言，美國人已經迷失了方向。對部分人來説，這是值得慶祝的事情，因為好萊塢與華盛頓都會興高采烈地擁抱模稜兩可、令人分心的事物。如果你還沒注意到的話，模稜兩可與令人分心之物正是能賺大錢的地方。

當世界上第一位黑人女性億萬富翁走上芝加哥的舞台時，這樣的概念得到了證明。奧普拉（Oprah Winfrey，美國主持人和電視製片人）只花了不到15分鐘時間就用自己的邏輯擊垮過時的好萊塢/華盛頓二元對立。在奧普拉式的邏輯領域裏，細微的區別不再重要，比如你究竟是現實中的總統還是在電視上扮演總統。無論是欺騙性還是實質性，這種話術都超越了特朗普那些還停留在20世紀的謊言。

當哈里斯在台上講述“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去過哪裏”和“我們要去向何方”的力量時，民主黨全代會已經鎖死了台詞、潛台詞和元文本中每一處可能的細微差別。我們應該表示祝賀，尤其是對奧普拉、茱莉亞、託尼和凱莉，祝賀他們重新撮合了一對自出生就被分開的王室雙胞胎——好萊塢的名氣與華盛頓的權勢，並讓美國的“貴族”與民粹主義平起平坐。

這樣的野心並非壞事。我父親至死都珍視他的願望，那便是為其他人定製最符合他們利益的規則，並隨時準備抗議任何與之相反的行為。當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AMPAS）做出爭議性的決定，將奧斯卡榮譽獎項頒給伊利亞·卡贊（Elia Kazan）——一位在“好萊塢黑名單”時期靠揭發他人成名，在我們家一提起就會被冠以“混蛋”頭銜的導演——後，年過八旬的父親開着他的捷豹汽車從好萊塢山趕到頒獎劇院，站在警戒線對面進行抗議。他站到了威爾希爾大道被視作“底層人”的一側，不再是一名“貴族”，終於成為了“平民”。

（原文發佈在英國UnHerd評論網站，原標題：“統治美國的好萊塢自由派。” The Hollywood liberals who rule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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