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泰蘇| 當政治被“抽離”：美國動態重組及其全球影響再討論

**編者按：**當地時間9月10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進行了2024美國大選第一輪電視辯論。經歷槍擊事件、“換登門”事件之後，兩黨競選格局初定。

哈里斯以精心策劃的形象和檢察官生涯歷練的演講口才，在辯論中不落下風；特朗則稱這是自己最好的一場辯論，並批評辯論主辦方美國廣播公司（ABC）主持人不公平。總之，結束後，雙方陣營都稱自己贏了，美國大選的走向更加不明朗。

當全球格局進入動盪變革期，今年美國大選格外受到各國關注。然而選舉狀況頻出，又令人難以看清美國政治與社會的真實面貌。在下文與耶魯大學華人教授張泰蘇的對談中，他分享自己對美國大選、以及美國政治運行基本邏輯的觀察和理解。

本文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ESSRA），原題為《當政治被“抽離”：美國動態重組及其全球影響再討論》。

微妙平衡：兩黨重組與選情預期

ESSRA：美國2024大選剛剛結束預選，已經出現了很多令人意外的情況。經過特朗普槍擊事件，民主黨更換候選人，兩黨副總統候選人確定等一系列事件後，我們最終看到的是特朗普和哈里斯之間的辯論對決。回望過去，自從2016年美國大選以來，美國政治動盪和鬥爭異常劇烈。您如何看待迄今為止本次選舉中兩黨的爭鬥格局？

**張泰蘇：**首先，需要指出，從2016年開始，對美國兩黨來説，每一次選舉都是關乎決定國家走向的生死之爭。這種性質的選舉在美國曆史中並不常見。回顧此前選舉，無論是2004年克里對決小布什，還是2012年奧巴馬對決羅姆尼，兩黨攻訐固然激烈，但細究兩黨核心政策卻差異不大，爭論的都是細枝末節，反過來也就是説那時候的美國仍然是一個有着精英共識的國家。而現在，白宮每次易主，帶來的都是執政理念和意識形態上的根本性調轉。本次大選自然也不例外。

美國政黨政治也出現了從代表性到組織的多重變化。90年代初，共和黨曾經是精英階層的代表，民主黨則是藍領工人的代表，而如今情形正好相反。在組織層面，2016年以前的共和黨曾經被認為是黨派紀律強、高度制度化的，民主黨則是較為鬆散的聯盟，如今情況也對調了。民主黨反而成為了高度制度化的、具有精英風格的政黨。這種轉變，在“換登門”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在黨派利益危急存亡的關頭，將現任總統從候選人的位置上換下，這在如今的共和黨中是絕不可能做到的。

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民主黨更換候選人之後，哈里斯的民調數據和競選表現比很多人預想中要好很多。這種預期和實際效果之間的差異，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所有人都過度高估了特朗普的政治能量；第二，大家同樣過度低估了民主黨政黨機器的運行效率。

現在外界對特朗普的判斷，是以2016年的選舉表現為基準的。在其對手是拜登的時候，特朗普的表現看起來也基本維持了一貫的基本風格，抓住拜登的各種問題進行攻擊。但在攻擊對象驟然變成哈里斯之後，他展示出的政治直覺和反應能力遠不如2016年。

如果是當年，他完全有可能迅速結合槍擊事件和檢方對他的訴訟，為自己打造出一個受迫害的形象，並通過不斷重複，加強支持者和公眾對他的認知定式，激起普通民眾對精英階層的痛恨。而只要他咬死自己是一個受迫害者，同時堅持攻擊民主黨的經濟政策，將美國人過去四年中在經濟上經歷的痛苦跟民主黨綁定，效果會很好。

但事實上他並沒有表現出這樣的政治敏鋭性，面對哈里斯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似乎有點不知道怎麼去應對她。而他提名的副手人選萬斯（James David Vans）也沒有很好地跟他形成配合，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競選負資產。

當地時間9月10日，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總統特朗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副總統哈里斯展開首場電視辯論。IC Photo

哈里斯一方，從8月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剛剛結束的電視辯論可以看出，民主黨機器在關鍵時刻依然能爆發出力量，將黨內各種派系迅速凝合在一起，對外表達出一致性。在民主黨決定換掉拜登的時候，黨內的預期並不是勝選，而是止損。他們自己都認為勝選的可能性不高，但是要儘量調動起選民的積極性，不要在白宮和國會雙線慘敗，保住儘可能多的國會席位。就目前的效果來看，民主黨競選機器啓動後體現出的能力比外部預想的要強。

黨代會演講和電視辯論中，哈里斯的表現比2020年競選時要好一些，但總體來説中規中矩，政策主張也很中庸，沒有什麼特別亮眼之處。這反映了民主黨根據現實情況採納的核心競選策略——哈里斯的形象越模糊越好，她不需要過早被定性，她身上唯一需要凸顯的品牌標籤就是“她不是特朗普”，而是一個年富力強的、不是特朗普的正常政客。

這樣的形象，有助於吸引和整合所有對特朗普不滿的人羣，無論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有什麼身份政治上的標籤、對經濟政策持何種態度，讓這些不同的選民都能接受她。加上她自身的少數族裔、移民、精英女性形象，配合她的副手沃爾茲（Tim Waltz）的鄉村白人男性形象，可以拉動儘可能多的支持。

從民主黨內部機器的角度來看，這種策略也意味着，無論是推舉哈里斯還是隨便哪個沒有政治抱負的民主黨州長，差別不會太大，只不過哈里斯在提名鬥爭過程中是各個派系最不容易繞過去的一個人，因此也不難理解為何她能迅速統一黨內各方勢力。

相比之下，共和黨要散亂得多。從2016年至今，共和黨的組織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變成了特朗普個人化組織，一旦離開特朗普，黨內很可能沒有辦法形成任何協調。這一點在去年10月更換議長的事情上也有所體現，凱文·麥卡錫被罷免之後，共和黨拖了三週時間，才選出邁克·約翰遜接任他的位置。像民主黨今年這樣效率，在一個月內完成協調，換掉拜登，並且在重要場合對哈里斯形成幾乎一致的支持態度，當下的共和黨是做不到的。

然而，特朗普也已經快80歲了，即使今年當選，也只剩最後四年任期，一旦特朗普不再影響共和黨，其黨內的深層分裂可能會表現得更加明顯。綜合各方面情況看，今年大選結果如何，依然只能説是一個未知數。

“架空政府”：美國的財閥統治和離散政治

ESSRA：美國大選一貫是全世界最受關注的一場選舉，在大選進程中頻發的事件甚至鬧劇，以及對它們的觀察分析，也在不斷地消耗着我們的注意力。我們如何從制度層面理解美國政治的運轉？在您開頭所提及的激盪搖擺的兩黨競爭中，背後有什麼制度性或者結構性的分析要素？

**張泰蘇：**美國大選的極化和不確定性增強固然已經昭顯，但是，我們需要時刻注意到一種容易被選舉的熱鬧遮蔽的常識：美國選舉，甚至説美國的國家政治，對其國家機器、經濟體制運行和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都非常有限。

如果我們從東亞的經驗，甚至從歐洲或其他地區的經驗出發，這一點是很難理解的，但美國從來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其聯邦政府相較於其他發達國家的中央政府來説是一個小政府，它的聯邦決策層能夠決定的事項非常少。只不過因為美國國家實力，所以聯邦政府的絕對影響力在全球範圍內依然很大。

而美國政策，就像今天很多人已經意識到的那樣，主要掌握在精英階層手裏，而其最終能夠對決策形成有效影響力的，是精英階層裏的大資本、大財團，他們掌握着美國大多數的資源，也控制着美國最主要的經濟制度。可以説，通過一系列的國內製度安排，他們已經將國內主要政策基本鎖死，而政界、學界、媒體的精英們也很清楚自己的服務對象究竟是誰。

因此，無論大選吵得多激烈，看起來多熱鬧，最終無論上台的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是特朗普還是哈里斯，都不能撼動美國的運行機制和內外政策。比如説，在醫保和國防這兩個重要的政策領域，無論誰當總統，都只能進行微調。共和黨不可能廢除醫保，民主黨也不可能真的削減國防。

7月13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市的競選集會現場被護送離開。新華社/美聯

這導致了一種奇特的現象，在美國大選過程中，有些話題看似吵得很熱鬧，但大多是一些情緒上的空話，爭的更多是意氣，而不是規則、制度、舉措層面的問題。普通人的經濟情況，其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解決方案。在社會議題方面，圍繞身份、性別、種族等等問題，一些人表達很激烈，但在美國社會中這些人並不是大多數。

所以我們只看美國政治，會感覺它堪稱幼稚。政客都像作秀，政治活動好像罵戰，政策規劃也沒有什麼穩定性，讓人很難相信這是一個大國的政府。美國似乎是很難被理性治理的，充滿混亂的，經常被突發的政策衝突所左右的，因為美國體制真正核心的穩定的內容並不在政治範圍之內。從某種程度上來説，讓聯邦政府的重要性下降，將政治從國家治理中抽離，是美國整個精英階層的默契。

近20年來，這種傾向變得尤為明顯，行政國家不斷擴張，法官的決策權、裁量權有所擴大，國會的重要性則在不斷縮小。整個體系持續向着更符合大資本需求的方向變化，官僚行政化和司法化程度進一步加深，變化帶來的結果就是不論是誰贏得大選，都無法對美國製度的基本盤造成深刻影響。

以我所熟悉的法律體系為例，美國曆史上真正給法律制度帶來重大改變的案例並不多。很多人認為兩黨都在爭奪最高法院，當下最高法院被保守勢力控制，但是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美國曆史上絕大多數時期，法院相比政治而言，所扮演的都更多是一個保守的角色。我個人很認可托克維爾的觀點，法律人不管是左派、右派，都是偏向保守主義的。通過法院來引發深層社會變革，是極少發生的事情。所以，不難理解為什麼美國大資本更青睞押注於法院，因為法院體系天然有助於美國當下制度的延續，而當下的美國製度，又是符合大資本的利益的。

諷刺的是，這種由大資本長期推動的利益制度化的機制，正是特朗普一開始想要反抗的“深層國家”（deep state）。特朗普代表了美國中下層民眾對大財團利益政治固化的反抗，因為這套體系對這些民眾的需求越來越不敏感，因此他們選擇在2016年的時候支持特朗普。但是，隨着特朗普經歷第一任期及之後的起伏，他明顯從起初的民粹主義立場中退卻了。最明確的信號就是特朗普和大資本重新綁定的趨勢。

2016年的大選中，美國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經濟精英，都不喜歡特朗普。特朗普當時從“紅脖子”支持者們的理念出發，堅決反對包括合法移民在內的移民政策，幾乎得罪了所有依賴於高技術移民的美國企業。如今，特朗普重新向傳統的共和黨政策靠攏，也不再反對合法移民，靠減税、反身份政治等立場重新贏得了如馬斯克在內的一部分大財團的支持。從這個角度上來説，特朗普不具備成功革命者的人格和素養，他沒有任何清晰堅守的意識形態。如今他的轉變，頗有“屠龍少年終成惡龍”的意味。

精英們架空聯邦政府的“隱形國策”，導致美國當下的政治出現既穩定又僵化的狀態。這當然有一個好處，就是排除了社會因為政治發生劇烈變動的可能性。如果政治走到極端，會變成拉丁美洲左右急轉，社會遭受的傷害會非常大。

ESSRA：從您的説明中我們感受到，美國製度的慣性極強，曇花一現的特朗普現象也無法動搖這種格局。但是另一方面，美國資本階層和普通人之間的撕裂仍在持續加深，尤其是從金融危機以來的貧富差距進一步分化，導致民眾對資本和政府積累了諸多不滿。這和美國政治穩定的現狀構成了一種悖論。如何解釋這種悖論？

**張泰蘇：**美國社會的真正撕裂，確實就在於精英階層和中下層民眾之間的撕裂，而且在制度鎖死的前提下，這種撕裂也很可能會越來越深。它之所以與美國的精英統治長久共存，在於美國政治體制本身的高度離散性，而且精英們也在有意增強這種離散政治。

美國大量的衝突不在華盛頓的政治中，而是分散在企業和工會之間、學校與知識分子內部、移民與本地人之間、以及形形色色的身份政治等等，但這些衝突又沒有一個足以致命。這些衝突真真假假，或大或小，每天充斥在日常生活中，同時也在消耗着民眾的注意力，導致階層的撕裂反而無法成為統合全國的核心政治衝突點。

真正威脅到這套資本主義經濟機制的恰恰是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政治。特朗普式民粹主義沒能撼動美國政治基本盤，其實也反過來説明，美國的民粹主義充其量只能算半吊子的民粹主義，它的烈度比拉美或者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民粹主義相去甚遠。重大改革和革命的力量，往往需要民眾承受了巨大的苦難，忍到極限，才會積累和爆發。美國太過於得天獨厚，資源富足，至今還沒有經歷多麼深重的痛苦，很難生髮出真正的革命性力量。

自南北戰爭以後，美國將近兩百年期間幾乎沒有遇到過真正生死存亡的時刻，所有美國人打的仗都在海外，每一次出現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時候，他們往往第一個走出蕭條。這樣的國家經歷，使得美國的民粹政治始終缺乏嚴肅性，所以寄希望於美國的民粹政治改變當下大格局，我覺得這不可能。他們確實有諸多不滿，可是這種不滿的結果，就是選出了特朗普這樣一個代言人，他看似揭露了美國的一些問題，本質上卻是跟控制美國的精英、資本們站在一起的。他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發泄了民間積累的憤怒，同時也消解了民粹力量的積累、凝聚的可能性。

今天的美國政客裏，萬斯可能是一個真正的（中性意義的）民粹主義者，他的成長經歷讓他能夠理解美國普通人的痛苦，又有理解和參與政治的能力，但因為身份政治的原因，他恰恰是美國曆史上最不受歡迎的副總統候選人。

7月15日，在美國密爾沃基，特朗普和萬斯（右）出席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新華社發（李建國攝）

從資本治國角度來看，美國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甚至可以説美國從建國開始，國父們就在有意識地防範美國出現真正的民粹政治。因此，美國社會的撕裂沒辦法通過精英和民眾的妥協來解決。特朗普歸於主流化，讓精英在日益尖鋭的社會撕裂中得以再延續甚至加強其基本控制能力，但是，這種延續只是延緩而非取消衝突。

不過話又説回來，美國也從沒未過主動解決這種社會撕裂的歷史經驗。80年代的美國面臨同樣的精英和民眾分裂局面，以及嚴重的經濟危機。但是冷戰末期蘇聯突然垮台，讓美國獲得了一大波紅利，同樣是意外消解了內部政治的衝突。

美國有太多靠外部衝突來稀釋國內階層分裂的例子。矛盾是可以稀釋的，壓力是可以轉化、釋放的。美國還可以通過主動塑造外敵來達成這樣的目的。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之後，美國甚至試圖將日本塑造成外敵，而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處於美國軍事殖民之下的國家，甚至政治體制也與美國一樣是民主制度，根本不具備成為其外敵的基礎。

如今，美國塑造的這個外敵就是中國。如果説美國在各階層、各方面能形成什麼共識的話，最大的共識就是要遏制中國，比如要用跟中國類似的產業政策，促進製造業迴流；即使不能全部迴流美國，也要變成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等。特朗普時期發起的最劇烈的變革，其實就是對華貿易戰。

這種靠對外轉移壓力來加強體制穩定的做法是否可持續？我傾向於認為，只要經濟上能撐下去，美國當下這種表面混亂內核穩定的制度也許能持續很久，但是確實它會導致內部的很多矛盾不斷加深，但問題是即便是階級矛盾，在這種政治環境之下，也不見得能夠推翻一個政體。我們對政治的許多傳統認知已經不太能適用於現在了，而依靠當下的認知，很難輕易下一個結論。只能説，就橫向比較而言，美國的政體仍然比世界上絕大多數政體更穩定。

中國作為“釋壓閥”：美國對外政策的長期走向

ESSRA：您説美國一貫通過塑造外敵來釋放國內矛盾，但是回顧歷史，我們經常發現，美國對外政策反而在國內製造了新的矛盾，遠如越戰，近到去年的巴以衝突。怎麼理解美國對外政策的成敗對於美國內部政治的影響？如果説，世界秩序正在從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轉向“後霸權秩序”，美國對外施釋壓閥的機制會否失效？

**張泰蘇：**雖然外敵是美國社會的釋壓閥，但美國普通人其實並不關心對外政策，可以説美國人對其他國家都不怎麼關心。“製造外敵”雖説是轉移矛盾的策略，但“外敵”也僅僅是美國離散政治中的一個普通議題。對外政策是僅限於美國精英階層的話題，民眾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力幾乎為零。歷史上，只有越戰期間美國在國內大規模徵兵，外部活動嚴重影響了國內的生存感受，才形成足夠強大的民意，最終迫使美國結束越戰。

就近年的兩場主要衝突而言，俄烏戰爭對美國普通民眾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但是外交精英非常在意。俄烏戰爭對美國政治的衝擊在兩黨精英的分歧上，但仔細看，兩黨之間的分歧並沒有表現出來那麼深。巴以衝突帶來衝擊更強，尤其是對我們這些在大學教書的人來説，感受是很深的，但在整個社會的層面來看，學生們的抗議沒有太大影響。美國和以色列在政治上深度綁定，所以國內掌握資源的階層基本是一邊倒地支持以色列，民主黨方面可能還會討論一下，看看以色列的手段是不是過度了，共和黨就連這種考慮都沒有。

而且美國也並不一定需要對外勝利，或者説，勝利是可以被定義的。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在軍事層面上的失利層出不窮，從朝鮮戰爭到越戰，以及阿富汗戰爭。但是，一方面，在大多數時候，美國都可以通過它的宣傳機器把對外活動打造成勝利。另一方面，民主機制也確實發揮了相應的作用，使得美國容錯的彈性更高。真正需要關注的可能是經濟層面的失敗，因為美國從來沒有經歷過經濟霸權的失敗，我們無法想象，如果美國經濟不再是領頭羊，它會變成什麼樣子。而這個問題才是“後霸權秩序”會否到來的核心關鍵。

從相對角度來看，美國對整個外部世界的控制能力肯定是下降了，中國硬實力上升、第三世界整體的經濟政治力量崛起，對美國有很大沖擊，它的掌控力比90年代高峯期的肯定已經降低不少，但問題在於之後20年是否還會繼續下降。

具體來説，硬實力上，美國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通脹的問題、外債的問題、貧富分化的問題等等，但是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對比，也很難説哪個主要經濟體的未來發展一定會比美國更好，中國也只是剛開始成長為和美國相對平等的競爭者，離超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美國經濟霸權徹底消失，估計還需要很久。軟實力方面更難評估，我認為軟實力的上升要依靠非常長期的硬實力優勢，變化週期至少是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點從英國的衰退歷史也能看出來。所以要説美國軟實力進入衰退，這個判斷還太早。

沙利文8月底訪華央視新聞

ESSRA：中美關係對於中美雙方和世界各國來説都至關重要。一方面，正如您所説，對華政策已經成為美國兩黨最大的共識；另一方面，大家又很關心美國兩黨誰執政對中美關係可能帶來的不同影響。我們應當如何看待美國未來對華政策的具體走向？

**張泰蘇：**許多分析都證明，中國這個作為“釋壓閥”的外敵角色，在未來非常長的時間都不可能有所改變，所以對抗中國也一定是未來美國政治宣傳上長期固定的態度。兩黨和整個資本階層在這一點上有着高度共識，也在產業政策等問題上達成了基本一致。例如對中國加關税，制裁中國高科技企業，發展美國汽車和新能源產業，拉動歐洲等盟友一起限制中國新興產業等等。核心就是要把至少一部分產業拉回到美國的控制下，與此同時，不能讓產業鏈過度集中在中國。這些方面，兩黨都是絕對共識。

在大方向固定的前提下，兩黨對比，特朗普的手段可能會更激烈一些，但從長期效果上看，他手段的持久性不如民主黨。從拜登政府的外交表現就可以看到，民主黨依然可以非常熟練地運用美國的傳統外交手段，加深盟友關係的綁定。以歐洲為例，他們也不是不知道美國對外政策體系是要收割全球其他國家利益的，馬克龍等歐洲政客也想加強歐洲獨立性，但在拜登任期內，美歐關係明顯加深，修復了之前特朗普政府造成的裂隙。從美歐關係的角度看，俄烏衝突對美國是有利的。

現在來看，美國對華政策唯一的變數是，特朗普倘若上台，關税政策會極端到什麼程度。比如説，對中國加税到什麼程度，對其他國家是否也加税，在這些操作性層面上，兩黨之間還是存在一定差別。這種差別不在於方向，而在於具體手段。

我們對兩黨對外政策立場的預設也應該更新。美國對外政策的爭論其實並不太分左右，不管是鷹派還是鴿派，都有左派和右派的方式。早年大家覺得民主黨比較傾向鴿派，共和黨比較傾向鷹派，現在好像反過來了，民主黨比共和黨更具有干預化色彩，但與此同時，共和黨內部也存在非常強硬的人物。因此，分裂不僅存在於兩黨之間，也存在於兩黨內部。沒有哪一個黨派是和某一套對外政策相互綁定的，精英們可以隨時調整，它的變化速度可以非常快。

未來十年，中美關係的核心邏輯是不會變的，我們考慮的只能是在大趨勢之下管控矛盾激化。當然，兩個核大國之間的關係想急劇變壞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美國這一點看得很清楚，它有一套非常熟練的管控衝突的方案。中美也有長期協調的默契在，兩國國內都有比較強的穩定性，對外政策上有基本的掌控能力。所以未來大概至少十幾年裏，中美必須在這種有底線的競爭框架裏尋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