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巴以衝突活生生上演了一出文明與野蠻的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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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黎巴嫩真主黨BP機密集爆炸,平民傷亡慘重,“供應鏈戰爭”進入現實,令世界愕然而恐慌。BP機並非先進的通訊工具,但處於西方控制的產業鏈、供應鏈之中,從台灣的金阿波羅公司到匈牙利的組裝工廠以及其他供應鏈環節,均陷入恐怖行為的嫌疑之中。而以色列神秘且炫技般地在這一全球化供應鏈的某個“神秘”環節,植入了微量炸藥和引爆程序。
以色列策劃這一事件,涉嫌對真主黨武裝“提前”進行了威懾性打擊。然而,這種自以為“高技術”的秘密行動式打擊,卻並非精準針對軍事組織,而是無差別針對使用該批次與型號的BP機用户及其周邊人士,其中不乏婦女兒童。這就與西方自我定義的恐怖主義沒有什麼區別了。
在筆者看來,以色列這種行為是技術對文明的背叛,是技術對底線的踐踏,暴露了以色列戰爭行為中的文明背反和對基本人權與人格尊嚴的底線挑戰。
爆炸發生後的9月18日,聯合國大會及時通過了壓倒性多數的決議,要求以色列儘快停止對巴勒斯坦領土的非法佔領,但這只是一種國際法上的譴責與倡議,無法強制執行,其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在安理會程序中對以色列的無原則偏袒。聯合國體制根源於二戰後的和平共識與大國責任,但安理會中的大國分裂與大國責任衰退,導致巴勒斯坦悲劇的持續演化,巴以衝突尚看不到轉向和平軌道的可能性。這是當代國際法秩序的阿喀琉斯之踵。

當地時間2024年9月19日,約旦河西岸北部卡巴提亞鎮,以軍開展軍事行動。東方IC
巴以衝突也快要接近一週年了,這一年裏我們在現代戰場上看到了太多人類文明甚至人性的倒退,活生生上演了一出文明與野蠻倒錯的戲碼。
巴以衝突是文明衝突的典型象徵,一方是自詡為最聰明和最具有霸權實力的文明代表,是文明民族、主權民族和霸權民族,而另一方被認為是弱小、離散且難以獨立建國的落後代表,是野蠻民族、非主權民族和被統治民族。在英語文化霸權和英語世界媒體中,以色列是光鮮的,巴勒斯坦是晦暗不明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維持着一種東方主義的種族與宗教歧視,以及準殖民主義的征服擴張立場,這一文明與民族的不平等導致多次中東戰爭,以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合法領土與普通人民的侵佔和壓制。
在此次巴以衝突中,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民族自決權與主權的侵害史無前例,對巴勒斯坦人的人權與尊嚴的侵害史無前例。國際社會多數對以色列的征服政策持反對立場,聯合國多次做出譴責性決議,但根本無法阻止以色列的無底線行動。以色列以絕頂聰明的手段控制全球金融和輿論,發展出最先進的技術及秘密行動網絡,並以絕頂聰明的文化霸權和政治滲透力,控制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強國。
不可否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構成絕對實力優勢,並且濫用了這一優勢。然而,文明與和平並非是從實力地位出發,而是訴諸文明平等與民族和諧。以色列打遍中東無敵手,但終於只會成為眾矢之的,它想要的持久和平與安全也將是永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因為它無法理解和實現與周邊民族的平等相待與和平共處。猶太人曾經是納粹暴政的受害者,如今以殘酷暴力製造新的人權悲劇,複製加害者身份與邏輯而成為新的加害者。這一角色轉換展示了文明與野蠻的倒錯和易位。
絕對實力不能帶來絕對安全,自詡的文明被野蠻行為證偽,孤立的地緣造就了蠻橫的霸習,無底線的殺戮製造了持久的仇恨,貫穿其中的是以以色列為代表的西方猶太教,甚至是更廣泛的西方文明與民族的自我中心論和霸權主義,其本質是過度膨脹的自我意識與權力征服欲。
這也深刻暴露了西方文明在處理與其他文明關係時的根本缺陷,即堅持西方中心論和霸權等級制,無法平等理解與對待非西方文明和民族。西方的所謂殖民化、現代化、全球化、自由民主、文明衝突與歷史終結,都只是西方中心主義和等級主義的合法化敍事與行動,導致其自私自大,作繭自縛,苦鬥無道,血光漫天。以色列在此次巴以衝突及其蔓延性的周邊衝突中,霸道盡顯,底線洞穿,其“文明形象”與地緣安全預期斷崖式下跌。
更關鍵的是,這種文明與野蠻的倒錯還進一步危及拖累西方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可持續性與合法性。西方鼓譟與中國脱鈎及“去風險化”,但BP機爆炸案表明西方才是最大的“風險”,非西方國家必然會更加積極主動地尋求“去西方化”。

當地時間2024年9月19日,黎巴嫩南部Qlayaa,黎巴嫩軍隊準備引爆通信設備的電池。據報道,黎巴嫩通信設備爆炸事件已致37人死亡。 東方IC
以色列加速了這一進程,加速了西方文明、霸權、軟實力與產業鏈的道德內爆。一旦擊破全球對西方產業鏈的道德信任和安全信賴,西方近現代以來苦心孤詣建立的軟硬實力體系就都將面臨崩潰風險。
當然,這一過程會是複雜與緩慢的,西方有足夠的資本、媒體、科技和軍事力量維護霸權,掩人耳目,埋葬真相,以新的謊言解釋舊的謊言。然而,這個世界絕對不是西方文明可以完全壟斷,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孤兒化”,就是美國在21世紀全球地位與形象的微縮和預演。而客觀上,BP機爆炸案帶給以色列與西方的只是短暫的“恐怖主義炫技”,長遠的後果是安全與信用的淪喪。以色列的地緣困鬥與無底線的“供應鏈戰爭”及其恐怖行為,不能在任何道德與實踐意義上證明以色列的文明和強大,恰恰是暴露其短視和血腥。
與中華文明特性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民族治理之道相比,西方文明及其解決民族問題包括世界民族問題的自我中心主義、東方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帝國主義道路之道德危機和秩序危機日益深重,巴以衝突中以色列的殖民化與恐怖化行為為此提供了絕佳例證。與中國在聯合國法律框架內及中東多邊框架內的和平與安全作為相比,美國展現不出任何作為負責任大國的道德和實踐能力。
文明與野蠻之所以倒錯,在於所謂的文明並非真正的文明,而是霸道的實力觀與利益觀,在地緣性的民族和解與人類和平發展進程中充當了負面角色。從更長的人類文明史來看,強權與霸道永遠是一時的,文明與民族的平等、多元、互鑑及共同發展,才是真正的國際法和真正的人類自治之道,也是永久和平的根本解法與人類文明的新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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