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別無選擇？”民主並不只有一種答案

【文/王紹光】

一、前言

過去二十多年，有兩種世界觀一直針鋒相對。

第一種世界觀體現在已故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一句口頭禪裏：“你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據統計，撒切爾在其講話中使用這個口頭禪達五百多次，以至於有人給她起了個綽號，叫“Tina”。所謂“別無選擇”，是指除了在經濟上與政治上實行自由主義，世界已別無選擇。

1989年初夏，日裔美國人福山把撒切爾的“別無選擇”説上升到了歷史哲學層面，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歷史的終結》。在這篇名噪一時的論文中，福山斷言：“20世紀開始時，西方對自由民主的最終勝利充滿了自信；到20世紀接近尾聲時，似乎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原點。結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預料的那樣，出現了‘意識形態的終結’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趨同，而是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完完全全的勝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膽預測“歷史的終結”，是因為在他看來，人世間已不再有關於“大問題”（例如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鬥爭與衝突；人類社會已抵達意識形態演化的盡頭，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無可爭議地變為各國獨一無二的選擇。此後，人類面臨的唯一問題是如何實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體技術細節。在那篇文章的結尾，福山幾乎難以掩飾自己的得意，卻故意流露出一絲勝利者不再有對手的失落感。據他説，歷史終結以後的世界將會變得非常無聊：不再有藝術與哲學，只有在博物館裏才能看到它們的痕跡。[1]

今天，雖然撒切爾的“別無選擇”説、福山的“歷史終結”説已成為學界與思想界的笑柄，但其變種仍花樣翻新，不斷出現。不少人不再使用“別無選擇”、“歷史終結”之類的説辭，但他們依然堅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今天就是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的明天。

第二種世界觀體現在反思全球化運動使用的兩個口號裏：“拒絕單一選項，擁抱無限空間”（One no， many yeses）[2]；“另一種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3]。這裏被拒絕的就是撒切爾們、福山們鼓吹的經濟與政治的自由主義。

David McNally,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Globalization and Anti-Capitalism, Winnipe: Arbeiter Ring, 2006

這兩種世界觀的對立首先反映在對資本主義的看法上。經過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前一種世界觀在這方面已處於守勢。但在民主問題上，前一種世界觀似乎依然堅挺。雖然西方民眾普遍對競爭選舉出來的官員不信任，雖然一些西方思想家呼籲超越“選主”，倡導參與民主、協商民主、抽選代表，但大多數人還是認為，西式代議制民主是當代唯一可欲與可行的民主制度，各國的不同只是代議制的不同形式。不管是採取總統制還是議會制，執政者只能通過不同政黨之間的競爭性選舉產生。這種世界觀不僅在西方國家占主導地位，在其他國家（包括中國）也頗有影響。

本文的基本論點是，代議型民主只是一種金絲鳥籠式民主，不應是、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相反，儘管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中國實踐着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潛力，它意味着另一種形式的民主是可能的。

把西式民主稱為“代議型民主”恐怕沒有太多異議，但把中國的政治運作稱之為“代表性民主”也許會遭到國內外不少人的質疑。説到中國，這些人往往會不假思索地給它的政治體制貼上一個標籤：威權主義政體。問題是，在過去幾十年裏，這個標籤像狗皮膏藥一樣被隨處亂貼，從晚清時代開始，一直到民初時代、軍閥時代、蔣介石時代、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胡錦濤時代、習近平時代無一倖免。中國政治在此期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貼在中國政治上的標籤卻一成不變，這豈不是荒唐？這個概念與其説是學術分析工具，不如説是意識形態的詛咒。由於一個簡單的“威權主義”標籤説明不了任何問題，且無法與歷史上、國內外其他“威權主義”政體區隔，於是，在當代中國政治研究中，我們就看到了一大堆帶形容詞前綴的“威權主義”，包括“有活力的威權主義”、“適應性威權主義”、“參與性威權主義”、“回應性威權主義”、“高認受性威權主義”等，不一而足。這些前綴形容詞聽起來往往與“威權主義”相互矛盾。如果一個政治制度“有活力”，並帶有“適應性”、“參與性”、“回應性”、“認受性”，把它叫做“民主”豈不是更合適嗎？

本文把中國的實踐定義為“代表性民主”，並將討論：什麼是代議型民主？什麼是代表型民主？兩者之間有哪些區別？各自有什麼特點與優劣勢？但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也許有必要先從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説起。

二、一個“悖論”？

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有一個似乎不證自明的基本假設：只有領導人經由競爭性選舉產生的制度才會享有認受性，[4]而威權主義體制不可能獲得民眾的廣泛支持。但大量實證調查數據表明，被貼上“威權主義”標籤的中國體制一直受到絕大多數老百姓的擁戴。

近年來，全球最大的獨立公關公司，愛德曼國際公關有限公司每年都會發布《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其最新報告於2013年初公佈。[5]這份報告發現，中國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比2012年上升6個百分點，達到81%，僅低於新加坡，在所有被調查國家中居第二，遠高於美國的53%；就各國平均而言，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僅為48%。[6]實際上，在過去歷年的愛德曼調查中，中國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一直在各國中名列前茅。

不僅愛德曼的調查如此，在過去二十年裏，不管是什麼人進行調查（包括那些對前人調查充滿懷疑的外國學者），不管用什麼方式進行調查（包括最嚴格意義上的隨機抽樣調查），不管被調查對象是農村居民還是城市居民，最後的結果基本上大同小異，即中國政府在人民羣眾中享有高度的信任感。[7]現在，在熟悉調查數據的學者圈裏，對這一點已經沒有任何異議。例如，在一篇發表於2009年的文章中，約翰·傑姆斯·肯尼迪的歸納是：“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所有旨在檢驗民眾對中共看法的調查都顯示，七成以上的調查對象支持中央政府與共產黨領導。無論調查的提問方式如何變化，結果全都一樣”。[8]又如，2010年，布魯斯·吉利與海克·霍爾比格在一篇合寫的文章中總結道：“雖然關於中共政權穩固的原因何在還存在不同看法，但具有廣泛共識的是，中國的現今政權在人民大眾中享有相對強有力的支持”。[9]2010年以後進行的研究全都得出與這兩位學者毫無二致的結論。[10]

我們可以用兩種方式概述上述現象：一個“威權主義”體制受人民擁護的程度比很多“民主”體制高得多；或一個受人民擁護程度如此之高的體制卻被貼上了“威權主義”的標籤。無論怎麼概述，看起來都是矛盾的。

為了擺脱這種矛盾，那些不願放棄“威權主義”帽子的人想出了各種各樣的説辭。據他們説，毛澤東時代的政府之所以支持度高，那得歸功於高壓手段加意識形態灌輸；改革開放以後的政府之所以支持度高，那得歸功於經濟持續增長以及被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11]總之，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支持度高不是因為其體制好，而是因為暫時存在一些有利條件。他們的潛台詞是，不管中國民眾現在對政府的支持度有多高，這個威權主義體制終歸是難以持久的。

然而，嚴謹的學術研究證明這些貌似合理的説辭其實毫無根據。在分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數據的基礎上，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朱雲漢得出的結論是：“這些説法的解釋力並不像西方很多中國問題專家期待的那麼強。沒有任何紮實的證據表明，中國政權的民意基礎高度或完全依賴其耀眼的經濟表現，或依賴其對民族主義情緒的操控”。[12]同樣，在系統分析數據的基礎上，留美學者唐文芳及其美國合作者也批駁了上述種種説辭，認為它們統統站不住腳。[13]

要擺脱上述矛盾，其實很簡單，只要摘掉“威權主義”的有色眼鏡，中國體制認受性高的原因就顯而易見了，它反映在三方面：第一，從需方看，中國人總體而言更偏好代表型民主（或實質民主），而不是代議型民主（或形式民主）；第二，從供方看，中國已發展出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論與運作方式；第三，從效果看，代表型民主的實踐使得中國的黨國體制能較好地回應社會需求。簡而言之，中國體制之所以認受性高，是因為中國踐行了一種符合本國民眾心願的新型民主——代表型民主。

三、中國人的民主觀

民主的原義是人民當家作主。然而，如果問到人民當家作主的含義與實現形式，世界各大文化圈裏的人民理解未必相同。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同意“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説法，但對那個被叫作“好東西”的“民主”理解卻非常不同。我們切不可想當然地認為，既然大家都喜歡民主，他們支持的就是同一種東西。西方不少人自負地相信，只有他們對民主的理解才是正宗的、對民主唯一正確的理解，這是文化霸權主義的表現。實證研究表明，東亞的民主觀有其獨特之處[14]，儒家文化圈的民主觀有其獨特之處[15]，中國的民主觀也有其獨特之處[16]。如果有人不去追求中國人自己理解的那種民主，而是費盡心機試圖在中國複製西方人理解的那種民主，他們在任何意義上都稱不上是“民主派”，因為他們背離廣大人民羣眾的意願，違背了民主第一定律：人民當家作主。

對民主的理解可以大致分為兩大類，一類從形式上理解民主，另一類從實質上理解民主。前者關注某些據説是民主特徵的東西，後者關注政策是否產生了符合廣大人民羣眾需求的結果。如果這麼劃分，中國人對民主的理解屬於哪一類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恰好包含了與兩類理解相關的問題。在被問到對民主內涵的理解時，受訪者有4種選擇：有可能通過選舉改變政府；享有批評當權者的自由；貧富收入差距不大；所有人都享有衣食住等必需品。

表1對比了9個國家或地區的情況。我們看到，確有近三成的中國大陸民眾認為，民主首先意味着賦予人民選舉政府官員的權利；還有4.2%的民眾把民主理解為自由（如批評當政者的權利）。選擇這兩種形式標準的人加在一起，約為民眾的1／3。更多的人傾向從執政的成效來評判政治體制是否民主。28.9%的人把能否控制貧富差距作為民主的尺度；更有近四成的人認為，只有保證所有人都具備衣食住等生存必需品的體制才稱得上民主。選擇實質標準的人加在一起，比2／3還多。可見，在絕大多數中國民眾心目中，民主是實質意義上的民主，而不是徒有其表的民主。有意思的是，雖然中國台灣實行的是不同的政治體制，但台灣民眾理解民主的方式與大陸民眾沒有太大區別。在東亞其他國家，傾向形式民主的人更多一些，基本上在五成左右，只有泰國超過2／3。

也許有人會懷疑表1的受訪者中成年人居多；在懷疑者看來，年輕人也許會更傾向接受“普世”的民主標準，亦即形式民主或程序民主。如果這個假想成立的話，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向“普世”民主標準看齊。實際情況如何呢？

依據最新的（即第三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數據，圖1顯示了年輕人（即生於1980年以後）心目中的民主。[17]在中國大陸，分別有30%的年輕人把民主理解為“良治”或“社會平等”，兩者加在一起佔被調查人數的六成；而把民主理解成“民主程序”或“自由”的人為四成。中國台灣的情況依然與大陸不相上下。進一步分析表明，中國年輕人對民主的理解與成年人的理解幾乎沒有什麼差別。[18]除了大陸與台灣以外，多數年輕人在實質意義上理解民主的國家還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只有蒙古、菲律賓、柬埔寨是例外。但即使在後三個國家，仍然有一半人在實質意義上理解民主，與在形式上理解民主的人旗鼓相當。

僅僅與亞洲鄰居相比，中國人對民主的實質性理解還不太突出。但如果與美國人相比，這個特點就十分明顯了。表2所依據的數據來自2010年在美國所做的民調以及2011年在中國所做的民調，它包括了兩組、四個選項，測度人們到底是在形式上（A組），還是在實質意義上（B組）理解民主。很明顯，美國人更注重民主的形式，而中國人更注重民主能否給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實惠。

內地研究機構的相關抽樣調查得出的結論與境外研究機構的結論是完全吻合的。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於2011年進行的調查同樣發現，中國人的民主觀對內容與實質的重視遠超過形式與程序。[19]

四、代表型民主與代議型民主

偏重內容與實質的民主可以稱之為“代表型民主”（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而偏重形式與程序的民主觀可以稱之為“代議型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總體而言，東亞人民，包括中國人民更偏好前者而不是後者。雖然只有一字之差，這兩種類型的民主卻相去甚遠。表3列舉了兩者之間在三方面的差異。

對於代議型民主而言，最關鍵的概念是“代議士”。“代議士”是英文representative的一種中文譯法，流行於清末民初時期，現在這個英文詞通常被譯為“代表”。[20]不管如何翻譯，它指的都是由選民選出來的人，主要指選出來的議員，但也包括選出來的行政首腦（如美國總統）。不過，將representative譯為“代表”在很多情形下是不準確的，因為在歐美各國的民主理論與實踐中，選出來的人並不是選民的傳聲筒，不是人民的代表。[21]恰恰相反，一經選出，這些人便可以依據自己的主觀判斷行事，因為據説“選民不是天使，對公共事務未必有健全理性的判斷，會常常出錯，甚至會被領入歧途”，需要有“政治判斷能力”的精英為他們把關。[22]換言之，選舉只不過是普通民眾向政治精英授權的一種形式。選出來的精英們不必原汁原味地代表人民，只需代人民議政、替人民做主即可。這種制度倡導者的話很直白：這些選出來的人“根本就不是選民的代表……民主國家需要的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公民選舉出來的議員（代議士）！”[23]

既然不讓人民大眾自己當家作主，只許一小撮選舉出來的精英（美其名曰“代議士”）為民做主，這種體制的民主性體現在何處呢？代議型民主的辯解方式是重新定義民主：把要求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民主叫做“古典民主”或“烏托邦民主”；而現代民主則被定義為“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或代議士經自由競選產生的政治體制。[24]經過重新定義以後，衡量一個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標準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存在自由的、競爭性的多黨選舉，政體便是民主的；不存在自由的、競爭性的多黨選舉，政體便不是民主的。[25]

為什麼經過自由競選產生的政府便是民主的呢？有兩種不同的理論為其提供支撐。一種理論強調選舉的授權功能（授權論），其關注點是政客如何開始他們的政治生涯；另一種理論強調選舉隱含的懲罰功能（問責論），其關注點是政客如何結束他們的政治生涯。

按照授權論的説法，在競選過程中，政黨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張，並推出各自的候選人，選民則有權選擇支持哪個政黨或哪個候選人，他們會把選票投給自己心儀的政黨與候選人。既然當選者是在得到了選民賦予他們的授權後才開始執政的，這種體制當然是民主的。

但授權論實際上基於三個未加言明的假設，缺一不可。第一，選民們是理性的，他們清楚全面地瞭解候選政黨與候選人的各種政策主張、實現這些政策主張的前提條件、執行這些政策主張的可能後果；第二，政客們會恪守承諾，上台後會不折不扣地推行自己在競選過程中主張的那些政策；第三，按競選綱領推行政策符合選民的最佳利益。但滿足三個條件中的任何一項都不容易，同時滿足這三個條件則幾乎是不可能的。大量實證研究發現，選民未必是理性的，往往在政治上十分無知；[26]政客在很多情況下不願、不會也不可能按競選綱領行事；況且，如果把見人説人話、見鬼説鬼話的競選語言付諸實施的話，選民不大可能從中受益。[27]更糟糕的是，現代選舉是極其昂貴的，參選政黨與個人必須籌集高額競選經費，否則根本沒有當選的可能性。這就意味着，對參選政黨與個人而言，重要的不是一般選民，而是那些有能力捐款的金主們。既然沒有金主抬轎子就上不了台，這些金主才是真正的“授權者”。

問責論的前提就是假設：第一，政客未必會恪守競選承諾；第二，即使他們恪守承諾也未必對選民有利。問責論進一步假設，當出現上述情形時，選民肯定會不滿；在下一次選舉到來之時，不滿的選民會把當政者趕下台，選另一批政客上台替換。這就叫做問責，下台的可能性是問責的基礎。如果代議士希望連選連任，不想下台，那麼他們就必須在任時小心行事，以贏得選民的歡心。

問題是，現代政治制度都十分複雜，任何一項政策從醖釀到草擬、到拍板、到出台、到貫徹落實，會捲入不同的政黨、不同的派系、不同的部門、不同的官員。除此之外，政策效果的好壞還取決於內外環境。選民如果對政策的效果不滿意，他們未必準確地知道應該懲罰誰。政客當然一定會找到各種各樣的理由或藉口卸責（英文叫shirk），把選民的不滿引向別人、別處。

另一個問題是，問責論假設，可供選民挑選的政黨與政客很多，不滿意甲，可以選乙；不滿意乙，可以選丙；以此類推。實際上，在兩黨制下，只有兩個黨可供選擇；到多黨制下，選擇也不多。在挑選餘地不大的情形下，選民往往不得不兩害相權取其輕，出現下面這幅漫畫中描繪的局面。[28]

更何況，對政客而言，連選連任固然不錯，即便敗選，天也不會塌下來。不僅如此，離開政壇後，也許油水更大。例如，近年來，美國將近一半落選國會議員投入遊説團體，薪酬比擔任議員高得多。[29]再如，克林頓夫婦，一位是前總統，另一位是前國務卿，退出政壇後，他們每年的講演收入便是天價。[30]換句話説，在政壇幹幾年後退出政壇有可能獲得高額“期貨”回報，問責的潛在威脅恐怕只是個“紙老虎”。

由此説來，不管是“授權論”還是“問責論”都無法説明所謂“代議民主”在什麼意義上是民主的。三位研究代議制的權威學者對此的評論是：“代議政府的創立者期待，他們鼓吹的那些體制安排會通過某種方式誘導政府服務於人民的利益，但他們並不準確地知道為什麼會如此。兩百多年過去了，我們今天還是不清楚”。[31]

與代議型民主不同，代表型民主的關鍵概念不是“代議士”，而是“代表”（representation）。按照經典著作《代表的概念》作者漢娜·皮特金（Hanna Pitkin）的定義，“代表”的含義是以實現公眾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代表的主體是否經過自由的、競爭性的選舉產生是另外一個問題。[32]代表型民主的基本假設是，民主可以經由各種不同的代表機制實現，不一定非得要由選舉產生的代議士來實現。既然如此，衡量一個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標準就不再是存不存在自由的、競爭性的多黨選舉。民主理論大師羅伯特·達爾（Robert A. Dahl）説，“民主的一個關鍵特徵是政府持續回應其公民的偏好，而所有公民在政治上完全平等”。[33]這裏，重要的不是代議士在多大程度上能為選民代言（representativeness），而是政府對民眾偏好的回應性（responsiveness）。達爾的這番話實際上為衡量一個政治制度是否民主設定了標準：代表型民主的標準。需要進一步釐清的是達爾所説的“偏好”（preferences）。我們認為，這裏的“偏好”主要不是指人們的主觀要求（wants）。無論何時何地，政府都不可能、也不應該迎合公眾的漫無邊際的慾念。相反，“偏好”指的主要是民眾的客觀需求（needs），以及他們就需求而提出的意見、建議等。

為了與“授權論”和“問責論”加以區別，我們可以將以上説法稱之為民主的“代表論”。

五、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論

在過去幾十年裏，中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論，它有四大組成部分，分別回答四個關鍵問題：代表誰？由誰代表？代表什麼？怎樣代表？

（一）代表誰？

中式代表型民主理論的回答是：人民。所有中國人都熟悉毛澤東的名言“為人民服務”；它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也被鐫刻在中南海新華門和中南海東門的影壁上。“為人民服務”並不是指，人民被動地接受服務，其真實含義是與人民一道，通過共同努力，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那麼誰是“人民”呢？不管在哪個國家，“人民”（或“公民”）這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都是不斷變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毛澤東説出了他當時對“人民”這一概念的理解：“所謂人民大眾，是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權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所壓迫和損害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以工人、農民（兵士主要是穿軍服的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為主體。”[34]在此前後，毛澤東一直把“人民”看作一個歷史的、變動的政治範疇，而不是泛指一國的全部人口，但唯一不變的是，他所理解的人民主體始終是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廣大勞動羣眾。雖然，改革開放以後，“人民”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再次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主體依然是廣大勞動羣眾，同時也包括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中國革命與新中國最大的歷史貢獻就是將億萬普通勞動人民羣眾第一次帶入了政治舞台。

（二）誰代表？

在西式主流代議理論中，只有選出來的代議士（所謂“政務官”）才有資格代他人做主，其他人都不夠格。但在現代，不管在哪一種政治體制中，都有大批非選舉產生的官員（所謂“事務官”）實實在在地行使着政治權力。説他們沒有資格代表別人實際上也免除了他們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壓力，彷彿只需按部就班、照章辦事就萬事大吉了。

在誰代表的問題上，代表型民主的回答是，所有行使政治權力的人，既包括正式選舉出來的代議士，也包括手握實權的其他官員。中國把所有行使某種權力的人都統稱為“幹部”。所有幹部都有責任代表人民的利益。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毋庸置疑，幹部屬於列寧所説的“先鋒隊”；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可以擺出“精英”的派頭，以“精英”的方式行事。恰恰相反，有責任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必須通過各種方式與廣大人民羣眾打成一片，並在此過程中不斷改造自己，因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35]因為“羣眾是真正的英雄”，而各級幹部“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36]因為“人民羣眾有無限的創造力”。[37]這也就是説，各級幹部都必須在“幹中學，學中幹”，不能“把自己看作羣眾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38]他們“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於傾聽下面幹部的意見。先做學生，然後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幹部請教，然後再下命令”。[39]這與“授權論”、“問責論”對代議士角色的設想（即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三）代表什麼？

在西式代議制中會設置表達機制，讓人們把自己願望（或偏好）表達出來，形成對代議士的壓力，希望因此影響政府的決策。“願望”是個比較模糊的概念，它既包括人們的主觀要求，也包括他們的客觀需求。如果稍加階級分析，我們就會了解到，衣食無憂的社會中上層往往表達的是主觀要求（如減税、同性戀婚姻、表達自由），而囊中羞澀的社會下層往往表達的是客觀需求（就業、就醫、就學、住房等生活保障）。實際上，社會下層表達的客觀需求也是社會上層的客觀需求，因為後者也同樣離不開衣食住行、就學、看病、養老等。只是由於他們的財力在支撐體面生活以外仍有富餘，才遮蔽了他們也有這類客觀需求的真相。由此可見，社會下層的需求是全社會的需求，而社會上層的要求則未必是全社會的要求。需求與要求還有一個區別：前者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比較穩定，而後者則可能在短時間內變來變去。

為了體現人民當家作主，服務於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代表型民主要代表的是人民的客觀需求，而不是隨意表達的要求或轉瞬即逝的觀點。

當然，客觀需求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的時候，有飯吃、有衣穿是最關鍵的需求。但進入比較高發展水平以後，這類生存需求的重要性便下降了，其他需求的重要性開始上升，如吃得好一些、穿得漂亮一些、行得方便快捷一些、住得寬敞舒適一些、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等。代表人民的基本需求也要與時俱進。這就要求各級幹部在聽取社會各階層表達出來的要求的同時，不斷深入社會底層，關注他們變化着的需求。在這個意義上，代表必定是一個能動的建構過程。

（四）怎麼代表？

人們通常把羣眾路線看作共產黨傳統中的民主決策方式，但羣眾路線也是最具中國特色的代表方式。在中國歷史上，正是把羣眾路線作為自己“根本的政治路線”和“根本的組織路線”（參見劉少奇在七大上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的中國共產黨把億萬普通老百姓第一次帶上了政治舞台，[40]而億萬民眾的覺醒是實現民主的先決條件。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學者布蘭德利·沃馬克把以羣眾路線為特色的中國體制稱之為“準民主體制”（Quasi-democratic system）是有道理的。[41]羣眾路線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核心所在。

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關於羣眾路線的論述汗牛充棟，毛澤東的一段概括最具代表性：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這就是説，將羣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羣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羣眾的意見，使羣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羣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羣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羣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42]

在代議民主中，代議士與民眾的關係集中發生在競選期間。一旦當選，具備了行使政治權力的正當性，代議士便獲得了自由裁量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代選民做主。如果代議士在任職期間也會接觸民眾的話，那也主要是競選動作，為的是博得選民的青睞，以便在下一輪選舉中再次當選。因此，他們傾向做那些有利於鞏固與擴大自己選票基礎的事，而對那些與鞏固、擴大選票基礎無關的事，則不聞不問，哪怕這些事正好對民眾有利。對代議士而言，參與投票的選民才是爭取對象，才有接觸的必要；而對那些不參加選舉的民眾，則可忽略不計。而不參加選舉的民眾恰恰往往是那些底層民眾。

羣眾路線不同，它要求各級幹部“熱愛人民羣眾，細心地傾聽羣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裏的羣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於羣眾之上，而是深入於羣眾之中”；[43]“走到羣眾中間去，向羣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後再告訴羣眾（宣傳），並號召羣眾實行起來，解決羣眾的問題，使羣眾得到解放和幸福”。[44]這裏所説的“羣眾”即“人民大眾”，與“人民”同義；而“人民”首先是指工農兵和其他勞動人民。[45]

為了彌補代議民主的弊端，一些西方進步學者倡導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希望為普通民眾創造更多能直接影響政府決策的機會與渠道。[46]即使與民主程度更高的參與民主相比，羣眾路線也獨具特色。[47]圖2將羣眾路線與公眾參與進行了對比。

圖2展現的是羣眾路線與公眾參與的理想狀態。兩者的第一個差別是圖中的箭頭指向。公眾參與的箭頭由利益相關羣體指向決策者，這是指在政府決策過程中，利益相關羣體有權闖進去，影響決策；但這也意味着，決策者不必邁出議事殿堂（見圖2：A）。羣眾路線的箭頭由決策者指向利益相關羣體，這是指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決策者必須放下身段，主動深入到利益相關羣體中去，它是決策者的義不容辭的責任（見圖2：B）。

兩者的第二個差別是有沒有階級分析。公眾參與往往暗含多元主義的假設，把所有利益相關羣體設想為勢均力敵，以為他們都能平等地參與決策過程，最終會達成政治上的均衡（見圖2：A）。羣眾路線則會區分佔有各類資源的強勢羣體與資源匱乏的弱勢羣體。貫徹羣眾路線的理想狀況是，決策者更多地接觸弱勢利益相關羣體，更多地聽取他們的呼聲，因為他們的利益更需要關照，他們主動影響決策的能力更弱。這樣做表明，羣眾路線不是一種不偏不倚的路線，而是偏向普通勞動人民的路線（見圖2：B）。

現實中的公眾參與和羣眾路線也許與理想狀態相去甚遠。就公眾參與而言，不同的社會階級，參與能力相差很大。有些階級佔有金錢、人脈、知識等方面的優勢，參與政治的意願十分強烈，影響決策的能力很強；另外一些階級則每天忙於餬口，無暇或沒有能力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見圖3：A）。公眾參與的不平等使圍繞在“參與”概念周圍光環黯然失色，[48]其必然後果是更有利於表達“要求”，而不是“需求”。

貫徹羣眾路線對各級幹部有相當高的要求，他們不能坐等老百姓上門，必須主動深入人民羣眾。如果幹部的羣眾意識薄弱、羣眾觀點淡化，哪怕他們依然走出去，也會“嫌貧愛富”，親近強勢社會羣體，成天出席商務活動、剪綵現場，與企業家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甚至以輸送利益為籌碼而索賄、受賄。這時，接觸弱勢羣體就成了應付差事，或作秀（見圖3：B）。這是羣眾路線的軟肋，過於依賴幹部的自覺性。與羣眾路線相配套必須存在一整套機制，迫使各級幹部不得不時時與基層的普通羣眾打交道。大力宣傳羣眾路線，把羣眾路線的落實方式制度化，對羣眾路線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讓它家喻户曉、深入人心，形成對各級幹部的強烈期待與硬性要求，不失為一種好辦法。

另一種迫使幹部貫徹切切實實羣眾路線的方式是將羣眾路線與公眾參與結合起來。雖然羣眾路線與公眾參與各有特色，但它們並不互相矛盾、互相排斥。公眾參與的比較優勢是，它有助於表達民意，對決策者施加壓力；羣眾路線的比較優勢是，它有助於幹部培植羣眾觀點、瞭解民情、汲取民智。兩者不僅不是對立的，而且完全可以搭配起來，使它們珠聯璧合、相得益彰（見圖4）。例如，政府可以一方面促使幹部貫徹羣眾路線，一方面對勞動大眾進行政治上的增力（empowering），使他們組織起來，獲得參與決策的意願與能力。如果這樣做，在勞動大眾的需求表達對決策產生較大影響的同時，其他社會羣體的合理要求表達也不會被忽略。

羣眾路線不僅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論基石，也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主要實現途徑。

毛澤東曾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指出，羣眾路線是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不管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都十分注重羣眾路線的貫徹落實，尤其是毛澤東做出了表率。用鄧小平的話説，“毛澤東同志就是偉大，就是同我們不同，他善於從羣眾的議論中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49]改革開放之初，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依然十分強調羣眾路線。鄧小平就曾説過：“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作風，羣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對我們黨的現狀來説，羣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特別重要”。[50]

毋庸諱言，80年代以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羣眾路線這份豐厚的遺產被不少人淡忘了。雖然，在官方話語中，“相信羣眾”、“依靠羣眾”、“為人民服務”之類的提法仍不時出現（頻率大幅下降），但在很多地方卻不再有貫徹羣眾路線的具體配套措施。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11年前後才發生變化。互聯網興起後，不斷升高的公眾參與壓力也許是羣眾路線復歸的主要推動力。

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指出：“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拜人民為師，把政治智慧的增長、執政本領的增強深深紮根於人民的創造性實踐之中”。在此前後，一些省市區（如重慶、廣東、山西、江蘇、湖北、西藏、雲南）開始重提羣眾路線，並將它的落實制度化、常態化。到2011年底，“到基層去，到羣眾中去”已在全國範圍蔚然成風。除上面提到的地區外，河北、浙江、安徽、陝西、吉林、甘肅、新疆等省區的省委主要領導也帶頭下基層，與羣眾“零距離”接觸、面對面交流，並大規模選派幹部住村蹲點調研，力求摸到羣眾的脈搏，貼近羣眾的心窩。[51]進入2012年後，更多的省區（如青海、廣西、寧夏等）啓動了類似行動。

與此同時，不少地方開始組建羣眾工作部（簡稱“羣工部”）。羣工部最初於2005年出現在河南省義馬市。該部整合了信訪、民政、勞動人事、社會保障、司法、科技、公安、國土資源、城建等部門與羣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部分職能和人員，集中辦公，現場答覆羣眾訴求。義馬經驗不久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認可，並逐步推廣到河南省的18個地級市和158個縣（市、區）。[52]此後，山東、湖南、黑龍江、貴州、遼寧等省也在地縣兩級設立了類似機構。2011年6月，海南省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省級層面的羣眾工作部。[53]

2012年，黨的十八大選出了新一屆領導人。習近平總書記歷來視羣眾工作為中共的生命線。早在他擔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時（1988～1990年），他便建立了幹部“四下基層”（信訪接待下基層、現場辦公下基層、調查研究下基層、政策宣傳下基層）的常態機制。[54]在2011年省部級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結業式上，習近平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以身作則，樹立羣眾觀點，堅定羣眾立場，堅持羣眾路線，增進同羣眾的感情，並創新羣眾工作方式方法。[55]十八大召開前夕，在2012年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結業式上，他再次強調，“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持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堅持黨的一切工作體現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求，這是密切聯繫羣眾的優勢，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56]

習近平是黨的十八大報告起草組的負責人，這份報告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就是“人民”一詞，共出現145次，這無疑是其人民意識的流露。[57]為了加強各級幹部的人民意識，黨的十八大結束幾周以後，中央政治局便出台了《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羣眾的八項規定》。[58]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延安幹部學院把羣眾工作列為幹部培訓的重要課程。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作出決定，從當年下半年開始，用一年左右時間，在全黨自上而下分批開展黨的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59]

圖5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羣眾路線的迴歸勢頭。“百度指數”是以百度網頁搜索和百度新聞搜索為基礎的海量數據分析服務，用以反映不同關鍵詞在過去一段時間裏的“用户關注度”和“媒體關注度”，它能直接、客觀地反映社會熱點和網民興趣。[60]圖5顯示，在2011年以前，“羣眾路線”的百度指數一直在均值線（破折線）以下徘徊。但此後兩年，該指數越過了均值線，並在十八大後快速攀升，現已達到從未有過的高度。

在過去幾十年的實踐中，羣眾路線已發展出三類機制。第一類是瞭解民情、汲取民智的機制，包括調研、抓點、蹲點、以點帶面等。第二類是培植羣眾觀點的機制，包括訪貧問苦、“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下放等。[61]此外，還有一類配套機制，目的是迫使各級幹部牢記羣眾路線、踐行羣眾路線，包括定期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不定期展開整風活動。[62]這三類機制同時發力時，羣眾路線便能得到切實的貫徹。[63]

在所有羣眾路線踐行機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調研，因為它是最常用的機制；即使在羣眾路線提法銷聲匿跡的年代裏，調研的傳統依然持續，只是頻率較低、深入不夠。[64]隨着羣眾路線的復歸，對調研的重視程度也大大加強，“調研”的百度指數攀升便是明證（見圖6）。

在提出羣眾路線以前，毛澤東已極度重視調研，並身體力行。他於1927年春天在湖南做過長沙、湘潭、湘鄉、衡山、醴陵五縣調查。井岡山時期，他又進行過寧岡、永新兩縣調查、尋烏調查、興國調查、東塘等處調查、木口村調查、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調查、分青和出租問題調查、江西土地鬥爭中的錯誤調查、分田後的富農問題調查、有關兩個初期的土地法的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65]成為中共領袖後，毛澤東又反覆向全黨強調進行調研的重要性。延安整風時期，中共中央於1941年做出了《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66]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又兩次要求“向羣眾請教、大興調查研究之風”[67]，一次是在1956年前後[68]，另一次是在60年代初[69]。

十八大選出的新班子帶頭人習近平在身體力行調研方面也堪稱典範。不管在哪裏工作，從擔任過黨支部書記的陝西省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到河北省正定縣委，再到廈門市委、寧德地委、福州市委、福建省委、浙江省委、上海市委，一直到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都勤於調研。2002年10月，剛到浙江走馬上任，習近平便展開了密集調研，頭兩個多月，在外調研的時間佔工作的一半左右；頭九個月，他已跑了90個縣、市、區中的69個；[70]2005年，習近平全年有117天在外調研，做了30次大的調研；[71]五年間，其足跡遍及浙江全省山山水水。[72]2007年3月27日，他調任上海市委書記；幾天以後，他便於3月31日開始對浦東展開第一次專題調研；其後，在不到半年時間裏，他就把上海市19個區縣調研了一遍。[73]用習近平自己的話説：“當縣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當地（市）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鄉鎮；當省委書記應該跑遍所有的縣、市、區。”[74]在十八大上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習近平依然堅持到基層進行調研。[75]不僅習近平是這樣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歷屆常委們也都是這樣一路走來的。[76]

與由學者或智庫進行的調查研究相比，這裏所説的決策“調研”有八個特點。

第一，調研的定位是決策的必經程序。在毛澤東看來，決策時，“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麼好辦法，打出什麼好主意的。換一句話説，他一定要產生錯辦法和錯主意”。[77]哪怕是選舉出來的所謂“代議士”，不經調研就決策也不可取。因此，毛澤東建議，凡是決策，“都要堅決走羣眾路線，一切問題都要和羣眾商量，然後共同決定，作為政策貫徹執行。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羣眾商量，關在房子裏，做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78]毛澤東的告誡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79]對調研後決策的要求，陳雲説得更加形象：“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工作，最後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80]習近平完全認同對調研的這種定位，認為“必須把調查研究貫穿於決策的全過程，真正成為決策的必經程序”。[81]

第二，調研的主體主要不是秘書、顧問等輔助人員，而是決策者本人。例如，雖然毛澤東曾委託其身邊工作人員（如秘書田家英）進行調研，[82]但他更強調領導幹部“要親自出馬”，“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83]因為“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的”。[84]他本人以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雲、彭真都曾到各地進行調研。[85]今天，下基層調研仍是中國各級第一書記的必修課與基本功。習近平的切身感受是，“直接與基層幹部羣眾接觸，面對面地瞭解情況和商討問題，對領導幹部在認識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用和間接聽彙報、看材料是不同的”。他因此告誡，“現在的交通通信手段越來越發達，獲取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多，但都不能代替領導幹部親力親為的調查研究”。[86]習近平特別強調各級領導機關的主要負責人要親自下去做調查，親自主持重大課題的調研。“因為對各種問題特別是重大問題的決策，最後都需要主要負責人去集中各方面的意見由領導集體決斷，而主要負責人親自做了調查研究，同大家有着共同的深切感受和體驗，就更容易在領導集體中形成統一認識和一致意見，更容易做出決定”。[87]為此，中共中央辦公廳於2010年印發的《關於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意見》明確要求：“建立健全調查研究制度，省部級領導幹部到基層調研每年不少於30天，市、縣級領導幹部不少於60天，領導幹部要每年撰寫1至2篇調研報告”。[88]

第三，調研的主題可以隨時變化，但主要是對決策者負責任範圍內帶有全局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以及形勢發展變化帶來的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新挑戰、新課題。具體到當下，就是要“深入研究影響和制約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深入研究人民羣眾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深入研究黨的建設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深入研究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重點問題，深入研究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等領域的重大問題，全面瞭解各種新情況，認真總結羣眾創造的新經驗，努力探索各行各業帶規律性的東西，積極提供相應的對策”；“尤其對羣眾最盼、最急、最憂、最怨的問題更要主動調研，抓住不放”。[89]

第四，調研的對象是與決策相關的那些“能深入明瞭社會經濟情況的人”，[90]包括“真正有經驗的中級和下級的幹部，或老百姓”。[91]更具體地説，“既要調查機關，又要調查基層；既要調查干部，又要調查羣眾；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進的地方去總結經驗，又要到困難較多、情況複雜、矛盾尖鋭的地方去研究問題。基層、羣眾、重要典型和困難的地方，應成為調研重點，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和研究”。[92]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調研對象的角色並不完全是被動的，他們也是調研的能動參與者。決策者應該在羣眾中，與羣眾一起展開調查、一起進行研究。

第五，調研的態度是“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因為“羣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因為“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更何況，如果不是“恭謹勤勞和採取同志態度”，羣眾就不會“知而不言、言而不盡”。[93]只有“和羣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才能調查出真情況來”。[94]依據自己的實際經驗，習近平的建議是，“領導幹部進行調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撲下身子，深入田間地頭和廠礦車間，同羣眾一起討論問題，傾聽他們的呼聲，體察他們的情緒，感受他們的疾苦，總結他們的經驗，吸取他們的智慧。既要聽羣眾的順耳話，也要聽羣眾的逆耳言；既要讓羣眾反映情況，也要請羣眾提出意見……這樣才能真正聽到實話、察到實情、獲得真知、收到實效”。[95]

第六，調研的目的是既要了解民情，也要汲取民智，用毛澤東的話説就是“向羣眾請教”、“向羣眾尋求真理”。[96]對決策者而言，瞭解民情是為了知道該做什麼，汲取民智是為了知道該怎麼做。主動從老百姓那裏汲取他們的智慧是相信羣眾、依靠羣眾、尊重羣眾首創精神的體現。

第七，調研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主要是“走出去”（如訪談、蹲點）與“請進來”（如座談會）兩大類。“走出去”是指，“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範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請進來”是指，“召集那些明瞭情況的人來開個調查會，把你所謂困難問題的‘來源’找到手，‘現狀’弄明白”。[97]不管是“走出去”還是“請進來”，關鍵是要接觸基層幹部羣眾。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在辦公室難以聽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況，找出解決問題的新視角、新思路和新對策”。[98]“走出去”的一個重要形式是有選擇地開展蹲點調研，解剖“麻雀”。蹲點調研“要注意選擇問題多、困難大、矛盾集中，與本職工作密切相關的農村、社區、企業等基層單位，開展蹲點調研，傾聽羣眾心聲，找準問題的癥結所在”。[99]當然，調研方式也要與時俱進。在堅持傳統方式的同時，也應“進一步拓展調研渠道、豐富調研手段、創新調研方式，學習、掌握和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的調研方法，如問卷調查、統計調查、抽樣調查、專家調查、網絡調查等，並逐步把現代信息技術引入調研領域，提高調研的效率和科學性”。[100]

第八，調查與研究並舉。調查的作用是對某一現象或問題進行深入瞭解，把握一手經驗材料；研究的作用是“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考、分析、綜合，加以系統化、條理化，透過紛繁複雜的現象抓住事物的本質，找出它的內在規律，由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在此基礎上做出正確的決策”。[101]調查與研究並舉實際上就是“實事求是”。用陳雲的話説，“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麼事情也搞不好。”[102]“實事，就是要弄清楚實際情況；求是，就是要求根據研究所得的結果，拿出正確的政策”。[103]沒有細緻的調查，研究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104]沒有認真的研究，調查就等於暴殄天物，辛辛苦苦收集一批終將會被棄置的材料。“調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決問題，調查結束後一定要進行深入細緻的思考，進行一番交換、比較、反覆的工作，把零散的認識系統化，把粗淺的認識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質規律，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辦法”。[105]

由上述八個特徵可以看出，調研體現的正是羣眾路線的精髓：“一切為了羣眾，一切依靠羣眾，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從調研到決策的過程正好回答了有關代表的四個問題：代表誰？由誰代表？代表什麼？怎樣代表？

近年來，筆者與合作者進行了兩項有關中國政府決策模式的研究，一項是關於中國醫改決策過程的研究，另一項是關於中國《十二五規劃》形成過程的研究。它們都清楚地表明，調研是中國決策模式的最大特色。[106]換句話説，儘管存在種種問題，中國的政治過程確實踐行着代表型民主。

六、結語

通過與代議型民主進行對比，這篇文章梳理了代表型民主的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實踐。

也許國內外有不少人仍會對把中國的政治體制稱之為“民主”耿耿於懷，在他們看來，歷史已經終結，民主只能採取一種形式，即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認可的代議型民主。既然，中國政治制度的運作方式與代議型民主不同，那麼它就肯定不是民主的。這種武斷與霸道是典型的“一葉蔽目，不見泰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鶡冠子·天則》）。如果中國也有人也持這種看法，那隻能叫做“目有昧則視白為黑，心有蔽則以薄為厚”（蘇軾《明君可與為忠言賦》）。

但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相信，中國踐行的就是某種民主。如表4所示，中國大陸有27%的民眾認為，本國的政治制度是完全民主的；50.4%的民眾認為，本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但存在某些小問題；持這兩種判斷的民眾加在一起高達77.3%。認為中國並非民主的人只是極少數，僅佔民眾的1.7%。與亞洲其他地區相比，只有在越南，認為本國是完全民主的民眾比重比中國更高。[107]如果有人對此斷言，中國老百姓把本國政治制度看作民主是種誤判，那麼他們自己才是被偏見矇住了雙眼；如果有人斷言，中國老百姓太愚蠢不瞭解民主為何物，那麼他們根本不配談論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談民主首先要相信人民大眾的判斷力，而不是把民眾看作扶不起的阿斗。那些把自己看作啓蒙者、救世主的人實際上是民主大道上的絆腳石。

中國人為什麼會把自己的政府看作民主的政府呢？因為民眾把政府是否回應老百姓的基本訴求作為判斷它是否民主的標尺，而中國政府對民眾的訴求的確具有較強的回應性。表5顯示，相對於亞洲其他地區，認為政府對人民訴求的回應程度“非常強”的大陸民眾最多，達28.2%，比越南高4.7%，比台灣高25.8%；加上認為回應程度“比較強”的人，中國大陸還是排第一，達88.1%，高於居第二位的越南（85.2%）2.9%，高於居末尾的蒙古（25.0%）63.1%。

如果我們尊重中國老百姓對民主的理解、相信中國老百姓對本國政治制度的判斷，本文開頭提到的“悖論”便迎刃而解了：中國人偏重實質意義上的民主；既然政府對民眾基本訴求的回應性較強，民眾自然將政府看作民主的政府；這種民主就是本文着重討論的代表型民主；對一個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民眾沒有理由不信任。

三位美國學者的最新研究為上述判斷提供了有力支持。他們發現，“要解釋中國人民對政府為什麼高度信任，政府‘對民眾訴求的’回應性是最重要的原由”。[108]“亞洲民主動態調查”項目的負責人、台灣政治學者朱雲漢的研究與上述結論也完全吻合：“這個政權顯示出保護貧弱者、保障其獲得基本必需品的意願與能力；它穩步推進政治改革，加強法治；人民可以感知它對自身需求的回應性。這一切是人民對政權機構持續信任的最重要原因”。他並斷言，“由於中國具備獨特的文化傳統和革命遺產，也由於它在世界上處於獨特的地位，它正在建構另一種政治正當性的公共話語體系，正在開闢它自己的政治現代化道路”。[109]

這當然並不是説，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十全十美。與其他政治制度一樣，中國的政治制度也存在很多問題，有些問題甚至相當嚴重，需要下大氣力改進，沒有任何固步自封的理由。但我們也決不能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還帶有缺陷便妄自菲薄，把自己的優勢當作劣勢隨意拋棄。不經過深思熟慮便盲目“接”別人的“軌”是愚不可及的。如果聽信他人忽悠，自廢武功，到時候，一定會追悔莫及。人世間的政治制度必定是“天有所短，地有所長”（《列子·天瑞》）。因此，只有秉承“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孟子·梁惠王上》）的立場，才能“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歐陽修《相州晝錦堂記》）。

參考文獻、註釋

[1]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2]Paul Kingsnorth, One No, Many Yeses: 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the Global Resistance Move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3]David McNally,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Globalization and Anti-Capitalism, Winnipe: Arbeiter Ring, 2006.

[4]英文即legitimacy，內地學者往往誤譯為“合法性”，但legitimacy與合法與否沒有必然關係，因此在香港常用的譯法“正當性”更為貼切。

[5]這項研究調查了來自26個國家的超過31000人，其在中國部分調查了1500人，包括1000名普通公眾，500名“有識公眾”。“有識公眾”指的是這樣一類人，他們年齡在25～64歲間，受過高等教育，家庭年收入居本國該年齡組前的1／4，有閲讀新聞或觀看電視新聞的習慣，並持續關注新聞中有關公共政策的信息。

[6]2013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http://www.edelman.com/insights/intellectual-property/trust-2013/.

[7]基於這類調查寫出的學術論文非常之多，限於篇幅，這裏不一一列舉。

[8]John James Kennedy, “Maintaining popular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and the state-controlled Media,” Political Studies, Vol. 57, 2009, p. 517.

[9]Heike Holbig & Bruce Gilley, “In search of legitimacy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Bringing ideology and governance back in,”GIGA Working Papers, No. 127, March 2010, p. 6.

[10]基於2008年全國性樣本的研究結果，參見Michael S. Lewis-Beck, et al., “A Chinese popularity function: Sources of government suppor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April 30, 2013, doi: 10.1177/1065912913486196；基於2011年五個城市樣本的研究結果參見，Yang Zhong & Yongguo Chen, “Regime support in urba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53, No. 2, 2013, pp. 369-392；基於2012年底、2013年初全國性樣本的研究結果參見，Wenfang Tang, et al.,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in China?” The Diplomat, June 17, 2013, http://thediplomat.com/2013/06/17/government-for-the-people-in-china/。

[11]這種説法在西方很流行，例如保羅·克魯格曼2013年7月19日在一篇文章中自問自答道：“這個政權的認受性又從何而來呢？主要是來自於經濟上的成功”。參見Paul Krugman, “China’s ponzi bicycle is running into a brick wall,”New York Times, July 19, 2013,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725/c25krugman-blog/en-us/。

近年來，有人還試圖用中國體制的“適應性”、“回應性”來解釋為什麼其認受性很高。中國體制具有“適應性”、“回應性”不假，但如果堅持“威權主義”分析框架的話，根本無法解釋中國體制為何可以具備“適應性”、“回應性”，更不要説解釋中國體制的“認受性”了。

[12]Chu Yun-han, “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 AB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2, 2011, p. 23,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newenglis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no.52.pdf.

[13]Wenfang Tang, et al.,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in China?”

[14]Yun-han Chu, et al.,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Zhengxu Wang, Democratization in Confucian East Asia: Citizen Politics in China, Japan, Singapore, South Korea, Taiwan, and Vietnam, Amherst: Cambria Press, 2007; Doh Chull Shin,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張明澍：《中國人想要什麼樣民主：中國“政治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17]在這次調查中，受訪者四次被以不同的方式問及他們對民主的理解，每次他們可以從四種選擇（分別代表“良治”、“社會平等”、“民主程序”、“自由”）中挑選一個。之所以要反覆四次、以不同的排序提問是為了避免因提問排序造成偏差。

[18]Yun-han Chu & Min-hua Huang, “East Asian youth’s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 voices of Asia’s Youth”,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and co-sponsored by Asian Barometer Surve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eptember 20-21, 2012, Taipei, p. 6.

[19]張明澍：《中國人想要什麼樣民主：中國“政治人”》。

[20]馬來西亞等地的華人仍然習慣於使用“代議士”。

[21]應奇、劉訓練（主編）：《代表理論與代議政治》，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版。

[22]劉軍寧：《代表，還是議員？》，搜狐網，http://business.sohu.com/20130813/n384072126.shtml。

[23]同上。

[24]這方面最經典的論述參見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吳建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一書的第21章“民主政治的古典學説”和第22章“民主的另一個理論”。

[25]近年來，一批學者與政治家對選舉政治提出批評，因為即使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它也十分容易被操控。作為替代或補充，這些人將注意力轉向隨機抽選（sortition）。在合資格人羣中隨機抽選出來的人即可被稱作“代議士”，又可被稱作“代表”，因為他們的組成結構與人羣的組成結構十分接近。按照隨機抽樣的理論，哪怕他們以“代議士”的方式運作，自己想怎麼表達就怎麼表達，他們的意見與建議也能“代表”整個人羣。

[26]這方面有大量實證研究，其中較新的一份研究是Bryan Caplan,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27]例如，美國大選期間，總有美國官員對中國政府解釋，不必對候選人的瘋狂“競選言論”當真。早在1981年，鄧小平就在會見喬治·布什等美國客人時説，“里根先生在競選綱領中説的有些話確實使我們有所不安。布什先生來的時候，我們説了，我們理解競選中的語言執政後不一定付諸實施，我們重視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後將採取什麼行動”。參見鄧小平：《發展中美關係的原則立場》（1981年1月4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3/04/content_2546615.htm。

[28]該漫畫來自http://equalitybylot.wordpress.com/2013/09/05/。筆者將英文譯為了中文。

[29]1998年以來，已有338位前國會議員加入遊説團體，參見Jonathan D. Salant, “Congress members sprint for money to lobby after election,” Bloomberg.com, May 9, 2013,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5-08/congress-members-sprint-for-money-to-lobby-after-election.html。

[30]據《紐約時報》2013年7月11日報道，自比爾·克林頓2001年從白宮卸任以來，克林頓夫婦靠名望、口才的家庭經營總收入已超過1億美元，參見Amy Chozick, “Hillary Clinton taps Speechmaking gold mine,” New York Times, July 11,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7/12/us/politics/hillary-clinton-hits-the-lucrative-spee-chmaking-trail.html?pagewanted=all&_r=0。

[31]Bernard Manin, et al., “Introducation,” in Adam Przeworski, et al.(eds.),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

[32]Hanna F. Pitkin,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33]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

[34]毛澤東：《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1948年1月18日），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5頁。

[35]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頁。

[36]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頁。

[37]毛澤東：《〈多餘勞動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語》，載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8頁。

[38]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64頁。

[39]毛澤東：《黨委會的工作方法》，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1頁。

[40]Brantly Womack, “In search of democracy: Public authority and public power in China,” in Brantly Womack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3-89.

[41]Brantly Womack,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Revolutionary and post-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China and Vietnam,” World Politics, Vol. 39, No. 4, 1987, pp. 479-507.

[42]毛澤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99頁。

[43]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95頁。

[44]毛澤東：《組織起來》，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33頁。

[45]毛澤東：《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15頁。

[46]一本較早倡導參與民主的書是Carole Patema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近二十年來，批評代議民主，鼓吹參與民主的著作多起來了，例如William R. Nyle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Versus Elitist Democracy: Lessons from Brazi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Thomas Zittel & Dieter Fuchs (ed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n participatory engineering bring citizens back in?New York:Routledge, 2007.

[47]王紹光：《不應淡忘的公共決策參與模式：羣眾路線》，載李朱（選編）：《羣眾路線大家談》，北京：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31～337頁。

[48]關於美國政治參與的不平等，參見Kay Lehman Schlozman, “What accent the heavenly chorus? Political equality and the American pressure system,”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6, 1984, p. 1014; Frank R. Baumgartner & Beth L. Leech, “Interest niches and policy bandwagons: Patterns of interest group involvement in national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3, No. 4, 2001, pp. 1191-1213; Sidney Verba, et al., The Unheavenly Chorus: Unequal Political Voice and the Broken Prom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2。

[49]鄧小平：《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載《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頁。

[50]同上，第45頁。

[51]李源潮：《到羣眾中去，拜人民為師》，載《學習時報》2011年9月12日。

[52]彭美：《全國推廣羣眾工作部與信訪局合署辦公》，載《南方都市報》2011年3月13日，轉引自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11-03-13/051122104145.shtml。

[53]《海南率先提高信訪局行政級別，成立省委羣工部》，載《新京報》2011年7月14日，轉引自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15150598.html。

[54]黃少鶴、莊嚴：《寧德20多年堅持“四下基層”的執政實踐和經驗啓示》，載《福建日報》2012年5月2日，轉引自“金黔在線”網站，http://www.gog.com.cn/zonghe/system/2012/05/02/011433612.shtml。

[55]徐京躍等：《習近平在省部級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結業式上講話》，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ldhd/2011-02/24/content_1809442.htm。

[56]《習近平作省部級領導研討班總結講話》，國務院參事室網站，http://www.counsellor.gov.cn/Item/10506.aspx。

[57]周漢民：《人民、改革、民主是十八大報告的主旋律》，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網站，http://www.shsy.org.cn/node933/shsy/jczt/node1839/userobject1ai1760559.html。

[58]《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習近平主持》，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04/c_113906913.htm。

[59]《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習近平主持》，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19/c_115459770.htm。

[60]“Google搜索解析”提供類似的服務。

[61]如經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批准，解放軍總政治部2013年4月下發規定，要求全軍和武警部隊組織團以上領導和機關幹部下連當兵、蹲連住班。參見《經習近平主席批准 解放軍總政治部下發〈規定〉》，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jrzg/2013-04/21/content_2384523.htm，2013年4月21日訪問。

[62]鄭科揚：《以整風精神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載《求是》2013年第16期，轉引自求是理論網，http://www.qstheory.cn/zxdk/2013/201316/201308/t20130813_259183.htm。

[63]必須指出，不少人往往將羣眾路線與羣眾運動混為一談。羣眾運動曾經用於貫徹羣眾路線，但貫徹羣眾路線不必採用羣眾運動的方式。

[64]魏禮羣、鄭新立（主編）：《新時期調查研究工作全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5]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與跋》，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14頁。

[66]《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1941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44/4490536.html。

[67]毛澤東：《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1月13日），載《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頁。

[68]關於農村合作化的調研材料編入毛澤東親自作序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1955年）三卷本；關於為準備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所進行的調研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506頁。

[69]聞言實：《20世紀60年代初中央領導同志的調查研究》，載《黨的文獻》2013年第3期，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網站，http://www.wxyjs.org.cn/ddwxzzs/wzjx/2013n3/201305/t20130516_139304.htm。

[70]習近平：《我是個能夠提醒自己、約束自己的人》，載《人民文摘》2004年第3期，轉引自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2086/11500/1037377.html。

[71]張鳳安：《習近平：從陝北的山溝一路走來》，載《21世紀經濟報道》2008年3月10日，轉引自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special/2008lianghui/huanjie/ziliao/200803/0310_2978_433841.shtml。

[72]陳芳：《習近平主政浙江：9個月跑遍69個縣》，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zhonggong18da/dujia/detail_2012_11/15/19187238_0.shtml。

[73]張鳳安：《習近平：從陝北的山溝一路走來》。

[74]習近平：《我是個能夠提醒自己、約束自己的人》。

[75]闞楓：《中央新領導層密集“走基層”，足跡遍及八省份》，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2/05/c_124322246.htm。

[76]胡鞍鋼：《中國集體領導體制》，第六章“集體調研機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126頁。

[77]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2頁。

[78]毛澤東：《致張平化》，載《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2頁。

[79]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與跋》，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17頁。

[80]陳雲：《做好商業工作》，載《陳雲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頁。

[81]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這是習近平2011年11月16日在中央黨校秋季學期第二批入學學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載《學習時報》，轉引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6349466.html。

[82]呂傳彬：《1956年毛澤東秘書田家英回家鄉調查始末》，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1/19/c_122605061.htm；尹福瑛：《一九六一年田家英浙江農村調研》，載《百年潮》2002年第12期。

[83]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第10頁。

[84]毛澤東：《關於認真調查公社內部兩個平均問題的一封信》，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頁。

[85]馬社香：《建國初期“毛澤東式”的調研》，載《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12年第4期，轉引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論壇，http://marxism.org.cn/detail.asp?id=3083&Channel=12&ClassID=12；宋斌全：《六十年代初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記述》，載《黨史研究與教學》1994年第4期，第43～48頁。

[86]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

[87]同上。

[88]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意見》，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jrzg/2010-02/08/content_1531011.htm。早在1958年，毛澤東主導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條》第25條就對領導幹部的調研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中央和省、直屬市、自治區兩級黨委的委員，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個月的時間輪流離開辦公室，到下面去作調查研究，開會，到處跑。應當採取走馬看花、下馬看花兩種方法。哪怕到一個地方談三、四小時就走也好。要和工人、農民接觸，要增加感性知識。中央的有些會議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開，省委的有些會議可以到省會以外的地方去開”。見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1/06/content_2423605.htm。

[89]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

[90]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9頁。

[91]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與跋》，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16頁。

[92]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

[93]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與跋》，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15～17頁。

[94]毛澤東：《關於農村調查》，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27頁。

[95]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

[96]毛澤東：《致鄧小平》（1961年4月25日），載《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78頁。

[97]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2～3頁。

[98]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習近平注意到，“現在有的幹部善於察言觀色，準備了幾個口袋，揣摩上面或領導的意圖來提供材料。很顯然，這樣的調查是看不到實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確結論的”。他因此警告，要避免“調研走過場，只看‘盆景式’典型，滿足於聽聽、轉轉、看看，蜻蜓點水、淺嘗輒止；”並建議，“調研中可以有‘規定路線’，但還應有‘自選動作’，看一些沒有準備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隨機性調研，力求準確、全面、深透地瞭解情況，避免出現‘被調研’現象，防止調查研究走過場”。據習近平説，“近年來，有些領導幹部包括有的省部級幹部不打招呼、不要陪同，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深入基層和羣眾之中進行調查研究”。據報道，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近年來的駐村調查就徹底做到了不搞層層陪同、逐級彙報，而是帶上兩三位隨員，走村入户，由村幹部帶路，連當地鄉鎮幹部都不讓靠近，市、縣委書記只是在駐村結束時的座談會上才能夠碰面。參見郭奔勝：《“深耕”羣眾：省委書記下鄉記》，新華網，http://www.js.xinhuanet.com/2013-04/22/c_115480589.htm。

[99]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

[100]同上。

[101]同上。

[102]陳雲：《堅持按比例原則調整國民經濟》，載《陳雲文選》第3卷，第250頁。

[103]陳雲：《怎樣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些》，載《陳雲文選》第3卷，第188頁。

[104]毛澤東：《實踐論》，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0頁。

[105]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

[106]參見王紹光、樊鵬：《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王紹光等：《中國集思廣益型決策：五年規劃的制定》（暫名），擬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107]在問及這個問題時，中國大陸受訪民眾中表示“不知如何回答”，或選擇“不回答”的人比重較高。之所以設置這兩種選擇，是為了讓各地受訪者不必違心答題。然而，即便包括使用這兩個選項的人，認為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是完全民主的人仍高達20%，還是超過除越南以外的所有地區；如果加上那些認為本國是有點小缺陷民主制度的人，比重仍高過菲律賓、印尼、中國台灣，與蒙古不相上下。

[108]Wenfang Tang, et al.,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in China?”

[109]Yun-han Chu, “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 The China Review, Vol. 13, No. 1, 2013, p.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