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韶山：從奧庫斯到巴以衝突，澳大利亞的軟實力正在下滑

【文/鮑韶山，翻譯/彭宇萱，校對/郭涵】

隨着澳大利亞國內關於“奧庫斯”（AUKUS）協議及政府對巴勒斯坦問題立場的爭論日漸激烈，澳大利亞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即部分人所謂的“軟實力”——正面臨着遭到削弱的風險。

8月底，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與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就澳方與太平洋島國新達成的警務協議進行的私下對話被曝光。在談話中，坎貝爾表示“我們已經為你們讓道，儘管走吧”。

這番話進一步加劇了各界對澳大利亞國家主權獨立性的質疑，包括該協議究竟是在服務哪個國家的利益。

澳大利亞阿爾巴尼斯總理在第53屆太平洋島嶼論壇期間與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笑談

儘管澳大利亞的建制派政客在奧庫斯協議和以色列問題的立場上展現出兩黨一致，但圍繞這兩個核心議題的反對聲音卻日漸增多。

澳大利亞的身份認同問題再度經歷着“由內向外”的檢視，正如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變動的背景下，澳大利亞所在的地區正在反思自身的未來一樣。在此背景下，亞洲國家正努力建構自身的身份認同和區域主權，而澳大利亞則因過分強調歷史文化甚於地理因素，正面臨着與亞洲地區漸行漸遠的風險。

簡而言之，澳大利亞面臨的風險是可能進一步強化作為西方殖民勢力的延伸，向亞洲尋求安全的歷史地位，而非積極參與、作為亞洲的一分子為地區安全做出貢獻的地位。

軟實力的下滑

多項軟實力指標均顯示出澳大利亞的地位下滑。根據英國品牌金融諮詢公司（Brand Finance）發佈的全球軟實力指數，澳大利亞的排名已從2015年的第6位逐步滑落至2019年的第10位，並在2023年進一步降至第14位。如果這代表一種全球性趨勢，那麼東南亞地區對澳大利亞整體信任度的下降也反映了該趨勢。

愛德曼全球信任度晴雨表（Edelman’s Trust Barometer）顯示，澳大利亞持續位於表現最差的國家行列，信任度評分徘徊在1至49分（滿分100分）之間，明顯處於“不被信任”區間。澳大利亞媒體未能獲得民眾信任，得分僅為40分（滿分100分），而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最多也是不冷不熱。多年來，堪培拉的不少人一直對本國在亞太地區的軟實力下降感到憂心忡忡。儘管政府在促進教育交流等領域投入了大量努力與資金，但這顯然並未實質性地改變澳大利亞軟實力排名的持續下滑。

雖然澳大利亞軟實力下降導致了諸多問題，但至今仍沒有采取有效措施來遏制這一趨勢。2018年，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DFAT）發起了一項關於“軟實力”的評估，最終在2021年阿爾巴尼斯政府上台時被擱置。

正如時任外交貿易部常務副部長弗朗西斯·亞當森（Frances Adamson）在2020年向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作證時曾感嘆，“軟實力”概念的界定本就困難重重，更不用“衡量”它了，而這些問題一直困擾着提升非軍事影響力的努力。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的組織架構圖中刪除了所有關於“軟實力”的相關引述，這或許清楚地揭示了，就連外交貿易部也對無法量化的內容束手無策。至於採取非軍事層面的強硬措施，洛伊研究所的全球外交指數清楚表明，澳大利亞有限的外交存在進一步凸顯了該國在本地區脆弱的影響力。

對於一個直面地理現實與殖民歷史遺留問題的國家來説，澳大利亞在亞洲的地位仍然是一個難題。洛伊研究所最近對印度尼西亞人的一項民調發現，他們對澳大利亞的信任度從2011年的75%下降到了2022年的55%。這一趨勢與印度尼西亞人對美國信任度下降的趨勢相呼應。在整個亞洲，公眾對美國的看法普遍呈下降趨勢，而對中國持積極態度的比例則相對上升。由於澳大利亞在外交和防務政策問題上明顯靠攏美國，這可能會導致針對美國的負面態度部分轉移到澳大利亞身上。

今年3月在墨爾本舉行的第50屆澳大利亞—東盟特別峯會，最終聲明刪除了涉“南海軍事化”內容視覺中國

從澳大利亞的角度來説，無論對“軟實力”存在什麼樣的理解，它過去是、現在依然是這個國家的政府正在艱難作答的一道命題。

奧庫斯——正在解體的既成事實？

如果澳大利亞所謂的軟實力地位日漸式微，人們不禁要問，“硬實力”的策略是否已經或將如何影響局勢？奧庫斯無疑是向“硬實力”策略轉變的最明顯例證。

三年前，即2021年9月21日，莫里森政府簽署了奧庫斯協定，這是澳大利亞為確保其未來區域安全承諾而簽署的一份標誌性協議。從許多方面來説，它可以被視作過去十年來，澳大利亞更緊密地融入美國更宏觀層面的亞太軍事戰略與野心這一長期過程的終極支柱。

奧庫斯協議的核心內容在於：澳大利亞放棄了先前購買的法國製造的常規潛艇合同，轉而選擇從英美兩國購買核動力潛艇。不出所料，作為澳大利亞歷史上耗資最昂貴的國防決策，這份高達3680億美元的鉅額合同引發了廣泛關注。

莫里森巧妙地將阿爾巴尼斯領導的反對黨工黨逼入困境，僅留給對方約七個小時來決定是否支持奧庫斯協議。在全國大選前夕，工黨認為他們無法承擔在國防問題和對華政策上被視作“軟弱”的代價。

再説，工黨長期以來（除了少數例外）都珍視澳美之間的同盟關係，議會黨團中的許多人都積極支持澳大利亞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國防與安全同盟夥伴。早在2011年12月，來自工黨的總理朱莉婭·吉拉德就同意美方擴大在北部達爾文市的駐軍輪換規模，這份協議為美國軍事力量在澳大利亞的持續擴張奠定了基礎。

實際上，正如《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2023年7月30日）指出，“自二戰以來，美國在澳大利亞領土上的永久性軍事存在規模已達前所未有，並且還在加速擴張”。如《華盛頓郵報》形容，澳大利亞正被打造成美國對亞太地區發動軍事幹預的“跳板”，因為美軍正在該國增加武器彈藥的儲備。

安德魯·福勒（Andrew Fowler）在最近出版的新書《被核平：擊沉澳大利亞主權的潛艇醜聞》（Nuked: The Submarine Fiasco that Sank Australia’s Sovereignty）中提到，美方對於澳大利亞似乎正在擺脱美國的影響力軌道、嘗試與法國達成安全協議的做法感到大為不滿，並果斷地採取行動來破壞這種可能性。莫里森和工黨反對黨都十分容易受到美國方面的施壓。福勒對莫里森進行了猛烈抨擊，寫道：

“一手促成了澳大利亞外交政策重大轉向的人卻是一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他過去曾是一名旅遊業市場營銷經理，從未接受過戰略或外交事務的培訓，但在保密和欺騙方面相當有天賦。”

無論如何，當時澳大利亞政治和國防領域的建制派已經將接納奧庫斯協議視作既成事實。在兩黨的支持下，此舉無疑是對美國亞太軍事規劃朝一體化方向發展的一次推進與深化。就算工黨對此有所顧慮，但面對即將到來的選舉，政治上的考量限制了該黨的行動空間。

2023年3月，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三國領導人在聖迭戈官宣奧庫斯三邊安全協議視覺中國

奧庫斯協議官宣之初，批評聲顯得微不足道，可能讓人誤以為這是一個提前預知且輕而易舉的勝利。然而，接下來的3年裏，批評的聲音逐漸增多。隨着更多相關細節的浮現——或者缺失——公眾對奧庫斯的討論開始緩慢升温，人們開始對這一決定的合理性提出質疑。

圍繞奧庫斯協議是否會損害澳大利亞的國家主權，以及該決定在國防戰略領域究竟有多少實質意義，各方展開了激烈爭論。在實際操作的層面，輿論對美國是否有能力如期交付潛艇產生了嚴重懷疑。無論如何，這種延誤都會導致各界高度質疑這個關於軍事裝備的決定所引發的戰略依賴。在地區層面，人們對於太平洋地區的無核化正在遭到破壞的風險流露出隱隱的擔憂。包括印尼和馬來西亞在內，部分東南亞國家已經公開表示擔憂，即奧庫斯協議可能加劇軍事緊張與區域不穩定，而不是緩和緊張的局勢。

迄今為止，澳大利亞政府與反對黨不顧公共輿論的擔憂，加碼支持奧庫斯協議。這些輿論質疑是否會最終影響到政府的決策還有待觀察，儘管仍然有大量的制度層面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很難在短期內調整方向。

無論如何，澳大利亞對美國主導的亞太安全框架的堅定承諾——加入奧庫斯協議就是其體現——加劇了亞洲國家的不安，尤其是這樣做對地區穩定產生的影響，並對澳大利亞未來在維護亞洲安全與穩定中扮演的角色產生了懷疑。

加沙的種族滅絕

如果説有哪個國際問題在澳大利亞與其他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之間製造了更大的分歧，那一定是加沙的種族滅絕問題。根本不需要重複自2023年10月以來在加沙地帶發生的一系列悲慘事件就能注意到，澳大利亞政府採取的立場與地區國家的立場大相徑庭。

面對全球日益嚴重的關切和對以色列行為的譴責，澳大利亞政府的立場被描述為含糊其辭與反應遲緩。澳大利亞政治建制派在機構層面形成的肌肉記憶就是其官方立場要與美國的保持一致。

過去幾個月以來，因為拒絕譴責以色列而導致日益發酵的民間憤怒，澳大利亞政府不得不調整嚴重親以色列的立場，開始就實現停火的必要性發表温和的批評言論。這種適度的話語調整並不能掩蓋一種可能性，即澳大利亞已經在加沙種族滅絕問題上一意孤行地違反了所承擔的國際法義務，更有甚者，通過向以色列提供軍事裝備部件，澳大利亞實際上助長了這場種族滅絕。澳大利亞政府對加沙種族滅絕事件的沉默和姍姍來遲的口頭譴責，與本區域許多國家的立場形成對立。

馬來西亞毫不保留地譴責以色列的行為，印尼譴責以色列拒絕“兩國方案”，東盟各國外長也同樣譴責了以色列的暴行。而澳大利亞政府模稜兩可的表態形成了鮮明對比，其他的亞洲鄰國不會對此視而不見。

太平洋的副警長

在太平洋島國論壇會議結束之際，澳大利亞與相關島國簽訂了一項新的警務合作協議，而澳大利亞的主權範圍與“機構權限”也遭到了質疑。一名新西蘭記者拍到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向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介紹這份協議。坎貝爾當時在鏡頭前稱讚阿爾巴尼斯：“我們已經給你們讓道，儘管走吧。”

這起事件促使澳大利亞前駐華大使芮捷鋭（Geoff Raby）撰文指出，最近發生的事情提醒世人，澳大利亞就是美國的“副警長”。如果澳大利亞沒有采取行動談成那份警務合作協議，美國人很有可能會全面接管相關工作。坎貝爾對阿爾巴尼斯的講話清楚地表明，美國人之前就向澳大利亞駐美大使陸克文（Kevin Rudd）提出了這件事，意味着美國人計劃採取行動。而陸克文向坎貝爾保證，沒有必要那麼做。

澳大利亞與太平洋島國之間的關係歷來就帶有殖民主義者的居高臨下以及一種“慵懶的漫不經心”態度。澳大利亞往往只在必要時採取行動。即便如此，他們掛在嘴邊的“一家人”與現實中從未落實的發展承諾往往令太平洋島國深感失望。西方國家未能兑現承諾、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採取行動（這是關乎太平洋島國生存的問題），更是往傷口上撒鹽。無論如何，儘管最近雙方達成了警務合作協議，一些太平洋島國的領導人依然質疑這份協議的誠意，他們擔心可能會在違背自身意願的條件下，被澳大利亞拖入大國競爭的旋渦。

處於危機中的身份認同？

過去十年來，澳大利亞的軟實力一直在衰退，也許開始的時間要更早。外交貿易部認識到了這一點，從2018年起開始調查這種滑坡。到2020年，調查在沒有得出明確結論的情況下草草結束。同一時期，澳大利亞的政策重心似乎進一步地偏離了“軟實力”的層面，無論這個概念意味着什麼。

儘管美國通過《軍力部署協議》（Force Posture Agreement）擴大了在澳大利亞的駐軍權利，但美國始終擔心澳大利亞可能會漸行漸遠，並果斷採取行動攪黃了法國與澳大利亞之間簽署的潛艇合同。奧庫斯協議就是美國主導的替代方案。

當地時間9月21日，美日印澳舉行“四方安全對話”領導人峯會IC Photo

2021年9月，奧庫斯協議在幾乎沒有遭遇反對意見的情況下誕生。然而，3年後，在前總理、外交部長們、各類政治與民間意見領袖的帶領下，批評的聲音越來越大。當莫里森説服阿爾巴尼斯支持這一安排時，人們也許以為協議已經是既成事實，但現在看來並沒有那麼確信無疑。

隨着國內擔憂的逐漸顯現，奧庫斯協議造成地區局勢朝不穩定的方向發展，也令周邊鄰國感到擔憂。澳大利亞與亞洲國家對加沙大屠殺的不同回應鮮明地反映了雙方之間的觀點差異。亞洲人口最多的幾個國家一直以來都在譴責以色列的暴行、對平民與民用基礎設施的攻擊；與此同時，澳大利亞緊隨華盛頓的步伐，自2023年10月以來的大部分時間都保持着令人不安的沉默。澳大利亞最近與太平洋島國達成的警務協議也帶有主權從屬的意味，彷彿澳大利亞是在美國的許可下，才“儘管走吧”。

澳大利亞非但沒有被視為地區安全穩定的參與者和貢獻者，反而有可能被明確定義為一個聽命於華盛頓的殖民主義入侵者。奧庫斯協議撕開了歷史上從未完全癒合的傷疤。澳大利亞政治建制派對以色列種族滅絕行為保持了拙劣的沉默，更是在傷口上撒鹽。而與太平洋島國達成的警務協議則凸顯了澳大利亞對美國優先關注事項的服從：“謝謝你們的讓道，庫爾特。”

公共輿論中不斷延燒的批判性回應反映了一場鬥爭，這場鬥爭不僅僅關乎澳大利亞的身份認同，也涉及澳大利亞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以及同亞洲的關係。澳大利亞能否掙脱歷史的枷鎖，擺脱一種焦慮與恐懼（正是它們束縛了澳大利亞同本地區的關係以及對尋求跨大西洋保護國的渴望）？澳大利亞能否找準身為一個亞洲國家的定位，還是會在文化和殖民主義根基的懷抱中尋求安慰，從而與自身的地理定位漸行漸遠？

澳大利亞的政治建制派已經形成了種種本能與肌肉記憶。數十年來同華盛頓體制的交融更是加深了這一點。然而，越來越多的公眾開始質疑這種明顯的主權讓渡，他們要求澳大利亞少扮演一點“副警長”的角色，而是更多地成為一個不再聽從美國或英國發號施令的獨立國家。

隨着21世紀的發展，澳大利亞面臨着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它是否能想辦法擺脱焦慮或恐懼，成為一個亞洲國家，還是繼續身為亞洲的入侵者，試圖從該地區“瓜分自己應得的一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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