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純：二里頭文化是不是中國歷史進入文明的“臨門一腳”？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純】

夏文化考古研究又傳來重大進展。

近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表示，坐落於現河南南陽的八里橋遺址，形成於夏文化開始向外擴張的關鍵時期，所在地理位置是連接中原腹地和江漢平原的關鍵咽喉，其規模宏大、內涵豐富，文化面貌與二里頭遺址高度一致，填補了夏王朝次級中心聚落研究的空白。

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八里橋遺址發掘負責人王豪稱，“一方面，該遺址用於對南方的控制，保障二里頭王都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南方銅礦、綠松石和硃砂等礦產資源進入王都地區的重要安全保障，是二里頭王都資源轉運與控制的重要樞紐。”該遺址作為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文化南漸過程中的重要區域性中心聚落，為探索夏文化地方城邑聚落形態、社會結構提供了新線索。

這些年來，圍繞夏朝、夏商周文化的討論，尤其是關於“夏朝”、二里頭遺址與夏文化關係等爭議，從學術界往大眾輿論層擴展；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大眾對中國歷史與考古的認知，但伴隨的爭論也日益上升。

這是八里橋遺址發掘現場（9月11日攝，無人機照片）。八里橋遺址位於南陽盆地東北隅的河南省南陽市方城縣，現存面積135萬平方米，是豫南地區已發現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二里頭文化聚落。2022年以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南陽文物保護研究院在該遺址開展系統考古工作，目前已發掘面積1800平方米。新華社記者 袁月明 攝

2019年10月，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及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對公眾開放。二里頭遺址距今約3800—3500年，相當於古代文獻中的夏、商時期。

二里頭遺址現已發現我國最早的城市幹道網、最早的宮城、最早的中軸線佈局宮殿羣、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羣、最早的青銅近戰兵器、最早的青銅鑄造作坊、最早的綠松石作坊、最早的使用雙輪車的證據、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

二里頭多個“最早”在中國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中華文明是否在這裏告別史前的孩提時代，走向自己的成人禮——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的建立，成為了諸多專家學者爭論的焦點。

河南洛陽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門頭 圖自視覺中國

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入口處的考古遺址公園裏，同濟大學李立教授的設計團隊用一道道夯土圍出一大塊方格狀的黃土廣場來，這種“土道”一是為了紀念這裏曾出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幹道，更重要的是強調“夯土”是這裏的先民最先進的建造技術，也是二里頭遺址最典型的“文化基因載體”。

值得注意的是，這座博物館本身也應用了大量的夯土元素，其夯土牆超過4000平方米，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現代生土單體建築。

考古遺址公園裏一道道夯土圍出一大塊方格狀的黃土廣場 圖自視覺中國

生土，是以原狀土為原料，不經過任何化學改性，依靠簡單的機械加工就可以使用的建築原料。從原始時代起，生土就和木材一起成為史前人類建築房屋使用的材料。

在黃河流域，從大地灣文化時期的穴居坑壁用於防潮的草泥抹面，仰韶文化半穴居到地上建築過渡中草筋泥防水屋面和承重木骨泥牆，到了龍山時代晚期，先民們利用版築技術，建起了高大的夯土城牆和築於高台上的宮室建築，展現了人羣的階級分化和物質財富的高度積累。正如“國”字中包含了“土”字，“國”字的最初含義——城邑，也是經過以土為材，就此成形。

從晉東南的陶寺、到嵩山周邊的登封王城崗、新密古城寨、新砦、禹州瓦店、十幾座城池構成了中原大地上羣雄競起，逐鹿爭奪之勢。雖然它們在歷史上只是作為“氏族共同體”存在，但這黃土構建的“聚落”赫然有了“城市國家”的雛形：陶寺文化環繞着一圈夯土城牆，城內面積可達280萬平方米，城牆周長7公里，並已形成以陶寺都邑為中心的多層次的聚落羣，其南北均有直線距離不超過幾十公里，面積可達100-200平方米的中心聚落。

新密古城寨遺址，平面呈長方形，城址保存基本完好，有三面城牆被完整保存下來，遺址地表比現在的地表高16米，南北兩牆的中點西部有兩個相對的缺口，城中部略偏東北，有一處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其坐西朝東，南、北、東三面都有迴廊，總面積應在2000平方米以上，其主殿的規模已達300餘平方米。

古城寨遺址1號夯土台基全景圖

規模較大的環狀城牆和環壕；剩餘產品的集中，非血緣關係的聚居，大型的公共建築，這些“城市”遺址的特徵都表明了在龍山時代晚期，中原的一些聚落羣在“城市”的規模和功能上已經有了很大發展。那它們到底算不算得上是一個“國家”呢？答案模稜兩可：也許是，也許不是。學者們對此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明確答覆。

在眾説紛紜中，英國的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對此的答覆是比較典型的，他曾在某次演講的交流中表示，要是在中南美洲考古學者的眼裏，龍山文化的這些共同體當然可以算得上是國家了，因為他們發掘出的“國家”可能就這麼大或還不如這些大；可是在那些研究埃及或兩河流域的同行眼裏，是不是得更大更復雜一點的算得上是“國家”或“文明”？

到底什麼是“文明”，什麼是“國家”？中國文明究竟源於何時，何處？著名的夏商周考古學家鄒衡在《中國文明的誕生》一文中，認為“文字、鑄造和使用青銅器，城市的形成和發展”是中華文明形成的標誌，這樣來看的話，龍山文化雖然沒有得以跨入中國古代文明的門檻，但已經在文明的入口徘徊許久了。

在陶寺遺址中被發現的貴族大墓中，出土了社會上層專用的三種禮器——龍盤、鼉鼓和特罄，雖然它們還不是用青銅來製作的，但説明當時已經存在經過某種約定俗成的、嚴格按照等級次序使用禮器的規制。另外，陶寺遺址還出土了已經使用利用“複合範”來製造的紅銅鈴，説明該地區的人羣已經掌握了複合範的鑄造技術，為之後成套的青銅禮器的出現做好了準備。

在時代上稍晚於陶寺的王城崗遺址，曾出土了一片青銅殘片，考古學家從形狀上判斷，認為其應是炊器銅鬹的一部分，繼而認定這是“中原地區迄今發現的最早的用複合範法鑄造的容器之一”。

之後，在新砦遺址，專家又有了新的發現——一件形似鐮刀的銅片，可能是盉類酒器的流部殘片。這説明當時人們也開始用複合範法制造像酒器這樣的禮器。中國青銅時代迎來了曙光時刻。

陶寺龍盤

鼉鼓以及復原

石磬

令人遺憾的是，儘管在達成了兩大文明“要素”——都城建設和青銅器的製作，陶寺、王城崗、新砦這些龍山時代的聚落並沒有再往前跨一步，在繁榮了若干年之後，它們無一例外地走向了衰敗和停滯。處於關鍵時刻的中國歷史還在等待一個跳躍性的節點，進入文明的“臨門一腳”。

在距今3780年左右，有大量的人口湧入了今天河南洛陽市偃師一個叫“二里頭”這個地方，這裏地處嵩山西北麓的洛陽盆地之中，背靠邙山，目前正好坐落在伊河與洛河交匯處的“夾灘”上。

但在數千年前，古洛河還未經人工改道之前，二里頭還是一處位於古伊河與古洛河北岸的高地半島。這些人在這片水草豐美的地方定居下來，在短時間內就急劇膨脹成了一個超大型聚落。與此地原生的小聚落不同，這些人將“二里頭”建設成了一個超大的“都邑”，“在一個新的高度上接續和整合了龍山時代逐鹿中原的羣雄的文化遺產”。

從1959年至今，二里頭遺址已經經歷了60餘年的考古發掘。考古學家將二里頭文化共分為四期，前後歷時二百餘年。一期文化遺存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750——前1680年，主要分佈在遺址的中心址區，面積逾100萬平方米。現已發現有青銅工具、象牙器、綠松石等規格較高的器物，還發現有刻劃符號。因其位於遺址的最下層，故破壞較為嚴重。

二期文化遺存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680——前1610年，基本分佈在遺址已發掘的各個區域，文化堆積豐厚。考古學家在遺址的中部、東部發現了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羣。其中，3號、5號基址是一座（或一組）大型多院落建築基址——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宮室建築的最早實例。

3號基址內有排列成組的中型墓葬，出土有青銅器、玉器、漆器、白陶器、綠松石工藝品等大量隨葬品：著名的“綠松石龍形器”就出土於3號基址的VT15M3高等級墓葬。在東、西並列的3號、5號兩座大型建築間的通道下埋設有木結構排水暗渠。在5號基址南發現有大面積的夯土台基。基址羣以外是縱橫交錯的大路。進入此期，宮殿區以南興建了鑄銅作坊，標誌着二里頭遺址在第二期進入青銅時代。大型宮殿建築、道路幹線、鑄銅作坊——這些發現表明，二里頭文化在這時已進入了全面興盛階段。

綠松石龍形器 圖自視覺中國

三期文化遺存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610——前1560，宮殿區、鑄銅作坊和道路網絡等重要文化遺存，不但都繼續保持着二期以來的繁榮，而且出現了許多新的發展變化。

一是在宮殿周圍出現了規則整齊的夯土城牆，加強了防禦功能；二是廢棄了3號建築，並在其基址上興建2號、4號大型建築；三是除宮城內出現2號、4號大型建築外，在其西南方出現了1號、7號、8號大型建築，形成了以1號宮殿和2號宮殿為中心的兩個大型建築羣落；四是宮城內水井、窖穴等生活設施驟然減少，而宮城外其他區域的這類設施明顯增多，這説明宮城內的政治功能更加鮮明。

另外在與宮城相對的“工城”，即手工作坊區，出現了一處面積不少於1000平方米的綠松石作坊，專門生產貴族墓中的嵌綠松石銅牌飾和其他綠松石飾品。

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 圖自視覺中國

四期文化遺存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560——前1520，此期仍保持着三期的規模，在遺址的中心地區分佈密集，周邊地區略顯減少。宮殿區內三期的建築和設施不但仍繼續使用，未見破壞跡象，而且新增了6號大型建築基址和南部的一道夯土牆。專門服務於貴族的青銅器作坊和綠松石作坊也一直使用至此期。

這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和玉器數量及質量都超過前期，不僅有盉、斝、鼎等青銅容器，還有多孔玉刀、戈、璧戚等大型玉禮器，形體碩大、製作精美的陶器也多有發現。青銅兵器戈和戚始見於此期，個別中型墓葬和青銅容器下限可能已至二里崗下層商文化早段。

顯然，這些考古資料已經證明了“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已經發生了質變”。二里頭對中華文明的奠基意義毋庸置疑，但二里頭遺址中並沒有發現文字的痕跡，這讓它很難同中國歷史文獻的國族或王朝名號對號入座。二里頭究竟姓“夏”還是姓“商”，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還是商王朝前期某座城池？各路專家和學者各執一詞，尚存異議。

二里頭“商都説”原是最早提出來的。自1959年，徐旭生開始主持二里頭的挖掘工作以來，他和夏鼐先生就認為這裏可能是“商王成湯所建的都城西亳”。但在發掘過程中，人們還是發現了一些早於商代的遺存，因此，又在“商都説”的基礎上形成了“兼跨夏商説”：這種主張或認為二里頭的一、二期屬於夏文化，三、四期屬於商文化；或一期屬於夏，二、三、四期屬於商，或一、二、三期屬於夏，四期屬於商。

上世紀70至80年代，經碳十四檢測技術測定，二里頭文化的年代被定為公元前1900—1500年，積年400年與傳統文獻所載的夏朝471年相差不大。於是，上文提到的鄒衡先生在登封夏文化研討會上提出“鄭亳説”，認為1950年發現的鄭州商城是湯亳，二里頭四期均為夏文化。這種説法因為有當時最新技術的支持，所以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二里頭夏都説”的影響力逐漸變廣，甚至被人認作是“共識”。

但在2005年，張雪蓮、仇士華等學者在偃師召開的“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了新的測年數據：二里頭文化一期的上限不早於公元前1750年，二里頭文化的下限為公元前1520年，由於上限被推遲，積年被壓縮，且“夏商周斷代工程”將夏商的分期暫定於公元前1600年，進而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二里頭文化在時間上是否跨越了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二里頭文化的三、四期還能是夏文化嗎？”於是，從新的測年數據出發，以許宏為代表的學者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對“二里頭商都説”或“兼跨夏商説”的論證。

二里頭遺址房屋模型 圖自視覺中國

1945年，美國化學家威拉德·弗蘭克·利比發明了碳十四測年法，這對考古學來説，可謂是跨時代的發明。但是單純的碳十四檢測顯示的年代並沒有任何具體意義，必須經校正曲線轉化為日曆年份後才可用於考古學研究。

這因為在上世60年代，人們發現已知的樹木年輪與碳十四檢定的年份並不相符，進而發現地球大氣中的碳十四元素含量並不穩定，每一個碳十四都需要經過校正，因此校正曲線的精確度變得至關重要。

校正曲線是一系列有確定年代的信息和碳十四元素（濃度）的樣品經過特定的統計算法擬合而成，通常會被標註為“擬合後日曆年代”“擬合年代”“擬合結果”等等，通過嚴格的樣品篩選、實驗分析和校正曲線的進一步完善，甚至建模分析等方式，碳十四測定的精確度可以達到二十至三十年，甚至某個具體年份。

事實上，目前關於二里頭遺址的具體時代的爭議，焦點就在於其碳十四檢測存在多個“擬合結果”。碳十四測年專家曾擬合過兩次二里頭第一期的樣本測年數據，但這兩次擬合的結果是不同的。一次是把它與二里頭遺址2005—2006年測定的屬於二里頭第一、二期之交及二里頭第二期的一些數據，同把二里頭遺址本身的第一至五期的數據放在一起進行的擬合，其擬合的結果是二里頭第一期的年代為公元前1885—公元前1840年。

另一次是把新砦遺址的龍山晚期和新砦期的數據與二里頭遺址第一至五期的數據放在一起進行的擬合，其結果是二里頭第一期的樣本測年數據被擬合為公元前1735—公元前1705年。如果接受第一種擬合結果，再將夏商分期推前至公元前1532年，那二里頭四期可全部納入夏文化範圍；而如果採納第二種擬合結果，仍以公元前1600年為夏商的分界點，那二里頭的三、四期就應屬商文化。我們從中可以看出，除了考古學上時代的測定外，歷史紀年的推定又成了一個不確定的障礙。

當然，二里頭遺址的歸屬問題的矛盾之處也絕不止年代測定一端。從測年來看，我們很難説二里頭完全屬於夏代，但二里頭四期墓葬中出現的青銅器和玉器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超過了第三期，且此時宮殿區仍在使用中，仍然有大型的建築破土動工，服務於貴族的鑄銅作坊和綠松石作坊仍被啓用且處於發展之中，這顯然與王朝更替的大背景不符，該如何解釋進入商代後，二里頭依舊興盛呢？

如果接受二里頭完全是“夏都”的説法，又該如何解釋在二里頭四期的鑄銅作坊中已經出現了二里崗商文化風格的青銅容器；以及在二里頭文化四期時，近旁的偃師商都已然崛起，但二里頭卻沒有絲毫遭受兵禍的痕跡，這也與我們傳統上改朝換代的印象也完全不符。

當然，這些疑問並不是要否定二里頭遺址與夏文化的關係。我們還在期待新的考古資料和更精確的測定方法的出現，對二里頭遺址的探索還遠未到可以畫上句號的時刻。

另外，換個思路，也許會有另一番天地——有學者指出，二里頭文化二期那座出土了著名的“綠松石龍形器”墓葬，其主人可能是倗氏族長，那二里頭會不會是夏朝一支重要勢力所在之地？二里頭地處伊洛之地，它與傳説中的“洛伯”和“有洛氏”會不會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最終的謎底被揭曉前，這些可能性也都不能輕易地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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