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江波：中共中央特科第一個秘密無線電台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guancha
這是一位不同尋常的共產黨人，他的經歷獨特而傳奇，每一次的人生轉軌都出乎意料，每一次的偉業功成都令人讚歎。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李強。
李強，原名曾培洪（1905-1996），是中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科學家和經濟專家。從上世紀20年代在武漢和上海與敵展開驚心動魄鬥爭的中央特科主要成員，到30年代初在蘇聯通信科學院成為科學家，再到抗戰時白手起家開創我軍軍工事業的軍工局局長和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李強在各個時期各種生疏的崗位上都為黨作出了突出貢獻，毛澤東主席為其題字：“堅持到底！”
新中國成立後，李強又被中央委以重任，先後在廣播事業、中蘇合作、對外經貿、抗美援越、改革開放等眾多方面作出重要貢獻，1955年即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他是一個一生不違黨命、不講條件、不畏艱難服從黨的需要，而且把各項開拓性事業都做得出色的多面手；是勇於開展新工作，善於打開新局面，最終取得勝利的一把利刃。
在國慶75週年之際，觀察者網刊發《匕首之刃——李強傳》一書書摘，以此紀念為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作出卓越貢獻的先輩。
【文/ 劉江波】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共產黨人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埋頭苦幹，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使黨的組織逐漸得到恢復，各地紅軍和農村根據地也有了一定數量的發展。
在湘贛邊界，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餘部於1927年10月到達井岡山寧岡的茅坪，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餘部在寧岡礱市同毛澤東會師。在朱德、毛澤東領導下，紅四軍三破敵“剿”，深入開展土地革命，使根據地很快就擴大到寧岡、永新、蓮花全境，吉安、安福一部分，以及遂川北部、酃縣東南部。中央蘇區呼之欲出。
在湘鄂西，賀龍、周逸羣等人建立的革命武裝整編為工農革命軍，後擴編成紅二軍團，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蘇維埃政府。在鄂豫皖，共產黨在黃麻、商南、六霍起義的基礎上成立了鄂豫皖邊特委，創立了紅一軍，這便是鄂豫皖中央局和紅四方面軍的前身。在湘鄂贛，農民游擊戰爭也為創建革命根據地打下了基礎。
開天闢地第一次，共產黨有了自己的軍隊。但相對於國民黨軍隊旅以上各級指揮機關均已配備短波無線電台的優勢，各地紅軍與根據地的通信指揮手段卻嚴重落後。除個別部隊配備電話外，大多仍以軍號為主，只能適用於戰術通信，無法承擔全局性戰略戰役指揮聯絡的使命。而中共中央遠在上海，同相距數千裏各地紅軍和根據地之間的聯繫主要靠交通員傳送文件，既費時又不安全。這使中共中央意識到，必須儘快建立與各地紅軍和根據地之間的無線電通信聯絡。
其實，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比中共中央更早注意到軍事鬥爭、情報工作以及培訓技術幹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軍委會委員赫梅廖夫於5月6日在給軍委會主席別爾津，同時送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委員拉斯科爾尼科夫的《關於中共中央軍事部的工作、工作缺點和未來前景的書面報告》中指出，今後必須開展的工作主要有：“最高領導機構再次重申中共中央軍事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造就中國軍事工作幹部，在莫斯科對他們進行認真培訓，並藉助於他們深入開展業已開始的工作。”“協助武裝工農軍事組織，撥給軍事部十分必需的爆破器材。”“更廣泛地開展情報工作。”“堅決要求中共中央指派中國軍事部的常任成員，同時派出不少於兩名俄國同志到軍事部工作，而且一名應當是與我們的教官組有聯繫的、威信很高的軍人同志，另一名應當領導情報工作。”“增加對黨的軍事工作撥款”【1】。
5月18日至3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指出：“目前應當十分尖鋭提出的問題是改編軍隊，建立絕對忠於革命的軍隊，密切軍隊與工農組織的聯繫，配備軍隊幹部以及將僱傭軍隊改變為正規革命軍等等。”【2】
此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委聯合全會在關於“中國革命的教訓”的決議中指出：中國共產黨“首先應當化險為夷，以圖自存……撤換領導，並把有直接革命鬥爭經驗的新領導人由基層提拔到中央；與此同時，黨還應當在武漢地區建立秘密機構……盡一切努力發展土地運動，採取一切可能措施武裝工農，以奠定真正革命工農軍隊的基礎。”【3】
5月26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關於中國問題的八項決議，其中的第四項是：“為了給特種部隊（炮兵、空軍、通信兵、裝甲兵等）培訓共產黨幹部，從中山大學今年畢業生中挑選100名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委託軍事部門保證對他們進行培訓。中國委員會要向下次會議提出必需的經費預算。”【4】
6月2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5）根據政治局今年5月26日的決定，從中國高校100名畢業生中派40名到炮校學習、20名到航校學習、15名到通信學校學習，25名去學習裝甲和機槍技術。允許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利用自己的預算餘額作為這些同志的生活費。規定學習期限為9至18個月。學年開始前，將這些學員安排到相應的營地，以利用夏季時光從事野外訓練。”【5】
正如李強後來所回憶的那樣：“六大之後，根據蘇聯同志的建議，我黨開始在上海着手建立無線電通訊設施。”【6】
青年時代的李強
這也充分説明了在當時歷史背景下中共與聯共（布）的相互依賴的關係。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的成功離不開聯共（布）的援助；另一方面，聯共（布）控制下的共產國際也真誠希望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勝利，並不遺餘力地支持中國共產黨。
基於雙向需要的革命格局須有安全穩妥的無線電通信手段予以保障，於是，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很快啓動了培訓無線電技術人員和建立電台的工作。李強也證實，“周恩來參加了大會（指中共六大——筆者注），會後回到了上海。根據蘇聯同志建議，我黨着手準備建立無線電通訊設施”【7】。
1928年6月中旬，周恩來在抵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時，曾向共產國際提出代培無線電技術人員的申請，很快就獲得共產國際的批准，並首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組織實施。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毛齊華、方廷楨（方仲如）、陳昌浩、沈侃夫（陳寶禮）、李元傑、程祖怡六人成為最早一批被派到國際無線電訓練班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的人員。
毛齊華，原名毛品賢，1903年出生，上海嘉定人。1920年進入中華書局印刷總廠當學徒工。1925年初加入共青團，擔任團支部書記。這個支部後來屬共青團曹家渡部委領導，部委書記是李強，胡均鶴是宣傳委員，毛齊華擔任組織委員。
1987年5月2日，李強在杭州毛齊華家中。
1925年4月，毛齊華加入共產黨，擔任黨支部書記兼廠工會黨團書記和秘書長。五卅運動期間，毛齊華參與領導上海印刷業的罷工，擔任上海印刷總工會副總務科長。後來參與創辦中共地下印刷廠，擔任黨支部書記。1927年2月，毛齊華在中共武漢長江印刷廠擔任黨支部書記兼工會黨團書記，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8】。
毛齊華他們進入的國際無線電訓練班設在莫斯科一條冷僻的街上。毛齊華等人每週有兩三個晚上去那裏學習。從學習收發報技術、無線電原理和製作機器零件的技術入手，後來就帶着自制的收發報機外出實習，有時還到莫斯科郊外的國際電台參觀。中共六大之後，毛齊華曾在莫斯科東方大學遇見了前來傳達六大精神的周恩來。周恩來熱情地向毛齊華打招呼，並説：“你們要抓緊學習，國內急需建立無線電通訊方面的人才。”話不多，但是給毛齊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底，除陳昌浩中途被調走搞青年團工作，毛齊華等五人全部搬到國際無線電訓練班住宿，進入封閉式學習狀態，只是在中山大學有重要報告時才回去聽一聽。
周恩來在審查中共六大會議代表和留蘇黨員學生檔案時曾留意到，一個被指派參加旁聽六大的東方大學學生塗作潮曾向組織強烈要求“繼續留在莫斯科學習爆破技術”。
塗作潮，1903年出生，湖南長沙人，十幾歲便學徒作了木工。1924年到上海謀生，在工人夜校認識了蔡林蒸（蔡和森的繼兄）。同年4月，經蔡林蒸、林育英介紹加入共產黨。1925年10月被派往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學習【9】。
中共六大之後，周恩來留在莫斯科辦理六大未了事宜，包括同中共代表團其他領導逐一找中國留蘇學生談話，瞭解其學習情況，向他們介紹國內革命形勢，徵詢對回國工作的意見【10】。
瞭解到塗作潮的想法後，張國燾、周恩來在分別跟塗作潮談話時表示，國內紅軍急需無線電通信技術人才。戰鬥中，一個團的單位，由於通信聯絡不上，常常不能很好地完成戰鬥任務，甚至遭到不應有的損失，組織上不同意你學習爆破技術，希望你改學無線電通信。
塗作潮同意組織決定【11】。
接着，中共代表團向共產國際遠東局推薦塗作潮等十名東方大學學生到列寧格勒伏龍芝軍事通信聯絡學校學習無線電技術。1928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遠東局召開絕密會議，根據“特別可靠、熟悉俄語、男性”三項條件，審核確定了十人中的六人，但最終入學的只有塗作潮、覃顯猷、劉希吾、宋濂四人。
1928年11月中旬，塗作潮等四人開始在列寧格勒伏龍芝軍事通信聯絡學校學習，課程內容有放狗、放鴿、有線通信、無線通信、繪製軍用地圖、修理汽車、木工和鍛工等。塗作潮擅長木匠活，在教員勸説下改為主攻無線電機務，重點學習組裝和修理無線電台【12】。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來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參與中共中央領導。因當時強調工人成分而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在實際工作中並不能起核心領導作用，故在此後相當一段時間內，周恩來成為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13】。與此同時，他開始佈置建立無線電台的具體工作。
一天晚上，李強奉周恩來之命來到一家小旅館。進入房間後，周恩來熱情地拉着李強坐下，他長久地盯着眼前這個充滿朝氣的年輕人，思緒卻飄移到五個月前的莫斯科。他想到中國留學生在莫斯科經過嚴格審查分別進入國際無線電訓練班和列寧格勒伏龍芝軍事通信聯絡學校的過程。這些學員要兩年左右才能結束學期，但國內各地黨組織和紅軍卻一刻也等不得，他們因聯絡不暢而紛紛向中央訴苦，其心情之迫切、語氣之急切，彷彿一記記重錘不斷敲擊着周恩來的心。
周恩來深知請共產國際代培無線電技術人員的重要性，可遠水不解近渴，高度仰賴別人，實屬處於弱小地位的中國共產黨不得已而為之。而眼下在中國，有無數年輕的共產黨員，他們不一定“熟悉俄語”，也不一定是“男性”，卻百分之百地可靠。只要革命需要，他們會將全部激情投向黨的奮鬥目標，哪怕犧牲生命也在所不辭。因此，與其坐等別人幫忙，不如在本土立即開展無線電技術人才培訓和無線電收發報機研製工作。自力更生與依靠外援“兩條腿”走路，無疑是創建無線電通信事業時應取的策略。
基於反覆思考後形成的想法，加上一年前在武漢領導中共中央軍委特科情報保衞工作時對李強的瞭解，以及李強上過大學工科、熟悉英文等情況，周恩來深信他能完成任務。
剛才，李強見周恩來若有所思，就沒有貿然打擾。從一年前擔任軍委特科特務股股長起，李強就在周恩來手下工作。周恩來對他而言，既是領導，又是兄長。他對周恩來充滿敬意，卻又從不拘謹。李強並不知道，其實早在兩年前周恩來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時，羅亦農就將他自制炸藥和手榴彈的故事講給周恩來聽過，使周恩來對這位年輕黨員面對艱難任務時所表現出來的激情和創造力有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來告訴李強，黨中央要建立地下電台，決定由你來研製收發報機、組織人員培訓和建立電台。
李強聽了感到興奮，原來是要把秘密情報隱藏在空氣裏送出去！但他也有一點為難。多年以後，他在回憶這個改變了自己一生的事情時説，因為我雖然上過大學，對無線電卻一竅不通；國民黨特務對無線電設備檢查控制很嚴，一經查獲均施以重刑；而且書店也根本沒有與此有關的中文書籍。周恩來鼓勵我説：沒有中文的，可以看英文的，你的英文基礎不錯，完全可以自學【14】。在周恩來的信任與鼓勵下，李強表示服從組織決定，就邊學邊幹，全力以赴學起無線電來【15】。
為了給李強提供強有力的組織保障，周恩來對中央特科的內設機構和人事安排均做了相應調整，將中央特科四科改為無線電通訊科，仍由李強擔任科長【16】。
中共中央特科機關舊址陳列館上海黨史網
不久，張沈川也在周恩來那裏領受了任務。半個多世紀後，張沈川回憶了這個令他終身難忘的重要時刻，他説：
1928年11月的一天，組織上通知我（當時我任上海法租界地方黨支部書記）到三馬路惠中旅館一樓的一個房間，説是中央組織部部長伍豪（周恩來）和我談話。去後，周恩來很詳細地問了我的情況：過去在什麼地方唸書，參加過哪些政治活動，什麼時候入的黨，由誰介紹的？我一一作了回答。最後，恩來同志説：組織上決定調你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並説，從明天起，你就歸他領導（指坐在一旁的顧順章，他後來叛變）【17】。
有資料稱，周恩來向張沈川佈置學習無線電技術的任務後，由張沈川培訓無線電通信技術人員，參加學習的有李強、黃尚英、王子綱、伍雲甫、曾三等【18】。
這個説法不夠準確。因為周恩來佈置的任務包括研製無線電收發報機和使用收發報機兩個方面。李強的任務是研製收發報機，張沈川的任務是學會使用收發報機。周恩來與張沈川談話時已經明確，張沈川歸顧順章領導。顧順章時任中央特委委員，是中央特科實際負責人 ，李強在特科下設的通訊科任科長，張沈川是通訊科成員。因此，顧、李、張之間的垂直領導關係是明確的。根據張沈川回憶，周恩來與張沈川談話的次日，“顧即派李強找到了我。以後，李強就經常幫助我學習，每月的生活費也是他帶給我的” 。李強還買來電鍵、蜂鳴器、乾電池、礦石收音機、耳機等設備供他學習【19】。這不僅説明了李強領導張沈川，還説明了李強所承擔的具體工作。
1928 年冬，張沈川化名“張燕銘”考進國民黨第六軍用電台的無線電學校。開學後發現，校長是老熟人劉鶴年，曾在青島測候所任報務員，1925年還同張沈川一起參加過“青滬慘案後援會”，支持日本紗廠罷工工人。1929年5月，張沈川順利畢業。經劉鶴年批准，住進第六軍用電台實習。張沈川手法熟練，常被劉鶴年安排單獨值夜班。張沈川利用這機會偷抄了兩本國民黨軍用密碼交給黨組織。
7月初，國民黨黃埔軍校電訓班畢業的張健等三人被分配到第六軍用電台實習。他們受過專門的特務訓練，一來就注意到“實習生”張沈川，於是處處給張沈川找碴，使他的工作環境頓時變得危險起來。張沈川立即向李強彙報情況。根據李強的指示，張沈川向劉鶴年提出“實習生多，練習機會少，決定搬出去另找工作”。經劉鶴年同意後，張沈川迅速離開了第六軍用電台【20】。
註釋：
1，《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第四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中共黨史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32 頁。
2，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31 頁。轉引自張進《歷史天空的紅色電波》上冊，長城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9—20 頁。
3，參見《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44—345 頁。轉引自張進《歷史天空的紅色電波》上冊，長城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 頁。
4，參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第四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中共黨史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71 頁。
5，參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第四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中共黨史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93 頁。
6， 李強《我的革命歷程》，《中共黨史資料》第 49 輯，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 頁。
7，1985 年以來李強的多次談話，張瑞玲記錄，薛幸福整理謄寫。
8，毛齊華：《風雨征程七十春——毛齊華回憶錄》，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5 頁。
9，塗作潮：《“木匠”的回憶》，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通信兵·回憶史料》（上），解放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
32 頁。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899—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8 頁。
11，塗作潮：《“木匠”的回憶》，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通信兵·回憶史料》（上），解放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 頁。
12，張進：《歷史天空的紅色電波》上冊，長城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2—35 頁。
13，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9 頁。
14，李強：《我的革命歷程》，《李強文存（1924—1994）》，李延明整理，中共常熟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 2002 年印，第 289—290 頁。
15，李強：《一次劃時代的通信革命》，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通信兵·回憶史料》（上），解放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頁。
16，李強：《我的革命歷程》，《李強文存（1924—1994）》，李延明整理，中共常熟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 2002 年印，第 289—290 頁。
17，張沈川：《“地下”無線電波》，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通信兵·回憶史料》（上），解放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6 頁。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1 頁。
19，張沈川：《“地下”無線電波》，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通信兵·回憶史料》（上），解放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6—7 頁。
20，張沈川：《“地下”無線電波》，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通信兵·回憶史料》（上），解放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6—7 頁。
劉江波：《匕首之刃——李強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24年版。