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擬削減高校留學生人數，維多利亞州：不管，繼續爭取中國學生

【文/觀察者網 阮佳琪】

澳大利亞政府日前宣佈欲對明年的國際留學生名額設限，以減少移民數量、緩解國內住房壓力和生活成本上漲等問題。這部“前所未見”的限制性法案已進入到磋商環節，遭到澳教育行業怒噴。阿爾巴尼斯政府此舉被指是讓該國教育領域當“替罪羊”，為在移民政策改革方面佔得先機，以期贏得明年的聯邦議會選舉。

綜合澳大利亞新聞網站（news.com.au）、《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AFR）等11日報道，當地時間週三，澳大利亞大學聯盟（Universities Australia）主席大衞·勞埃德（David Lloyd）在一場活動上發表講話，指責政府此舉將減少大學收入，會對依賴於留學產業的該國經濟造成沉重打擊。

他還指出，把大學作為“政治棋子”，會導致澳大利亞在全球人才爭奪中失利，也有損於高等教育對國家發展重點領域的貢獻。

報道稱，維多利亞州工黨政府不顧待議新規，仍在努力爭取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到該州高校就讀。維州副州長、教育部門負責人本·卡羅爾（Ben Carroll）週二表示，“由於大學部門的經費削減，從國際學生獲得的收入，在高等教育經費中佔了很大一部分。我們的大學依賴於留學生。”

AFR指出，如果留學限額新規從明年1月1日開始實施，中國學生將受到最大影響。因為他們是最有可能就讀於澳大利亞“八校聯盟”（Go8）的國際學生，而這些高校受到的招生削減幅度最大。“八校聯盟”由8所享譽國際的澳大利亞頂尖研究型大學組成。

當地時間1月10日，澳大利亞墨爾本，維多利亞州副州長本·卡羅爾（右）與澳總理阿爾巴尼斯交談。視覺中國

據澳媒報道，去年有超過5.6萬名中國留學生在維多利亞州的大學就讀，約有43萬華裔定居於此。

當地時間9日，卡羅爾剛剛結束為期一週的中國和新加坡之行。他與中國教育部副部長王嘉毅以及北京、上海等頂尖高校負責人會面，就促進雙方高校深入合作，擴大學生雙向留學規模等展開討論。

維州州長傑辛塔·艾倫（Jacinta Allan）也強烈譴責對留學生名額設限，並表示下週她將訪問印度，進一步推動澳大利亞教育體系的對外開放。

“我想非常明確地告訴大家，維多利亞州將永遠是一個歡迎國際學生的地方”，艾倫強調道。

按照維州財政負責人蒂姆·帕拉斯（Tim Pallas）的説法，聯邦政府這一新規若實施，可能將對澳大利亞造成近50億澳元（約合人民幣237.69億元）的財政收入，並損失1.2萬個工作崗位。

實際上從2023年年底至今，澳政府已經頒佈了一系列入境限制政策，其中大部分直接影響到留學生的切身利益。據澳大利亞大學聯盟預估，自去年12月以來，對海外留學生人數的控制，已經造成了43億澳元（204.4億元）的經濟損失，同時危及了1.4萬個工作崗位。

澳大利亞大學聯盟代表了39所成員大學。當地時間11日，該組織主席大衞·勞埃德在澳大利亞國家新聞俱樂部發表講話指出，對留學生人數設置上限，是聯邦政府將大學視作“政治玩物”，把國際學生當做“住房危機替罪羊”的最新幹預措施，此舉“正在故意削弱我們的經濟”。

他以加拿大今年對留學生的限制新規，導致加高校專注於節省開支，不少教職人員面臨失業作為警示例子，認為澳大利亞採取類似措施“不會有任何好處”。

勞埃德指出，國際教育是澳大利亞排在採礦業之後的“第二大出口產業”，提供了高達500億澳元（2376.7億元）的經濟貢獻和25萬個就業崗位，但從未有任何一個主要出口行業受到過如此嚴管。“去年留學生為澳大利亞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做出了一半以上的貢獻。大學的收入減少，也會降低大學對其他國家發展重點領域進行再投資的能力。”

勞埃德進一步表示，“利用國際學生謀取政治利益的另一個真正的危險是，在全球人才爭奪戰中，如果將他們拒之門外，我們可能會蒙受損失。”

他補充道，英國和美國等“國際競爭對手國家正隨時準備從我們糟糕的政策中獲利”。

據“天空新聞網”澳大利亞版報道，澳教育部長傑森·克萊爾（Jason Clare）當天則在受訪時堅決為這一新規辯護，聲稱對留學生人數設置上限是“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將移民問題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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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澳大利亞，加拿大、荷蘭的情況類似，都試圖用限制留學生人數的措施，以安撫國內日益高漲的反移民情緒。

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高等教育政策專家安德魯·諾頓（Andrew Norton）看來，拿留學生“開刀”的原因，無非是政客們認為，一方面學生是“最容易控制的羣體”，另一方面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在全國選舉中的影響力又不夠突出，因此他們理所當然成為了一個“合理”的政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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