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錦祥：中國籍播音員一聲疾呼，暴露出日本媒體的另一面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姚錦祥】

近日，被NHK辭退的中國籍主播@樹語treetalk（筆名胡越）接受了國內媒體採訪，這似乎也是事情發生一個多月後，他第一次對外界袒露事情的全過程以及他自己的心路歷程。

胡越在NHK已經工作了22年，無論是人脈還是生活，恐怕都已經深深地捲入其中。但他依然做出了這樣的決定，並且揹負了整個職業生涯和社會關係受損的代價，的確令人欽佩。

NHK事件中的幾個意外

回顧這次NHK事件，日本對該中國籍員工及NHK領導層的處理，有幾個令人頗感意外的地方。

首先就是處理的嚴厲性。

日本總務省迅速對NHK進行“行政指導”處分，並導致NHK國際廣播的理事傍田賢治辭職。NHK高層的四名管理人員也自願返還一個月薪酬。這種快速而嚴厲的內部處理，在日本傳統的新聞機構中並不常見，尤其是針對內部媒體爭議時。

從8月19日事發至今，日本媒體連番報道，處罰決定層出不窮，甚至在NHK的直播新聞節目中直接道歉，這種處理模式也讓人感到驚訝。這恐怕不僅與媒體規範有關，更與這位播音員的“中國籍”身份有關，在現在日本對華冷感、惡感的整體氛圍之下，任何與中國相關的問題，恐怕都會被擴大化和政治化。

第二，政府在事情發生後迅速下場干預，對NHK進行“行政指導”。這表明日本政府對該事件的高度重視，尤其在涉及領土問題上的敏感性。

對此，一部分右翼勢力強烈支持政府和NHK的處理方式，認為這是維護國家利益和歷史立場的必要措施。然而，另一部分日本民眾和媒體從業者則對此表達了擔憂，認為此舉對新聞自由構成了威脅，並凸顯了媒體在歷史問題上受政治控制的現狀。

但無論如何，這似乎展現出一種發展趨勢，也就是日本政府對媒體的影響力將顯著提升，這些處罰可能都會成為某種“默契”和“共識”，成為其他從業者不能逾越的紅線。

第三就是解決方式的決絕性。

問題出來之後，很多人都在關心未來該怎麼辦？這些外籍播音員是否都會成為“未爆彈”，對他們該採取什麼樣的對策？目前來看，日方的措施也很極致，一是打算取消直播、全面採取錄播的形式，從而對他們的言論進行事先的審查；二是未來引入更多的人工智能播音員，讓他們逐步取代這些外籍員工。

這項政策如果貫徹下去，恐怕會極大損害NHK內部的包容度，也會在外籍員工中製造恐慌感。有些人可能會選擇離開；但有些人可能就會被迫配合日方的政治正確，修正自己的立場和觀點，這種人在日本媒體人中也不鮮見。

胡越接受國內媒體採訪

日本媒體內部的抗爭者

儘管日本媒體的歷史修正主義傾向盛行，仍有不少日籍和外籍記者試圖挑戰這一現狀。比如，2014年的《朝日新聞》撤回報道事件。

2014年，《朝日新聞》因多年前對慰安婦問題的報道受到右翼壓力，被迫撤回部分內容。該報道曾引用日本作家吉田清治的證言，指控日本軍隊強制徵用慰安婦。

撤稿後，該報社員工中出現了激烈的內部分歧。一些記者和編輯認為此舉是向右翼壓力屈服，違背了新聞的獨立性，儘管他們承受了來自右翼勢力和公眾的巨大壓力，但依舊反對撤稿，強調必須正視慰安婦的歷史問題。

再比如2001年的NHK節目審查事件。2001年，NHK原本計劃播出一部關於慰安婦問題的紀錄片，探討日本在二戰期間對朝鮮半島女性的虐待行為。節目製作團隊內部的一些員工，試圖堅持將歷史事實還原，然而節目播出前被大幅修改，刪除了關於日本軍隊暴行的部分，削弱了批判力度。雖然節目最終播出，但製作團隊中反對審查的員工對此表示強烈不滿，並對媒體自由提出質疑。

另外，日本主持人筑紫哲也對媒體美化戰爭進行了批評。他曾長期擔任TBS電視台《News 23》的主持人，公開反對日本政府和右翼勢力的歷史修正主義，特別是在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問題上。他的言論引發了廣泛爭議，甚至遭到右翼團體的威脅，但筑紫始終堅持媒體要在歷史問題上保持批判性立場。

最後，還是不得不提到這位中國籍播音員所提及的NHK內部文件“橙皮書”。根據泰晤士報的報道，這份文件強調了在報道歷史問題時，NHK需謹慎處理，特別是涉及二戰期間的事件，如侵略戰爭、慰安婦問題等。這表明NHK在選擇報道內容和角度時受到嚴格限制。

同時，NHK內部有意識地將政府的立場和政策納入其報道框架中，並要求員工在撰寫報道時進行某種“自我審查”，以確保內容不會與政府的期望相悖。

另外，NHK內部的指導方針還指出，歷史報道需要考慮公眾的反應，避免可能引發強烈反對的議題。這種關注可能導致一些重要歷史事實被忽視或淡化，以維護社會的所謂“和諧”。

日本政府對媒體的控制與影響

日本媒體在戰後經歷了重大轉型。隨着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媒體逐漸獲得了更大的自由，成為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橋樑。1950年，《廣播法》的通過標誌着日本公共廣播體系的建立，確立了新聞報道的獨立性和客觀性。然而，這種獨立性在實際操作中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約。

日本政府通過多種渠道對媒體施加影響。首先，政府在經濟上對媒體機構有一定的控制力。許多媒體依賴政府的廣告和資助，這使得媒體在報道政府相關事務時可能受到限制。政府通過公共關係部門與媒體建立緊密聯繫，定期舉行新聞發佈會，從而影響輿論。

其次，政府通過法律和政策對媒體進行間接管控。雖然日本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但在一些情況下，政府可能利用國家安全、公共秩序等理由，對某些敏感話題進行審查。特別是在涉及歷史問題、外交關係等議題時，媒體面臨着來自政府的巨大壓力。

在面對政府的巨大壓力時，日本媒體往往採取某種“自我審查”的方式，來維持與政府的良好關係。許多媒體機構在報道時會考慮政府的反應，避免涉及可能引發爭議的議題。這種自我審查不僅體現在新聞報道中，也影響到節目製作和評論性文章的發表。媒體為了保持其商業利益，常常在敏感話題上採取保守立場，從而導致公眾對重要事件的真實情況瞭解不足。

2014年，NHK新任會長籾井勝人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之前有關慰安婦言論不恰當

這方面的案例其實也為數不少。比如2014年安倍晉三擔任首相期間，NHK新任會長籾井勝人在上任後公開表示，NHK將遵循政府立場報道敏感的歷史問題，引發了公眾對NHK新聞獨立性的質疑。

再比如，日本的《廣播法》第4條要求廣播內容必須“公平中立、避免偏見”。然而，在2016年，時任總務大臣高市早苗公開表示，如果廣播公司播出的內容違背了這一規定，政府有權吊銷其廣播許可。

還有，2011年福島核電站事故後，媒體在報道核事故和輻射危害方面受到一定限制。政府通過發佈“自願自律”指引，要求新聞機構避免傳播可能引起公眾恐慌的報道。同時，部分記者和媒體機構指出，政府對福島災難的報道施加了不透明的壓力，控制了信息流通，淡化了核輻射對健康的潛在風險。

日本媒體的錯誤傾向影響其國際認知

日本媒體的這種歷史修正主義傾向和“自我審查”，不僅影響了其國內的歷史認知，更對其國際認知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在日本媒體的報道中，中韓和其他亞洲國家常常被描述為歷史問題的“挑釁者”，而日本則被塑造為“受害者”或“和平倡導者”。這種扭曲的敍事使得日本民眾對過去的侵略歷史產生模糊認知，並加劇了對鄰國的誤解和不信任。

靖國神社石柱上的刻字。NHK不提“軍國主義去死”，卻強調“廁所”字樣，並謊稱石柱上有字母“SB”。

在涉及中國的報道中，NHK等日本主流媒體經常採取負面引導，不僅採用中國特有的“視頻濾鏡”，還大幅報道與中方相關的負面新聞，強調中國的“奇怪”與“威脅”，而對中國的發展成就和國際合作倡議則選擇性忽略。

這種片面的報道不僅加劇了中日之間的緊張關係，也誤導了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認識。日本媒體通過這種單一的敍事方式，將中國塑造成一個不可合作的對手，忽視了兩國曆史文化的深厚聯繫以及雙邊合作的巨大潛力。

在全球範圍內，日本媒體的錯誤認知傳播不僅限於歷史問題，還涉及到對現實問題的認識。

例如，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報道中，日本媒體往往過分強調“債務陷阱”與“中國的野心”，而忽略了其在推動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和促進國際合作方面的積極作用。再比如中日都在推動的非洲合作論壇，似乎日非合作就是充滿機遇、公開透明的，而中非合作則是危機四伏的。這樣的報道模式使得日本在國際事務中的認知與現實脱節，不僅不利於普通觀眾認識中國，也不利於他們認識世界。

總體而言，這位中國籍播音員的一聲疾呼，可以説讓大家重新認識了日本的歷史觀，以及日本媒體在推動這種歷史觀和價值判斷中的作用。這種現象不僅扭曲了歷史真相，也對當前國際關係和中日關係產生了負面影響。

儘管日本內部存在一些反對歷史修正主義的聲音，但主流媒體在種種限制因素之下，有些還是選擇了妥協和自我約束。正因為如此，日本媒體是否也需要藉此機會，反思其對歷史問題的報道方式呢？似乎只有這樣，才能為社會提供更加真實和全面的信息，也才能為日本與周邊國家的歷史和解創造更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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